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20年前的六四学运如果成功了，将会是怎样的光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对多维社说，也许学生能推翻政府、也许军队会倒向民众，但绝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分析六四事件时表示，六四是否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还很难说，因为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1978年的改革开放等。“六四只是中国百年民主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或是有具体意义的一个事件，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以失败做结的。”
有说法指当时的学生太过激烈，导致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李成认为，青年人太过激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很多历史事件，包括共产党革命、五四、文化大革命也很激烈，问题在于，根据当时的局势，这场变革必然会失败。
“如果各种机制运作成功的话，也许它能够把当时的政府推翻掉，也许军队会倒向民众，但绝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李成对多维社解释，健康的民主制度必需有社会结构、权力均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但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存在，所以即使推翻政府，也可能产生一个军人政府，而且学生运动后期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无法有组织地领导学生运动，学生领袖一波波来来去去，所以留下比较极端的学生领导人，主张温和、正式对话、妥协的也就逐渐失去市场。
“如果说六四给了一些意义的话，其中一点就是给了经验教训：怎样来实现中国真正的民主。需要去考虑民主的程序、规则、权力平衡，而不只是喊口号、上街绝食等等。我不是说这完全是错的，但要建立一个有效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用休克疗法或群众运动就能解决的。”李成说。
李成认为，现在中国高层对六四的态度仍强硬，但再过一代以后，态度可能会转变。“毕竟是个悲剧，学生是无辜的，整个国际舆论都是指责中国政府的，在外界眼里，政府是带着武器对学生进行镇压，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政府中的保守派是有责任的。”
不过，李成表示，有些领导人还在台上，而且中国目前平反六四的呼声不是很强，反而是中国境内网民对流亡海外的民运多有多批评和意见。“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事件都没得到平反，包括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造成的罪恶也没有彻底清算，所以六四会有平反的一天，但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那么，是不是平反压力主要来自海外？李成对多维社说，海外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因为海外人士，例如留学生，也在重新认识中国。他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变化，例如20年前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根本不存在，司法制度也刚开始建立，如今，一个人数众多的法学队伍正在成形、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快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也在逐步崛起，都是非常可取的变化。
至于六四本身，李成表示，在这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胡耀邦的声誉恢复了。
李成说，这20年来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也很大。“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的话，有很多非常积极的变化，包括领导层之间各种派系的平衡、妥协；党内选举逐步运用；地方选举的开始，尤其是村民选举；党的制度化建设上也是，领导层当中，包括任期制、退休制、各地方利益集团的分配，都在逐步健全。”
李成指出，现在党内部仍意见纷歧，但就看未来是否能在未来把党内的派系逐渐制度化，更有透明度、更有合法性，就像日本的自民党，由党内的派系来互相制衡，逐步分享权力，让社会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让他们寻找自己的发言人，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和制衡。
而在六四事件上，中国领导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李成对多维社说，西方一提到中国政府就会想到天安门，这个观念要改变是很缓慢的。“中国领导人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现在还在偿付。在对西方人的价值观、西方媒体的运作、西方政客对事件的关注上，中国政府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方面中国始终在付很大的代价。”
但另一方面，李成也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印象该有转变。“西方不能将观念局限在20年前的中国，否则也是犯很大的错误。因为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政治方面的变化，当然这里不是讲民主化、多党制，但媒体的商业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司法制度逐渐逐渐建立、公民社会的形成、党内权力制衡，这些都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常重要的变化。”
因此，李成说，他一方面可以理解西方对人权和民主的关注，但同时也希望西方不能公式化地以20年前的概念来看现在的中国。
李成也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任、汉密尔顿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国会中美工作小组学术组顾问，李成研究中国领导的转变、中国地区发展、美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