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位身居要职的“著名叛徒：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他们的结局都很可悲。
【党史上最受唾弃的总书记向忠发】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首先供出了中共五大上入选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
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到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
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张国焘：命断老人院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 ”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相关人物：王明亡命天涯】
1956年1月30日，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1974年3月23日，王明抱着没能“批倒”毛泽东思想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
王明这位在党史上曾名噪一时的人物，如今却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新圣母公墓有果戈理、屠格涅夫、赫鲁晓夫等的墓。
王明的夫妻合葬墓碑上雕刻着他的一尊青铜头像，花岗岩的碑座上刻着几行俄文：“王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由此可见，前苏联共产党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呢。墓碑前，摆放着几束尚未凋零的鲜花，看来还是有人经常前来拜祭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的。
【张国焘投蒋】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16日上午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
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在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紧要关头，陈赓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疏散中央机关，随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在红军中任团长、师长。翌年，他因腿部再度负伤，化装回上海治疗，伤愈时去电影院被顾顺章发现而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