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85岁的郑婆婆在安老院住了3年多，早于入院的时候已交托院方，他日一旦心脏和呼吸停止，不需对她进行急救。
“我们这些老人家，通常都是希望一去就算，不用受痛苦。如果变了植物人，那怎么办？”一早交代好，郑婆婆更安心。
同时婆婆也授权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在她失去心智能力，变得神志不清的时候，为她作有关住屋、饮食和疗程等决定，让自己获得妥善的照顾。这就是个人护理授权(Power of Attorney for Personal Care)，让长者选择可信赖和清楚自己喜好的代决定人 (substitute decision-maker)，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多市中心孟尝安老院院长卢曾瑞珍告诉本报，有些子女怕在父母昏迷期间放弃救人会显得不孝，却又不愿长者受苦，设立个人护理授权便能避免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长者失心智能力 授权才生效
维护耆老权益中心(Advocacy Centre for the Elderly) 总监沃尔(Judith Wahl)说，不少个人护理授权也有被滥用的情况。Wahl提醒长者订立授权书与否，是按个人意愿，长者不要在不自愿的情况下签署任何文件。
卢曾瑞珍则表示，任何人都可以预先订立授权书，每当有未设立授权的长者入住孟尝安老院时，只要他们还有心智能力，院舍社工都会向长者解释各种授权书的作用，并鼓励他们先签订。
“因为突然间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能突然间会发生一些意外陷入昏迷，那么谁去作决定呢？当要突然面对是否实行插喉等重大医疗决定时，无人敢碰。但如果写了这个(授权书)，(代决定人)能从当事人的角度或利益出发去作决定。”
她说至今还未遇过有长者拒绝。另外，孟尝也会为入院长者订立一份特别的财产授权书，让财产代理人为长者安排交租、院舍活动费用和老人金等小额财政事宜，物业投资等则不包括在内。
滥用授权或触犯刑事罪
只有在长者还有心智能力的时候，亲自签下的授权书才有效，即使如此，他们在失去心智能力后便会变得十分脆弱，如“代决定人”滥用授权，后果不堪设想。
沃尔表示，如果看见长者没有被照顾好，例如长者生病了却没有去看医生，或没有获得适合的疗程和药物，甚至仪容不整，都可能是警号，而如果代理人拒绝长者接受疗程，伤害该长者的健康，便有可能触犯刑事罪。在安老院常见的滥用个案，则包括代决定人禁止他人与长者接触。
“对于我来说，代决定人的其中一项职责，就是协助其他人多来探望长者，而不是阻挡他们来访。”沃尔认为，这种虐老行为除了来自代决定人的控制欲，也可能因为该代决定人很多时候也代为管理长者的财产，所以要孤立长者去掩饰自己的不当行为。另外，家庭纠纷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就像‘妈妈对你偏心，现在我是代决定人了，我就不让你看妈妈’，也可以是来自这么琐碎的事情。”沃尔指出，这些行为都会对长者造成很大的伤害。
卢曾瑞珍则表示，对于神志不清的长者，院方只会向代决定人提供长者的资料。不过在不抵触任何授权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权探望该长者。“但是有一个灰色地带，就是究竟这个老人家认识(到访者)吗？谁可以告诉我们？所以无可否认，(代决定人)在这个时候是拥有很大权力。”
因此如果代决定人说明不能让任何人探访该长者，院方也无能为力。她曾遇到一宗个案，居于海外的兄弟姊妹同意身处多伦多的大哥，可独立成为年迈母亲的代决定人。其后兄弟姊妹之间出现一些问题，导致弟妹们不断打电话到孟尝查询母亲的情况，不过院方皆以保障私隐为由拒绝，而且大哥也交代了，不能向任何弟妹发放母亲的资料。当时母亲已不能清晰表达意愿，最后弟妹都乘飞机来多伦多探望母亲，幸好因为该名长者尚能辨认出子女，所以院方也允许各人探望。其后院方和长者子女之间，开过多次会议商讨，让他们安心。
不过大团圆结局不是常常出现，因为只有代决定人才有权为长者更改用药、疗程或住院安排，所以当医疗人员或安老院舍认为代决定人滥用授权，便要向“同意及能力局”(Consent and Capacity Board，适用于安省)提出申请，若被授权者被裁定滥用授权，可被撤除代决定人身分，法庭同时会委派另一人作该长者的监护人。
应明确将意愿告知代决定人
要推翻被滥用的授权将会“手尾长”，因此长者最好还是在订立授权书时安排妥当。
卢曾瑞珍建议长者应在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订立授权书，要清楚被授权人必须可靠，而对方也应明白如何在长者失去心智能力后，执行授权人的意愿。“无论是子女也好，夫妻也好，都要能告诉对方，如果有一天当事人未能作决定的话，‘无论如何也要救我’抑或‘怎样的话，你就不需要救我了’之类的沟通。”她强调长者应在尚有心智能力时，便与家人多沟通，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
此外，如果授权人有多名子女，便可授权全部人作代决定人，能更好保障长者的利益。
长者也需特别注意，授权书不需代理人的签名便可生效，因此授权人可选择将授权书先交予第三方保管，待长者失去决定能力才拿出来，这样允许长者在突然改变主意时，也能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