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中共建党于1921年7月23日（过去传统的说法7月1日是错的）。当时的第1号人物是陈独秀，第2号人物是张国焘。陈早年是民主主义者，后来接受了共产主义，最后又回到民主主义。晚年的陈独秀对民主主义作了精辟的发挥。
我称张国焘是中共建党时的第2号人物，因为当时陈独秀正在广东省长陈炯明处当教育厅长，不便公开作共产党的活动，所以中共建党时实际的组织者和1大的主席便是张国焘。
正如中共出版的一本《张国焘的浮沈》（师博着）的《简介》中所说的：“张国焘，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早期重要领袖之一。其影响之大，绝不在任何一个中共早期领袖人物之下。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也充满了传奇。”我要补充的是，晚年的张国焘，也一样接受了民主主义。
我于1937年底到达陕北延安。不久就在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听过一堂张国焘讲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和以后在香港的交往中，始终觉得，他像一位大学教授。他宽面厚耳，举止斯文，眉宇间常露出深思，书卷气很重。初见时，很难想到他是一位曾经叱吒风云的革命家──张国焘。
中共1大时，毛泽东也是代表之一。根据有关资料，毛泽东当时并未发言，作不上影响。周恩来在欧洲先参加德共，后来转而成为赵世炎领导的旅欧支部成员，对中共1大也说不上影响。刘少奇正是中共第1批留俄学生，更说不上对中共1大的影响了。张国焘是中共1大、2大、4大、5大、6大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中共3大后才当上中央委员的。
我和张国焘先生初见于陕北。50年代我们再见于香港。当时我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张先生常给我很多指教。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张先生常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确可以说得上是中共最早的一代，对中共观察深入，经常一语中的。例如：
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毛）没有一天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搞不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回做了主角，总不错了。”
我问：“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也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我和国焘先生在香港时，常常见面，所谈范围甚广。我告诉张先生，1938年4月他从陕北出走以后，我还在延安参加过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学习。我们谈到当年，趣事很多，彼此都哈哈大笑。
早期的中共领导人物都比较倾向理想主义。政治人物往往有一个摸索和认识的过程。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从良知开始，最后又回到良知。我所熟悉的张国焘先生就是如此。
张国焘到香港后，一度是中国战斗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他最后选择民主，绝非偶然。他曾给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科学与民主，并非空泛名词，也不是老生常谈：这对人生有点像水和空气。中国人聚居之地食水不清洁、空气不新鲜是不行的。他们的雄图壮志不尽相同，但追求适宜于近代生活的水和空气，应该是一致的。”（见拙编香港《展望》杂志第100期。）
张先生的意思是，民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我们需要民主，就像我们生命中需要水和空气一样。这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最后对民主的真知灼见。
张国焘生于1897年、逝世于1979年，兼以此文纪念国焘先生逝世20周年。(1999.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