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浏览本地中文报纸的人，想必对“王仁铎”（Lawrence Wong）这个名字是不会陌生的，因为律师王仁铎的见报率颇高，而且往往与移民事务连在一起，常为移民仗义陈言，成为意欲咨询移民事务者的“香饽饽”。
【环球华报记者 萧元恺】在王仁铎的办公室里，有一大排靠墙的书架，粗粗看去，几乎全是各类法律方面的文书与资料汇编，其中就有《移民法务实手册》、《卑诗省不动产开发实践手册》、《卑诗省公司法》和绿皮精装本《卑诗省法律报告》（British Columbia Law Report）等。这实在是预设好的了解王律师的一扇窗口，可以管窥他的工作内容。靠近书架附近还有3个表，分别标示出温哥华、东京和香港的时间，这个往往出现在酒店旅馆前台的物件，更能形象地揭示出王律师经手移民业务的性质，平添一缕行色匆匆的气氛。
和政府打官司
《环球华报》：一提您的名字，实在绕不开“移民”两字。根据记载，作为加拿大第一批打败联邦政府的17个律师之一，您参与的那个著名的案子已经成为一宗具有指标作用的判例。
王仁铎：是的，加拿大移民部在2001年12月颁布新的计分標准较严苛的移民法，並对此前已递交移民申请表的人士追溯执行，但对於已递表个案，又曾把新法適用日期延后到2003年3月31日，以便可依较宽鬆的旧法处理；但宽限期过后积压案仍远超预期。使许多本来条件合格的申请者被排除在外，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中许多都是技术移民，没有什么经济实力，致使受影响人士遂纷纷兴讼求偿。这个记录在案的群体就构成一个集体诉讼，并由17名律师分別提出的原来共149项个別诉讼，加以整合而成。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受理了这个案子，控诉移民局新法追溯执行导致其申请胎死腹中，在这些律师中只有我一个来自加西。至於这些讼案所代表的个別申请人，总数接近1万2千。
移民律师王仁铎
《环球华报》：起诉方是素不相识的移民申请者，受控方却是享有巨大行政资源的联邦政府，而且后者有强大的法例依托，这决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或一般意义的诉讼，其过程肯定相当艰难。
王仁铎：尽管我们起初预估到了这场不对等的官司的难度，但实际操作还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从2001年立案开始打，到2003年我们最终胜诉，历时两年多。其间我要不断地在温哥华和渥太华之间穿梭，在渥太华要租房住，自己解决衣食住行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尽管以前跟联邦政府打官司还从来没有胜过，但是我们秉持公义还是要做，因为我们坚持认为联邦移民部长是在误导国会，用不正当的手段使移民申请者不及格。当时移民部向国会表示累积旧案只有约3万件，事实上却多达10万宗，这种政府行为给起诉方带来很大损失，包括每人已缴的移民申请费、律师费、文件公证开支和等候时间的损失等。这方面的证据是充分的，我们用事实说话，经过一番漫长诉讼，结果最高法院判定禁止联邦移民部对那些积压案件使用新法，移民部最终让步，并提出庭外和解办法。在这场诉讼中虽然我个人付出了很多，但这是集体行动的胜利。
《环球华报》：胜诉方最后得到哪些补偿？这个集体诉讼案的成功本身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仁铎：高法裁决后，移民部在网站上公布了和解办法通知书，并寄发给至少9万7千名受影响的移民申请人。通知书开头即开宗明义指出，其寄发对象是2001年或更早提出移民申请的特定一群经济类移民。通知进一步表明，相关各方同意交由联邦法庭审批其所协议达成之和解草案。接获通知书之上述特定群体之个別成员，可按照其个人意愿，对草案提出反对立场，亦可选择退出最终定案的协议。若无人对建议和解案提出异议，將会由一名法官在2005年3月14日对协议提出最后定案。
判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怨，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社会决定移民命运的现实。不过由此也提供了一个启示，不管对方如何，在加拿大这样的法制社会，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要敢于抗争。这还不只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问题，这是在行使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许多移民，尤其是大陆来的移民，视诉讼为畏途，总想息事宁人，观念上应该有所转变。
艺术之家的另类
《环球华报》：初到您的律师事务所，看到几面墙上都挂着国画，有点像艺术画廊似的。及至见到坐椅后面的这张速写，肯定是您的肖像了，几笔勾勒十分传神。法学之外，您还有美术的爱好？
王仁铎：速写画的是本人没错，但是出自我哥哥之手，他是个职业画家。我母亲也是个画家，姐姐是导演，父亲则是作家，在这样一个文艺家庭里，即便我不是学艺术的，也多少会受到点感染的。
父亲王敬羲参与主办过香港《南北极》、《财富》等杂志，写过一些东西。
《环球华报》：原来王敬羲先生是您父亲，久仰大名。知道他50年代便有小说集和散文集等出版，在台湾念书时是梁实秋的“高足”，在港台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上独树一帜。余光中曾将王敬羲先生与李敖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一家人都是在文艺界工作，独独您一人从事法律，堪称“另类”了。当初您是怎样选择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的？
王仁铎：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山东人，他们都到了香港。我们全家从香港移民加拿大后，定居在温哥华。我本来是在卑诗大学读政治系学习，不敢说当外交家，只是一种选择而已。然后才转到加东皇后大学法学院，修读法律专业。说是一种偏爱也行，也有一些务实的考虑，因为法律比较政治而言，有更为实在的内容。加拿大在国际上不是一个大国，需要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人才有限。
《环球华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律师业务的？
王仁铎：从皇后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温哥华，那是在1987年，当了一年见习律师，随后进入本地的律师事务所。在别人的律师事务所干了有5年时间，其间萌生自己干的打算，经过一段准备，于1992年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其实自己干，还是在人家的律师事务所干，都不过是一种选择而已，合伙人也是一条路。
《环球华报》：现在的业务范围如何？
王仁铎：除了税法、劳工法和证券法不做，可以说其他的都做。当然侧重于移民业务，还有家庭婚姻方面的官司，特别是移民的离婚诉讼，由于两地社会制度的差异，加上顾及孩子一方的切身利益，给这方面的调解带了相当的难度。
“赖案”专家
《环球华报》：在有关赖昌星案例的报道方面，经常会看到您的看法见诸报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少议论都得到验证。
王仁铎：从赖昌星滞留加拿大开始，我就关注此案的事态进展，并进行跟踪观察。在赖案发生时，我曾写过一篇《法网难搞昌星难走》的文章，现在几年过去，赖氏还在加拿大。但赖氏能过第一关，却难过第二关。如果赖氏被认定连申请移民资格都没有，要被送回中国，那便是第三回合之争，便是此案最后一战。
《环球华报》：若从技术操作层面来看，有哪些要点？
王仁铎：民事诉讼不会对赖昌星有任何影响，只有刑事检控才会带来一些变量，不过我不认为赖昌星可以借此延长在加拿大逗留的时间。法院如果将赖昌星这个案子从移民部的手上拿出来，由法庭或独立的公听会进行风险评估，这样会令评估更有实质意义。
替弱势群体发声
《环球华报》：依照您经手的业务，一般属于刑事律师的范畴。
王仁铎：客观地讲，我愿意作刑事律师，而非商业律师，前者的社会承担要大一些，后者涉及金钱多一些。做事第一要做好，尽量不把事情变得很世俗，负责任最重要，不考虑回报。作为律师要乐于助人，不能没有钱就不帮，因为这世界上许多人求助无门。有冤屈的人往往是弱势群体，有时我会自费帮助弱者打官司，但也不能总是自掏腰包，在这个过程中要找到平衡。
《环球华报》：您的这种坦率陈述很让人敬重，从您参与主持的一些案例能够看出，您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王仁铎：我认为律师的天职就是去保护人权，公正审判，履行社会责任是其职守，在这方面律师与新闻从业者有相通之处。
曾有一位大陆移民被车祸撞成重伤，为她16岁的女儿争取自行决定去留的权利，同时使女儿的移民身分也不受影响。
枫叶卡之战
《环球华报》：自从移民部于2003年12月31日起施行枫叶卡制度，现在刚好到了一个时间点，也相应出现住够年期的问题。
王仁铎：5年居住加国不足2年的“太空人”，便会收到离境令。我认为此情况最好不要去换卡，以免因此被掌握到未实际居住的证据，使永久居民资格被取消，因为加国永久居民的身分一日未失去，仍然可以自由入境，等未来计划改变，想回加拿大长时间居住时，再去申请换发枫叶卡。
移民部的出入境制度有漏洞，没有为出境人士提供纪录，所以就算有人居住年期达到5年满两年的要求，如果在本地没有工作，又不是读书，很难提供足够文件证明。不过，这些人仍然可以由律师、会计师、校长和医生等“可靠的第三者”担保。
《环球华报》：听说有关枫叶卡诉讼中，台湾移民占有相当比重。
王仁铎：枫叶卡问题实际上对台湾移民影响最大，因为在此之前，由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有消息说大陆飞弹对准台湾，所以那时有大批台湾人来加拿大。后来其间许多回流了，他们首当其冲面临身份问题，有些人干脆选择放弃。台湾当局只考虑国际正名，但对自己的侨民不重视，在这方面没有因应之策。
移民问题观瞻
《环球华报》：从你的从业经历来看，多与移民事务交涉，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理论，也有丰富的实践。从这种别人难以企及的角度来看加拿大移民法，肯定会有独到的见解。
王仁铎：的确，我与加拿大移民局打了多年的交道，从中发现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移民法对移民的走向无疑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积压的案子很多，审核的时间有时会继续拖下去。
可以说2002年6月的移民法，是有史以来对移民最为不利的。把立法权交给移民部，而国会只提大纲，详细条文则由移民部来订。移民部自己分配经费，国会没有过问权，这样做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不利于移民政策的透明化和可行性。比如家庭团聚，在国会大纲里居于重要地位，但移民部通过一些细则来进行真正的控制和操纵，使家庭团聚有名无实。许多未填自己子女资料的申请人并非有意，但若是在申请时漏填，后来再为子女申请家庭团聚，则很可能被移民部反覆刁难。
另外，移民部从不承认有配额，实际上有。根据去年10月31日移民部公布的年度移民报告，2006年移民目标值并未如外界预期大幅增加移民名额。这一切都是政客所玩障眼法及数字游戏，移民部基于地区与种族考量，根本不愿增加移民数额。政府口头强调要大量招揽新移民，却刻意运用技术手段延缓中国等地移民申请审批时间，如墨西哥与欧洲移民从申请到批准仅需一年，但中国等则需四到五年，个中蹊跷不言可喻。
《环球华报》：根据现在移民的结构和变化，分析一下移民法的前景。
王仁铎：移民局不是独立的，要受到整体利益的影响。但我坚持认为，应该独立来做风险评估，这样才能保证移民申请者的利益。
在加拿大，政党政治对移民政策影响不是很大，但不管哪个党在台上，移民政策的开放也是有限的。移民部不想得罪移民社团，表面上作出一些承诺；转脸儿对主流社会又是另一种口径，私下总是采取能收紧就收紧的做法，即便是被认为最亲移民的联邦自由党执政，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移民部提出过“精英论”，但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技术移民在经济上往往追不上本地人，这里面有海外资历认证等问题。移民部是一个中间偏小的部门，是政客的“试金石”，所以移民部长都是做不长的，就任之初很不专业，等搞懂了时又调走了，根本不可能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客最愿意选那些不具争议性的问题作为选举议题，而对敏感的移民政策能回避就回避。
《环球华报》：在这样一种“定势”中，作为少数族裔，什么是移民、特别是新移民的“出头天”呢？
王仁铎：由于不谙“本地经验”，外来人往往要“吃亏”。重要的是要尽快提高语言能力，提高交流和表达能力，有委屈知道怎么倾诉，投入这个社会，才不被排斥。另外要尽快变成公民，获得投票权，否则从立法上就不利。
有些移民社团实际上是“愚民组织”，漠视是非，教训移民事事当“顺民”，以此来取悦主流社会。政府拨给社团的经费，不是用来培训“顺民”的，也不代表政府就不出错，官不举民不纠，这是一种立场错位，会产生实际上的不平等。加拿大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对政府的错误是可以反对的，社团也需要不断改进。而作为加国社会成员，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权利了解真相，不能人云亦云。
老一代移民之所以对加国有较大影响，就在于他们落地生根。而现在的新移民，脚踩两只船，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加国的社会关系就受到限制，这对双方都是一种失败。移民在加国要完全靠自己去闯，这不是钱都能解决的。而在改善移民处境上，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避免单向行为，要有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