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10/胡宪:采访归来话灾区

加拿大地震灾区采访记者胡宪/作为加拿大华人媒体的唯一代表参加由多伦多华裔媒体工作者协会组织选派的加拿大地震灾区采访队亲赴四川一线,我深知责任重大,意义深长。这是海外华文媒体与所在国主流媒体首次联合对祖国的地震灾区进行采访报道。

6月12日,在四川地震整整一个月后我们抵达成都,立即展开工作。在八天当中,我们走访了20多个灾区点,访问了灾民、志愿者、医生、军人、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和普通百姓上百人,挖掘出许多感人事迹,向读者和观众描述了灾区现状。特别是我们从加拿大人所关心的问题着眼,由西人电视台、电台和报社记者以英语报道,使加拿大人民更直接地了解中国,从而为继续支援中国的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了独特的资讯。与此同时,我们也带去了加拿大人民和加拿大华人对地震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注和友好情意,对加强加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次活动能够取得成功,要感谢多伦多华媒协会和赞助商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中国新闻社总社及加拿大分社和四川分社,以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等,感谢他们在落地接待和签证方面给予的大力协助。

可敬的灾区人民

灾民是我们主要采访对象,灾民所表现出的坚忍和坚韧、知恩和感恩令人震撼。第一天采访的4岁灾童刘欣怡的母亲郑淑敏,面对外国媒体的镜头,她对哭不出声音的女儿微笑地大声说:孩子,你要坚强。(见报道“震后的第一节家教”)

来自重灾区绵竹汉旺镇被截去了双腿的建筑工人张欣,地震那天他本不该在班上,我起先以为他会不愿接受采访,会抱怨命运,但是他坦然讲述自己的故事,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三个工友当中,只有他活了下来,他还表示今后要学习电脑,回馈社会。

彭州市新兴镇的老赵夫妇和老刘夫妇,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在他们搭建的棚屋里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领政府发放的帐篷,他们说,灾民太多,把帐篷留给那些没能力自救的人吧,我们还不老,能自己干的就自己干。(见报道“马兰花,马兰花”)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看到中国老百姓对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自内心的感恩话语了,可是这次在灾区我不止一次地听到、看到了。从没了牙的羌族老人到卖小吃的农家妇女,从19岁跳楼逃生的大学生到11岁刚失去哥哥的女童,他们对中央领导人和人民军队的由衷赞颂让人信服和感动。我们是随机停车、自由采访的(只有两次有当地官员陪同),人们没有必要对我们说假话。中国政府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早已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肯定,我们的采访再次证明了这点。

我的“老外”队友不管走到哪里,最愿意采访的就是孩子,而中国孩子在被采访时表现出的勇气与成熟常让我自豪得热泪盈眶,忍不住用中文向他们致谢。面对记者提问,他们会说:“我不愿意回忆那个时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会说:“地震震垮的是我们的学校,但震不垮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灾区的孩子们在一夜之间长大了。

在我们走过的都江堰、德州、彭州、绵阳、绵竹、北川、什邡等灾区,灾民基本上都得到了安置,每个灾民每天可以领到一斤粮食,10块钱。学校、医院、集市、银行都恢复起来,各家主劳力也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或做生意了。在我们一对一采访的灾民中,只有一位在路边摆摊的妇女说10块钱不够花,因此她做起小生意;只有一家灾民说那天因雨水打湿了柴火和粮食而没吃上饭,而就在这时,一位骑摩托车过路的酒店老板承诺第二天就将来解决全村人因下雨吃不上饭的问题。(见报道grandma为何哭泣)

可敬的志愿者

地震发生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队伍如此庞大、境界如此高尚的志愿者队伍,他们的事迹感动了中国和世界。我们这次采访的志愿者有三类:一是来自全国各地仍然战斗在抗灾一线的志愿者;二是由灾民转变成的志愿者;三是曾经去过灾区的志愿者。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成都机场见到的志愿者们。他们大约100多人,有各地的大学生、有北京的艺术家、有云南的农民、有山西的老板,也有发型古怪身份难辨的人。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他们每天睡帐篷、吃盒饭,在烈日或暴雨中抢运救灾物资,将一顶顶帐篷、一箱箱药品在第一时间运往灾区。问他们还打算干多久,大学生们说干到开学,其他人说干到不需要。我报道过一位打算在灾区干两年的农民志愿者(见报道“有爱心的‘苦命人’”),在这里我想再提一件事。在志愿者当中,我巧遇了一个辽宁老乡,他指着正和“苦命人”一起搬帐篷的书生模样的人说,那是他在山西打工的老板。他们是家咨询公司,为经营不善或想进一步发展的企业提供策划,生意很好。地震发生后,这老板推掉了一个马上要签的大合同,留下三名员工完成手头工作,带着其余的10多人来这里当义工。

国际援助落到实处

我们采访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关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际救灾物资是否落实到灾民手里。我们到的当天就与加拿大红十字会亚洲协调员张云红女士取得了联系。从她那里我们得知加拿大是第二大捐助国;由多伦多华人募捐购买的救灾药品将在我们离开的第二天运抵成都;中国政府对救灾物资采取特殊的优惠过关程序。在灾区,我们看到超过10个国家的志愿者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搞净水工程,在推广和培训村级的卫生防疫人员;在机场我们看到卸货、装货、押运井井有条,登记制度严格有序。装车时,每一辆车都是车下两名,车上两名进行实数登记,物资运往哪里都在事先有统一的调配。

遇到的问题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非主流的问题,例如一开始,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在国家和省一级政府发放了采访证之后,地方政府还要以保护记者安全为理由在检查站点阻拦我们,要求我们去区级市、县级市甚至乡镇政府去申请登记(例如说堰塞湖万一塌方,需要通知所有进入该地区的人员疏散,但是与我们同行的中国志愿者和司机却不用登记;还有,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从我们身边走过赶集,对我们却说那边有疫情)。我的“老外”队友很有意见,认为被侮辱了智商。我曾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报道。后来在采访九州体育馆时,当地保安员坦白讲,对媒体加强管理是因为前几天曾有外籍记者在这里进行了与记者身份不符的勾当,例如煽动灾民对政府不满等。在什邡洛水镇,西宁武警的负责人也明确指出曾抓获打着记者旗号在灾区进行非法活动的假记者。我认为这是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理权的正当理由,很容易被接受,无需遮掩或寻找其他借口。我已将这一想法表达给当地政府。当我将这些情况解释给队友之后,他们都表示了理解,并说每一个国家都会这样做。

在这次地震灾害中,中国政府对新闻界空前开放,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我认为中国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对记者讲实话,该管理就管理。而对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不管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该打击就打击。

我们还能为灾区做什么

有人说,现在中国有钱了,没有外国援助也能照样搞好重建。但在我看,且不说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国际支援,来自世界大家庭的关爱对灾民的影响力与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人们知道我们来自遥远的加拿大,带来加拿大人民和海外华人的深切关注时,无论男女老少都非常感动并受到鼓舞。这属于全人类的人性光辉所孕育出的巨大能量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取代的。所以我们海外华人能做的还很多。

除了继续捐款,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为灾区建学校的项目之外,我还呼吁蒙特利尔的华文学校开展向灾区帐篷学校的小朋友寄送关爱卡片的活动。在九州体育馆帐篷学校,我看到一张寄自外省小朋友的明信片,被这个同学爱不释手。我想,假如有来自海外的同龄人以他们独特的思维画出独特的画,用工整或不工整的汉字对灾区小朋友写出祝福和鼓励的话语,对于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和同学的孩子们该是一种很好的疗伤。用祖先留下的文化建立起长期的关系,让孩子们去感受什么叫血脉相连,应该是一件很意义的事。

感想

在去四川之前,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流眼泪,可是到了那里之后,每天仍被感动。篇幅关系不能细述,但有几点感想愿与读者分享。第一点,人们常说: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人心与人心之间,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汶川地震将这个距离缩短了。人们终于看到,这个世界说到底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第二点,地震一个月后,有的废墟依然狰狞,青山半壁失落,公路桥梁伤痕累累……但同时,我也看到灾区人民顽强的斗志,来自全国各地飘扬的红旗和标语,奋战在第一线的绿军装以及无处不在的志愿者,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躯体虽然在地震中受了重创,但是中国的脊梁却挺得更直、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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