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详
我在几年前就买了张氏所著《我的回忆》（1998年1月 东方出版社），开始只是草草读了一遍，并没有太在意。在这几天，我又重新把他读了一遍，对其中的内容又有了更深的认识，甚至觉得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应该从这本书开始。
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经过前人过滤再传给我们的，世界上很难找到一部真正反映历史史实的信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朝历代的政权对历史科学有太多负面的干预，什么是该写的、什么是不该写的只由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可是历史科学就是以恢复史实为目标的，这样的矛盾总是难于解决。
我们过于相信过滤后的历史，当有人说出历史真相时，我们又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我在第一次阅读《我的回忆》时就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如果静下心来，仔细回味张氏的记述，再和那些过滤后的历史知识相对比，则不能不证明这本书的珍贵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浮于事中，张国焘的资历可以说是最老的，当然，毛、董和张都参加过一大，但毛、董二人只是作为地方党的代表出席会议，而张则是代表党的创建人陈独秀，是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张国焘1916年入北大，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与陈独秀、李大钊交往，真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是中共一大、四大、六大的中央委员，四大和六大的政治局委员，他与列宁、斯大林有过直接的会谈，这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并不多见；从他个人的履历来看，直到1931年他去鄂豫皖苏区，他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
他的阅历丰富极了，除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渊源外，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象五四运动、二七罢工、五卅运动、国民党一大、北伐、南昌起义这些在近代史上有名的事件张国焘都作为重要角色参与其中，他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也是有相当价值的。
由于张氏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人，使得他的描述有高屋见瓴的功效，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影响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在近代西方国家中，有二个国家对中国影响最大，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苏联。对这话我是很赞成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渊源甚深，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是在当时苏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自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受到这个国家的影响，这样的影响直到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之后才在形式上告一段落。
从张国焘的回忆来看，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偏重于政策指导和人员训练。中国共产党奉苏俄为思想上、行动上的老师，苏俄就此对中国共产党给予指导则是天经地义的，张国焘在回忆中重点提到了威金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米夫几个人。由于当时的交通、通讯的不便，使得苏俄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政策只占有理论上的优势，而他们对中国的实际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让莫斯科派驻中国的几个代表人物相机行事了。在这几个人物中，鲍罗廷的影响最大，因为他在中国期间，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中国共产党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党，借国民党的声势，与其合作来发展壮大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多少带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就是说生怕得罪国民党，于自身的发展不利，鲍罗廷的重要性在于，他强化了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蒋介石在1927年4月，对共产党人实行镇压的时候，鲍罗廷和中共的领导人们也只是提出联合国民党的左派打击蒋介石，从根本上还是希望维系国共合作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行不通，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反动，所以南昌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代表着20年代苏俄对中国政策的破产。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次会议开始，苏联对中共的帮助由偏重于政策指导到政策指导和人员训练并重的局面，后来许多在中国共产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在这前后前往莫斯科受训，除张国寿的回忆外，杨尚昆、武修权的回忆录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在西安事变中，苏联对中共的影响是最富戏剧性的。张学良捉蒋后，中共上下（除周恩来之外）都是一片喊杀之声，下面是张国焘在回忆中的有关记载：
1、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回忆录第三册330页）
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同上）
2、（毛泽东在致张学良电报中说）“诚如来电所去，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同上）
3、这时朱德也进来，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确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回忆录第三册333页）
可是莫斯科的指示到得也很快，大意是说蒋杀不得，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这与我在中学甚至大学里学到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张氏当时作为中共最高决策成员之一，他的叙述大体是可信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当时对这件事的见解确实要高过我们，同时也说明，任何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政党都不是算命先生,能预测事情的发生和结果。他们固然要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制约。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的智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张国焘最值得称道的经历是他参与领导在鄂豫皖苏区和四川的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斗争，同时由于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与毛的争执使他的名气大噪，也为他告别政治舞台埋下了伏笔。
从张去苏区的经历来看，他注定不能在中共内部担当一把手角色，这是因为毛最先以工农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在井冈山上树起一面红旗，并运用他的毅力和智慧将这个运动持续下去，他的活动代表着中共必然的趋向，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不得不跟着他的调子走，所以在气势上毛就领先了；再者，1931年前后，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不能立足，决定向苏区转移。这些中央要人的去向对日后中共的权力格局有重要影响。总的来说，去往朱毛江西苏区的要人们大都可以确保日后的政治地位，而派往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苏区的除个别情况外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从张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项英、刘伯承等到江西苏区；任弼时、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前往鄂豫皖苏区；当然中共中央在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设分局，分别由张国焘和夏曦主持，政治地位是不低，但当时各苏区之间联系极为不便，哪个苏区能和中央在一起，在地利和人和上进当然会占有更大的优势。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张氏纵有天大的本事就难有更大的作为，更何况，论军事斗争毛的能力决不在张之下，中央苏区的失败不能算在毛的头上。
张氏的回忆录共有三册，总的来说，前二册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党史大体可以相互印证，出入不大；但第三册讲张在苏区和同毛的斗争也是很富有争议的，其中，张多有报怨之语，他在白雀园的肃反和长征途中命陈昌浩解决中央的密电最为中国共产党诟病，但在第三册中，关于白雀园肃反提得很少，而关于密电则只字未提，真相到底如何且不去管他，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的实力大于一方面军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双方后来都承认的。也正因为这一点，从江西来的中央领导对张还是相当谦让的。这种力量强弱的表象也使张国焘有些飘飘然，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领导人潜在的能量。
一、四方面军分开后，张国焘率部南下、另立中央，事实证明，这是不对的，这是他的负气之举；他的声望受到损害，也令四方面军受到重创；1936年8、9月间，红四方面军在甘肃靖远准备渡过黄河到河西走廊一带，由于敌人的干扰，这只35000人的部队只渡过去20000多人，徐向前和陈昌浩就在其中，而张国焘和朱德等人率领的10000多人却不得渡，这些人后来辗转到达陕北。西路军归于失败，这是人所共知的。这对张国焘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因为红四方面军是他的政治资本，而此时这个资本失掉一大半，他在党内的地位就更是每况愈下了。我不禁设想，如果这35000人都渡过河去，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只可惜历史是从来不能假设的。发生在靖远的红四方面军分离更加注定了张国焘日后的落败。
张氏回忆的另一亮点是他对各色人物的评价。由于他与中共的关系甚深，他的接触面又广，他对这些交往的回顾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了解更为深刻。从他的回忆来看，他与中共几乎所有的要人都有过深浅不同的交往。中国共产党对张国焘当然是印象不好的，他们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一个对立面。但我们知道，如果对立面之间都说一个人好，那这个人却是有值得称道之处，这里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徐向前同志。早年我就读过他的回忆录，也读过他的部属怀念他的文章；而张国焘自1931年3、4月间到达鄂豫皖苏区之后，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与徐向前合作，他对徐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为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继勋的领导之不当。”（回忆录第三册71页）；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独自己一人历千辛万苦返回延安，作为张国焘的主要合作者，他是有相当压力的。但他凭借自己的作人原则和个人智慧在党内斗争中生存了下来，历经毛、邓时代，以寿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有王树声、蔡申熙、徐海东这些人，张国焘都有不错的评价，而党史中对这些人也是褒扬有加的。我觉得除了对毛之外，他对中共人物的评价大体是客观的。
历史本是鲜活的，历史人物也是鲜活的。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当先存一个前提，不管历史人物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崇高，但这些历史人物都是人类当中的一份子，他们是人类，理应具备人类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他们也有生老病死、也要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我们很有可能被历史的概念托着走，而不能从历史中学到有用的东西。这是在读到书中关于蔡和森和向警予、刘少奇和何葆贞的关系时想到的。蔡向本是夫妻，但蔡是一书呆子，平时生活又邋遢，向受不了转而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彭述之恋爱，这在党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刘何本也是夫妻，但广州暴动中，张太雷被害，他的太太王一知带孩子来到上海，刘对他照顾有加，竟引起何之忌妒，闭门服毒药自杀，后被救治过来、、、了解到这些事情，并不妨害对这些中共领导人的正面评价，这让我们知道，干事业不仅要面临外部的压力，也要面临生活琐事的负面影响。这恐怕是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共同而面的一个难题。
张国焘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延安，选择离开他的战友和他的事业，是耶？非耶？他这一走，当然不能再享受由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所带来的荣耀；他不能身居高位，颐指气使；也不能指挥千军万马，东征西讨；可是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最高统帅、毛泽东最有实力的竞争者，谁能保证这样一个人能够躲过建国后党内残酷的权力斗争，张国焘失掉了虚幻的浮华，但得到是平静的晚年生活，他在海外活到了八十多岁高龄，见证了中共及中国的发展轨迹，他作了一个清闲的旁观者，相比于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当年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来说，他的命运不能算是最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