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唐璐／【编者按】《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第一期推出的封面报道“中国人误读的世界”面世后，纸媒、网络、电视、广播等众多传播媒介纷纷跟进转载，“中国误读世界”成为读者和网友们热烈探讨的话题之一。
站在中国的视角表达中国立场，前提就是对世界客观与理性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意的误读需尽力避免，刻意的误导则不可原谅。《国际先驱导报》今天推出第二组系列报道，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找到“误读”的根源，寻求以更清醒和冷静的视角探索世界的真实。
一个看起来并不遥远的话题，却在公众和媒体上形成了火爆的讨论热潮，既在意料之中，同时也令人略感惊诧。上百家境内外媒体转载，数以千计的网友跟帖留言，无数的评论进行深入探讨和思考，自《国际先驱导报》1月5日新年第一期“封面报道”《中国人误读的世界》发表之后半个月内，在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凤凰卫视、《南方都市报》、新浪网、《华西都市报》、韩国《朝鲜日报》等众多媒体纷纷跟进，或全文转载，或连续配发评论，或组织专题访谈探讨“误读现象”。
一个看起来并不遥远的话题，却如“蝴蝶效应”一般在公众和媒体上形成火爆的讨论热潮，既在意料之中，同时也令我们略感惊诧。逆向的换位思考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让已经形成“误读定式”的读者一时感到无法接受，而在热议背后，媒体人和很多民间评论对此话题冷静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反映了读者和业界对究竟应该如何认知世界的严肃思考。
在《国际先驱导报》的《中国人误读的世界》一组报道中，列举了五种最常见的“误读现象”：“伊朗人恨死美国”“韩国人爱国不买日货”“印度远落后于中国”“俄罗斯与老美对着干”“以色列对中国充满感恩”，并对其进行梳理和剖析。
“有时候我们国内的某些杂志或者报纸，总是乐于提供一些符合大众心理预期的国际报道，例如‘中国的实力让人震惊’之类的，这种迎合读者的信息选择，其实是在以外国的资料培育读者的偏见，对读者的意识以及国民的心态并无真正的促进。”《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第一时间在“推荐”栏目摘要转载了《中国人误读的世界》系列文章，该报评论部编辑林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选择一些逆反大众心态的事实，虽然看似尖刻，却反而能促进大家平和客观地看待世界和自己。
在林涛看来，无论是外国人看中国还是中国人看外国，都是以对方为参照物来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观察。“我们‘推荐’栏目设立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拓宽视野，提供多种观点和参照系以供读者进行独立思考，《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非常符合我们栏目的初衷。”林涛说。
新浪网新闻中心总监陈志华则从网络传播的角度认为，《中国人误读的世界》里提到的5个问题都具有发散性，“比如说韩国人不买日货并非因爱国，虽然谈的是外国的问题，实际上也能给国内网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通过搜索引擎输入“误读，中国，世界”三个关键词，此前清一色的“世界误读中国”搜索结果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有关“中国误读世界”的讨论正在网上迅速发酵。“这也是一种平衡。”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作为国人来说，过去一味地强调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几乎成了窦娥或祥林嫂”，而进行换位思考其实不只是为了“换位”本身，更可以让人们保持适当的冷静。
一些报纸就此展开的评论印证了专家的判断。“打开国门这么多年，信息时代这么多年，互联网兴起这么多年，可笑的偏见居然仍然普遍甚至根深蒂固，这现象让人不得不反省。”《南方都市报》在转载翌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如是写道。
而《新京报》和《燕赵都市报》则更多地把视野放到了未来。“只要中国越来越对外开放……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完整、真实、准确。”相比《新京报》的乐观，《燕赵都市报》的评论看起来更多地充满了忧患，“如何以一个更为客观准确的角度理解世界、以及向世界推介我们自己，是我们迄今仍然没能解决太好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这将成为我们竞争的重大缺陷。”
韩国《朝鲜日报》在转载《国际先驱导报》“误读”的一组报道时，将报道中有关韩国的部分做了突出处理。“我还没看到《导报》，但却在韩国看到了自己写的文章。”《国际先驱导报》首尔特约撰稿人元涛对此深感“吃惊”。很多人在探讨“为何误读”的同时，都没忘记媒体在其中起到的特殊作用。网络时代，如何给公众提供有价值的而且是负责任的信息，其实是考量媒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浪网新闻中心总监陈志华对此有着特别的理解。“因为信息传播不对称，以及大家接受的文化等各方面教育不同，在看待外界的时候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陈志华认为，这种偏见和误读并不可怕，只是在误读面前，“媒体该做的工作就很重要，因为媒体就是要以追求真实为己任，《国际先驱导报》在这方面确实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元涛发自首尔读《国际先驱导报》这组文章，我是从中受益的。此前，的确模模糊糊地以为，伊朗人提起美国来，真是个个恨得咬牙切齿、血脉贲张。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流动自由度相当大的时代，媒体不是只有一家两家，声音日渐纷繁多样，了解事实真相的机会并不十分匮乏。可是，每个人都会受时间、精力、经历以及手段的制约，我们最终接受信息的渠道可能还是有限的，误读的发生当然就在所难免了。
对我而言，来韩国之前，透过国内媒体形成的一个强烈印象是，1997年金融危机时，韩国人踊跃捐献金子。其隐约的结论就是，韩国最后克服危机，全靠这种爱国热情。可是，实地接触过一些韩国人，如大学教授、蓝领劳工、公司职员、大学生，每当我热切地提及这件事时，他们的反应都很漠然。“听说过，因为媒体有报道。”但是他们真的很漠然，并不认为那是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
而问及如何克服当年的危机，他们提供的一个事实是：当时韩国有很多大企业不得不卖给了外国公司，比如韩宝、大农、起亚等等，其中，双龙卖给了中国上海汽车集团。把企业卖给外国，这好像不是什么能激起爱国热情的事，但听到这样冷冰冰的事实之后，我依然认为捐金子的情怀是宝贵的，只不过再不会把它看得重要到足以左右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
在韩国一家门户网站做的调查中，有67.8%的人不希望生在韩国，而希望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典等。依据这条消息，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反过来说韩国人根本不爱国？如果没有了解事物的全貌，就好比用哈哈镜看世界，一会儿是圆，一会儿又变成方的了。
爱国，其实是指热爱以家乡为代表的那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以及那种母语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爱美国，韩国人爱韩国，中国人爱中国，在情感的强烈程度上，基本上没有差别。因为爱国，更多是一种文化本能，并不需要额外教育。“你看人家韩国人多爱国，我们……”这样的句式表达，往往就是误读的开始。
我知道还有很多人骂韩国人，因为他们拖欠中国人的工资。拖欠工资这件事情是属实的，因为哪个国家都会有坏蛋，中国不良企业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也不少。但我在韩国采访过一些被拖欠者，其中至少有一大半是非法居留。
合法劳动者被拖欠工资，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如果你非法居留了，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些法律救济的机会了。因此，自己违法在先，然后被坏蛋趁机欺榨，你能说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而且，拖欠中国人工资的是韩国人，无偿帮助中国人讨要工资的也有韩国人，我就见过很多这种义务的支援团体，他们自掏腰包四处奔走，免费为中国人打官司。因此，在认识和评价这件事时，我们应该把这两方面都看到，才更容易了解一个真实的韩国，以减少误读的机会。
而可能还有另一种情况比较可怕，那就是主动要求误读，“坚决地坚持误读”。如果有人提供了足以改变其误读的事实真相，他反而会气急败坏。这可能是因为，这种误读是有好处的，就是令他舒服，正如一旦沉迷在美梦里就不希望被人吵醒一样。
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态度是这样的：“不管你说什么，我就认定了，韩国人比我们还恨日本人，因此，我们痛骂日本人号召抵制日货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实际上，是否抵制日货美货英货，都是个人自由，如果你能坚持不懈，不失为一种值得敬重的操守，这就够了。如果非要不顾事实，硬扯上其他人来给自己打气，反而有画蛇添足的嫌疑。
没有谁敢说自己穷尽了事实，更没有人敢说自己作出的判断绝对准确无误。这也包括我现在写的文字，我只敢保证，我是依据尽力去了解的尽可能全面的事实，作出了一定的判断。你可以对我的说法同样存疑，但至少，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不同视角，这个视角利于我们尽可能地减少因事实不全而导致的误读。
其实，指出误读，分析误读，并不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尽可能多地了解事实，哪怕不同的人分别提供的叙述有矛盾之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独立思考就登场了。而依据事实作出独立判断的习惯一旦形成，我们也就找到了克服误读的最强大的内在力量。
目前国际新闻基本上仍被美英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这使得西方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偏好和误读很容易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中印两国都有些过于以西方化的观念来看对方，这很危险。在中国，媒体通常总是跟着美国舆论跑。”印度经济学家古鲁斯瓦米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尽管古鲁斯瓦米说得很不客气，但他的话却并不为过，以西方人的视角来报道印度新闻的确是中国媒体的一个通病。近来，很多朋友和我聊天中总会问，“印度经济快要超过中国了，这是不是真的？中印现在都在崛起，未来是否一定会发生冲突？”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国内媒体涉印报道的忠实读者，而这些话题恰好是西方舆论最近一两年对中国和印度的议论重点。
客观地讲，目前国际新闻基本上仍被美英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这使得西方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偏好或者是误读很容易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仔细研究，便会发现美英对印度的报道兴趣点并不尽相同。
英国由于是印度曾经的殖民宗主国，比较爱以居高临下的专家口吻评论印度的一切。而美国媒体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实用主义立场报道印度，比如当大选在即需要赢得更多选票时，美国媒体上可能会出现很多指责印度人抢走美国人饭碗的报道，当需要拉印度作为平衡中国的因素时，美国媒体便会大肆吹捧印度或者宣传美印关系密切等等。
问题在于，国内媒体报道印度时大多依据美英媒体作为消息源，在策划报道时或许也很少考虑从中国的视角看印度，久而久之，自然就把西方媒体对印度的关注兴趣点甚至是误读变成中国媒体的“主流”。
其实，2003年印度官方大肆宣传印度“大放光芒”时，美国媒体对宣传印度还不是太热心。然而，2005年初美国国内突然掀起一股印度“大放光芒”宣传之风，这一轮颂扬印度的吹鼓手是隶属美国中情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最新公布的《全球未来地图》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并成为抗衡美国的经济巨人，而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将会减少印度的不稳定性，使印度的发展更具优势。
据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动媒体宣传印度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通过列举中印等国的发展趋势向美国决策者发出警报；二是树立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良好样板，同时鼓励印度向中国看齐，迅速开放市场，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自然，美国官方重视什么，美国及西方媒体便把焦点对准什么。
而眼看着中印两国关系“渐行渐近”，美国媒体的调门也在不断调整：大肆报道中国和印度会共同崛起，但加大吹捧印度力度；宣传中印两国竞争日趋激烈，最终可能走向冲突……美国媒体的这种报道偏向也在影响着中国媒体的关注热点，一个明证是，很多中国媒体都把“中印经济到底合作还是竞争，或者中印能否共同崛起”列为了报道重点。
当然，我并无意否定中国媒体对讨论这些涉及中印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以中国视角来寻找一些更关乎中印发展的问题加以探讨呢？古鲁斯瓦米曾经说过一段比较透彻的话，“中印关系的美好之处在于，我们能够比较成熟地而不是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对方。我们既不能完全从西方的视角看待彼此，也不能让我们的精英都变得西方化。”
翻开国内的报纸，你会发现中东地区的报道总是充斥着令人不安的字眼：“抵制西方文化”“强硬保守派”“人弹”等等。而电视画面也往往是巴格达汽车炸弹事件、巴勒斯坦小孩往以色列坦克扔石块、伊朗人焚烧美国旗——这些的确是新闻，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这些“部分的真实”通过媒体的报道却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很多读者和观众却会因此形成对中东的多重误读。
如果探究产生误读的原因，我不得不说，国内媒体对中东问题报道的刻意选择所造成的以偏概全和以点代面是主要“罪魁”。媒体选择新闻事件的报道角度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如果过多地强调主观色彩，往往就会忽略了更加真实的全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从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出现在中国多数媒体上的几乎都是“袭击、血腥、袭击、宗教仇杀”，而事实上，那并不是伊拉克老百姓生活的常态。
我曾在伊拉克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在巴格达大街上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吵架，每个人都是微笑的，而伊拉克人下车买东西都不锁车，他们受教育的水平很高，待人彬彬有礼，很多人都会说一点英文。
同样的误读也出现在伊朗。中国人印象中的伊朗是落后保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朗的人均GDP约3千美元，德黑兰很多中产阶级都拥有带游泳池的别墅，波斯语博客在全球博客数量里排名仅次于英文和法文博客。别的不说，德黑兰的牛肉合人民币30多块钱一斤，一斤大米六七块钱，也能看见伊朗人一堆堆地买。
国内媒体在报道中东女性时，采用的图片和画面大多是穿着蒙面黑色大袍的形象，使国人误认为中东女性极端保守，没有社会地位。事实上，中东各个国家也有不同。伊拉克、埃及、约旦和土耳其等国家是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戴不戴头巾，因此在上述国家，你甚至能在大街上看到穿超短裙的时髦女性，而国内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和图片并不多。
伊朗是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女性出门必须戴头巾穿长衣，但伊朗女性非常强势，女性就业率在中东国家中几乎是最高的。此外，很多伊朗家庭都有“妻管严”的情况。一些伊朗男人笑称，尽管外界都以为伊朗女人的地位很低，但他们回到家中，“都得听老婆的”。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中东似乎总是和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东地区的犯罪率要比美国和西方国家低得多。有人不愿抛弃冷战思维，错误理解韬光养晦，以为既然美国跟我们过不去，最好别的国家也去同老美作对
国人在国际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读，比如说，以为俄国人又要摆出架势同美国佬对着干等等。之所以产生此类误读，原因之一就是把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希望当成了事实。
西方列强同清政府开战前，洋鬼子每每“先礼后兵”，发个照会，编一套理由，提一堆要求，让清政府刻期照办。清廷昏官们以为对洋人的照会也可以留下不办，指望时间一长，洋人淡忘。没料想，洋鬼子正好要以其昏昏谋己私利，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市场，逼迫大清帝国割地赔款。
清兵见到洋鬼子端着洋枪，迈着长腿横冲直撞，以为他们细长的双腿如同高跷一样，没有膝关节，一旦被人扫倒在地，就爬不起来。然而，大刀扎枪三截棍在洋枪洋炮无情火力下，大败亏输。上世纪60年代，我们看到苏联抛弃个别教条，战战兢兢地搞点改革尝试，便以为人家是“对内三自一包，对外三和一少”，扣上一顶修正主义高帽，“批倒批臭”。
上世纪70年代，明明是苏美斗得你死我活，无暇也不屑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本是我埋头搞建设的大好时机，我们偏要引火烧身，想像着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团结一心整中国。当时那盏“明灯”别说在世界上，哪怕在南欧也没多大亮光，我们却断定，海内有了这哥们，打遍天涯都不怕。
到本世纪，中国跟俄罗斯结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有人把它想像为万灵神药，以为远东石油管道理应直通大庆，对华油气出口价不该比成本价或国内价高太多……
更有人不愿抛弃冷战思维，错误理解韬光养晦，以为既然美国跟我们过不去，最好别的国家，特别是我们的战略协作伙伴，也去同老美作对。其实，是人都不傻，谁也不会为你火中取栗，让你坐收渔利。用上海话说，“桥归桥，路归路”；用普京的形象语言，“苍蝇归苍蝇，肉饼归肉饼”。战略伙伴诚可贵，本国利益价更高。俄罗斯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
在当今这个后冷战世界，大国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已摆脱了“零和游戏”。俄美关系的恶化不仅不会带来中俄或中美关系的好转，反而会牵制这两对关系的改善。
两年前，我同俄罗斯知名学者尼科诺夫、卡拉加诺夫和特列宁聊天时分别问过他们，对中美、中日关系，俄罗斯是希望它好呢，还是希望它坏。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对俄罗斯来说，最理想的大国关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最担心的是中美或中日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最要不得的是双方兵戎相见，因为这会让克里姆林宫左右为难，而且会恶化俄国周边安全环境。
当时，我对他们转述了几年前在拙文《中俄美新三国演义》中提出的理想主义观点：有朝一日中俄美三国关系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既互不为敌，也互不结盟，而是同等友好。
尼、卡二君前几年提出了“大国协奏曲”理念，认为最理想的大国关系是，它们像在交响乐队里表演协奏曲的器乐大师那样，在某个乐句，俄国奏主旋律，中美欧奏和弦，在另一个乐段，中国拉主调，其他乐师伴奏……
说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国协奏曲”也好，“新三国演义”也罢，其实都不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来得包罗万象，切实可行。和谐世界需要的是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目光，而非“近视”或“短视”——将想像当现实，也不会把幻想当真相，更不会小肚鸡肠地坐山观虎斗，巴望人家两败俱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