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张国焘大搞分裂，在关系党和红军前途与命运的紧要关头，任弼时挺身而出，坚决拥护北上抗日路线，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推动党和红军实现集中统一，促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弄清真相
中央红军长征后，任弼时一再嘱咐，一定要与中央保持好联络。但是，在1935年8月上旬，二、六军团与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了。1935年9月29日，报务员呼到一个电台，音调和报务员的手法都很像中央电台，马上向任弼时报告。任弼时将信将疑，当即复电周恩来，除报告二、六军团的情况外，还特地提出：“你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没有回电(中央没有二、六军团的密电码，收不到电报)，却意外地收到署名“朱张”的复电。来电准确地列出湘赣川黔省委委员和书记的名单，并告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中央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这是任弼时等第一次收到署名“朱张”的电报。他仔细研究了电文：朱是指朱德总司令；张是指张国焘。
后来才知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毛泽东只好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单独北上，张国焘则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为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张国焘对随左路军行动的电台和密码本严加控制。
不久，党中央向二、六军团通报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朱总司令及一方面军的一部留在四方面军，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活动并坚持错误路线等情况。这时，任弼时才搞清楚了1935年9月29日的“朱张”来电究竟是怎么回事。
任弼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二、六军团领导。因此，对于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严峻斗争，二、六军团的领导是有思想准备的。
1936年6月，任弼时与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翻越雪山，在西康与红四方面军接应的部队会合。果然不出所料，尚未会师，矛盾与问题就发生了。张国焘派“工作团”前来慰问，同时也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其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任弼时十分警觉，立即向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明确交代：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许搞分裂，特别是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的坏话，一句都不准讲；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
2针锋相对
1936年6月底，二、六军团到达甘孜。7月1日，朱德、张国焘等到甘孜会见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二、六军团领导人。
当天晚上，朱老总将任、贺留了下来，直奔主题，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行径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并拿出一大沓文件：有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有“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等。朱德沉重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听了介绍，任、贺进一步弄清了近两年来党内激烈斗争的详情。任弼时坚定地表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朱总司令的命令，一切听从朱总司令的指挥。”
任弼时深深感到维护、促进红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祝贺两军的会师，同时也明确地说：西康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也讲了话，特别强调，我们惟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接下来，张国焘刚要起身讲话，坐在旁边的贺龙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说：“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会后，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主张，都被任弼时一一拒绝。在军队领导权的问题上，任弼时是当仁不让的。
张国焘又派人向任弼时提出，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任弼时则明确地回答，只有在中央十二月(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
张国焘建议召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提出：“报告由哪个作，有争论谁来作结论？”把张顶得张口结舌。
任弼时坚持原则，态度鲜明，给朱德以全力支持。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北上。
3推动北上
离开甘孜，两大主力红军就分路北上，进入充满神秘而变幻莫测的草地。这是红二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而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则是第三次了。
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离开了二方面军，随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动。在北进途中，任弼时与张国焘日则同吃同行，夜则同坐同睡，耐心与之交流。他还和朱德一起找张国焘谈话，帮助和促使其纠正错误。
张国焘仍然顽固不化，继续坚持分裂主义的立场，散布一些奇谈怪论：取消“中央”，成立西南局；陕北那边应该改称西北局，两边平起平坐，都由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说到底，他还是不承认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的统一领导。
任弼时了解张国焘的底细，知道搞派别活动是他的老毛病，但想不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针对当时的情况，任弼时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中央的权威，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
1936年7月27日，中央来电，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显然不是张国焘希望的那种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且和党中央平行的结果，而是归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下属组织。
西北局的成立，打破了张国焘的个人专权，重新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为反对分裂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与其他委员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由于任弼时、朱德、徐向前等人带头坚持正确原则，党内生活开始有了新鲜空气。张国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极不情愿地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执行中央继续北上的方针。
经过一个月的行军，红军大部队分别于1936年7月27日至8月1日，陆续走出了草地。
然而，张国焘是不甘心的，显得非常急躁，派人向任弼时建议：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心里很清楚，张国焘这是自恃人多枪多，企图以势压人；同时是想利用这个会议，争取一部分同志的同情与支持，继续同党中央对抗。
任弼时非常镇定，义正词严地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你的目的一定达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一旦弄清真相，绝大多数要站到党中央一边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态度尖锐起来，那谁都帮不了你！”任弼时的话，力抵千钧，张国焘害怕自己更加孤立，就再也不敢提议开会了。针对张国焘蛮横无理，诋毁毛主席的恶意言论，任弼时沉下脸来，严厉地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有崇高的信仰。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我认识你，可是，他们是不认识你的！”任弼时这话有如重磅炸弹，让张国焘心惊肉跳。
越往北走，张国焘就越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左一个鬼点子，右一个馊主意，拼命反对北上，都被任弼时坚决顶住。
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任弼时、朱德等领导同志以及广大指战员不懈的斗争，张国焘的企图一直未能实现。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摘自《老友报》刘明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