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国焘在香港写了一部《我的回忆》，在《明报月刊》上连载。这部书共分一、二、三册，有90多万字，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前夕，讲了不少情况。《明报月刊》编辑部认为：“张国焘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及组织者之一”，张国焘所写的这些文章“连载以来，受到中外读者的重视”，因而印成单行本出版。1980年11月，在中国大陆，现代史料编刊社也将这三册作为“供内部参考”印刷出版。
为廓清历史真相，辨明是非曲折，作者智惠先生积多年研究之心得，爬梳考证，条分缕析，于最近完成了大作《驳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长征篇》。此书即将由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本刊特从中遴选部分章节先期发表，以飨读者。
张国焘其人其事。1973年，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人陈平景先生时，曾经谈到了张国焘的这本书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 ，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市。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后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被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翌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变节自首。出狱后，向党隐瞒了变节行为。1925年被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5月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曾追随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妥协让步。同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不久从苏联回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由于他的战略指导错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主力于1932年10月被迫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创建川陕苏区。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工作期间，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肃反中诬陷和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1935年3月，他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同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朱德等率左路军抵达阿坝后，他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并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后率左路军南下，于同10月另立“中央”。他在军事上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的情况下，经党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第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第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之后，张国焘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1938年春，张国焘逃离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9年逃往香港。后定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病逝于多伦多市。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出版后，1973年5月，美籍华人陈平景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于5月16日接见他时，谈到了这本书。
陈平景：总理，您看了张国焘的那个回忆录没有？
周恩来：那个没有什么看的，他只知道1938年前的一些情况。长征的时候在红军里面，因为他的军队多，他就要搞独立，完全不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办。当时我们批判他，批判得比较凶，但是毛主席还是争取他。后来他在祭黄陵的时候跑了。那时，我们还比较天真，还去劝他回来，他不回来。当时四方面军人多一点，听到他走了没有人跟他，连个警卫员都不跟他跑，跑回来我们西安办事处。在那个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说到我，更是胡扯，根本没有那些事情。当然，他那是为了卖钱喽。
陈平景：他太太好像儿戏，对那本书并不那么认真，说是很轻松地写成的。
周恩来：他有一点没有争论，她们母子在延安，是毛主席亲主张，把她们送到武汉，那是我经手的。他骂主席的一段就不是轻松。他还要求让他儿子来广州读书，我们还照顾了，并没有为难他。是解放以后到广州来学医的。我们对他是仁至义尽。
……
中央红军组织北上后，张国焘开始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留在右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为此作了坚决抗争。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是如何掩盖他“另立中央”之事实的
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1935年9月14日，在俄界，曾经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敦劝他随之北上。电文说：
“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
电报指出中央先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随之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15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劝阻，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至于原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虽然曾于1935年9月10日给前敌总指挥部下达指令，令其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但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等并未执行中央指令，仍南下复归于张国焘的领导。
张国焘见中共中央已经北上，就在阿坝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了决议，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他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会上，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对他耐心说服：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逼他接受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据一位当时在五军团的目击者回忆说：
“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
当时，红一方面军划到右路军的，上面有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下面有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广大指战员，他们是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张国焘这时挑动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的不和，想叫下边互相打架。朱德反对。他对张国焘说：我们现在处于敌人包围中，是要如何支持下去，自己下边再打架，就不能生存下去。打架总算被制止。
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北上，在当时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干部、战士中引起强烈不满。有的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激愤地表示要与张国焘“干”。朱德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说，北上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先后发布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说什么“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我们南进，当前的敌人是川敌残部。在南进地区内，人口稠密，好扩大红军，物产丰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这就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张国焘还扬言：中央率孤烟北上，不拖死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9月中旬，张国焘指挥部队沿大金川河上游南下，向马塘、松冈、卓斯甲等地集结。原属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队伍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三十军17日到毛儿盖，四军18日到毛儿盖。原左路军也向南进发。红四方面军和划人左路军的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在凛冽秋风中从阿坝、包座地区沿着不久前北上的道路再经草地南返，衣单鞋缺，粮食不足，很多人被夺走了生命。
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时，10月5日，张国焘在这里非法作出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另立了党的“中央”，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不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竟致电中共中央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内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对此，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严厉地驳斥了张国焘反中央的言行。他说：我们红军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谁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对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了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团结起来打敌人，拒绝支持张国焘的所谓“中央”。张国焘要朱德当这个“中央”所谓“中央委员”，朱德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只“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那么，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对以上这一段野心毕露，另立“中央”，企图篡夺党中央的历史罪行，又是怎样写的呢？他写道：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其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到较妥善的处理。……
我们旋又接到徐向前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候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的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令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带，牵制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地，为南下开路。……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
张国焘的这段所谓回忆，掩盖了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以及中央为什么要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主要原因。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与会者一致通过的。后来，中共中央坚持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则变卦为坚持南下，这些电文，都在档案中可以看到。后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坚持南下，并且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1937年3月23—31日的延安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指出张国焘给陈昌浩的这个电报，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对于这些重大情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绝对不提，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回忆》的虚伪性。至于后来张国焘的成立第二个“中央”，当然这是重大错误，张国焘在《回忆》中把这事的责任完全推诿给了下面，推诿给了“到会者”，也是完全违背历史的，试问如不是张国焘自己意图另立中央（不是如他说的“临时中央”），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他的下属焉能大胆这样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北上和南下之争，究竟谁正确？北上的结果，已有历史作出结论。试看张国焘南下的结果
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出甘肃的岷县、通渭地带时，蒋介石慌忙调周浑元约12个团移武都，胡宗南约20余团由松潘延伸到西固以配合陕甘军队的行动。这样，使张国焘减少了军事上的压力。在四川方面，敌人为了防止红军南下，沿大小金川仓促布防：二十四军刘文辉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二十军杨森部四个旅零一个团，位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二十八军邓锡侯部一个团驻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再远处，康定驻有蒋系李抱水的6个团。这些敌军将在四方面军南下中扼守隘路，特别是在康定、天全、宝兴、邓河场、大川场、水磨沟这一碉堡线上阻止。刘湘和李家钰的主力则将在邛崃、大邑、灌县一线配合刘文辉、杨森、邓锡侯部队夹击红军。根据这些情况，四方面军10月7日在卓木碉制定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决定红军主力采取迅速而秘密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和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资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和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的敌人，以便主力各个击破敌人。前者由第二十五师、九十三师、第五军共8个团编成右纵队，由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二军共16个团编成左纵队，隔岸呼应，配合行动；后者由第七十九团，第三十三军共3个团编成左侧支队进行。
10月8日，左、右两纵队均按预定计划行动。右纵队于12日克绥靖。左纵队15日克崇化，16日克丹巴，克抚边，19日夜袭达维，20日攻克懋功。绥崇丹懋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总计击溃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000，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地。
这次战役后，刘文辉守绥靖、崇化、丹巴、芦定的6个团被红军击溃，残部逃向西康，但他仍有8个团驻守在西康的金汤、芦定、汉源、荥绎、雅州、西昌、会理一带；杨森守懋功、抚边、两河口的8个团被红军击溃，残部向甲金山、两河口溃退，其余约10个团仍驻守一全、芦全、宝兴一带；邓锡侯部以14个完备守邛崃、大邑、双河场、巴郎山地区，其余在彭县、崇庆一带；李家钰部仍守威州、茂州、松潘之线；孙震部守绵阳、江油、平武、松潘线。刘湘调了他的模范师郭勋祺、教导师杨国桢部和第一师加强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守备。李抱水的五十三师仍布防于沪定、康定、雅江。四方面军于10月20日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军新败仓皇调整部署的时机，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广大地区作为根据地，打开通向成都平原的道路。
这一战役开始后，刘湘为了阻止红军攻势，保护他对成都平原的占领，并为了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的荒凉贫困地域，就急调他的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和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地区。红军占领天全、芦山时，敌人已经十分集中，共有80余团兵力。但是张国焘仍要与优势敌人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军全力向名山、邛崃推进。 11月13日，红军以四军配属中纵队，集中15个团的兵力向敌发起攻击，14日击溃敌暂编二师两个团，16日攻占名山 县东北的要镇百丈关。百丈关是一个重要隘口，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兵陵和稻田，是敌人碉堡封锁线纵深配置的中心。红军攻占百丈关后，接着打退了敌人6个旅的反扑，沿着百丈关通邛崃的大路攻击前进，到下午四时，相继占领了黑竹关、活安场、王店子等地，但是，攻势很快地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19日，敌人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所占的百丈关地区反扑。这时。红军自南下以来已连续作战60多天，但仍英勇奋战，顽强不退。敌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轮番进攻，终未能突破红军阵地。但是，红军兵员短少，补给缺乏，歼灭不了敌人有生力量，打不开局面，最后于11月20日左右撤出了百丈关地区。天芦名雅战役被迫结束。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战局没有打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上来。敌我力量悬殊，持久相峙对我不利。我们只好放弃原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我三十军、九军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四军在荥经方向，遭薛岳部猛攻。困敌众我寡，被敌突进，部队遂撤至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水部对峙。我军遭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
百丈关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主要标志。
对于百丈关战役这次重要的战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闭口不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了南下的失败：
“我们忙着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速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 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芦山 ，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芦山 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积压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击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乘胜占领天全芦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毡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了“斩乌龟头”的战术，好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意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芦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
这就是张国焘极力主张南下的结果，是南下这一战略方针错误的结果，南下的不利因素，中央曾经为他作过剖析，但是张国焘不听，现在在实践面前碰了壁，他就只好“结束了”。
张国焘的“南下”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不具备。他不得已只好放弃，转而在中央的极力敦促下“北上”。但他的“北上”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百丈关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12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的洪雅地区向荥经进攻，红军于中旬撤出。此外，红军曾在这个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了一个独立师和两个独立团共三千多人。但是，这一地区多是藏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隔阂，再加藏族上层分子对藏民的欺骗恫吓，都使开展群众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红军的军粮很难得到补充，因此，这一地区不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从1936年1月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用中药，现在最缺乏的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到，早已用完，现也感困难。”伤病员“每天一餐馍两餐稀饭，吃的菜是萝卜、酸茶”。“粮食收集三十四万斤，已吃完，现在是现买现吃”。“斗笠、脚马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据郑维山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在困难和被围的情况下，张国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时想要退到西康去，说什么西康是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也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一时他又叫嚷“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
实际上，这时候的张国焘，已经率领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包括原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的部队，走上绝路了。正如中央曾经告诫过他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红军所占领的地区，宝兴是小县，在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从这里往天全、芦山是比较平坦的地区。在这里作战，不但面对着装备较好的敌人，而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也得以发挥较大的威力。敌人在这一带已构筑起碉堡线，也阻遏了红军的前进。这些都不是当时红军的力量所能摧毁的。蒋军薛岳、周浑元部集结到了红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法，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日益严重。敌向北进逼。而红军占领的这一带藏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仅阻拦外来的军队，尤其不愿外来军队取得他们自己尚嫌不足的粮食。红军一旦驻扎久了，与藏民争食的情况就日益严重起来。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红军对抗，发生武装冲突。
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到了1936年2月，薛岳部队6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李抱水五十三师为策应东线敌军，也由康定向丹巴进攻。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兵员无从补充，粮食得不到接济，向南向西向东均无法进军，只好经懋功向西康省的东北部转移。
当时敌人的兵力布置：邓锡侯部约20个团分布在牛头山、水磨沟、大邑、双河场、天官场、山岗地区。刘湘部的两个师、两个旅在玉林山、何场、平落坝地区。潘文华的两个师和一个旅在夹门关、朱家场、中峰场、观音场、名山、金鸡关地区。孙震部约14个团在金鸡关、白芷庙、草坝场、大兴场地区。薛岳部在荥经、新场、老金山地区。刘文辉部在雄州、汉原地区。李抱水部两个团在毛牛，两个团在康定，两上团在泸定、瓦斯沟区。李家钰部在大渡河与西昌、会理地区。2月上旬，四方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决定撤离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红军主力迅速向西康东北转移，而以一部在邓生、硗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敌人。
当时全军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时已隆冬，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中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口粮无着落只好以却菜果腹。由于粮食困难，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广泛训练捉牛、杀牛、吃牛方法。这时，张国焘打算“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准备宣传品及向西发展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要进入甘西和新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1935年11月到1936年6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搔扰，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真诚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对张国焘的这段自白，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预定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由此可见后来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却发生了四方面军主力渡黄河向西到河西走廊了事，并不是偶然的了。
就在张国焘南下失利的时候，他还在叫嚷他的南下是“正确”的，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他在到达道孚后，3月15日在干部会议上作了个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说他率四方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反对毛、周、张、博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说：“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对于他在天全、芦山立足不住而转移到西康东北部，他说“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把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红军东征说成是“也同样转移到晋西去了”。他攻击中央是什么在“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的向北逃跑。他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夺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争取相机消灭李抱水，拿下康定的战役胜利。”
4月1日，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散布其企图偏安边陲的谬论。他说他的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他现在准备“向西北行动”，而这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而他的要“夺取西北”，又是与中央的北上“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过去批评他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始终耿耿于怀，说“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历史需要，……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地树立其威信。”他们甘孜、瞻化、炉霍、道孚4县的人。计算了一下，有10万多，于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根据地的一部分，要建立波巴日德瓦革命政府，使之成为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尽管张国焘在表面上做得如何热闹，但是严峻的客观形势，困难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回头走北上的道路。1936年5月21日，张国焘的所谓“中央”炮制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这个决议大纲尽管还在胡吹“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反攻的形势是胜利的，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他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因此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张国焘的夺取西北，并不是要去同中央会合，仍然是以“我”为中心自行发展。决议大纲说：“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说明了如《我的回忆》中所述那样，他的北上自有打算。
不过，他终于要“回师北上”了。这是与中共中央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