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 ”等——引发了官民对立。尤其是在后一起案件中，邓玉娇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的凌辱，愤而用一把修脚刀手刃官员的举动，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儿的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两个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的对立和分裂。
可以看到，邓玉娇案再次唤起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集体记忆。此前，媒体刚曝出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买处案等，这些事件，已令一些基层官员在民众中的形象，差不多等同于丑陋的化身。因此，“邓玉娇案”被网民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民众。这种二元对立的图景植根于公众的潜意识中，且不断被现实证实。
上述鲜明的对立图景，说明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最近几年，社会学家频频用 “断裂”一词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在各种断裂关系中，官民对立，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与基层百姓的对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官员非但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非正义的制造者。基层政权的高度非道德化，使得地方官员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才出现“父母官”欺压人民的事情。
基层官民的这种对立，是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没有真正地赋权于民，致使民众的权益在发展的名义下受到侵害。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却没有真正在享受发展的成果，成为一个沉默无助的群体。
弥合断裂的社会，修复官民对立关系，必须真正还权于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权利。因为，如果公民在上层建筑所享有的权利缺失，就无法对其在经济基础领域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相应的保障。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权利生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尤其是一些基层执政者，普遍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还习惯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对待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如果不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不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脚刀的出现。(邓聿文)
邓玉娇案的实质是突破了社会心理承受的底线
冼岩专稿／随着官方态度的明朗，鹦鹉学舌却自称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标榜冷静、客观、理性，好像理性就是他们家养的一条狗，只会跟着他们跑。说什么“不要干涉独立办案”、“不要被激情掩盖事实”、“回归司法才能求得邓玉娇案的公正”——什么叫做“回归司法”？邓玉娇难道不是一直被“司法”着吗？难道不正是因为司法不公，才激起舆情激愤、积极介入吗？
这些伪理性主义者不管自称是什么专家，懂多少法律，他们都回答不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除了拔刀反抗，邓玉娇还能怎样？难道只有顺从强暴，才符合所谓法治对公民的期望吗？
要么顺从，要么反抗而获罪，如果一个社会只让弱者拥有这两种选择，那么这不仅是邓玉娇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悲哀，是法律本身在犯罪，在颠覆先于且高于一切法律的人类普遍正义法则。舆论所谓“非理性”的积极介入，就是要挽救这种悲哀，制止这种犯罪。
当然，巴东公安局并不认为邓玉娇还需要什么其他选择，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将案件定性为“故意杀人”，甚至就连“防卫过当”也不予考虑。或许在他们看来，玩了就玩了，奸了就奸了，官人们看得起你，你应该高兴还来不及，怎么还需要“防卫”，还需要“反抗”？
不由得想起了林冲、吴琼花与白毛女，如果他们现在还在，看到这样的事，不知道心里会怎么想？或许，只有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做“逼上梁山”——那是一种完全没有了指望的绝望，因为它突破了“总要给老百姓留最后一线活路”的最终底线。
对此，巴东县公安局及一些鹦鹉学舌文人却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或许他们的意思是，因为他们经常干这种指鹿为马的勾当，所以才觉得“普通”。实际上，近年来这种“突破底线”的事情确实也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公然诬良为罪，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坚持要突破底线的，却是闻所未闻——这才是民意激荡的理由。
在巴东案发生后，巴东县公安局的表现似乎不合情理，颇耐人寻味。案件一发生，公安人员似乎就认定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马上把邓玉娇控制起来，关到精神病医院；而对于另一种可能“强奸未遂”，不但不查不问，而且听任有关证物失效或消失，既不保护，也不取证。这种迅速而坚决地倾向于某一方的立场表现，令旁观者不能不感到奇怪。套用巴东县公安局长的话说：从常理看，公安人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急着出演这种反派角色？难道他们与邓玉娇有仇，与邓贵大有亲？
笔者相信，这些公安人员与邓玉娇“无仇”，因为后者还不够格——如果有仇，邓玉娇早就在巴东呆不下去了。此案过后，纵然邓玉娇能获无罪释放，一下子惹恼了这么多“大人物”，相信她也不敢再在巴东呆下去了——却不妨假设他们与邓贵大“有亲”。按照许多地方的类似情况，不妨如此来推测案情：像洗浴中心这种色情场所，必定是由当地公安人员“罩”着的。
而邓贵大等人，则是洗浴中心的常客和贵宾。案件发生后，首先赶到现场的，当然是“罩”着洗浴中心的当地派出所。无论是从同镇官员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出发，还是从保护洗浴中心的贵宾、以维护保护者的“职业声誉”这一需要出发，派出所都必然倾向于邓贵大们。派出所进行了最原始的处理后，案件交到县公安局。一方面，县公安局会受到派出所上交的第一手材料或汇报的第一印象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安局领导或者也在洗浴中心入了股，至少接受了进贡，于是他们也顺理成章地站在了洗浴中心及其贵宾一边。
关键在于，事先谁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就是一个弱女子，家里几个老农民吗？挥挥手就摆平的事。再硬的刺头，也经不起铁手铐。咱爷们办事，什么时候要讲究这么多呵？他们大概没料到，这个时代有一种东西叫做网络，它可以把无数弱者与草民的声音汇聚起来，形成惊涛骇浪。事情闹大后，初一已经做了，只好接着做十五。不然，利益纠缠下更加不好交代。这应该就是巴东县公安局一开始就采取反派立场，并且死硬到底的原因。
当然，以上情形还只是一种推测。但这种推测依据的是普遍人性与中国国情，至少比巴东县公安局“故意杀人”的定性要靠谱得多。也因此，要合符正义与民心地处理好巴东一案，除必须以“强奸未遂”作为调查主线外，还可以顺便查查当地警察包庇、入股色情场所的案件。这样一来，或许案情能够较快水落石出。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此案会不会这么查？由谁来查？
天涯社区：卖艺乞丐传唱快书《邓玉娇手刃色狼》
郎里格郎,狼你个狼.
闲言碎语不要讲，今天俺表一表邓家小女玉娇娘。
中华儿女多奇志，一代更比一代强。
哪里压迫哪反抗，真TMD太对没商量。
话说玉娇年方二十一，出落的如花似玉秀丽端庄。
那一天，
玉娇正在洗衣裳，外面窜进三条狼。
第一头，
姓黄名字叫德智，猥琐不堪眼冒淫光：
“花姑娘长的真漂亮，陪老子好好爽一爽”
后面跟着邓贵大，还有一条无名狼。
斜叼烟卷丑态百出，走路一摇三晃荡。
狼你个浪，浪里格狼。
只见那，玉娇小妹婉言拒：
“这里是员工休息室，要爽请你回家爽，三位大人请自重，您也有姐妹也有娘”
邓贵大，不知自己早已标名挂号在阎王，
小鬼催的说胡话，摇头摆尾太猖狂：
“老子有的是银两，俺是当今土皇上，小妞还是从了吧，否则老爷我给你来个霸王上”
弱女子玉娇欲夺门走，却被三头禽兽扑倒在沙发上。
世风日下何如此，全无半点人性——–丧尽天良。
古往今来有烈女，光明磊落美名—-万—-古—-扬———
话说―邓玉娇，拼命来反抗，
说是迟，那是快！
修脚利刃闪寒光， 血溅当场杀色狼。
出身寒门邓家女，人格尊严不容伤。
我们男人应惭愧，临事可有此担当。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狼没得浪，浪没了狼。
山东武松打虎在景阳岗，
巴东玉娇梦幻城除色狼。
从容报警心无愧，
昂首挺胸进班房。
人民群众眼雪亮，
六月不能飞雪霜。
英雄故事传古今，
千秋万代美名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