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报导）10月2日，大多伦多文化中心何伯钊剧院，题为“中西文化对个人、政府行为的影响”的易中天公开访谈在这里进行。
红色的沙发背上，是以隶篆楷宋几种字体书写的“家”字，主办者试图为到访的嘉宾营造出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
**提问刁钻古怪深奥难解
“如何看待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如何预见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一党专制和民主选举对中国的发展那个会更有利？”“孔子学院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您对活在当下有什么理解？”
易中天恐怕没有料到多伦多观众的提问，除深切流露出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关切之外，有些问题还颇为刁钻古怪甚至深奥难解。
最为笑场的是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提问：“中国的人才和财富都在流失，很多是在北美，请问易老师，中国是不是可以在北美重新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或社会？”
这位提问者恐怕不知，易中天这次加拿大之行险些被加拿大移民局挡在国门之外。飞抵多伦多机场时，因没有出示回程机票，以及不知道入住酒店的具体名称，引起移民局官员的怀疑，据说当时他是黑着脸走进机场接机大厅的。
他借机发挥说：“你什么意思？吓死加拿大的移民局呀？再不要说这句话了，我这次来加拿大已经被盘问半天。我说怪不得入关这么困难？”
当日的主持是新时代传媒的两位干将，一位是朱江，一位是晓露。都知道易中天对提问者特别是传媒有猛扁狂扎的“恶习”，因此，没有人敢为主讲嘉宾“挖坑”，唯恐自己不小心反陷其中。面对数百名多伦多观众，这位中国文化名人以他惯往的犀利语言进行讲评。
**提及新疆柔情满肠
不过，易中天也有他的薄弱处。当在新疆出生长大的主持人朱江一提起他在新疆的一些秘闻和一封神秘的问候信，看似桀骜不驯的易中天便立刻流露出一份少见的柔情，并即兴演唱京剧《杜鹃山》中柯湘的唱段，“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
他认定当年在宣传队的逸闻是正版而非山寨，也回忆起那位曾经在新疆石河子农8师150团的好战友。后来，在“西域食府”的欢迎晚宴上他才知道，那位神秘的问候者其实是主持人朱江的父亲，这可真是十分巧合。朱江同时也是西域食府的老板之一，彼此谈起新疆，距离立即拉近了许多。
曾经在新疆生活过13年的易中天，对于那段艰苦岁月一直无法忘怀。他认为苦难是人生的一种财富，人生唯有经历苦难才会圆满。他甚至将“苦难财富论”推至城市的文化，认为成都是座缺少苦难有缺憾的城市，南京、重庆、武汉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性格都比成都好，但麻烦在于不能刻意去制造苦难。
**中国教育“毁”人不倦
现场的很多话题是围绕教育展开。易中天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贵族，目前所谓的“贵族学校”是富族学校、摆谱学校，学生以攀比父母的钱财、官位、级别为荣。“不就是有钱吗？除了钱没别的！”他说，贵族首先是精神，是修养，而不是钱。“还有什么吗？”他反问道。
他说，中国现在唯一一条还算公平的事就是高考，只要高考在，应试教育就改不了。但应试教育确实应该改变，否则死路一条。他建议分流并多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培养高级蓝领和技术工人，因为大多数家庭的孩子，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谋生，为了将来有一份工作。“不可能让他们都去当思想家、科学家和圣人。”
对于子女教育，易中天通过研究中国圣贤老子的思想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不教育，但氛围环境很重要，“这就是中国古老的智慧。”而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不是专业训练，而是培养能力。“因为大批的学生毕业后是要改行的。”
易中天评价说，中国的教育基本达到“毁”人不倦的地步。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从来都不培养提问，以至于中国媒体的记者还有电视台的主持人，访谈节目都不会提问，他们甚至会欲设一个答案诱导受访者。他说，“中国现在电视节目的问题不是低俗化，而是弱智化。学校从来都不提问题，你怎样指望这些主持人会去提问题呢？”
**高等教育要培养4种能力
“学问学问，要学要问。”易中天认为，高等教育要培养4种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不会想问题，那又怎么会有科学的进步，民主的发展，法制的建设呢？中国教育制度的现状难道不改还行吗？”
“但中国的高等教育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原因是传统文化中不倡导提问，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的先王们已经把真理都穷尽了，没有什么真理不在他们手上，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吗？你有什么资格想问题？”
他甚至说，恨不能扇导演张艺谋两耳光，因为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安排演员大声吼叫“朝闻道，夕死可矣。”
对于他个人而言，没有成名前也没有觉得枯燥和苦恼，这些年来，一直伴随他博览群书的动力是浓厚的兴趣。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做学问教书本来是很辛苦的事情，如果我还要把它搞得苦不堪言，我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但如果乐在其中，是不需要什么信念的支持。”
（易中天与两位西域食府老板朱江和柳奇林合影。讲台上文化味道浓厚的沙发便是柳奇林开设的豪力家具所提供。）
**中西方文化交融路途漫长
尽管很多外国人学中文，并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但易中天表示他信心不足，并认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举例说，“外国人学汉字真的不容易，会有很多东西想不通，经常提一些老师回答不了的问题。比如老师你说‘看上去很好’，又说‘看起来很好’，到底是‘上去’还是‘起来’。”
关于基督教及其信仰是否会对中国将来的的发展施加更大的影响，易中天断言，基督教根本不可能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国13亿人中的三分之二的人都变成基督徒，那基督教就变了！佛教就是先例，唐玄奘千辛万苦取回真经，正宗的佛教并没有在中国兴盛起来，佛教在中国变成禅宗和净土宗，两个都是中国式的佛教，不是原始的正宗的佛教。”
**百思无解思想与资本流失
针对这些年来许多中国人纷纷移居海外，民间资金大批外流，且主体部分是知识精英和富豪群体，易中天承认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与李泽厚先生交流过，并没有答案。但他赞同一位学者的观念，“如果资本和思想都在流失，那么剩下的就是贫穷和愚昧，还有权力。而且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国家越是贫穷和愚昧，就越需要权力，公权越是强势，这个国家就越贫穷越落后越愚昧。”
对于如何看待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易中天说，辛亥革命前是三纲五常，改革开放前是阶级斗争，现在并没有官民共识的东西。但他认为至少应该有几个必备条件：一定体现人类的共同价值，必须有中华文化的特色，必须是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他说近期他正在思考，“暂时不知道，希望能够知道。”
**儒学救当今之世行不通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丧失，因此应该把儒学重新捡起来，甚至建议将儒学树为国教，以救当今之世。但易中天认为“这既不正确，也不现实。这是行不通的！”他说，“孔子的学说在春秋的时候就不被采纳，他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任何人理睬。连当时的势都救不了，怎么能救今天呢？”
他同时认为，用国学对抗西学应该一分为二。一种是对抗西方不好的东西，另一种是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和科学。“这是传统文化糟粕的沉渣泛起和阴魂不散。”
易中天借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说，中国的问题是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的时候，没有将氏族血缘炸掉，反倒将血缘关系带到文明时代，形成家国一体的文化状态。“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官员是父母官，军队是子弟兵，兄弟单位，兄弟省市和兄弟院校，到处都是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
他认为，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建设健康法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公民。在这一点上，他和经济学家吴敬琏观点一致。他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的经济。建设好市场经济，将会由此产生三个作用，积累财富、确定权利和健全规则。“所以，中国社会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维护公民权益，建设公民智慧。”
(易中天与西域食府两位师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