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www.cctv.com2007年07月09日 23:30 来源：CCTV.com
[内容速览]香港回归十年后，令人惊奇的是，许多移民纷纷回到香港定居。这一走一回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调查》走近香港移民。
从1985中英谈判定下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表开始，近12年间,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移民高峰,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居民带着对香港未来以及自己未来的不确定移民海外,申请他们的国际身份,为自己也为后代“买一份双保险”。十年后，这些人又纷纷回港定居，他们在国外经历了怎样的生活？他们一去一回中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新闻调查》记者带您走近“香港倒移民”。
详细内容：
演播室：对于香港人来说，移民这个词是个常用词，香港从来都是一个移民流入地，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大陆移民构成了香港人口的主体。但八十年代中期，从中英谈判定下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表开始近十年的时间里，香港却达到了向外移民的历史最高峰，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居民移居海外，申请他国的居民身份。香港回归十年后，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移民又纷纷回到香港定居。这一走一回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调查》走近香港移民。
解说：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人口移入移出向来都是一件普遍而平常的事情。但是，回归前的十几年里，移出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以至于形成了一次移民潮。在这次移民潮中，有相当数量的中老年人是早期最积极的人群。
这是香港李先生夫妇的家，他们夫妻俩的父母在回归前各自带领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
记者：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邵婉怡：1993年。
记者：你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考虑出去吗？
邵婉怡：最主要是担心不知道香港交还给中国之后情况会怎么样？
记者：当时主要是担心什么呢？
邵婉怡：因为他们是大陆来的，他们听过以前人讲过一些，再加上他们自己可能亲身的经历。
解说：历史上，大规模移民到香港的时期有三次，其中一次便是在抗战后到解放前后。许多大的资本家、小工商业主、地主由中国内地迁往香港定居。李先生的祖辈是福建一带的大地主，他的父辈就是在那时候来到香港的。
李少琨：可能他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情。
记者：你揣摩你父亲对“九七”他老人家当时心里是怕，是吗？
李少琨：我觉得他当时都是很怕。担心香港会变成他们小时候那个时期。
解说：年幼时的经历，成了李先生父亲难以磨灭的伤疤，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来香港的人有100万之多，他们现在都已经是儿孙满堂的老人了。
记者：香港其他的人家这么多人，他们也都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吗，害怕“九七”？
李少琨：有的有的，所以八几年到九几年每一年都有好多人去移民，去另外一个地方。
解说：1993年，李先生的父母和五个孩子一起，移民加拿大。和很多老人的心态一样，他们对回归后的香港不放心，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孩子的将来。
邵婉怡：如果真的“九七”之后有很大的变化，最起码我们有一条路可以留在那边。
李少琨：每个都想买个保险、买个保障，再去拿一本外国的护照回来，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返回去。
解说：为了儿女移民其实在香港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已经很普遍，只不过，那个时候多数家庭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认为有国外的受教育背景，将来的前途会有保障。
香港的移民热到了在九十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几乎每个香港人的周围都有人离开香港，于是，后期移民者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余先生夫妇是回归前夕申请移民的，他们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年轻人移民的动机。
记者：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离开香港？
余文杰：可以讲是一种羊群心态。
记者：什么是羊群心理？
余文杰：因为环顾周边，我的朋友啦、同事啦、同学啦，只要他们有一点能力的，经济状况好的，好几个都有申请居英权啊，或者移民加拿大、美国、澳洲。我环顾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跟他们吃饭、聚会、聊天的时候，各个都说我要申请了，你什么时候申请啊？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去考虑啊，在1996 1997年这两年，听到好多好多这样的声音，不断在我们周边升起，所以就是基于这个羊群心态，所以我们就去试一试了。
记者：受别人的影响了?
余文杰：对了，对了。
解说：余先生在移民前曾经是一家日本银行的中层雇员，余太太也有另一家外企的中层职位，他们家庭年薪50万以上，在香港算得上富足的中产阶层。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他们拥有两套房产。
余文杰：回想起我以前的那帮朋友，只要有一套楼房或者一定的资产，工作方面又存到了一定的钱，我身边的90%的人都走了，90%都走了。
记者：能有这么高的比例？
余文杰：有啊，有啊，有啊，除非不可以走的那些。
记者：没有走的一部分人是他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去移民，是吗？
余文杰：可以这么讲。
解说：香港人的心态在九七前异常脆弱，有人形容，“打一个喷嚏都会有人离开”。任何一个小的政治新闻都可能引起市民的不安，1982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意外摔倒也被香港人看作不详之兆。而一家美国著名杂志推断“香港已死”，更是让香港人觉得前途渺茫。
回归前的十五年里，香港人充满着对前途不确定甚至恐慌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反映在一些当时香港流行的歌曲里。（歌词）灯光飞逝，失意的孩子，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在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记者：那当时你听到最多的议论是什么？
余文杰：可能担心到时中国收回香港之后，会影响到香港人的工作、收入、家庭、一切全部。因为这么多年来，香港人一直是经济挂帅的，往钱方面看得比较重一点。
记者：那个时候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什么？
李少琨：议论最多的，类似政府方面会不会有突然之间有一些突变的事情，可能出境都不方便出，好象就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能我讲句话都会犯法的，在言论的自由上都会差很远。
记者：有人这么说就有人这么相信吗？
李少琨：有的有的。
记者：真有人相信？
李少琨：有的有的。
记者：但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先生讲过“一国两制”，所以香港实行原来的制度是五十年不变的，这些话都早就说在前面了，香港人开始不敢相信吗？
李少琨：相信不相信的，刚开始会有这样的担心。
解说：一时间，移民成了香港人的关键词，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谈论移民，几十万人争先恐后想要离开香港，每个人都希望有两个甚至三个国籍，此时，移民顾问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记者：当时香港有多少移民公司啊？
关景鸿：当时最高峰的时间差不多有300间。
记者：你讲的最高峰的时候是指哪一年？
关景鸿：1992年、1993年。
解说：关景鸿的这家移民顾问公司是1991年在香港创办的，开办不久就生意红火。
记者：那时候你们最忙？
关景鸿：忙，忙，当时真地非常忙。
记者：经你们公司办理出去的，到加拿大或其他国家，在那一段时间有多少人？
关景鸿：每一年差不多有五六千人。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从1991年到 1995年基本上可以维持这个数字。
解说：在各种不确定心理的驱使下，香港人大批移民，他们主要流向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美国等移民国家，在当时的环境下，甚至遥远的非洲和陌生的南美洲也成了迫切移民的香港人的第二故乡。客户急切地要求迫使移民顾问公司想尽所有的办法缩短签证的时间。
关景鸿：比方在英国的加拿大领事馆排队比较快，或者在新加坡比较快，所以我们比较灵活去送表，甚至我们送到南美洲的加拿大领事馆，因为他们那个申请时间比较短。
记者：办一户移民出去最快用了多长时间？
关景鸿：四个星期，当时是1991 ，1992年，这是我在17年来所做的一个记录。
解说：由于香港移民的素质总体较高，给许多需要增加移民人口的国家提供了机会，对于香港人来说，只要提出申请，移民国外并不难。
关景鸿：如果技术移民，一般中学生，中学毕业英语比较流利一点，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已经达到这个要求，由于“九七”，新加坡还特别给香港人创作一个移民的方案，当时是比较容易，基本上中学毕业就可以到新加坡去定居。
解说：当时的移民主体是香港的中产阶层，他们移民的资金大多来自于变卖房产所得，一时间，房价也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记者：卖楼的人多了，所以会不会楼市就价格下跌，有这个现象吗？
关景鸿：这个现象很特别，在1997年前可能很多中国的成功的老板过来香港投资，所以把香港的楼市抬得很高。
记者：那您的意思是说没降反升了？
关景鸿：是，对。 打个比方，1996年同1997年的价钱比较，(1997年)差不多又涨了五成。
解说；有统计显示，在回归前的十几年中，超过六十万的香港人移民海外，这个数字占香港总人口的约十分之一。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卖房所得的大量资金，对于香港来说，中产阶层代表的是技术和管理人才，他们的离去，意味着大批专业人才的流失。香港大学的黄绍伦教授专门研究香港97移民问题。
记者：那从您的分析来看，当时香港走了很多专业人才，同时他们可能也会带走资金，那么当时对香港的经济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黄绍伦：当时有很多担心，会害怕香港的经济会造成崩溃。实际上“九七”之前的12年前，香港的经济继续发展主要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当时香港的经济，经历了一个转型的时期，由一个工业的社会转型成一个金融服务的社会，所以流失了一部分人才反而对加快这个转型有利。
解说：当时，香港正处于转型期，工业企业大量流向了内地，企业人才流失反而促使香港更快速地往以金融服务为主导产业的社会转变。为了稳定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留住了很多大的跨国企业，并让很多国内大企业在香港设立基地，使香港的经济支柱更加牢固。实际上，1997回归前的移民潮对香港经济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可移民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庭，他们做好了移民国外生活的准备了吗？
记者串场：在香港回归前的十年时间里，大批的香港人变成了加拿大人、美国人、新加坡人甚至南非人，他们放弃多年的根基，带着毕生的积蓄，举家搬迁到异国它乡，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呢？
解说：余先生跟妻子在香港的工作都非常忙，出于羊群心理移民后，对今后在加拿大生活，并没有认真的考虑过。
余文杰：我们只是在想去到加拿大休息一段时间，再慢慢去了解这个社会，认识一下加拿大的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再去融入这个社会工作。因为我们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在那里生活几年，所以我们就没有担心过经济这个问题。
记者：那就是说你想告诉我，你走的时候腰包里面是鼓鼓地去的加拿大？
余文杰：有一点点钱。
记者：一点点？
余文杰：一点点，足够生活了。
解说：有余先生这样想法的香港移民很多，因为卖了房子加上积蓄，每家几乎都有至少几百万港币，维持生计不成问题。
余文杰：我自己在加拿大，前后一共大概玩了大约九个多月。房屋又大，环境又干净，很清洁，空气又好，很享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三四月，是春天和夏天之间，天气非常之好，每天都是十几、二十度，很好的阳光，好像是一个郊游的心态。
解说：余先生和妻子都毕业于香港的大学，英语很好，语言不是问题，而像李先生夫妇父母那样的老人，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记者：你父亲到了加拿大了以后，他在加拿大生活得开心吗？
李少琨：环境很理想。
邵婉怡：他们真的是把香港那些事情都先摆在一边，去到那边住。真是很投入外国人的生活，又去上那些移民班，去学英文。
李少琨：如果你要说温哥华，在生活中不会讲英文都行，你去菜市场买菜，很多都是香港，或者是中国的移民都讲广东话。你去银行，都有很多人是专门服务我们说广东话的，譬如说你去一些政府部门都会有，在很多地方都会有的，很方便，所以很多老人家都喜欢那个环境，生活都没有问题的。
解说：温哥华现在的华人有20万左右，占温哥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把温哥华笑称成“香哥华”，因为那里的香港人实在太多了，随处可以见到讲广东话的香港人，超市里的香港食品也琳琅满目。
记者：你在加拿大有没有感觉到你是一个香港人，中国人受歧视？
李少琨：受歧视我觉得没有，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民族，很多人都是移民过来的，差别就在什么时候过来的。有些意大利人，欧洲那方面的，有些非洲，有些亚洲，个个都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有可能他就是早几十年，我可能是晚一点才来，基本上我说歧视就没有什么。
解说：移民流入地国家大多地广人稀，在香港最昂贵的房产在那些地方却便宜很多。黄先生的妻子坚持移民南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房子。黄先生原来是开猪肉铺的，他们一家在香港一直住在公屋里。公屋是香港政府提供给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家庭的一种廉租房。黄先生家的房子有三十多平米，住着一家四口人。
林惠萍：这个是孩子的房间。
记者：这是大女儿，小女儿，一人一(张床)？
林惠萍：对，小朋友住的。
记者：香港人特别会把小房子设计得很合理。
林惠萍：是啊，没办法啊，地方小嘛。这边呢，是我和我先生的房间。
记者：这是夫妻房，这个双人床就比一般的要小。
林惠萍：是啊。
记者：在香港住三百多呎(约三十多平方米）？
林惠萍：对。
记者：到南非住了多大的房子？
林惠萍：一万呎（约一千平米）在南非那边单是我的房间，都大过这套房，还有外面花园呢，住就真是很舒服，小朋友也开心很多，很多地方能让他去玩。
解说：在南非，黄先生一家花了四十多万就买下了一栋一千平米的别墅，而在香港，即使要买下眼前的这套三十多平米的公屋也需要一百多万。林先生夫妇是香港的中低收入阶层，投资移民南非时所申报的一百二十万有一部分是向亲友们借的，因此他们一到南非就迅速开始了创业。
记者：做什么？
林惠萍：餐厅，中国TAKE AWAY（外卖餐厅)。
记者：过去以后很快，这个中餐馆就开张了吗？
林惠萍：是，一过去就开了。
记者：那个餐馆办得怎么样？
林惠萍：都很好的。
记者：怎么样好？
林惠萍：都能赚到钱，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够开支，够我们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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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香港移民最初到移民国时，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蜜月期，他们很快适应了异国他乡的生活，但是香港并没有淡出他们的记忆。
解说：加拿大是接收香港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余先生夫妇在加拿大悠闲地过了几个月后，开始想找个工作。
余文杰：但是生活会觉得比较闷，每天都是这样，吃饱，就睡，睡醒就玩，玩完之后又去吃饭，就不知可以做什么。
记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老是这样也不行？
余文杰：是，有时候会坐吃山空，心情都不会很开心，只是用钱，用钱。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个心理压力很重。
解说：余先生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学历和银行的工作经验，在加拿大找份体面的工作不会困难，可现实却不是这样。
记者：那后来在加拿大你有没有找到一个你自己满意的工作？
余文杰：一份都没找到，虽然我做过几份工作，收入只是一般般，只能得到比最低工资多一点点的薪金。
解说：余先生在加拿大做过两个工作，一份是兼职的地砖销售员，另一份是物业保安。而跟随父亲移民加拿大的李先生完成学业后，也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李少琨：找到最后找到一份。
记者：找了多长时间才找到了一份？
李少琨：找都找了三四个月。
记者：那是一份什么工啊？
李少琨：做的是一些营销的，就是到处走，到处跑。
记者：像推销似的？
李少琨：是。
解说：加拿大并不是一个失业率高的国家，李先生和余先生为什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这种现象在香港移民中是个别的吗？
记者：据您了解这些人移民出去以后，他们找工作都容易吗？
关景鸿：看你做一些什么工种，比如你如果做一些服务行业，打个比方，在酒楼做服务员，比方或者是做烧菜的、送货的，当然这方面一般的工作绝对不困难。但是如果你想做到一个很专业的工作，经常是由于香港学历的问题，不一定达得到加拿大或者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要求，在香港可能做得比较中高层一个职位，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加拿大公司说不好意思，你没有加拿大经验，或者说他们有的时候找不到工作的以后。自己去开生意，但是开生意也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做生意，有的时间你离不开做酒楼，或者是做照相，或者是做干洗，干洗店。
记者：干洗店？
关景鸿：这方面的传统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很困难，因为当地的中国人很多，所以竞争也很厉害。我也见过他们，很困难地去维持他们的生意。
解说：在国外的香港移民，有些人原本在香港做中高层职位，在加拿大做的是邮递员，有些人原本有自己的工厂，在加拿大自己做裁缝，而更多的是那些传统的工作，超市、餐馆都是香港人的工作领地。虽然生活无忧，可工作心态的落差，生活节奏的变化，让很多香港人不能适应。
李少琨：我们走路都快点，在加拿大认为我们走路走得太快了，加拿大人跟不上你。
记者：有没有回想到过去在香港的工作？那种节奏，那种感觉经常会想起来吗？
余文杰：会啊，经常会同朋友一起出来聚会，大家都会缅怀过去辉煌的日子，开心的日子，在香港的日子。所以夜晚都会同几个朋友开车出来，大家一起高谈阔论，缅怀一切，来到加拿大每天都是游手好闲，不知道做什么。
记者：那一般多长时间，这些香港人会聚在一起聚一聚？
余文杰：一个礼拜都会有一天。怎么样十天，八天都会出来聚一次。
记者：那还是很经常的这种活动？
余文杰：是啊。
记者：这个活动很经常？
余文杰：很经常，因为大家都没什么事做，又找不到工作。
解说：移民南非的黄先生夫妇虽然有称心的工作，却经历了一件让他们终身难忘的可怕的事件。有一天，他们遭到了抢劫。
记者：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
林惠萍：那次我们刚刚在餐厅下班，开车回家，4个黑人就停车，拿了4支枪。有一个黑人(拿着枪)，指住我先生的头和小女儿，去坐他们的车，我就和我的大女儿坐我们自己的车，另外一个黑人就（拿枪）指住我，指住我这里，拿枪顶着这个地方。然后两辆车，劫着我们去了那个墓地，然后他们就搜我们的车，还搜身看有没有钱，一共有一个多小时，后来黑人让我们全家上车，上车之后然后拿我先生的衣服、裤子、钱包、电话，全部都拿走，然后在高速路的地方就让我们下车，然后拿走了我们的车。很害怕，当时真的很害怕。
解说：经历了这件事后，黄先生一家一直生活在阴影中。
林惠萍：好没安全，一到晚上天黑就害怕，我们外面的花园就养了好多狗，那些狗叫我们也害怕，狗不叫，我也害怕。怕那些黑人把狗毒死了，那狗叫或不叫，我们的心都在那里跳，整天都会检查，那些狗叫的话，我们就会在窗口看，看看为什么会叫，压力很大。
记者：回香港跟经历这件事有关系吗？
林惠萍：是啊。
解说：阿萍虽然非常喜欢南非的大房子，但抢劫事件让她惴惴不安。何况她的丈夫思乡情绪越来越浓了。
黄清平：我每天都要去唐人街，每一天的华人报纸，买回来自己看。
记者：每天都买华人报纸？
黄清平：每一天，有一份我买一份，有两份我买两份。
记者：那你主要是看上面什么内容？什么新闻？
黄清平：香港、中国、南非的同胞的生活，每一天我都看，每一天的新闻我都要看。差不多每天一我都要开车，开大约20分钟左右，我都要去唐人街买报纸，甚至乎有香港的报纸，旧的，10天前的或者一个礼拜前的10块钱我都买，我都买来看，我每天都想爸爸妈妈， 香港的朋友啊，香港的生活啊。
解说：不少移民和黄先生一样，在异国生活的新鲜劲归于平淡之后，点点滴滴的乡愁渐渐涌了上来。
余文杰：虽然人在外国，但是那个心态都还在香港，我跟我太太每两年都回香港度假一个月，舍不得香港。
记者：你舍不得香港什么呢？
余文杰：怎么说香港都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从小长到大的地方，那份感情与在外国是不同的，在外国只生活了几年，可以讲是一个游客，过客的心态，知道什么事情给个机会给自己休息一下，将那个思想用第三者的眼光、观念、角度看得更加清晰，因为在香港怎么样都是那个心，那个根在那里。
李：你会发现我们去到那边吃的都是香港的菜啊，去买东西大多是去香港的超级市场，以及我们看的电视都是一些香港的节目，我们整天都和香港的亲戚朋友联络的，你会发现根本整个人都在香港，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解说：回归后的第二年，李先生就回到了香港寻找发展的机会。
记者：当时你回香港来工作，你父亲母亲，他们同意吗？
李少琨：都没有说同意不同意，你发现香港都没有什么突变，我就有胆量回来。
记者：你们从哪里发现香港1997年回归之后并没有变？
李少琨：因为我在那边都一直想回来，过了1997年 1998年我就回来了，基本上我见到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
解说：回归前夕才移民的余先生，因为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生活苦闷，也动起了回香港的念头。
余文杰：因为我自己觉得在加拿大很闷，生活找不到方向。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跟你太太说的要回香港？
余文杰：很简单地讲，加拿大生活很一般又没有什么特别，一切都很平淡，不如回来香港试一下。我们在加拿大那边又没有亲戚在那边，大部分移民的朋友们已经回流得八八九九了。
解说：香港人把移居在海外的生活调侃为蹲移民监，哪怕再不如意也要待够了日子拿到那本护照。在过了四年蹲移民监的生活后，余先生夫妇终于拿到了加拿大护照。
余文杰：四五年以后大部分护照已经拿到了，他们的儿女已经长大了。男士不需要再做太空人了，因为太太、全家都拿齐护照了可以回来香港，留下那些子女在那边读大学，基本上我们有加拿大的身份，可以在那里定居、工作，但是相对来讲整颗心都会在香港因为香港毕竟是我的家。
解说：香港回归后，每年都有成批的移民回流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回来的时候，香港的经济形式并不乐观。
记者：很多从海外回流的当初的移民者，他们回香港的时候，当时香港的经济并不是最好的，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发生，SARS的时候都有人回来，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黄绍伦：因为实际上在外国，没有很好的职业上面的发展，所以有一部分人一拿到外国护照
就很急于回来香港找机会，虽然当时香港都面临一个经济的衰退，但相对于他们，譬如在加拿大的情况也可能仍然都比较好，因为他们(移民时)大部分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的问题，我相信香港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对香港有一定归属感，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保险之下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
解说：1998年李先生回到了香港，2001年余先生回到了香港，2004年，黄先生一家也回来了，和许多香港移民一样，他们拥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护照，抱着或坚定的，或试试看的心理，在香港收拾起自己的家，开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的香港生活。
解说：在加拿大因为生活没有了方向而苦恼的余先生，回到香港却找到一份让人吃惊的工作。
余文杰：在香港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杀虫公司里面做业务员。
记者：杀虫公司？
余文杰：是。
记者：具体做什么事情呢？
余文杰：负责一些酒店、餐厅或者是办公室，或者住宅里面杀老鼠、蟑螂、蚂蚁的工作。
记者：你从一个高级白领到做一个杀虫工，这种变化你要需要多大的心理适应能力才能做得到啊？
余文杰：就我来讲我自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因为我只是觉得这只是工作的一种。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很多人就放不下这个事，我觉得去到什么样的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积极面对人生，比加拿大那时更加开心，因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在香港，在加拿大认识的朋友好多又回来。
解说：有一次余先生上地铁，身边的人一见他杀虫工的打扮就退出去很远，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动摇他回香港的决心。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如果说你没有那种羊群心理，没有离开香港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后悔不后悔？
余文杰：后悔我就没感觉到后悔，只不过在人生的经历里面多了一个话题，多一个经历，我看事情的观念不同了，可以从一种外来的第三者的身份去看，就不是一个当局者迷的身份去看。这个让我看事情的方面，感受方面、思想方面更加扩大了，扩宽了，没那么狭隘了。回来之后重新认识了中国，这令我深深感觉到业务方面，未来中国将非常有希望。
解说：余先生现在和朋友一起经营着一家保健品公司，第一次自己做起了生意，他的生意伙伴不仅仅局限在香港，内地的市场也正在渐渐打开。李先生回到香港的时候，香港正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在经济不好的时期，他凭着良好的教育背景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李少琨：回到香港好快就找到工作了。
记者：好快是多快啊？
李少琨：一个星期多一点就找到了，我刚开始面试就见了两次。第一次先见，第二次面试就是另外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人来面试你，看见香港的市场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解说：李先生在一家跨国金融保险公司里工作，现在已经做到了营业部分行经理的职位，他家的五个兄弟姐妹回归后陆续都回到香港定居，他们的父母也经常回来。
李少琨：其实他现在都已经没再做事了，他现在两边都住，每边都有一半时间。在那边就当是享受退休的生活，他自己有没有从这个当中感觉到他的行动是自由的，绝对自由。
记者：出入香港是自由的？
李少琨：是啊，很方便。
记者：那他还担心吗?
李少琨：可能应该不担心，刚开始最困扰他的，就是以前我爷爷那一代，发生的事最困扰着他现在转过来了，他想想共产党我们信任中共都是为了国家好。
记者：有的人认为“九七”香港回归可能对香港是个灾难，那你回来你亲眼所见，你认为是这样吗？
李少琨：完全两样。特区护照去很多地方都很方便，说到自由都是很自由的，看见很多事情和以前的分别都不是很大，我觉得同“九七”之前都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解说：李先生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香港，他并没有急于把孩子们送去国外。
记者：为什么你想让孩子在香港接受教育?
李少琨：因为始终都觉得中文、广东话、普通话，在外国我们看新闻可以看到，在美国很多地方的人都开始学普通话，连小朋友都开始学普通话，因为觉得将来中国发展得很厉害。
解说：把孩子留在香港接受中文教育，是林先生夫妇为孩子们买的一份保险，这跟他们的父辈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出国的保险正好相反。中国的发展的确在改变着香港人的心态。黄先生一家回到香港后，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猪肉摊位，黄先生开始给朋友打工，做猪肉铺的伙计。虽然收入比离开香港的时候差，但他们觉得在香港生活很塌实。
林惠萍：回来以后就觉得很安全，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在那边压力真是很大，在那边晚上睡觉有时都很紧张，不可以睡得很舒服。
解说：回归后的十年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陆续回到香港，特别2004年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好转，人数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大多拿着它国护照，所以，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根据各种报道综合测算，目前回流的香港人应该已经超过20万人。景鸿移民顾问公司的业务也有了变化。
关景鸿：最近这几年因为我的工作很特别，现在我帮很多人来到香港。所以我很感慨如果你今天这么问我呢，我做这个移民顾问好像看人生的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好的，有期望，也有起跌。
记者：“九七”之前很多人移民出去了，这几年又纷纷回来，这种一走一回的现象，能够看出香港人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关景鸿：心态上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九七”之前，很多不安的情绪。因为不明朗，没见过“一国两制”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况，究竟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同香港的经济制度，是不是真的能融合起来呢？这些不清楚令到很多人不安，但是经过“九七”之后呢，特别是我们有几个大危机之下，中央政府对香港大力支持，我们在面临一个比较长的经济上衰退的时候，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特别是“自由行”的推动，这些市民都可以见到都加强了香港市民对我们自己香港经济发展的信心。
李少琨：我们都是很积极的一群人在香港生活，就很适合我们现在想发展。我们想趁这几年还比较年轻发展得好一点。
余文杰：一定不会走回头路的，过往那些担心的日子，1997年之前那些心态绝对不会再出现了。
黄清平：当时的香港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就不知道什么是大陆，不知道为什么要收回，但是现在这几年开始爱国了真的。
责编：严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