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文博客/如果说我曾对一座城市一见钟情，那么这座城市该是波士顿。公园里年逾双百的苍翠古榆，哈佛附近渗透人文精神的石板路，还有波士顿港照亮移民路的灯塔……无不曾在心中流淌过音符。
但我在波士顿做了一个过客。既然是过客，心，也就不必再缱绻低回。
迁移，练就了人的勇敢，也注定了人的淡漠。
不，对多伦多，这座依傍着安大略湖的城市，我从不曾一见倾心。
1999年，我还住在美国雪城。一位朋友在闲谈间建议我申请加拿大移民。当时我在林肯金融财团纽约州分公司工作，做“千年虫”的项目，担心千禧年一过，职位不保，于是一向执着向前、不计后路的我，竟在一念之间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对加拿大了解甚少。在填写移民表格时必须要填移居地，犹豫片刻，就写下了Toronto（多伦多）。原因甚至有些可笑：Toronto的拼写比较简单。在漫不经心中我把多伦多填入了自己的生活，准确地说，是多伦多在若干年后把我融入了他的生活。
2000年，我搬到了“梦中城市”波士顿，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不久，这家公司化成了高科技泡沫中的一朵浪花，我也只能随“浪花”远去。失业后，我卖掉了所有家俱，把剩下的家当装上一辆“福特”车，横穿半个美国，去了得克萨斯，并在那里开起了中餐馆。几代华人借助中餐馆的车轮追逐美国梦，我不是第一人，自然也不是最后一人。这期间忙忙忙碌碌，把移民加拿大的事竟抛置了脑后。加拿大使馆通知我补充一些在中国工作、学习情况的文件，我拖了一年多才办齐。在潜意识中，离开美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拿出一把意念的剪刀，把曾精心编织美国梦齐齐地斩断，需要足够的勇气。
后来因为临时雇用的几个墨西哥员工无合法身份，我惹上了一场牢狱之灾。出狱后失去了餐馆，陷于无固定职业状态，且身无分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精神飘忽，夜夜被恶梦纠缠，又一次陷入绝望的困境。就在这时，我收到加拿大使馆寄来的移民签证。
那张签证也许是一张入场卷，使我可以走进一座新的剧院，从绝望的结局中演绎希望的情节。人生如戏，有时可以从上一场的结局开始。
命运敲两次门。
多伦多敲了第二次门。
几乎没有人赞同我移民加拿大。很多在美国拿了硕士、博士的中国人搬到了加拿大，找不到专业工作，要么送皮萨，要么当装配工，收入微薄，追悔莫及，直呼在加拿大苦坐“移民监”。
我连真正的监狱都坐过了，还怕坐“移民监”吗？于是开始打点行装。从老家佳木斯，到天津、北京；从美国雪城、到波士顿、德州的维多利亚、科帕斯·克里斯蒂等，我搬过了十五次家。搬迁，正如婚姻，“For better or worse”（为了更好，或更糟的生活），可当生活无比糟糕时，我已无畏，无可失去便无畏。
在许多年里，我一直试图把握命运、追逐必然，可命运跟我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玩笑，这一次我却放了手，顺从偶然的牵引。
多伦多，是我生命中的偶然。
2003年8月26日，我从休士顿起飞，到芝加哥转机，在午夜时分登陆多伦多。
因为在多伦多没有熟人，我出发前联络了一家移民服务中心。偏巧飞机晚点，出了海关后已接近午夜。移民服务中心派来的司机，一个操半生不熟国语的冷脸男人，载上我和三只行李箱，上了高速公路。
生活又一次充满了变数和未知。
从车窗外闪过的一座座楼房，像一个个低矮、保守的男人矗立着，漠视着我对多伦多初生的向往。
大约一小时后，司机在中城唐人街的一幢三层的老房子前停下了。老房子座落在一家超级市场的背后，门前堆满鱼肠鱼肚，还有烂菜叶。门上没有招牌，只有一张倒贴的斑驳不堪的“福”字。
这个“福”字对我漂泊寻梦的生活形成巨大讽刺。
我把行李箱一一拖上台阶，立在门前喘息，看到唐人街店铺熟悉而又陌生的中文招牌。街上安静极了，连Homeless(无家可归的人)都裹着棉被在银行的屋檐下睡了。在那一瞬，我问了自己一个无比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在多伦多能不能活下去。奢谈任何梦想都是矫情，生存是唯一也是最高目的。
我早已筋疲力尽，即使这家服务中心是“贼窝”、“毒窝”，我也要走进去了。房子有三层，里面的气味比门外的气味好不了几分。走廊上堆满了行李箱，还有十几双不同尺码、不同风格的鞋子，由此我猜想这幢房子已人满为患。
一个肿眼泡、穿拖鞋的老大妈接待了我。她把我带入地下室。我发现地下室走廊里没有任何紧急出口，如果失火，我只能设法顺楼梯出逃，而楼梯窄得惊人！老大妈给我打开一个房间，便留下我“独享”。房间狭小极了，墙上没有窗户，和牢房没有太大区别，何况老大妈还有一张看守面孔。
在冷硬的床上，我睁着眼度过了在多伦多的第一个夜晚。
难道这真的是“移民监”的开始？
两天后，被逃离地下室的念头所驱使，我在央街和韦尔斯利交界处找到了一间单身公寓，毫不犹豫搬了进去。就这样，一个惧怕黑暗和孤独的女人固执地选择了异国的独居。
公寓临近韦尔斯利地铁站，交通方便，对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我，是很实际的选择。多年来高扬起下巴、以浪漫自诩的女人开始平视实际生活，我给这种精神改变贴上成熟的标签。房间虽然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个书桌，我仍感到了安慰。终于在多伦多落脚了，从此再不必像在美国时那样为身份担忧，并且有了回国探亲的自由。
自由！在身陷囹圄的黑暗日子里我已决定将自由奉为神灯！
一天傍晚，我走下公寓楼，不料撞到一对正站在街灯下忘情热吻的猛男。平生第一次见到同性恋者当街亲热，不免心惊肉跳，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文化休克。来往行人并没有对他们戳戳点点，或怒目而视，而是微笑着侧身而过。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多伦多人的宽容。而宽容，对一颗屡受冷落甚至歧视的心，从来都是温暖的字眼。
后来我发现自己无意中住进了同性恋者聚居、活动的地区，而坐落在公寓楼旁的正是多伦多著名的同性恋酒吧，不禁莞尔。
我在一家泰国餐馆找了一份做领位员的工作，每小时赚八加元。有一天因为在安排座位时出了错，被几个同事严辞教训。下工后我走进地铁，刚站到地铁车厢的中央，握住扶杆，泪就忍不住落下来。想自己年少时壮志青云，年轻时为天之娇女，后来飘洋过海，至今拥有两个硕士学历，却为一份全国最低薪资的工作烦恼，怎能不满腹委屈？
一位年长的金发女人，抬眼看到泪流满面的我，立即流露出关切的神情。车到了皇后街，她准备下车了。走过我身边时，她轻声说：“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这都不是世界末日，希望你明天感觉好一些。”
语言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她平和友善的三言两语，令我联想起美国小说《飘》的最后一句话：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明天将是新的一天)，令我平静了下来。
这是大城市中的小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多伦多也不相信眼泪，但我流泪时得到了安慰，这便足以使我与多伦多贴近。
我求职只能全靠网络。2003年底，在加拿大的求职网站Workopolis上，我看到高文布朗建筑管理公司招聘项目管理助理，就传了自己的简历。竟有过百人竞争这份不起眼的职位，被面试者五人，我是这五人中之一。在面试时我穿上了从美国Lord Tyler 店买的黑西装，一副自信、干练的职业形象，没把过去的苦难写在脸上，也没流露出乞求职位的焦灼。不知是因为双硕士学历，还是那套黑西装，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公司里的同事大约一半是移民，劳动得认真，生活得实际，无意中把曾漂浮在天空的我拉到了地面，使我专注于脚踏实地的诚实劳动。移民不问出身，更不在意社会关系；没有经济攀比，自然也就少了精神压力；没有复杂的上下级关系，万事变得简单。而简单，正是厌倦了生活迷宫的我所需要所渴望的。After all, I am a simple woman(经历了许多事，我其实是个简单女人)。
公司的规模尚小。我说是做项目管理助理，其实大事小情都要打理，其中一项是在收到施工图纸上时，往图纸上盖章。图纸常是厚厚的一大捆，每张比办公桌还宽大，每捆足有五十斤重，我把它们从收发室搬到办公室，就已累得满头大汗。盖章的活儿既枯燥又单调，但我还是坚持了下去。我的意识非常清醒：在一个新的零点上起步，必须拿出全部的耐心来 。我经常在盖章时构思小说，这样就不至于太有怀才不遇之感。
我还意识到自己必须打磨英语，才可能在事业上有所进步，所以在业余时间除写作外，就不停地学英语。站在街车里听收音机，午餐时读英文报纸，回到家随电视练发音……当我开始在咖啡室里和同事闲聊天气、冰球、明星新闻、旅游景点时，我的英语逐渐过关。
后来老板打算购买一套复杂的信息系统，鉴于我有IT背景和IT项目的管理经验，且十分敬业，就委派我负责这项工作。水到渠成，我做上了专业工作，很快又当上了IT经理。现在公司的销售额已过亿，并在加拿大的几座大城市都建了分公司，我的职责也日益重大起来，但每当和同事笑谈往事，我总称自己是个“盖图章的女人”。
机会其实垂青每一个人，而当机会来临时，是否有能力把握，才最至关重要。
工作中每天都有挑战：市场变换、技术更新、人员流动……在迎接新的挑战之前，我从不督促别人，而是先问自己：“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
世间没有一座城市会铺上红地毯迎接我，多伦多也不会，但多伦多给了我一小片坚实的土地，忠诚地记录了我清晰的脚印……
到了周末，教会街上的酒吧夜夜笙歌。每当所有的乐器同时迸发出激情声音时，我的窗棂外加心灵就开始轻微颤动，我再也守不住一张安静的书桌。
2005年我搬进了多伦多西部的一幢老式公寓楼，从公寓的窗口可以望见安大略湖。在那些日子里，孤独经过一两年的扩散，已渗透到了骨髓里。孤独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杀人，也可以磨砺人，我默默地接受了磨砺。
周末我常到湖边的Humber Bay公园散步，那里有奇异花草，也有苍苍蒹葭；现代的拱桥和古老的木桥遥相呼应。在无数次的散步中，我一回回铺散开记忆的长卷，检审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步选择。那仿佛是一场无边无际的浩繁演习，我常被过往的人和事恣意淹没，终于在字里行间搜寻到了真实的自己。从此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容易的命题；从此就从精神的监狱里释放了自己。
在那间临湖的公寓里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断得克萨斯》（又名《白日飘行》）。我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说过，“我似乎无意中用我的文字，拌入红枫青草做药引，添加碧水，借助清风，以温情之火慢慢炖煮，为自己制出了一副良药。由此我微弱得心跳恢复它正常的节律，而我曾一度迟缓的脚步又有了健康的旋律……”
如果没有搬到多伦多，我大概永远不可能完成这个作品。那时我似乎只和安大略湖，只和多伦多对话。多伦多像友人一样倾听我，以宽容的胸怀接纳了我的过失，以平和的态度安抚了我的浮躁，给予了我期待已久的安宁。
人生的场景频繁变换，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份安宁值得铭记。
有时我还去安大略湖滨的多伦多音乐花园（Toronto Music Garden）。花园地处闹市，却有曲径通幽。誉满全球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和园艺设计家梅瑟薇合作设计了这座花园，根据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将花园划分成六个主题区域，每一区随季节更换栽种不同的花卉草木。一条婉延的小河演绎了《前奏曲》，仿佛大提琴奏出的曼妙旋律；森林中的小径铺展出《阿勒曼德舞曲》；岩石与流水排列出《库朗特舞曲》的圆满形状；蜜蜂与蝴蝶在一片碧翠的草地与风信子中间飞舞，点缀出《萨拉班德舞曲》；一座花团锦簇的拱形凉亭展现出《小步舞曲》的绚丽；一层层铺满芳草的阶梯，由下而上，跳跃出最後的《基格舞曲》。而在任何一段乐曲中，向不远处眺望，都能看到澄静天水，使人的幽思愈发深远。
马友友说他通过巴赫展开想像的翅膀，深入到建筑、园艺的创造中去，把握每一件音乐作品中的思想，一切都在豁然间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样慢慢绽开。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说过，“The life of our city is rich in poetic and marvelous subjects. We are enveloped and steeped as though in an atmosphere of the marvelous; but we do not notice it. ” （我们的城市生活富于诗意的和奇妙的主题，我们被包围、被浸润其中， 但我们却没有留意到。 ）
如果有一双乐于欣赏的眼睛，一切都会在“豁然间”美丽起来。
那时我常看美国电视剧Sex and the City (《欲望与城市》)。四个单身女人在约会了众多纽约男人之后，发现她们其实是在约会纽约。
她们陷入的是纽约编织的情网。
我不曾情陷多伦多，但我的感情随着岁月迢递一丝一缕地积累起来。如果我写一部关于多伦多的作品，我会称之为Life and the City（《生活与城市》）
多伦多不仅是友人，还是导师，他教会了我感激人文和自然中微小的细节，使我从一个全新角度拥抱了生活。
2006年，我搬到了布洛尔街和多维考尔街交界的一幢公寓楼里。在夏日的傍晚，暖风习习，和许多城市观察者一样，我偏爱在布洛尔街或者学院街上散步。
“多伦多”一词来自印第安语，意为“相会的地方”。虽然多伦多建城只有一百七十多年，但如今世界上八十多个族裔的人在这里“相会”、居住，运用一百多种语言，使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弥漫着多元文化气息。
民以食为天，八十多个族裔引进了八十多种烹饪。我养出了一付“国际胃”，尝试世界各国的美食：“葡萄牙村”里新鲜的面包，“小意大利村”里刚出炉的皮萨，“韩国村”里喷香的烤肉，“唐人街”香酥的烧鸭，肯盛顿市场的法国奶酪，还有希腊、墨西哥、黎巴嫩、泰国、越南的美食……
在品尝异国食品的同时，也品尝异国文化。
多伦多在每个周末几乎都有多元文化活动，每一个祖裔都孔雀开屏般展示自己绚丽的文化。其中最令我关注的得到省市政府支持的五月“亚裔文化月”，在文化月期间亚裔的艺术家、作家纷纷登台献艺。作为加拿大中国笔会的一员，我每年策划笔会在“亚裔文化月”中的文学活动。我们常在市立图书馆或市政府中朗读作品。每一个海外写作者似乎都是一艘孤船，在一个晴明的日子里相聚文学的港湾，用母语交流海上的讯息，这样的日子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不必奢谈爱国，只用母语讲述人生故事，传播祖先的文化，谁说这样的情怀不深沉呢？谁说河山不在心中呢？
有一年八月，我无意中加入了“加勒比海大游行”的队伍。加勒比海黑人闪光的衣服、鲜艳的羽毛在湖滨大道上汇成了欢乐的海洋。他们演奏加勒比海风味的灼热豪迈的音乐，且歌且舞且欢呼，使城市霎时充满动感和活力。虽然听不懂歌词，我仍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但当我发现有些人身披羽毛编成的衣服，竟然没穿内裤，又着实“文化休克”了一回!
当美国人大谈文化的“Melting Pot (熔炉)”的时候，加拿大人却小心地称自己的文化为“Mosaic (马赛克)”。“熔炉”潜藏着消融的危险，而“马赛克”意味着保持各种文化的色彩。
多伦多的多元文化是一朵奇异的花，在四季里盛开，于是四季都有不会褪色的鲜艳。
2008年，我搬进了西帝王街小区的一幢闹中取静的公寓楼，从此正式有了一个固定地址。公寓包括上下两层，透过落地窗望出去，斯坦利公园、商业区的高楼大厦、世界闻名的CN塔，一目了然……站在阳台上，还能看到安大略湖无悔流淌的清波。
在北美的许多大城市，人们都遗弃了downtown（商业区），纷纷搬到郊区去住，贪恋那里的草坪和花园，但多伦多人近些年陆续搬回到商业区，恢复了城市的生气和灵气。
多伦多人会涌到刚装修好的“安省艺术博物馆”参观，会聚集到“参考图书馆”聆听“二月读书月”中的演讲，会连夜派长队购买刚出版的《哈利·波特》……欣赏交响乐、电影、话剧、芭蕾舞、冰球、棒球……一座城市，只有保持对文艺和体育的钟爱，才保持了充实的灵魂。
在假期里，多伦多人会去外省、外国度假。在韦尔斯利地铁站我见到过一巨幅摄影作品：夕晖融金，点点落在绸缎般光润的湖面，湖上横躺着一条拙朴的独木舟，画面下的空白处有一行字：Canadian knows how to make love in a canoe!（加拿大人是懂得如何在独木舟上做爱的人！）虽然对独木舟的窄小空间不敢恭维，但对加拿大人的率真坦诚和热爱生活的态度不得不赞叹。
而多伦多人，更是加拿大人中热爱生活的典型。
每次出国旅游或回中国探亲，回到多伦多，走出机场，我总在心里对自己说：“终于回家了”。车窗外的建筑不再呆板，甚至冬日的枯树也比从前生动了许多。曾以为多伦多只是漂泊中的一个驿站，如今竟在此尘埃落定。不管布拉格的宫殿多么华丽神秘，不管加勒比海的景色多么风情万种，这世间只有一座城市，给我回家的感觉。
漂泊需要勇气，而落地生根需要境界。
就这样在蓦然回首间，一个“属树叶的女人”，从漂泊者转身为守候者，把异乡变成了故乡。原本可能擦肩而过的陌路人，竟是相许后半生的有情人。
今年初春第一个暖和的日子，我路过多伦多著名的Distillery District （古酿酒厂区）。
古酿酒厂区是北美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区。当许多城市疯狂拆除古迹时，多伦多却对古迹用心呵护。红砖建筑、红砖地，配上墨绿门窗，还有古老的招牌和酿酒桶，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场景活色生香地推摇到了眼前。这里布满了画廊、服饰店、工艺品店、咖啡馆、酒吧……自1990年以来大约有800多部电影和电视片在此取过外景。
多伦多人早已迫不及待地穿上T恤衫，显示出闪亮的皮肤，坐在露天座位上呷啤酒。在这怀古的氛围中，说不准哪位就会被摄入电影镜头呢。
初到多伦多时，我惊讶地发现超级市场不卖啤酒，买啤酒要到专卖店。走进专卖店，只看到窄窄的店面和摆在货架上的样品，还以为加拿大人对啤酒不感兴趣。不料售货员打开他背後的一扇门，让我看到了一个几乎惊心动魄的场景：偌大无比的冷库里储满了大箱大箱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原来加拿大人对啤酒无比重视，不但重视，简直是热爱！
在各种乐队演出中间，观众们常不停地出场买啤酒。灯光闪动、音乐荡动、人群流动，让我头晕目眩。我简直觉得多伦多人热爱的不是音乐，而是啤酒。不过许多人为我先后解惑，他们说一边喝啤酒，一边听音乐，啤酒的滋味就像The Nectar of Gods (天神的甘露)；多伦多男人喜欢聚集在酒吧里看球赛，也是因为伴随激烈的竞赛，啤酒更爽口！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品味生活。
“年轻的中国女人，不要走得这么匆忙，坐下来喝一杯啤酒吧。”一个穿高尔夫球衫的男人对我说。
在热爱生活的男人眼中，每个女人都永远年轻。
虽然只有一瓶啤酒的酒量，我还是坐下来，点了一杯多伦多产的“Steam Whistle”。在绿芽初绽的春日，为何不停下奔波的脚步，坐下来接受久违了的阳光的亲吻？
不，不与往事干杯，早已封存了往事的苦与烈，Live in this moment（生活在此刻），只与此刻干杯。
与多伦多共饮……
（–发表于《散文》2010年第3期）
曾晓文出生于佳木斯市，1984年，她以极高的分数成为黑龙江省高考语文状元，之后又攻读了南开大学文学硕士。从1991年至今，曾晓文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随笔已有五十余万字，现任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