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村镇本地与外来人口倒挂 冲突对立加剧
-新广东人？外来工忍无可忍：增城骚乱或许只是个开始
-美国《时代》周刊称中国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中国沿海村镇本地与外来人口倒挂 冲突对立加剧
瞭望新闻周刊/在同一城镇辖区，全面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国民待遇”，消除“族群冲突”
近来，在一些东南沿海乡镇，外来工与本地人发生群体性摩擦、冲突的频率明显加快。在这些发达乡镇，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制度歧视、意识歧视、管理歧视和生活歧视，使一些“外地人”开始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不是简单地用一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可以对付的。
全面给予外来工“国民待遇”，消除滋生“族群冲突”的土壤，已不仅仅是关爱外来工的问题，更是事关本地人能否幸福安居的大事。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观察，这些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冲突，“路线图”大同小异：起因，有的是企业迫害讨薪工人；有的是城管或治安联防队整治小贩占道摆卖、自行车摩托车违章；有的是商场保安侵犯涉嫌偷盗者。受害方是外地人，同乡或毫不相干的外地人现场围观、打抱不平，接着是警民冲突，继而打砸本地人的车辆甚至店铺泄愤。这些摩擦、冲突，“无直接利益”的特性更加明显。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人明确地向本刊记者表示：本来不关我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甚至，一些事件起因的当事人出来辟谣，证明自己没有被打死打伤，反而也遭到闹事者的围攻、打骂。
多重因素合力造出“族群鸿沟”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民以“外来工”的身份进入城镇，形成了城镇内二元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迥异的两个群体朝夕相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
在一些人心目中，这片土地是“本地人”的，在各种制度安排中，本地人绝对优先，“确有余力”的情况下才会向农民工分惠。
得天独厚的私有资源，加上公共资源的绝对倾斜，相对而言，本地人天然地享有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在这些城镇化的乡村，本地人几乎家家或多或少都有财产性收入，比如出租物业、村集体分红。在就业方面，一部分人自己当老板，一部分成为镇村工作人员，差一点的也能在亲戚的厂里谋一个管理岗位，或者做点小买卖。技能实在低下的，还可以建个家庭手工作坊，承接企业外包加工，除了企业支付正常的加工费外，还由镇政府或村集体补贴加工资。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镇化农村，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十分严重，超过1:10甚至1:20的不在少数。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两千，外来工有三四万。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本地人的优厚福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
很多外来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镇集体福利，反而还是各种名目乱收费的对象。有的地方，摩托车除了要依法上交警的号牌外，还要花几百元，加挂一幅“村牌”，才能在村内通行。还有“卫生管理费”、“综合管理费”、“治安联防费”，等等。外来工子女上学要交赞助费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些城镇化了的农村，村民之间依旧维持着“熟人社会”，互相之间讲情面。外来工们反映，村里各种“有油水”的岗位，外来工都捞不着。只有本地人没人干的，才招聘外来工。村治安联防队治安员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别对待。同样摆摊经营，只赶外地人，不管本地人。
遭遇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想到的是让农民工返乡。当意识到人口压力过大，首先想到的是“抬高门槛”把农民工挤出去。寄希望于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减少外来工数量。一厢情愿的“本地人”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有没有归属感，绝大多数外来工是“走不了”、“回不去”了。以深圳、东莞为例，全市五六百万外来工，即使减少100万，能否换来“太平”还是个未知数，而确定无疑的是：这100万外来工失业造成的社会震荡风险不可估量。
“城镇内二元结构”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造成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群体鸿沟，及其带来的对立情绪，已经不是一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就可以轻易填平的，不是给外来工搞一点技能培训、文明礼仪培训、文娱体育活动，就可以轻易填平的，更不是把外来工改称“新×人”可以轻松填平的。
在这些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的城镇，“外来工如何融入城市”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大规模的外来工才是主体、主流人群，他们跟谁“融入”、“融”到哪里？
少数派的本地人有没有足够的良知、远见和勇气，容忍外来工享有与本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平等分享公共资源；有没有足够的智慧，顺利实现平稳过渡？因为，这意味着本地人独享的福利被严重稀释。
无家无恒产的漂一代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个十分重要的数据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沿海发达城镇形成巨大的“无家可归”人口。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全市常住人口822万人，其中家庭户人口只有507万人。也就是说，315万人处于脱离家庭的“独居”状态，占全市常住人口38%。
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城镇有相似情形。“无家一族”，深圳市有296万人，占常住人口28%，广州市有260万人，占20.7%，江苏省苏州市有216万人，占20.6%，昆山市有50万人，占30.2%。而这个数据，在传统的内地城市，如重庆，只占6.5%。
剔除未成年人，再加上大量外来临时人口没有被登记或不符合“常住人口”标准，再加上工厂通常会集中在城外的乡村，综合保守估计，在这些地方工作生活的成年人，七八成是身边没有家人的“流浪者”。他们或拥挤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或孤身寄居出租屋。或未婚，或夫妻异地分居。
在今日珠三角，80后、90后要找一份月薪2500元的工作毫不费劲，可以轻松糊口，但难以置业安家。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眼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无忧，发展难望，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里。
结婚生子置业，是人们把躁动的心安定下来的首选路径。广州市总工会调查显示，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不难想象，一座城市聚集了两三百万个背井离乡孤身寻梦的血气方刚的单身青壮年，蕴藏着怎样的社会风险。
每当夜幕降临，一天劳作之后街头游荡的“无家一族”，成为长三角、珠三角发达乡镇的经典情景。广东潮州古巷镇、增城大敦村的群体冲突，都发生在傍晚。
外来工们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出来找“热闹”。本刊记者追踪采访发现，直接参与与本地人的摩擦冲突，或者围观、掠阵的人员中，年轻人是主流，刺激、好玩、兴奋、泄愤，是他们的群体性心态。有外来工告诉记者，看到有纠纷、有人聚集，就很兴奋，上街看打砸、看烧车很过瘾，“因为平时太无聊了，难得有如此劲爆的场面，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很兴奋，也很好玩。”能不能让百万游子“有家”、“回家”，考验着各城镇管理者的智慧。
新广东人？外来工忍无可忍：增城骚乱或许只是个开始
明报/广州警方在增城骚乱后抓了19人，并澄清无孕妇死亡，事件好像就此告一段落，但这类事件在其他沿海城市可能只是个开始。
导火线不同 深层次矛盾一致
广东接二连三发生外地劳工与本地人冲突，导火线不同，但深层次矛盾一致。潮州古巷发生讨薪事件后，有本地人在网上质问，“请问问自己，我们潮州人亏待你们了吗？”潮州人或增城人作为整体，不好说是否亏待了外来工，但只要看看外来工与本地人的福利待遇差别，可见一斑。东莞本地人已经实现从幼稚园到大学全部免费，而外来工子女的学校，从校舍到师资都是不及格的。这些外来工都忍了，但城管选择性执法，本地治安员对外来工的欺凌等等，就很容易成为冲突的导火线。
广东省政府提出“新广东人”的概念已近20年，还流于口号，“新广东人”并未获得实质性帮助，只是给“海归(专题)”等高端人群提供免费住房，潜台词是高端者才叫“新广东人”。
“新广东人”20年 流于口号
过去外来工也不讲究是否“新广东人”，他们赚足了钱就回老家建房、开店，而今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生长在广东，无疑就是“新广东人”，但从文化认同到福利待遇，都不相称。如果经济高速发展，人人都有机会，多与少就难以计较，但若经济增速放缓，本地人机会当然占优，而“新广东人”也回不去老家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抗争。
增城与潮州只是这种抗争的开始，若经济发展真的放缓，而原来的管理模式未有改变，“新广东人”将成为所谓“不稳定因素”。
美国《时代》周刊称中国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美国《时代》周刊6月27日一期(提前出版)发表题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
5月25日，美国商人查尔斯·哈布斯从广州去了趟香港。他现年64岁，已经在中国做了22年的医疗设备对外出口贸易，他的办公室所在地广州一向以世界制造业工厂闻名。而这次短暂的香港之行有可能意味着他在中国的成功经营将要结束了。
哈布斯是要去听美国驻柬埔寨大使卡罗尔·罗德利以及柬埔寨美国商会会长的演讲。演讲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人考虑到柬埔寨建厂。哈布斯听碍很认真。据他说，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快让他的公司失去竞争力了。
类似情况很多。在中国这个原本被认为有无限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有着13亿人口，20年来的非凡经济成就主要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高盛公司驻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说，过去10年来，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近12%。这是20年来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带来的结果。推动这种经济增长的是国内火爆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再加上有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巨大需求。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认为，现在不可避免的结沦就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
这种新情况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也是全球性的，首先从中国开始。不过工资的上涨也给中国西部带来了变化，政府一直鼓励对西部的投资。过去一年，许多跨国企业和中国公司都扩建或搬迁到了劳动力仍然廉价的西部。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效果正是它想要的。里昂证券亚洲公司首席中国宏观战略分析师罗福万(安迪·罗思曼)说，“四川或河南等地的人们能够在离家近的地方找到一份报酬不错的工作”，而不用每年跑到离家千里的地方去住在公司宿舍里，“这难道是坏事吗？”
这当然不是坏事。24岁的吴丁丽(音)来自四川资阳，她曾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小电子厂工作5年，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失业。一年后，她在重庆一家为惠普公司提供电缆的工厂找到了工作。她说自己现在赚的钱只比以前少一些，“但在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舒适得多，因为我离家更近。我更喜欢现在的而不是以前的工作”。
也许中国工资上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人们口袋里有了更多的钱，而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它们都急切地希望中国增加消费以减少国际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虽然工资上涨可能会影响到查尔斯·哈布斯这样的出口商以及多个产业的中国公司，但这是中国成为货币更坚挺同时也更富裕的国家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必须发生的，”美国罗迪厄姆咨询集团经济学家丹尼尔·罗森说。
许多跨国公司早就开始把在中国的生产瞄准更广大的中国市场。惠普在重庆的工厂只为中国国内市场生产笔记本电脑。华南美国商会在8年前做的一次调查显示，75%的商会成员主攻出口市场。而去年这个数字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75%的受访公司表示它们在中国的生产主要供应中国市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正在逐步变得富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