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刘浩（Liu Hao，音译）今年6月刚从北京一所技术学校的制造专业毕业，马上就在一个由桃子园环绕着的，有288名村民的小村里找到了一份他喜爱的工作。
“甚至这里的村民都觉得很惊奇，”他说。“他们说，‘一名大学生干嘛到这里来？’”
彭博社Dune Lawrence的一篇题为“中国大学毕业生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之路，如今去推动发展”（China Grads Follow Mao Path to Country, Now to Spur Development）的报导。报导说，40年前，毛泽东强迫数百万年轻人离开家庭和学校下农村去融入农民的生活，现在，中国又有一次类似的上山下乡潮，但是，原因却已经是完全不同于当年了。
毛泽东相信，通过与农民一起生活，可以将学生塑造成拥有崇高理想的无产阶级的劳动者。现在，政府也鼓励像刘浩这样的大学生上山下乡，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新知识，帮助改造相对落后的农村。
“对毛泽东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他想塑造新一代的革命者，”法国汉学家、巴黎的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潘明啸（Michel Bonnin）说。如今，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感受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国内失业率在上升，毕业的学生们需要工作，而且，“这些地区（乡村）确实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这样更合理。”
当今执政的许多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文革期间，都曾在农村或者偏远的省份待过很久。胡锦涛曾被派去建设黄河水坝，在工地里扛碎石整整一年，每月的工资54元人民币。
毛泽东发起的让高中生“上山下乡”的运动，对那些在1968到1980年间接受了这些多达1,700万青少年的公社和农场来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实际作用。曾以此为主题著书立说的潘明啸说，因为当时的那些年轻人大都缺乏实用的技能。
“我没有帮上农民什么忙，”现年54岁的李平（Li Ping，音译）说。他于1972到74年间，在四川的农村种莴苣、四季豆和南瓜。“是他们在教我怎么做，因为我要知道怎么耕地、怎么下种，怎么收割。去农村以前，我什么都不懂干。”
李平现在在美国，是西雅图一个非盈利组织“农村发展研究所”派驻北京的代表。他说，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帮助农村人与市场和网络建立联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22岁的刘浩已经签了约，到离北京60公里的宋朋（Songpeng，音译）村当3年的村管理干部，也就是给村党支部和村委主任当助理。他报名参加的是今年下乡当村管和教师项目，2万多大学毕业生之一。当地政府计划到2012年时把上山下乡的大学毕业生增加到10万人，并提供额外的嘉奖来吸引人才，例如，帮助学生支付学生贷款等。
这个机会吸引了不少面临着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年轻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5个季度减缓，今年第三季度9％的成长率是5年来最低的。上个月，世界银行预测明年的增长率为7.5％，将是20年来最缓慢的速度。
估计，2009年会有61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加入到前年的仍然在找工作的400多万毕业生行列中，人事和社安部副部长张晓建（Zhang Xiaojian，音译）于11月20日说。
这些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12％，是城市失业率的3倍，中国社科院在12月15日公布的报告中说。
刘浩也是他们学校里的400多名申请进入该项目的学生中，获得录取的7人之一。那些参加项目的学生都出于一种现实的原因，为今后的出路做打算，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的长远发展的英国诺丁汉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吴宾（Bin Wu，音译）说。
刘浩把自己的时间拿来阅读政府有关医疗服务、种植技术创新和安全使用柴火的政策。然后，他向村民们解释这些政策。午餐时，他又激动地谈论修剪果树的方法和要加强宣传村子里的地方特产的必要性。
“如果，你真正想帮助他们，你就要理解农村，”刘浩说，他的目标还是在政府里工作。
有“大学生来太好了，”来到刘浩在村支部的住所的50岁村民焦石春（Jiao Shichun，音译）说。刘浩能“帮助我们分析如何做好事情，”他说。
焦石春自己的两位女儿分别是27岁和25岁，都住在北京。老大有车有房，为一家化妆品公司工作，月薪6,000人民币。
她们反映出政府计划里的一大难题：在中国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进化中，人口的流向一直是从农村进入城市，但是今年的金融海啸使得许多人迫不得已返乡前，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流入中国南部像东莞这样的生产业重镇工作。
虽然，中国的农村因为多年的两位数成长率而改变了很多，但是，人均收入仍然不到城市的三分之一。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需要受过教育的人才长年留在农村工作。
“问题在于人们的价值评判系统，”诺丁汉大学的吴宾说：人们一直有的观念是，上大学是让农村青年脱离农村的门票。
24岁的于崔红（Yu Cuihong）干脆拥有电脑和网络工程师的文凭。她父母都是农民，起初都不同意她选择在一个靠近刘浩村子的村里当村官的决定。
“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好像全浪费了，”她说起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她在为考研做准备，另外，尽管，她父母现在更能接受了，但是，她说如果她拿下另一个文凭后，她还是不打算回到农村。
“多半不会，”她说。“我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才去学习的。”
就业形势严峻：中国担心社会稳定
路透社记者韩碧如／中国最大的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广庆称，今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可能令中国就业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严峻。“就业形势也许比九十年代还要糟糕……这次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大学毕业生又太多，”陈广庆对路透说。
陈广庆表示，大量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难以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下竞争有限的工作职位，但又不愿接受不那么体面的工作。“毕业生们要学会手脑并用。但他们有些眼高手低。这令很多人失望。”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拥有1,000多个分支机构。该组织计划通过高等教育体系向大学生提供技能培训，并培训回乡的失业农民工。陈广庆说，去年该组织刚刚完成了一项为期10多年的职业培训计划，为100多万离乡农民工、失业体力劳动者、边远地区农民和服刑人员提供了培训。
陈广庆表示，政府必须为大量农民工找到出路，这些农民工失业后仍无法回家务农。令政府格外担忧的是，随着数以千计的工厂停工或裁员，失业人群一旦走上街头，可能导致社会动乱，这种担心在依赖出口的沿海地区尤为严重。
1990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各地失业人口猛增，许多国营企业倒闭，经济增长受挫。600多万名大学生明年将走向社会，比今年毕业人数多50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周一表示，其中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可能面临求职困难。
社科院称，至少400万农民工失业后没有回到家乡农村，而是从大城市转到一些小城市或小城镇打散工，而目前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已达9.4%。《人民日报》周三发表题为“矛盾不上交”的评论说，中国正面临在经济挑战之下维护社会稳定的艰巨任务。
评论称：“在新起点上我们也面临新矛盾，特别是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社会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矛盾多发、易发，维护稳定的任务依然繁重。”
评论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确保“群体性事件”不失控。“如果抓早、抓小，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就不会酿成大事，”评论说，“（如果）千方百计做到矛盾不上交，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