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1979年3月的一个晚上，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18000名观众面前，演奏起中国脍炙人口的名曲《二泉映月》。美国乐团，日本指挥，中国观众，一座中国与世界之间交流的桥梁已经架起。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30年。30年过去，我们回望历史，这座桥梁上，走过太多人的身影——中国的、外国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外国面孔——老布什、小泽征尔、托夫勒、皮尔·卡丹……记录下他们和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接触、碰撞、交流的过去。他们在把世界带给中国的同时，也帮助中国走向了世界。
一个月前，我们以《改变中国的36天》为题，详细回溯了导致中国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内生源动力。本期，我们把目光对准“开放”。
今天，我们可以实时关注美国总统选举的最新进展；3个月前，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点燃的奥运火炬被实况转播给全世界数以十亿计的观众。而3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在十年之后得知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的消息。只有亲身经历这30年的人，才能体会“开放”这种变革的艰难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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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著作预言：“第三次浪潮”涌进中国
《第三次浪潮》作者：“中国的变化太惊人了”
30年，中美关系的重要片断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我预见了中国的崛起”
法国来的“疯子”皮尔·卡丹：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小泽征尔的中国缘:用中文“新年好”问侯全世界
乔丹改变了中国人对体育和商业的认知
麦当劳的“慢餐”时代：“快餐慢吃”的“高雅”与“格调”
《时代》眼中的中国30年：从脏乱穷到“超级大国”
“未来学”著作预言：“第三次浪潮”涌进中国
托夫勒充满预言的一本“未来学”著作，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相契合，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之作
★ 本刊特约撰稿/黄艾禾
“在表面上无聊骚动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实际上惊人地显示出潜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
“计算机的智慧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到处扩散着……家用计算机的销售量将很快超过电视机。”
“电子邮政系统将取代邮局。”
“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内的任何地方完成。”
“21世纪的民主，将是少数派抬头，开放而又有差异的民主。”
……
——阿尔温·托夫勒 1980年，《第三次浪潮》
当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美国的个人计算机数量已经达到30万台以上，正在迅速向全社会普及，用托夫勒的描绘：“从这个州到那个州，在私人家庭的客厅、厨房、卧室，到处都有这种计算机在嗡嗡作响。”而互联网，在美国已现出雏形，其前身即由美国国防部支持的“阿帕网”，已经联接上了200余台计算机主机。
而在中国，1980年人们最常见的办公用具是纸和笔、浆糊加剪刀。通讯靠写信和公用电话与电报，复印机非常罕见，如同砖头一样笨重的盒式录音机刚刚传入，个人电脑对于中国民众则闻所未闻。
这是一个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国家，如果用托夫勒的归类方法，那就是正处在“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之间的阶段。
但是，这时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了。自从1978年中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外面的世界开始从各个渠道进入到这个古老并一度封闭的国度。
国门初开，迎来“新浪潮”
1979年，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性杂志《读书》开始创办，1980年3月，沈昌文担任《读书》主编。而《读书》的一位副主编，就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冯亦代。“冯亦代极力主张开拓海外的作者”，沈昌文回忆道，“他推荐了旅美的著名华人作家董鼎山，董鼎山又介绍了英籍的华人作家韩素音。朋友介绍朋友，我们开始与外面建立广泛的联系。”
1981年，一次沈昌文与韩素音见面，韩说，美国出了本新书很轰动，值得推荐。她特意买了这本叫《第三次浪潮》的书，送给沈昌文。沈昌文把书交给了新到三联书店的一位年轻编辑朱志炎。朱志炎又把书送到了他复旦大学外语系的老同学杨成绪手中。
当时，杨成绪刚从驻外使馆回来，在外交部西欧司担任德国处处长。他捧着这本书看了整整一夜，兴奋不已。“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点是说，人类的知识信息正在以几十倍几百倍的速度增长；第二点，人类的生产方式曾经从个体劳动到大工业生产，现在，要回到家里，个体办公了。”杨成绪回忆说。第二天，他写了一份报告给朱志炎，认为这本书非常有出版价值。
三联书店很快把出版报告批了下来，这本书由朱志炎、杨成绪的夫人潘琪(当时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和在石油部工作的张炎三人来翻译。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当时我们可是没有电脑，全是用手写的译稿”，潘琪笑道。书稿翻译出来，先在《读书》杂志上选载了一部分。读者反响相当热烈。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第一版就印了10万册。
事情过去了20多年，朱志炎已去世。潘琪只记得当初翻译时，深为书中所说的，将来人们会在家里办公的预言所惊讶。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书稿完成后，她就跟杨成绪再度驻外去了。
“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第三次浪潮》进入中国，正逢其时。1980年时，安徽省小岗村20户农民在“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指印已有两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已成燎原之势；而中国城市中，也已出现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新的事物每天都在涌现，国家一旦开放，中国人对外部信息的吸收如饥似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第三次浪潮》出版后，被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确定为国务院系统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书。1985年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浪去采访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见迟将军的案头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迟浩田一天的话题都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这本书。这本书从“内部出版”到公开发行，三联书店一共印了4次，发行量达505000册。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次浪潮》。
1985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徐庆全当时还在大学里读历史系。他当时写下的这段日记，表达出青年学子们初见《第三次浪潮》的欣喜之情：
“看到托夫勒的书，他说自己是‘未来学家’，这大概是个新词，是不是等同于我们的‘巫术’？先买下来看看再说。
几天读下来，大概可以认同‘未来学’这个新词。他好像在随意之间，完成了历史学家完不成的一个历史大脉络的梳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产业时代’。这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大脉络。联想到格里高利的‘杂交’理论，看来不是历史学家，大概也算不上学者的托夫勒，却能杂交出这样一本好书，也顺理成章。”
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温元凯敏锐地抓住了这本书蕴含的社会激情。
温元凯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1980年，温元凯被国家选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研究所学习量子生物学。两年半的留学期间，他去了美、英、德、意、荷、比、卢等9个国家十几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可以说是大大地见了世面。“我当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意识到中国的愚昧落后封闭。”温元凯回忆说。
温元凯1982年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他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科技大学所在的安徽省当时由万里任省委书记，万里曾请科技大学的教授们为省级干部讲课，其中由温元凯主讲材料科学。当时教授们讲课的内容，还包括有新技术革命、计算机、生物科学等。温元凯讲得非常生动，他讲到了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等等，都是中国听众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鲜事。
这时候，温元凯已经听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本由美国人奈斯比特写的《大趋势》，成为中央领导指定的必读书。“当时我意识到这两本书是整个人类从工业化时代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著作。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接下来，温元凯的讲演一发不可收。从1983到1984年，他在全国两三百个城市里，在各个大学里作过四五百场报告。他讲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弱点：
“英国有一个技术预测专家叫詹姆斯·马丁，他曾经作过一个测算，19世纪我们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本世纪初每10年翻一番；到了70年代，每5年翻一番；到了80年代，每3年翻一番。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如果总是老一套就无法跟上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合肥市市长张大为在安徽大学作报告，有的大学生递条子，问他怎么看待大学生毕业以后大材小用的问题。他说大学毕业根本不能算大材，只能算一般的材。毕业8年以后他百分之百的知识都需要更换。”
可以想象，这样富有煽动力的话语，在一个曾经封闭停滞了那么久的社会中，会产生怎样轰动的效果。温元凯回忆当时的盛况：“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在走廊里、讲台上，有的学生甚至趴在窗台上，一趴就是三个小时。”温元凯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托夫勒”。
1984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温元凯报告中的内容编辑成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大趋势》，第一版就印了30万册。
这本书后来被深圳评为1984年全国畅销书第二名。“排第一的是一本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大概见过几百个人，这些人现在都是老总、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说，这本《中国的大趋势》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温元凯说。
而在徐庆全的记忆中，《第三次浪潮》和《中国的大趋势》是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本书。
译本的删节之争
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反响，除了青年学生，也来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这本书得到中共中央高层的提倡支持，但它毕竟与人们已经习惯接受的政治宣传读物非常不同，会让许多人读起来不习惯，甚至不舒服。
1986年12月，一次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与会代表有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媒体老总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专家爱泼斯坦、马海德等。发言的内容，除了肯定这本书“开拓视野、活跃思想”的“积极面”，也谈到它“用浪潮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的“消极面”。
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后来收进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
今天看对《第三次浪潮》的这些批评，许多还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词语。但很耐人寻味的，是其中对该书中译本的批评，也就是说，高放与他的学生们一一指出了中译本错译漏译之处，特别是漏译。
高放指出，除了每一章中对个别段落词句做删节外，原书第二十四章内容被全部删去，而且不加声明地把书的第二十五章变为第二十四章。这样，原书共二十八章，中译本却只有二十七章。而正是在第二十四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实托邦”的构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事过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高放对记者说，托夫勒的“实托邦”是针对“乌托邦”概念而来的。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后，世界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区别了，都趋同一个新的社会，可以把许多前人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实现，所以它叫做“实托邦”。可惜这本书的译本，没有把最关键的东西译出来。“当时这本书的不足，我今天依然认为是不足。”高放说。
于是，高放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从学者的角度，觉得不应该这样删节。作为译者和出版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可以在前言后记当中注明一下。但是这样做，也不说不同意人家，而是把它删节了，也不告诉读者，这个办法不好。别人会以为全文都是这样的观点，以为托夫勒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会给读者一个误导。
“当时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是王益。我不知道的是，王益后来把我这封信作为文件转发给各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说高放教授的这个意见是对的。直到前不久，三联书店的沈昌文才告诉我这件事。沈昌文对我说，我们还该感谢你呢。以后我们就有了依据，不要随便删节别人的东西。”高放说。
在高放指出这些漏译以后，《评〈第三次浪潮〉》1988年出第二版时，把这些漏译之处都一一补出，附在书后。
2006年，中信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译者黄明坚，这个版本是28章全部译出。
“当时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
二十多年过去，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信息时代。走在中国的街头，电脑无处不在，中国的网民数量已达2亿多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今天都市中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电脑的生活。
然而，徐庆全认为，《第三次浪潮》这本书在今天看也一点没有过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她实际上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并存。“《第三次浪潮》带给中国人的，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新技术要到来的预言，而且是整个看历史看世界的新视角”。
托夫勒在写过《第三次浪潮》后，曾数次来过中国。但无论是《第三次浪潮》的译者潘琪，还是“中国的托夫勒”温元凯，他们都未曾见过他，他们与托夫勒之间没有建立过任何个人关系。
潘琪已经从外交部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但她仍然常常回到办公室，参与翻译工作。《第三次浪潮》只是她翻译过的书之一，但她说，《第三次浪潮》是一本“划时代的书”。而温元凯，几经沉浮，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南洋林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业务是给企业做管理咨询。
今天再来看《第三次浪潮》，他说：“当时书中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有的还有过之呢。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都是非常优秀的未来学家，他们领世界思想浪潮风气之先。而我，只是把他们的学说本土化而已。” ★
《第三次浪潮》作者：“中国的变化太惊人了”
我们希望给那些不能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展示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 本刊记者/李静(发自美国纽约)
在已届耄耋之年的托夫勒和夫人海蒂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他们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情景，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6年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给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带来极度的思想震撼，在中国销售达1000万册。
托夫勒出生于纽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和未来学家。他曾担任著名财经杂志《财富》的副主编。在记者生涯的磨砺中，托夫勒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托夫勒的妻子海蒂·托夫勒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志同道合，曾多次合作著述。1970年两人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
2008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托夫勒夫妇应邀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从走进洛杉矶的一家小餐厅开始，托夫勒与海蒂总会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托夫勒笑着对记者解释说，这是他们能够不断取得进步的秘诀。
只是，关于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二位老人鲜见地保持了一致：中国的变化太惊人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带给了中国这样的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1983年你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怎么看中国的？
海蒂·托夫勒：我们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一个寒冬，人们好像不喜欢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想法。我感觉那时中国是贫穷的农业国。街上很少有汽车，大家都骑着自行车。那时的中国正在度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
当时我们带着影片、磁带、抄本(《第三次浪潮》)来到中国，希望给那些不能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展示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而且我希望中国会按照后工业化的道路发展。有些人告诉我们：“我骑了10英里来看这些电影。”演讲后人们提出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跨越一个阶段达到第三次浪潮？”
阿尔文·托夫勒：1983年我们在中国展示了影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带给了中国这样的影响。两年后，我们在法国时看到一本法语杂志，上面一则报道提到《第三次浪潮》是中国最畅销的书。这使我们感到惊讶。
这本书到中国时恰逢一场中国国内的大辩论。很久之后有人告诉我们，1983年，中国高层领导会议上曾经讨论过《第三次浪潮》。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阿尔文·托夫勒：我们对中国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不是中国专家。我们的书偶然地在一个恰好的时刻到了中国。中国的成就，是显著而奇妙的。我们没能预见到中国会发展得这么快和这么成功。
当我们2006年再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看那些建筑、公路上的交通、中国出口的产品、巨额外资的引入，中国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了。
中国做的最成功的事情或许就是，在没有撕裂和粉碎社会的前提下，完成了和平的变革和转换。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看待中国的未来？
阿尔文·托夫勒：我仍旧相信未来中国会超越发达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理解第三次浪潮的含义，这表示中国在智力上已经准备好了。中国懂得第三浪潮和第二浪潮的区别，而且明白向知识经济转型是多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麻烦——最大的人口数量。我不能现在就断言，中国能不能成为第三次浪潮中的世界领袖。我能遇见到的是，经济的崩溃不会发生，但会减缓其第三次浪潮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看，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呢？
阿尔文·托夫勒：我印象中，中国的领导人理解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关系，他们想建造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和知识经济，我想这应该是目标。
另一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改变教育，把孩子引向未来。目前还没有人发现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进行教育观念转换。如果想走进知识型社会的更高级层面，应该让数百朵花绽放，让教育绽放。还没有国家在这么做，每个人都觉得教育应该像个工厂。但社会是为未来运转的，应该让孩子们有能力思考。
中国有首先进行变革和渴望进行变革的年轻一代。年轻的一代成长到今天，已经对信息论很熟悉了，而且明白和全世界人交流的重要性。这是再生的变革。我们看到这一代人带给中国各种改革创新，包括经济改革、技术创新等等。这样，中国将会变得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更强大。
20年前，没有人能够想象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可能会有一些后退和前进交替发生，但我相信总体上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前进，所以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主流的预测在不断地变化。 ★
(李赫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30年，中美关系的重要片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的联合公报。这一切并非巧合——中美关系正常化一直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宏图伟略中的一部分
★ 本刊记者/刘婉媛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到了北京。这位波兰裔的美国人和他的前任基辛格一样，同属东欧移民，都是苏联问题专家和“遏制苏联扩张”的积极倡导者，而他前来中国，也担负着与基辛格同样的使命。
7年前的夏天，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访问伊斯兰堡的最后一天对外界佯称“肚子疼”。在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一天半时间里，基辛格登上一架巴基斯坦人安排的波音707飞机，神出鬼没地来到了中国，戏剧性地敲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半年后的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尼克松访华后，白宫因为“水门事件”陷入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而中国国内也正经历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的跌宕起伏。于是，整整5年时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搁置了。
1977年，吉米·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在苏联的全球势力日益咄咄逼人的阴影下，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班子越来越感到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迫切性。而在中国方面，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力主之下，中国的国家目标从“搞革命”转向了“搞四个现代化”，而发展经济，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要对外交往。因此，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1978年见证了中国内政外交的巨大转变和突破。伴随着布热津斯基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了日程。半年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而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两天，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在中国
邓小平不断地给布热津斯基夹菜,神秘地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要美方加速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僵持的几年间，美国总统福特曾于1975年访问中国。然而，此访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以至于这次访问很少被后人提及。
从福特到上任之初的卡特，两位美国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在对华关系上总是举棋不定。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实力与原则》中写道：“中国方面开始责怪美国没有下定决心，他们对美苏之间搞缓和很不放心。”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对华政策思路类似，都是“联华制苏”，而两人的处境也相似：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要面对一个意见相左的国务院。
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此访中，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谈得非常不愉快。万斯在会见邓小平时提出，中美建交之后，美国要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邓小平当场怒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出现倒退，“这只会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假象。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代表团时，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万斯访华是中美关系的退步。
布热津斯基对万斯和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主张早有不满。他在不断影响卡特总统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亲自出马前往中国寻求突破。为此，他让助理奥克森伯格向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递话，表达访华的意愿。11月3日，黄镇到白宫出席副总统蒙代尔为他举行的送行午宴，席间，黄镇突然殷切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随后又当着新闻记者的面重述了一次。这一幕让同在席上的国务院官员霍尔布鲁克目瞪口呆，因为这意味着：在白宫和国务院对华关系的竞争中，中国人把国务院撇开了。
宴会刚结束，国务卿万斯就气极败坏地给布热津斯基打电话，说：“你这样做会打乱我们同中国人谈判的部署！”布热津斯基也火了，但他最后还是息事宁人地表示：“中国方面是用一种比较随便的方式邀请我的，在那种场合我当然应该顺水推舟表示接受，但我并未说定什么时候去。”
到了1978年的3月，事情出现了转机。当时，万斯向卡特总统建议由蒙代尔率领代表团在访问远东时顺访中国。布热津斯基“没提防到万斯还来这么一手”，于是，他对总统进言说，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恐怕会引起我们即将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错觉”，而由他去中国就不至于那么张扬。
卡特最终拍板同意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方磋商中美战略关系和关系正常化问题。
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示：美国打算进一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邀请中国贸易和军事代表团访美等等。最重要的是，卡特还授权布热津斯基向中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回军事人员和设施、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和其他的美国政要一样，布热津斯基一行被安顿在“与世隔绝”的钓鱼台国宾馆。除了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正式会谈以外，此次访问的重头戏是会见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副总理邓小平。
与邓小平的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我们在沙发上挨着坐。邓在我左边，他那个不可缺少的痰盂搁在他左边的地上。陪同我的只有奥克森伯格，还有伍德科克大使也在座。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这种限制均无意见，只有(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因为不让他列席而大发脾气。”布热津斯基在回忆中写道。
关系正常化问题是这次会见的主要话题。布热津斯基转达卡特总统希望“认真去谈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意愿，而邓小平的回答仍是将信将疑：“问题还是下不了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
布热津斯基一再向中方保证：“总统已经下定决心！”
谈话结束后，邓小平设下宴席招待布热津斯基一行。邓小平不断地给布热津斯基夹菜。他神秘地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要美方加速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访美：蜜月开始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双方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台湾无疑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美国在原则上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三项条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还将有效一年；美方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时，中方不予以驳斥；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
此时，中国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是很迫切的。当时，中国与越南的关系日益恶化，越南国内排华行为越来越嚣张，中越边界纠纷不断，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势如箭在弦。中国正在承受苏联及其盟友越南南北夹击的巨大压力。而在内政方面，中国在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地位不断巩固的邓小平正要实现其改革开放的宏图伟略。
10月，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时表示，他期待着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邓小平接着表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上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远在密歇根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在第一时间得知邓小平的上述表述，兴奋地奔向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用临时编的暗号把情况报告给布热津斯基，后者马上向卡特总统进行了汇报。
此后，中美双方加快了磋商的进程。11月，美方把宣布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稿交给了中方， 布热津斯基在12月初约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请中方积极考虑由邓小平或华国锋在来年1月访问华盛顿。
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中美这两个大国终于正式握手言和。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邓小平的访问一开始就充满人情味。来到美国的第一天，一切正式的会谈还没有开始，他就履行一年前向布热津斯基许下的诺言，到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的家里做客。在邓小平来到他家门前的时候，起居室壁炉的烟道堵住了，浓烟弥漫了整个屋子。布热津斯基佯装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口迎接邓小平一行，而在屋里，他的家人和助手们正手忙脚乱地扇着扇子拼命地驱烟除味。
第二天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邓小平。以当时邓小平的副总理身份，按礼宾规格应鸣礼炮17响，但美国人以礼炮19响的礼遇迎接这位贵客。
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两国间的高层开始频繁往来。商务、财政、教育和国防等部门的一把手都实现了对对方国家的访问。当然，一切并非一帆风顺。在美国国内，不少人主张中美关系应该限于外交领域，经贸合作应该慎之又慎，而军事战略领域则应成为合作的禁区。这种争论，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反映尤为强烈。
而在中国，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样遭到一些阻力。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日后在回忆录中记载说，当时有人给中央写信，批评黄华在对美外交上出现“路线错误”。这封信直达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而邓小平在该信上批示说：“对美外交工作主要由我主持，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
1989：智慧与考验
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 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向北京派出秘密特使，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持中美高层间的沟通
在建交后的10年里，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在强硬的里根执政时期，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里根在台湾问题上数次得罪中国，造成中美关系一度僵持。所幸双方最终能回到务实的立场去解决问题。
而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89年春夏之交。
美国东部时间6月3日午夜，入主白宫刚刚半年的乔治·布什总统在梦中被助手叫醒。得知北京发生的风波，布件沉吟半晌，给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打电话询问情况。随后，布什即刻发表一份声明，“深表痛惜”。但他同时强调，非常珍惜中美双方通过巨大努力建立的建设性关系，希望如此重要的关系继续得以发展。
6月5日晨，布什给前任总统尼克松打电话，征询他的意见。尼克松说：“不要中断与中国的关系。”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对发生在中国的事反应强烈。以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召回大使，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并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最严厉的制裁。
布什决定采取一条中间路线。5日下午，布什发表第二份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并宣布暂停武器销售、暂停军事领导人互访和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长在美逗留请求三项制裁措施。这项声明与“断交”和“全国制裁”的要求相差甚远，因而在美国国内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然而，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急剧倒退，美国先后中断了与中国的战斗机改造合作和核电合同。在国会的压力下，白宫在6月底宣布了包括暂停一切高层互访在内的新的制裁措施。
在这期间，布什为了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在6月8日试图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但中国驻美使馆在请示国内后告诉他：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
6月20日，布什又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的感受。尽管如今处境困难，但今天我比以往都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在信中，布什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向北京派出秘密特使，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持中美高层间的沟通。
布什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的采纳。6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前往中国。他乘坐的美国空军C-141运输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直接飞往北京国际机场。
为了避人耳目，飞机在途中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在飞行日志上，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冲绳。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也被抹去，机组人员在抵达北京前全部都换上了便装。美国驻华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访问。
7月2日，邓小平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国务院总理李鹏、外长吴学谦、副外长钱其琛在座。斯考克罗夫特表达了美方对事态的关切，邓小平表示了对布什总统的信赖，但他也批评美方的做法，说“美国卷得太深了”。
秘使沟通之后，布什又多次致函邓小平，得到邓小平的回复。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中美高层仍在努力制止两国关系的破裂。
从1990年开始，中美关系逐步解冻，此间，布什总统个人为避免中美关系的滑坡付出各种努力，其中包括与国会之间的斡旋和竞逐。
为此，布什在政治上付出不小的代价。尤其是在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事件被CNN披露，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议员和媒体将布什此举称为“对北京匆忙的叩头之旅”。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毕竟为大势所趋。在1989年这场狂风骤雨中，中美关系每每濒临滑入深渊，在关键时刻，中美领导人的智慧与务实最终维护了两国关系的基本面。
此后，中美关系又经受了最惠国待遇问题、台湾风云变幻、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撞机事件等等的考验，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在不断的争执与妥协、合作与对抗中一路走来，成为了今天的“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我预见了中国的崛起”
直到1974年，中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孤立状态。人们不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决定把这点当成我将来工作的一部分
★ 本刊记者/李静(发自美国休斯敦)
在所有美国历任总统中，老布什无疑是与中国缘分最深的一个。1971年当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中美两国还是提起对方名字就是一顿痛骂的敌人，那时，布什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在布什的回忆录中，记载着他当时看着台湾离去的失落心情，然而，他也富有远见地看到，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回到国际舞台是大势所趋。
这也许就是他在1974年主动向福特总统请缨前往中国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原因。这一年的秋天，布什夫妇带着一条名叫弗雷德的小狗，来到了北京。
一年之后，布什被新任的卡特总统调回国内担任中情局长，中国人跟他开玩笑说：“哈，你们美国人给我们派了个间谍来当大使。”
布什是如此熟悉中国事务，以至于在他1989年开始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对华关系成为了总统的专属领地——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是如此事无巨细地处理与中国的交往。
2008年10月30日，布什在得州休斯敦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中国新闻周刊：1974年你获得了出任法国或英国大使的机会，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呢？
老布什：因为我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同时也是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直到1974年，中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孤立状态。人们不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决定把这点当成我将来工作的一部分。我尊重英国与法国的重要性，但是我更认为，美国在将来可能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很重要。现在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现在仍有许多人称你为“骑自行车的大使”，上世纪70年代你骑车在北京走街串巷的感觉如何？
老布什：芭芭拉和我经常一起骑各自的车出门。当然我们有汽车，但我更喜欢骑自行车。在街上能够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当时的中国跟今天不同，尚未对外开放。我们不能进入中国人的家里，在街上也不能跟他们说话，他们觉得外国人很奇怪。
中国新闻周刊：你预见过中国会发展成今天这样吗？
老布什：我预见了中国的崛起。我看到中国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成长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度。我还能够感觉到，中国人需要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自由与民主。在今天他们也确实拥有了更多自由与民主，如果没有，你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跟我谈话。如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就算你身边有20个人，你也不能随便问我任何问题，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过去30年的中美关系？
老布什：中美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刚开始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现在则拥有牢固的双边关系。双方都明白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将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变化很多。当它刚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并不想参与双边事务，但现在表现积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国际大国。
过去中国希望脱离国际社会，结果就被孤立，中国在跟过去他们不太情愿打交道的国家发展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如何？
老布什：我见过中国历任领导人。他们机敏、坚强，其中一些人非常重视发展民主，这让人印象深刻。从胡锦涛、温家宝到江泽民，可以再往前追溯。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们了。
我格外尊敬邓小平。他是一个讲民主的人。他改变了中国，中国因他而变得更加开放，他改变了人们一成不变对待事物的方式，把希望带给了中国与中国人民。尽管在美国他仍遭到误解，但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现任总统小布什八年任期的表现？
老布什：作为他的父亲，我为他感到自豪。我看到他的民调支持率在下降，也看到中国领导人称中美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基于这一点，我要给予现任总统极大的赞扬。但是他自己也说，很多人不喜欢他，媒体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他。
坦白说，当他卸任回家的时候，我很高兴他既是我的儿子，也是前任总统的身份。他做得很棒，历史最终会给他善意的评价。
在我眼中，他是个原则坚定的领导人，尽管许多媒体，尤其是自由派媒体很不喜欢他，但在中国问题上，他工作出色。 ★
法国来的“疯子”皮尔·卡丹: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堕落的形象，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本刊特约撰稿/司徒北辰 李兆(发自巴黎)
对于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皮尔·卡丹曾经是西方时尚的代名词。时光流转30年，皮尔·卡丹早被路易威登、迪奥、普兰达等眼花缭乱的奢侈品牌淹没，再也不会引起中国人的特别关注。但我们稍微留意，便发现皮尔·卡丹还是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难以取代的印象。
11月18日晚上6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皮尔·卡丹公司在巴黎的总部。卡丹先生等在公司门口，亲切得仿佛并非第一次相见。
“因为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30多年前进入中国市场，当你身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中，你有过担忧甚至害怕吗？
卡丹：从没有过担忧。当时我在中国的冒险曾经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因为我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但我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来中国之前，我就曾在苏联呆过一年，我在莫斯科也做了不少关于时尚的推广工作。
在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我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即使在苏联，我也享受着充分的自由。
我不是间谍，也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相反，我总是愿意帮助他们，总是试图去理解他们和分析那里的形势。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1978年来中国时，留下了这么一张历史照片：你走在一群中国人中间，你的衣着及气质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照片中的你在想些什么？
卡丹：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觉得我像个外星人。其实，我心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和尊重。当时中国人很不容易，他们为了某个梦想奋斗了一生。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天堂。
我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也没有资格来批评任何事情。这只是一种见证和内心的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80年代，“皮尔·卡丹”在中国是一个充满梦幻的品牌。中国人首次认识了西方的生活标准。现在看来，是你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精致生活与时尚的课程。
卡丹：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一个堕落的形象，比如资本家挣很多的钱、剥削工人、贩卖奴隶等，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去看不同的工厂。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一杯酒下去就会坦露心声，就成了朋友。但是与日本人，就不是这样了。我有一个50年交情的日本朋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因为这样一种民族性格，让我与中国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特别是和当时在任的轻工业部部长。
在北京开第一家马克西姆餐厅前，有一次我跟这位部长说，我来中国是为了推动中法两国间的互相了解，因此我打算出资请一些中国模特到巴黎，给她们新的时装形象，而不是传统的中山装或旗袍，因为这些老式装束给人感觉很封闭，政治味道过浓。他当场答应了，前提是我承担所有的费用。这项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给我带来的媒体关注度是从未有过的。
我去中国就是为了了解他们，同时也试图让他们去了解外部世界。我个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在马克西姆餐厅上的投资。
我并没有像其他投资者，坚持一两年，亏了很多钱后便撤离，但我留了下来。因为受法国金融系统的管制，我不能直接从法国调资来中国。所以，我不得不从我在日本的产业收入里面抽取资金，通过一家在北京开设有办事处的日本银行把钱调到中国。
我投资的马克西姆餐厅，是当时北京唯一的高级西餐厅，是资本主义在北京的象征。我不遗余力地劝说中国官员，马克西姆可以为来北京的外交官和国家元首提供一个交流空间。就这样我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和积极。
我只能影响那些喜欢皮尔·卡丹的人。即便在巴黎，有喜欢我的，也有不喜欢我的。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1958年当我在法国“巴黎春天”展示我的作品时，就有人预言说皮尔·卡丹终将被人遗忘。但现在我是唯一活着的那一时代的设计师，并且一直完全保持着公司的产权独立性。
“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评论中国的发展？
卡丹：所有的东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如与我们合作的中国工厂，现在完全有能力做出可以跟巴黎工坊相媲美的产品。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见过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当时他们是我在中国的导游。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承受着来自政治气候的压抑感，他们甚至羞于在我面前吃米饭。
苏联犯下的大错是他们开放得太快了，甚至可以说是个悲剧。如果没有规则，社会只能大乱。我很早就理解了这一点。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在中国和日本没有真正的时装设计师。你认为中国何时能建立起自己的时尚和奢侈品产业？北京能否成为另一个时尚中心？
卡丹：日本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设计师的，但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的时尚强国。我经常在巴黎时装周上看到很有潜力的中国设计师。我认为你们中国人还没有真正展示你们的创造力。
巴黎像一个集市，汇聚了所有同业人士。真正的法国设计师并不多。如同戛纳电影节，并不能独自出产电影。中国奢侈品行业首先要通过质量来推动，然后就是声誉。
当代新技术领域的发展令人感到惊讶。我总是尝试在创作中使用新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如何，中国将占主导地位，印度是30年以后的事情，非洲是60年以后的话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使你的服装在世界各地的设计更加“因地制宜”。但是在近几年， “皮尔·卡丹”品牌因为过度的商业化而导致价值下降。你曾宣布要重塑在中国市场的形象，具体的打算是什么？
卡丹：特许贴牌战略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好的创作，好的创作才华并不能与高价划等号。这不是贫穷落后和奢侈之间的差距。我的思路是，给更多的工厂合法复制并量产我的时尚设计的权利。
中国有13亿人，只要有一小部分对我的产品感兴趣就够了。虽然在中国市场，我是一个先驱; 我的名字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市场运作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能否提供一些关于中法关系的看法？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卡丹：我在外交和工业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我现在只想继续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是在服装方面，而且还有许多别的有意思的事情。
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波浪而已，会过去的。这里面很多的数字、金钱概念都是虚拟的。 ★
小泽征尔的中国缘:用中文“新年好”问侯全世界
小泽征尔为中国音乐事业所做的推动，将超越他在200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那句“新年好”的中文问候
★ 本刊特约撰稿/唐若甫
2006年10月的北京，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带来了他的“音乐塾”，开始在国内巡演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小泽征尔的“音乐塾”有点像一个专门为年轻人开放的国际音乐短期集训班，集中了32名中国学生。
那也是记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泽征尔。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古色古香的洋房内，小泽征尔在一群日本赞助商和贴身侍卫的簇拥下走进了新闻发布会大厅。他习惯性地将眼镜挂在胸口，穿着一身和他的拖把发型相配的着装，用缓慢的英语、德语和抑扬顿挫的日语回答着媒体的提问。他时不时戴上眼镜，翻看桌子上的文书，随后从镜片之上冷峻地查看四周动静，仿佛是黑暗中投射出的1000毫安绿色激光，让人为之一振。
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是，200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小泽征尔在《蓝色的多瑙河》小提琴序奏后的致辞时间，用中文“新年好”向全世界问候。那3个字遭到日本右翼组织的攻击，也使那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小泽征尔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一直为乐迷和大众传颂。从1978年小泽征尔首次在中国指挥算起，这位知名的指挥家来华正好10次。这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位世界级指挥家。然而，他对中国音乐界的意义，远远不能以简单的数字和场次来衡量。
小泽征尔与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合录制过一张唱片，唱片中收录有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刘德海演奏琵琶。此外还有刘诗昆演奏的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和苏萨的《星条旗永不落》。这款唱片录制于1979年4月，小泽征尔邀请刘诗昆与刘德海访美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录制。
当时中美刚刚建交，虽然由之前1973年的尤金·奥曼迪和费城管弦乐团访华做铺垫，仍然需要一场庆典音乐会。小泽征尔向美国政府主动请缨，1978年6月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到访中国。访华期间，小泽征尔听到了姜建华演奏的《二泉映月》，感动地流泪。大师掉泪究竟是缘于伤感还是激动，抑或是对中国元素的亲切，无可推测。但这一场景确实流传了下来，并得到了韩中杰等前辈目击者的证实。小泽征尔非常欣赏姜建华的演出，还将他带到美国巡演，可以说掀起了第一股二胡的国际风潮，而那是在“女子十二乐坊”叱咤风云前20多年。
如果说《二泉映月》尚属民乐，那小泽征尔对于吴祖强的《草原小姐妹》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他1978与1979年两次访华均指挥了此曲，还在美国与刘德海录制此曲。作曲家吴祖强回忆道：“我和小泽征尔结识是因为访问中请他听了中央乐团排练我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及《草原小姐妹》，他听后十分激动，随即提出希望再次来华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这两部作品。这一想法在他1978年5月第二次访问北京时顺利实现，也令人惊讶地反映出他对中国音乐风格和内涵的深刻理解与敏捷反应。”
1980年夏天，波士顿交响乐团再度邀请了刘德海、刘诗昆以及姜建华和中央乐团指挥家韩中杰赴美国坦格伍德夏令营，除了保留曲目，还演出了吴祖强为刘德海改编的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春江花月夜》，以及为姜建华改编的二胡与管弦乐队《江河水》。
也许无从得知小泽征尔对推广中国音乐而作的努力是否被整个世界所认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1981年当柏林爱乐乐团与卡拉扬向中国元老指挥家黄贻钧发出邀请时，黄老先生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三场音乐会中曲目亦包括刘德海演奏的《草原小姐妹》。这是《草原小姐妹》第二次响彻世界级音乐殿堂，被世界级乐团所演奏。从这点出发，《草原小姐妹》已经拥有了和维也纳爱乐乐团、阿巴多及费城管弦乐团、奥曼迪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一样的国际地位。
除了在80年代早期将一批中国演奏家带向世界舞台之外，小泽征尔将培养中国音乐家视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在指挥方面，中国指挥家邵恩、陈佐湟、胡咏言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小泽征尔的指导，拜他所赐。在其他乐器方面，他与罗斯特罗波维奇在2000年9月访华，开办了一系列大师班，包括指挥和大提琴。大提琴家赵静也是小泽征尔“伯乐识马”所为。
著名乐评家刘雪枫对小泽征尔的技术境界和对中国的贡献曾评价说：“小泽确实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了大量事情，特别是交响乐团建设、音乐学院师生培养、中外音乐交流牵线搭桥等方面，事必躬亲，无微不至。尽管后来他在艺术上止步不前，既无法使可塑性极强的维也纳爱乐呈现小泽之声，又不能将日本的乐团脱胎换骨，但他还是因为多次训练中国的青年乐团卓有成效，而继续无损点石成金的音乐魔导师称号。” ★
麦当劳的”慢餐”时代:”快餐慢吃”的”高雅”与”格调”
在美国，麦当劳是低收入者的“家庭厨房”；而在中国内地，它曾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新兴阶层从头再来，与国际化接轨的除了胃，还有“快餐慢吃”，细细品味着的“高雅”与“格调”
★ 本刊记者/罗雪挥
上个世纪30年代，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曾经教富有的郭家小姐用铁丝烤面包，以防有一天，她们没有烤箱了，也能烤出一样黄脆的土司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终和烤箱一起被逐出了中国大陆。
40余年后，当麦当劳再度叩开封闭的中国内地大门，是快捷的服务、清洁的店面、统一的标准，比如永远保温在4度的可口可乐、全世界厚度均为17厘米的汉堡面包，取代了烤土司，重新教育着新中国的新一代，什么叫“优雅”与流行。在必须向国际化迈进的时代，麦当劳用优良的服务和质量恒定的食品，开始给中国人以国际化的教育洗礼。
1990年10月8日，麦当劳历史性的一天。这个全球快餐业巨擘，正式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荒。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解放路光华楼开张。
虽然麦当劳大叔的形象对于深圳人来说，尚显奇怪，这个红黄相间的丑角端坐在光华楼顶上，笑容可掬地俯瞰着人山人海。无数深圳人举家前往。人们满腹新奇，队伍从餐厅二楼排到一楼，再绕着整个光华楼转了一圈。餐厅第一批员工仅有400多人。实在忙不过来了，公司不得不从香港临时调来500多名员工帮忙，每人每天要忙10个小时，还不能满足顾客要求。
而那时吃麦当劳还属于高消费，深圳男女老幼去麦当劳都像下高级馆子一样，穿得漂漂亮亮，常有人拿着1000块、500块的港币来消费。当时流行的汉堡吃法则是先小心刮掉那层芝士，而后吃掉牛肉饼，再吃掉生菜，最后就着可乐吃完上下两片面包。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麦当劳就开始与中国官方谈判，希望进入这块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的麦当劳1983年就已经开始购买中国的苹果来做苹果煎饼，而麦当劳真正进入大陆，比香港晚15年，比台北晚6年。
当时的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开风气之先，集中了一大批“先富裕起来的人”。吃麦当劳所代表的炫耀性消费，以及新生活的无限诱惑，都在特区抽条吐穗。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麦当劳在大陆业绩飞升。
1990年代，在中国新兴阶层形成的关键时刻，麦当劳“照耀”了中国。中国新兴白领们开始以在麦当劳聚会为荣，仿佛麦当劳解决的不是肚子问题，而是精神问题。
人们学会文雅地排两个小时的队，点适量的食物，而后在这里谈恋爱、见朋友、开会甚至谈生意，快餐时间被无限拉长，比如一包薯条配6袋番茄酱。麦当劳因此而承担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包括公园、公共客厅乃至公共厕所。
“坐多久也不赶人”，这样的满足和尊重是空前的。而其迥异于中国餐厅的浪漫氛围，为白领们提供了不俗品味和雅致情调。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当年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啜着麦当劳奶昔，看霓虹街景的带头大哥们，此后又集体移师到了星巴克，比如摆弄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等人、发呆或者闭目养神。中国新一代先是在麦当劳的“速成班”中自学成才，而后便在一波又一波的流行消费里成为中流砥柱。
麦当劳的教育中国之旅还远没有结束。18年来，近千家麦当劳店面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等高线层层推进。如今，要区分中国内地的城市属于一线、二线乃至三线，包括该地区经济发达与否，风气开化程度，只要看看当地有没有麦当劳店，以及麦当劳店的数量便会心知肚明。“慢食”的滋味正如涨潮般，一圈一圈，一级一级，从中国的中心，向下、向外、向西扩散。 ★
《时代》眼中的中国30年:从脏乱穷到”超级大国”
这个计划是历史上广泛、大胆、独一无二的。让10亿人口急剧转向，让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脱离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先例呢？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太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8年开始了它的“大跃进”，或者用北京的措辞——“新长征”
★ 文/王宇洁
1923年，美国人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创办了《时代》。在中国生活14年的渊源让卢斯在大洋彼岸仍对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
在蒋介石时代，他甚至用自己手中的舆论机器浸染着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热情态度。1924年9月，军阀吴佩孚成为《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出于天然的价值判断，《时代》笔下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与我们了解到总有些不同之处。于是，当《时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与我们认识的历史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丰富而立体起来。
“怀疑主义”
“这条无名小巷充斥着垃圾、生锈的煤油桶和碎瓦片。一捆捆参差不齐的柴火用绳子捆着堆在人行道上。碎砖、锡制脸盆和木水桶散落在挤满了人的路上。稀少的几辆自行车被仔细地锁了起来，斜靠在三层小楼旁。三只鸡在木板条做成的鸡笼里不紧不慢地咯咯叫着。孩子们在街上乱转，有几个在跳绳，他们的父母在做周末大清洗，从街上的公用水龙头里接自来水。
这条街上的脏乱和贫穷景象跟月历画上的中国相去甚远：面色红润的女孩微笑着在伊甸园似的果园里采摘熟透了的苹果，穿戴整洁的工人坐在擦得锃亮的机器里。但距离越南北部不远的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50万人口)的这条小街却更代表了中国的普通景象。”
当然，中国有其气派的工厂和舒适的公社展示给来访者。但信步走入城市的小街或者小村庄，你就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1月1日，《时代》的香港分社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眼中的中国景象。这时候，席卷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刚刚涌起。
“1979和1980年9月，复旦大学学生联合会民意调查的结果被贴在大学的公告栏里，然后被要求撕掉，估计是因为结果体现的怀疑主义让人震惊。例如，问到对于现任领导人实现‘四化’的能力怎么看，78%的学生选择了‘等等看看’的态度。当问及四人帮之流在下个十年会不会卷土重来，只有5.4%的人坚定地回答说不会，一半多的人回答说‘有可能’，39%的人说‘难以避免’。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54%的人觉得‘不确定’，只有36%的人宣告自己‘充满信心’。”(《学生们相信什么》，1980年11月10日)
对于包括复旦大学学生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没有预料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京门庭若市”
数年之间，小街上破旧脏乱的景象和平静的生活不见了。“在北京的大街上，留着长发的男人穿着风衣，和穿着高跟鞋的女朋友挽着胳膊。建国饭店就是加州度假酒店的翻版。附近，马克西姆的北京餐厅提供着70美元一位的高级菜肴。堵塞街道的自行车流中加入了奔驰轿车和日野观光巴士的身影。
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士和她的家人站在一辆崭新的丰田车旁。去年收入18000多美元的养鸡户孙桂英(音)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年的历史上第一位买了私家车的农民。”(《资本主义在酝酿》，1984年4月30日)
神秘而封闭的中国向西方的触角“媒体”，揭开了面纱。“在众多才能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表现出了他的老练——留意并满足美国新闻记者的需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新年庆祝晚会上，北京邀请了27名美国记者到中国进行了‘两周游’。最高潮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邓会面，这是美国新闻记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脑的首次如此规格的接触。”(《北京门庭若市》，1979年1月22日)
“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几年前决定对外国资金和技术实行‘开放’政策时，他也警告他的人民提防‘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的渗透’。
确实，长腿美女如今在皮尔·卡丹北京最新的时装秀上走来走去，不远处，穿着考究的旅游者走进卡丹新开张的马克西姆餐厅一品法国美食。
即使在郊野的林中空地上，也可以看到穿着牛仔裤的青年人随着录音机的音乐跳着摇摆舞。”(《与“精神污染”做斗争》，1983年11月28日)
“大部分听众，从青年人到高官，都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听众拍着膝盖，或者文雅地摆动着头。在听过威猛(Wham)乐队的打击乐之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真的让人疯狂。’
但4000多名现场的国外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大多没有这样的自制力。他们吹着口哨，欢呼喝彩甚至在过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惊慌失措的绿制服警察一直试图把他们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动了武。”(《中国北京摇滚》，1985年4月22日)
“自由退出的中国”
“上个周，在中国第一例破产拍卖中，政府卖掉了辽宁省东北部的一家工厂——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把它变成了工人所有。在北京决定不再资助亏损企业之后，这家工厂8月就已经歇业。在另一场行动中，有限的证券交易在上海试点开始了，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劳动合同的引进可能有着最深远的影响。在终身雇佣体系下——中国人称之为‘铁饭碗’——工人可以推卸责任却不必害怕解雇或降薪。他们的工作是指定的，经常无视能力或技巧；甚至，他们的工作面貌都由上级决定。”(《自由退出的中国》，1986年10月6日)
随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悖论：法制建设的同时伴随着贪污腐败盛行，一部分人端着单位的“铁饭碗”，一部分人却已经遭受到破产的震动。
“‘无法无天’是一句中国古语，用来形容法律缺失的状况。中国的新统治者也许会把它变得更实际：无法无四化。它意味着保证官员、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这些中国发展的基本力量不会被一声令下就送到稻田里去，就像毛时代那样。为了鼓舞斗志、稳定秩序，如今掌权的温和派去年通过了一部宪法，规定了审讯开放和公平，还承诺年内出台一部刑法。外国投资者也得到了中国的法律保护，后者亟需技术和资金的注入(目标：到1985年1000亿)。”(《中国迎来法制》，1979年3月19日)
“《沈阳破获重大偷窃案》，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道。《偷金子的罪犯被依法处决》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以前绝对不会出现在保守的官办媒体上，但最近，《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报纸几乎每天都刊登这些犯罪行为。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被千夫所指的罪人是共产党官员。《时代》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坦说：‘他们现在被放在国家报纸的头版上公开批判，表明了北京的最高领导加快了在内部查处贪污腐败运动的速度。这个问题已经长时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忿恨和不满的主要原因。’”(《腐败的干部》，1980年1月16日)
“新的‘我’一代”
“周五晚上，老上海的核心地带。J.J.迪厅(编者按：1992年由台商开办，1993年被美国媒体排为世界第五、中国内地第一大迪厅)里拥挤的人群热闹非凡。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与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翩翩起舞；小桌子旁边，新富们在接手机的间隙小口喝着饮料。J.J.里的年轻人纵情于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东西：个人和职业的自由。那些有意愿和能力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地去追寻他们的财富、他们的伴侣和自我认同。(《新的“我”一代》，1993年11月29日)
“钟奇志(音)决心要做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是农民和工人的儿子。’他说，‘我没法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于是，这个来自成都的31岁年轻人自学英语，跑到西藏一家旅行社干了4年，然后在南方城市昆明开了一家电脑商店。
1996年，他通过了大学考试，开始学习国际金融和经济学。他为自己的妹妹交学费学日语，如今她在上海的索尼公司工作。钟希望能很快跟她会合，到外资银行或者投资公司工作。
‘我认为中国人有更强烈的成功的愿望。’在他就读的大学旁的一家茶馆里，他点上半支烟，环顾周围桌子的学生们。他们大部分都要比他小上十岁。当钟还在他们这个年龄时，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无法盘算着跳槽、得到很好的教育以及在钟所希望的‘高盛或者花旗集团’求得一处职位的。”(《中国的脉搏》，1998年6月29日)
与此同时，一些观念也悄悄被打破，传统在现代经济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调查是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族‘性文明’调查。使用了500名社会工作志愿者，获得了15个省23000人对240个问题的回答。
在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性和婚姻之间高度连结的关系退化了。有86%回答问卷的人说，他们赞成婚前性行为。如此开放的态度经常持续到婚后。让人惊讶的是，69%的调查对象不认为婚外性行为有任何不妥。
可以想见的，未婚先孕者的数目也正在上升。作为回应，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的立场。就在几年前，未婚先孕的女人会被工作单位辞退，然后被作为反面教材强制堕胎。如今，她们可以在私下悄悄进行。(《在中国，直言谈性》，1990年5月14日)
1999年，在接受《时代》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傅青元说，“中国的许多人正面临着信仰危机。”
“中国会成为老大吗”
“在许多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被亚洲经济危机波及了。今年，国外资本流入的规模第一次变小。这是中国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如此多让步，以期赢得今年与华盛顿(并派出了最懂经济的朱基访美)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它极度需要西方投资者的美元。
美国国会的反对者并没有认识到，世贸组织在短时间内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对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做好应对外国竞争的准备。破产和失业将会猛涨，它们所造成的紊乱将大于美国所承受的。但长期来看，一些美国企业确实会受到损害。鲍莫尔说，这是繁荣的代价。”(《中国和世贸组织》，1999年4月15日)
繁荣背后，问题也渐渐浮现。“25年来，赵一直在中国东北部的一家煤矿工作，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煤炭就在这里被开采出来。他是个幸运儿。中国矿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去年，大约有5000名他的同事死于矿难。中国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并把原因归于当地官员和矿主的官商勾结。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拼命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国家的空气和水将会比现在还要脏。它的工人——其中许多处于糟糕的状态中——将永远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不管北京的政治家们多么有见地，不管新的规章制度被阅读得多么仔细，如果地方政府为所欲为，所有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用鲜血染红的煤炭》，2007年3月2日)
“在一个饱受曾经的政治混乱、经济增长过热和腐败之苦的社会中，用法律解决争端或赢得正义还是一件新鲜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法律和法律体系已经开始扎根。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主席胡锦涛，经常说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想利用这种发展的律师积极分子仍然面对着巨大的障碍。许多法院拒绝接受某些案子。‘如果案例比较敏感或较新，大部分法官都不想陷入争论。’郭建梅，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创立者说。
面对这种困难，许多律师依赖媒体的支持。有时，媒体的监督会给法官以压力，让他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它也可能吸引更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注意力，让某些机构服从于法律，庭外和解甚至是改变法律或政策。
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他因为未带身份证而被扣留，在看守所期间被殴打致死，引起了公众、尤其是网民的强烈不满。孙死后三个月，国务院就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中国探索法制化》，2006年12月11日)
从越来越常规化的报道里，《时代》正试图描绘出这个国家的未来。“超级大国是指拥有巨大经济总量和全球军事触角的国家。这个词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用来形容美国，它也是如今唯一一个被冠以这个头衔的国家。中国既不拥有像美国那样的物质财富，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全球军事力量。但以经济和军事规模定义一个超级大国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国家有能力颠覆这种体系，它这么做甚至是无意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会成为老大吗？》，2000年5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