中国青年报记者 张伟/那些关于声音的记忆，又在魏光财的耳边苏醒了：邻居一边吆喝牲口，一边大声开着玩笑。小孩子们追打着，吵闹声搅破闷热的黄昏。远处的狗吠声，穿过村庄传得很远。
讲到这里，老魏轻声笑了。如果可以选择，他愿意回到那样一个温馨而寻常的傍晚。而眼下，这个55岁的老农，只能在脑袋里一遍一遍温习这一幕。
自从两年前送走最后一户邻居，东容村六社，这个位于甘肃省民勤县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就只剩下了他这一户人家。
每天，这户人家的烟囱里会定时冒出炊烟，表明这个村庄还“活”着。面对日益紧逼的沙漠，魏光财以他1.6米的瘦小身躯，固执地坚守着自己那处土墙围起的土屋，以及有关这个村庄飘渺的记忆。
正慢慢地被外人遗忘
凌晨5时，魏光财家的那头白毛驴准时嘶叫起来，开始了这个村庄一天的生活。除了他和妻子张菊花，这里平时基本看不到第三个人影。
一只猫，一头驴，两只母鸡，20多只山羊，它们是除魏家夫妇之外，这个村庄仅剩的成员。
从民勤县最边缘的西渠镇西行13公里，就是魏光财所在的东容村六社，一路上黄沙漫漫，不时扬起沙尘。许多地方连路都被沙子埋没了，即使是最熟悉路况的司机，也很难一下找到这里。
事实上，这里压根儿就不像一座村庄：在荒漠和稀疏的红柳林包围中，横着一排破败的土坯房，大约有四五座，墙是用黄泥和着草夯成的，每一座房子都是独立的。走近时才发现，除了最西端的这一座房子外，其余的早已废弃。有的房屋、院落已经坍塌，有的外表虽然完整，但窗户门框上积满灰尘，表明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魏光财夫妇住着的这处土坯房，是村里目前最新的房子：一米多宽的门楼进去后，院子里被风抽打过，裸露出凹凸不平的白色硬泥地。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里的所有村民陆陆续续迁往外乡，一去不回。魏家儿子在镇里安家后，带着媳妇去了内蒙古打工，儿媳妇曾发誓再也不会回这里住。女儿则嫁到了外乡人家，偶尔遇到节日才会回来看望他们。
这里距最近的村庄大约只有两三里地，而这段距离恰好阻断了他们与外界的日常交往。但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他们夫妇不时需要去外界补充给养。
至少每十天左右，老魏俩口要套上毛驴车，拉上白铁皮制成的巨大水桶，到5里之外的村里拉淡水——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维持了十几年——干旱导致这里的井水枯竭、河水断流，而浅层地下水又饱含各种有害矿物质，这个村里早已没有饮用水可用了。只有人丁兴旺的村子里，人们才会打一口深井供人畜饮用。
拉回来的水被倒进所有可利用的容器中储存起来：4口水缸，几个铁皮桶，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塑料瓶。只有置身这里，才能切实体会水贵如油的道理。
在魏家黄色的塑料脸盆里，上午洗过脸的水到晚上还不能倒掉，不到两厘米深的水底，沉淀着一层杂质。晚上做饭前，妻子张菊花用这水洗手，水立刻变得浑浊起来，待洗完脸，这些水还要用来洗一遍毛巾。
每当魏光财拧开他用来装水的塑料瓶子，便会用双手紧紧抓着瓶颈，用嘴把瓶嘴整个儿含住，双手上举，头仰起来，喉咙快速地一鼓一鼓。然后他低下头，这才把瓶嘴取出，重重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此外，每半个月一次的采购，也是魏光财喜欢做的事。他骑车几十分钟，赶往方圆十几里地唯一的一家村办商店。尽管里面的各种生活用品还算琳琅满目，但那些跟老魏都没关系。他通常只买两元钱一包的香烟，额外捎带一些醋和蒜。
这些醋和蒜，加上自己地里种的白菜，便成为他们餐桌上最家常的副食。而主食一年四季也很少变化——清水煮面。白菜在热水里一滚，蒜打成泥，拌在面里，吃得瓷碗叮当作响。
还有一件事是，每个月魏光财会抽出一天时间，骑自行车到15里之外的乡镇卫生所，为自己和妻子取药。病痛对他俩已变成一种习惯，简单的消炎药只是为了起到心理安抚作用，只有当他的结石痛和妻子胃病发作时，他们才会觉得有些难熬。
每月这些固定不变的事情，把魏光财一家的生活切割得十分整齐。除此之外，他们的日子乏善可陈。冬天用来生炉子的烟囱，夏天也从来不收。老两口的生活，正像他家墙上贴着的2002年的月历画，浑然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动。
只有门前种植的十几亩茴香地，还在年复一年地生长和成熟。这是老魏感知季节变化的主要依据。因为水质变差和土地严重盐碱化，小麦、地瓜这些他的父辈种植过的作物，如今在这里已经绝迹。十几年来，茴香成为这里村民唯一的经济来源。
村子里的人走光后，土地便闲置起来。虽然县里一再号召“退耕”，不过多数离开的人还是将地卖给了附近村子里的人。只是，平时很少有人打理。
老魏也偷偷接手了几亩这样的土地。年份好的时候，一亩茴香可以卖到1000多元。“这样算下来，一年几千块，庄稼人够用了。”他说起自己的收入没有更多的抱怨。
老魏夫妇也确实没有更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以至于连那些沿村兜售蔬菜和水果的小贩，也从不经过他家的门前。民勤县东容村六社，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庄，正在慢慢地被外人遗忘。
听觉变得格外敏感起来
7月3日傍晚，太阳很毒。魏光财蹲在田埂上，眼前一大片茴香地发出浓重的草腥味。他不时揉几下沾满油渍的白衬衣领子，然后用巴掌大的铁铲摆弄脚下的香烟蒂，一下一下地将它戳进泥里。在他脚下，是刚刚挖出的一个长方形的坑，然后填上，如是反复几次，自己也觉得闲得发慌。
他家养的纯白色毛驴在两米之外吃草，发出撕裂草根的细碎声音。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飞来飞去，不厌其烦地鸣叫。在这个出奇安静的傍晚，连苍蝇的嗡嗡声也显得分外嚣张。
魏光财眯着眼睛，仿佛十分享受这些“声音”。本来他早已习惯了寂静。自从几年前妻子张菊花因患疾病，近乎完全失聪后，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基本只剩下眼神和动作。
说话对他已变得可有可无，但听觉却变得格外敏感起来。魏光财不肯放过任何与声音打交道的机会。他特意对手机做了设定，拨号时每按一个键，就会有一个标准的女声用普通话念出所拨的号码，突兀地打破四周的寂静。
那只黄白相间的猫突然从门外探进头来，试探性地叫着。几年前，魏光财花50元钱买回的这个小家伙，自始至终没给它起名字。最近他迷上了研究猫的叫声。母猫前不久刚生了小猫，被邻村的人领养走了，于是，这个庄稼人从它的叫声里，经常听出一丝悲凉的呼唤。
然而他所生活的世界还是太寂静了。只有吃过晚饭，打开电视，“声音”才会回到他的世界。他丝毫不挑剔节目，电视里正播放着云南的 天气预报，他非常认真地听着“玉溪和大理有雨”的介绍，尽管他离那里遥不可及，并且与他那里毫不相干，但他还是煞有介事地嘟囔道：“他们热带真是喜欢下雨。”
55年来，魏光财只有几次短暂的离乡经历。他去过一次兰州，不过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每隔几年，他还会去一次几十公里以外的民勤县城。在老魏看来，那里变得“越来越繁华了”。
除此之外，老魏对外面的一切也都充满好奇。“飞机真能飞到云上面吗？”“北京到底有多大？”每当有外地人来到这里，他总是忍不住问东问西。这时候，他上身前倾，皱纹丛中的眼睛发出异常的光，听到答案之后，抿抿嘴，露出开心而有些忸怩的笑容。
这台17寸长虹牌彩色电视机，已经陪伴了老魏十几年，折射出他过去十几年生活的部分细节。上世纪80年代，老魏是村里第二个拥有电视的人。那时，每到农闲时节，村里的人都会挤到他的堂屋里。一盏15瓦灯泡发出昏黄的光线。烟雾缭绕，男人们吆喝着打牌，女人们则一边看电视，一边纳鞋底。
年岁久了，这台电视机早已落下一身毛病：画面颜色越变越淡，所收的频道越来越少。而村子里的生活，也正像这台慢慢失去色彩的电视一样，变成了黑白一样的回忆。
一部村庄衰亡的历史
7月4日，魏光财戴上牛仔帽，一边踩着松软的沙地，一边领着记者寻找过去的踪迹。
这些踪迹多半藏在黄沙底下：左手边的黄沙曾经是他家的农田，右手边的黄沙曾经是一条河流。“哦，那里就是我以前的家，”他指着孤零零立在远处的半截土墙说，“
我父亲就死在那里。”
魏光财55年的全部记忆，都依托于这个行将消失的村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村子里的人陆陆续续开始向外迁移，有的人家已经走了几十年，房子早已倒塌，老魏却仍能一五一十说出他们当时的模样和脾性。
所有生活的情景和细节如在眼前，甚至包括魏家和邻居的每一次争吵。当然，那些堪称“大事”的村史，更让老魏永生难忘。他记得1985年村东魏家起过一场大火，小孩子不小心点着了草堆，差点把房子烧掉。他和村里的人一起，用干土扑灭了那场大火。大概在同一时期，有一年秋天收获季节，突然下了一场冰雹，所有的庄稼都被砸在地里，颗粒无收。
在这个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或大官的村子里，这已经算是魏光财所能记起来的最为轰动的事件了。
小时候随他一起放羊的伙伴，以及他当教师时教过的学生，一走便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去年冬天，他特意跑到百里之外的一个农场，给以前的一个老邻居送葬。民勤县东容村六社最后这名村民担心，一旦自己死掉，关于这个村子的所有记忆，恐怕也就彻底湮灭了。
这是一部通过口耳相传和耳闻目睹形成的村史：从几百年前第一户姓李的人家搬到这里开始，这个村子已经繁衍生息了8代。
老魏刚记事的时候，村子里还很热闹。他最怀念的日子是上世纪60年代。村子里有100多口人，孩子也多，从早到晚听得见笑声。“该村原有32户，164人。”老魏的记忆，从乡政府相关资料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老魏记得，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到村中间的空地上扯开大幕，放电影。黑暗中，男女老少挤在一起，为《地道战》、《白毛女》，如痴如醉。
后来，小学毕业的魏光财变成了魏老师——当时村子里有30多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魏老师包揽了他们的全部课程。夏天放学后，他一招呼，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一起到麦地里拣麦穗，一路上热闹非凡。
这是东容村六社最后的辉煌岁月。就在这样的辉煌里，21岁的魏光财，从生产队里借来一辆驴车，娶回了自己的媳妇张菊花，并很快生下女儿和儿子。
这也是一部村庄衰亡的历史：最初，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饥饿的人们纷纷外出逃荒，许多人饿死在了路上。不过到后来，饥饿不再是人们搬迁的主要理由了。
从上游水库流下来的水越来越少。地下水里的矿物质让原本肥沃的土地日益盐碱化。村旁早已经干涸的湖底一天天被黄沙掩埋。
老魏记不得哪一年走了第一户人家。反正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村子里只剩下十几户人家。而喜欢不停地向魏光财回忆往事的父亲，也在魏家的老房子里断了气。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陆续搬走，有的去青海投靠当干部的兄弟，有的则跟着儿女迁到了县城。还有的在政府号召下，集体到了邻县的农场。老魏去那里看过，水多得很，土地也好，适合耕种。
到1999年，老王家搬走时，村里仅剩下了4户人家。大多数房子废弃了，并在几年以后的雨水季节倒塌。有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开着淡红色的小花。有的院子里则几乎被黄沙掩埋。
渐渐地，最初坍塌的房屋和院子也不见了：泥土建起的墙被逐渐风化，又散落成泥土。以前，村子方圆有一里地，如今逐渐萎缩成了一排破败的土屋。
村里第一户人家李姓的子孙，在这里苦苦撑到前年，最终举家搬走。魏光财还记得自己的这个老对头“脾气不好，不合群”，即使在村子里只剩下4户人家时，他也不肯多和别人交往。
随后，其他两户人家也跟着李家搬走了。魏光财帮最后一户姓魏的年轻人把家具搬上卡车，看着他插上门，上了车，绝尘而去。
没有人住的地方，沙子覆盖了人的脚印。老魏也舍弃了自己在村西北靠近沙地的住宅，搬进了另一户人家舍弃的土屋。那座记录着他大半人生、迎来妻儿和送别父亲的房子，在几年前也终于坍塌了。
荒芜和生机的分界线
夜晚，这户人家发出远近唯一的灯光。尽管孱弱，却让人觉得无边的暗夜不再那么空旷和绝望。站在远处的沙丘上望过去，心里会生出些许温暖。
此时，魏光财正蜷缩着躺在炕上。电视机已经关了。不久，他便沉沉睡去。一只拇指大的飞蛾不知疲倦地围着灯泡转圈儿，撞出噼啪噼啪的声响。
只要在静夜里仔细谛听，你可以听到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信息。这是一片多风的土地，你能听见风在远处吼叫，你能听见树叶或沙土掠过地面的细微声响，你也能听见木门被风吹得噔噔作响。
同样的声音，魏光财的父亲听过，他的爷爷听过。往前追溯，匈奴人听过，月氏人听过，大汉王朝在这里建立县治的官兵也听过。不过，同样的风，吹过的已经不再是同样的土地。
魏光财没有学过历史，关于这个地区最早的记忆，他只能说到8代左右。但是作为东容村六社，这个沙漠边缘的小村落最后一户村民，他个人残破的记忆，许多处与官方史书上的记载叠合起来。
在他的记忆里还有青土湖的位置。尽管从他懂事起，那个“湖泊”已经只剩下干涸的湖底。不过，从村里爱讲古事的老人口里，他多少领略过那片湖泊的魅力。那时候，湖水丰裕，鱼虾成群，野鸭在湖岸周围的芦草里栖息、生蛋。他父亲年轻时，喜欢乘上木头捆成的筏子，到湖心去摸鸭蛋。这个贫穷的村子里，许多人竟因吃鸭蛋太多伤了胃，一辈子都不再碰蛋类食品。
魏光财听老人们说，遇到荒年，村子里的人因为可以捕鱼吃，从而避免饿死。同样的记载出现在《民勤县志》里，康熙六年，“大饥，但白亭海鱼丰产，百姓以捕鱼糊口。”
被当地人叫做石羊河、古籍中称作“谷水”的河流，从祁连山蜿蜒流出，在民勤盆地汇集成的这个湖泊，史书中早有记载。它曾经有过许多名字：“休屠泽”、“白亭海”、“潴野泽”。而由河水冲击而成的民勤绿洲，整个受惠于这片湖泊。
这片曾经风光一时的湖泊，后来成为“人类历史上消失最快的湖泊”被记录在历史档案里。年轻的时候，魏光财赶着骆驼，曾在湖底空地上放牧。而如今他只能站在村子的西北口，遥指着一片沙丘，找出他当年放牧的位置。
作为国内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眼下的民勤县备受世人关注，“绝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的口号遍布民勤县城。面积居全国第三、第四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一南一北，将这座绿洲夹在中间。并以每年5~10米的速度向前逼进。
东容村是民勤县位于沙漠边缘的24个行政村之一，而六社又是东容村最靠近沙漠的自然村。从魏光财的家往北步行一小时，穿过一片栽满红柳树的戈壁，就是两大沙漠的交汇处。
魏光财见证了几十年间沙漠化的可怕过程。他眼看着沙漠离他家越来越近。
过去，村西2里地之内，都是他们的农田，站在田边，远望都看不见沙带。二十几年前，沙土漫过了青土湖底，开始向村子步步逼近。沙带边上的房屋被迫舍弃，农田也逐渐变成荒滩。“沙进人退”的形容，具体到魏光财的生活，就是他每天目睹的那一座座残垣断壁的土屋。
而魏家的十几亩土地，放进整个民勤县，则显得微不足道。相关数据统计表明，民勤县湖区的5个乡镇，已经有30万亩耕地被弃耕，而沙漠化的土地，已占整个民勤县土地面积的94%。
如今，魏光财夫妇俩和他们的房屋，已成为荒芜和生机的分界线。房屋前面，树木和农田仍生机盎然；房屋后面，穿过红柳林钻进来的沙土，将所有土屋和残余的树木变成一种淡淡的白色。每到晚上，沙随风跑，张牙舞爪，仿佛随时准备将这最后住人的这座土屋一口吞下。
有人的地方，才能挡住沙
老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住久了，自然而然建立起他的“博物志”。
“每种草都有它自己的名字。”他略微挺了下背，有些骄傲地开始对一个城市来的年轻人进行植物学普及。比如苦蒿草，开淡紫色的花，是牲畜最爱吃的。而样子接近开红色花的臭蒿
，则有怪味，牲畜们闻都不闻一下。车拉蔓草小时候看着不起眼，一旦长起来，就会主动缠在周围的庄稼上，把庄稼缠死，所以必须除掉。
他甚至关心起自己的影子来。在中国西北的这块土地上，他发现，冬天的傍晚，影子要比夏天长得多。他边说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比划出两个手掌的长度。
寂寞让这名木讷的农民变得像个诗人一样敏感。一只布谷鸟鸣叫着从远处飞起，他立即停下手里的活儿问记者，你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你见过麻雀吗？”看到记者盯着几只麻雀看，他又问。
白天的农活暂时填补了他的空闲。但一到晚上，时间总显得难熬。前几年，仅剩的几户人家还能在晚饭后凑到一起，玩一种叫“打花花”的扑克游戏。如今，和妻子端坐在家中看电视，成了他们唯一的消遣。妻子努力地凑近电视，希望听见哪怕一丝声音，老魏则时常把整个瘦小的身体全部缩到椅子上，双脚不停地拍打着椅子边儿，身子轻轻摇晃着。在这个离电视不到1米远的方寸之地，他的眼睛盯着电视，消耗着过分漫长的夜晚。
但更难熬的是冬季。没有任何农活可干，没有任何邻居可以走访。两个不用语言交流的人，就这样呆坐在屋子里，透过一米高的窗户，看着天色由明到暗。
“你们为什么还不搬走？”每一个慕名前来采访他的记者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年纪大了，没什么好搬的了。”老魏总用这句话来敷衍。
然后，他略有些羡慕地回忆起一家家远走他乡的旧邻。在他看来，这种迁移并不代表背叛或忘本。
一些人响应县里的号召，搬到了交通便利、吃水方便、土地相对肥沃、生态相对友善的地方。这些地方，老魏也曾去看过，可到头来还是舍不下这间土屋。
“你看我们这里居住条件怎样？”见面不久，老魏就急着问记者。然而不等记者回答，他就给出答案：“我们这里太干了吧？就是缺水。”
“民勤是严重缺水地区”。这句标语在县城比比皆是，而当地一名干部的感受是，只要下一场小雨，人们就高兴得忘乎所以，“连领导都不骂人了”。
老魏私下里认为，这里其实不错，“安静、地也多”。“如果能有口井，村里就留得住人。”他始终不愿意相信，迁移是唯一的出路。
老魏说这话时并不知道，在这片沙漠与人争夺的前线，当地政府早已制定好了迁移计划。他所在的村子，就包括在这个计划之中。一年前，与东容村临近的黄惠村的几百名村民，已被有组织地全部迁走。
东容村过去隶属中渠乡。从1985年开始，该乡累计外流人数达4600名之多。有资料显示，仅在2003年的前4个月，就有120人迁走。
不过，民勤县有关官员证实，更多的搬迁是村民“因为水源减少、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自发进行的，县里的集中搬迁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老魏不肯离开这里，还装载一些个人的复杂感情。
邻居们走了，房子虽已废弃掉，但他坚决不肯打开邻居用绳子随便一系的大门，让记者进去参观。隔壁人家已经搬走快10个年头了，房顶都不见了，他们留在门口的一个巨大的车轱辘，他却从来没有碰过。
这座村子里记录着他个人的所有荣辱。在这里，他当过“计划生育宣传员”，也因为一念之差，错失了成为公办教师的机会。
他尤其舍不得的是，村子后面那片绵延的红柳林。据他说，那是村子里的人祖祖辈辈种下的。
如今，那片红柳林成为抵挡风沙的最前线。几年前，政府把外侧的部分用围栏隔开，作为专用的防沙带，并雇专人看护。围栏就在老村子的村口。
老魏对这个举动略微有些不满。他希望政府将这份看护的差事交给他，这样他每月便可以获得500元的工资。
他认为，既然这树是全村人种下的，那么现在仅剩的村民就应该获得自己和前辈们劳动的报偿。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也许是因为咱没关系吧。”他私下揣摩。其实详情他也弄不明白，对他来说，政府、干部、关系、政策等等，都远在天边，不可捉摸。
就好像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镇里一再想让他们一家也迁离这个村子。
他从经常去买日用品的小商店里听到这个传言后，一直忐忑不安：那样一来，这个村子不就真的彻底没人了吗？
对治沙，他有自己的一套见识。县里宣传的“人退沙退”的口号，在他看来未必正确。“有人的地方，才能挡住沙，人一散，没人打理，沙就来了。”他振振有词地说。
“让人从生态脆弱的地方迁出去，可以让植被进行自然修复。”这是县里一位官员的解释。事实上，近10年来，该县共向外移民2.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
但这些都不能说服老魏放弃自己的家园。他决定坚持下去。“即使不让种地，总该允许住在这里吧。”他说。
关于过去的村庄，关于父亲，他后悔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当然，他压根也没有条件留下这些纪念。
“不管怎么说，这里还有许多人家的坟地。”因此老魏相信，不管人们搬到哪里，他们还是会把牵挂留在这个地方。
甘肃民勤县沙漠边缘的村庄:仅剩一户人家
http://news.tom.com/2007-07-18/07AI/0817456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