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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主线的三十年，物质生产方面，中国中央政府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分为二地看待改革开放的功与过，既要肯定市场经济对于对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又要看到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官僚阶层集体腐败愈演愈烈以及社会道德水平集体沦丧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说着三十年本应该能够取得的理想成就为100分的话，那么中国和中国政府应该得到50分的水平，就是徘徊在及格线上，但是还没及格。
改革开放怎样评价在与如何用事实去对比，对比有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就是跟过去比；一种是横向比较，就是跟一定程度的同等条件下的别国发展来比。有时候纵向比较比不出问题来，横向比才能比出个长短来，原因很简单：不是说中国清朝的经济和综合国力比明朝强很多就说明清王朝不会灭亡。关键在于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相对于横向，我们的政府一般都进行纵向比较。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全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中国的开放则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再到全方位的全面开放，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了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法制国家的方略。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较沉闷僵化的状况，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本身证明了人民群众又有被调动生产积极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内在要求。人民群众必须在一个健康有序、不乱的体系中进行积极的生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这就是国家能够维持近三十年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石。根据GDP指标（如果只根据GDP的话），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广大人民群众的确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
但自从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一直到2008 年，社会的各种危急呈加速膨胀事态：环境污染刹不住，大量企业倒闭，整条产业链被收购，金融资产大量流失，大量地方官员被外资控制，甚至还有被国外情报部门收买的，中央内部混乱。上亿元的腐败案比比皆是，股份制改革失败，医疗改革没有成效，住房，上学，看病，越来越难……….照此下去，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迅速化为乌有。
出现这种急速走下坡的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罪魁祸首是私有制吗？我们知道，除了二战以后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维持了长期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裕取决于社会机制能够长期激发活力，经济活力要求整个社会的制造和分享财富的机制较为公平，这里面有一个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巨大作用，而不是靠三权分立。而在我国，没有人民群众形成的对官僚和富人的有效的权利制衡，民权的缺失是丧失社会平等与活力和再发展能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所推进的法制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法制化就一定会成为少数人掠夺人民财富的帮凶，国家财富就会加速倒向少数人，以及倒向欧美日。原因很简单：一句老话，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群众路线，党中央就会失去反腐败的力量之源，一切反腐败工作就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胡锦涛的关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彻底流产。中国要想摆脱困境，就得把民权和国家权力逐步放还给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做到还权于民。结束群众的权力真空状态和官权独大的状态，从官僚内部监督走向以外部人民监督为主，关于这一点，美国人目前就做得比我们好，美国在司法上建立了有罪推定制度和人民陪审团制度，赋予了无产阶级一定的专政权。依靠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对政府进行权力有效制约。在很达成度上消灭了官员腐败，同时对富人一定程度的专政使得社会能够处在一种较为公平的环境中。美日欧都有类似的制度，在日本，光凭看见政府官员经常跟富人一起喝酒群众就能把他送进监狱。靠这样才维系了美日等国长达五十年的社会公平和富有活力的繁荣，而不是靠什么多党制。
正是因为美国的群众拥有对官人及富人一定程度的制约权才使得一旦出现有官员，资本家出卖群众利益的行为，人们立刻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而审判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官人、富人有罪。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贿赂中国官员的成果率近百分之百，而中国人贿赂美国官员成功率几乎为零，那些去贿赂美国欧洲当地官员就果反而碰了一鼻子灰的不在少数。不像在中国，不论地方还是中央，跟外资签订不平等经济条约时，群众连过问内容的权力都没有。在美国，假如有某企业把珍贵的稀土原料开采出来低价卖给日本造核潜艇，如果被民众发现，这些企业负责人、当地政府检查官员恐怕连请律师辩护的钱都不想花就得自动下岗进监狱。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开脱，群众和人民陪审团绝是对不会放过他们的，就算请了替罪羊保全了下来，后面还有一大对穷追不舍的媒体和成百上千个社团在等着他们。这就使得官员们不敢做有损群众利益的事，更不敢做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政府和官方媒体一个字也没提及美国的这种制度，甚至压根儿就不想让中国老百姓知道国外原来是靠这个来有效维护公平的。中国的媒体、报纸、书籍，互联网，无不充斥着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企业文化，上议院、下议院，时代周刊，福布斯排行榜……唯独不允许介绍美国的带有无产阶级专政色彩的有罪推定制度，唯独不准介绍日本的带有共产化色彩的无差格制度，就连游行示威也只能到外国去，连美日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长久利益和长期繁荣都把部分权力赋予群众，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有点“舍不得”，难怪在美国和日本很多人把自己的国体称为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觉得如果自己的国家不能称为社会主义，那中国就更没有资格。
改革开放的根本隐患就在于中国官僚阶层集体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为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急和民族危急埋下了重重的伏笔。要想根治这个病就要求在政治改革路线中贯彻逐步还权于民的思想，逐渐恢复无产阶级的专政地位和群众的权力。有点经历老人都知道，在毛主席领导的时期，我国时常攻击美国的人权，处于人权问题的攻势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反而天天被美国攻击和要挟，善良的群众善良地以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稳定的需要”，其实恰恰维护了官权的“崇高地位”。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内容上是善意的，美好的训诫，而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是加强了官权地位，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本质是为官员集团专政寻找思想突破口和理论支持，它鼓吹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超阶级性，与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具有对立性。如果三个代表能够得到党员干部充分贯彻，那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底颠覆，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彻底颠覆。其实广大党员干部的崇高义务永远都应该还是那五个字，而不是让他们去代表什么。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国家有一个走对，一个走错：即在经济上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制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是大体上正确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这条路基本走对了；一个走错，是指人民群众整体失去国家权力彻底由官员取代，为日后的经济政治危机买下隐患，病态的政治上层建筑注定会使经济走向危机甚至失败。即使抛出什么十个代表、建设法制化国家也是治标不治本，治本的方法只能是还权于民，剥夺官员特权，充分赋予群众权力，打破政治与经济这二元之间原有的不合理矛盾。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权力，就不会有那么多豆腐渣工程；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权力，政府官员就不敢跟房地产商如此明目张胆地往来，就不会有那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权力，往奶粉中加毒的问题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暴露和解决。监管部们和地方政府部门立刻就会有大量官员下马。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权力，商务部，证监会，就不敢进行有损群众利益，损失国家财富给美国人的法规制定和操作。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权力，王歧山就不敢一次又一次跟美国人签订不平等的经济条约，回头条约内容还瞒着国人。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制约权力，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重要产业被西方收购和垄断。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制约权力，东海问题就不会那样屈辱收场；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制约权力，搜狐这样的主流网站就不敢在舆论上处处跟民族利益对着干，跟外资合起伙来忽悠老百姓，就不敢天天收集制造海量的花边信息来引诱青年人的堕落，摧毁青年团结爱国的思想基础。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制约权力，中国那么多的高层官员就不敢一边要挟中央，一边接受来自CIA的贿赂。拥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制约权力，各大高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学术腐败，整天追着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不放，就不会浪费巨大的国家资源进行英语教育，反而误国误民，把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给严重拖累下来。结果是天天要求美国人取消高科技产品出口，来作为自己被要挟的借口。如果没有群众的制约权，局部腐败就会转变为整体腐败，整体腐败就会转变为整体反动，量变到质变，实现国家权力变质，地方权力割据，最终重新退回到欧美日列强共同瓜分殖民的经济时代。
诚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是改革开放30年尖锐矛盾的阶段性根源是官权私有化，官权垄断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是独大的官权造成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变质。这才是造成国家和人民财产私有化恶性扩张的根源。看不清楚这一点，斗争就要范方向性错误，中国人民就会再次陷入一种历史徘徊和迷茫之中，爱国志士的斗争矛头就会再次被人引向谬误，重蹈历史上的斗争失败。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每当提出一个正确的政治诉求或斗争方向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被人引诱至另外一个斗争对象或斗争主题，从而使斗争对象和内容发生严重偏移。而结局就是原先的政治斗争走向流产。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动集团为了自保而表现出的传统狡猾性；二是人民群众在政治斗争中具有盲从性和分散性这样的天然弱点。国主要矛盾的根源之一：并不是说应该全面施行集体经济还是私有经济的问题，而是广大群众失去选择集体经济还是私有经济的权力问题，从而使得各种经济操作游离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约束之外，事实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辅的市场经济路线是适应了一定阶段生产发展的需要的。但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别国都在扩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例，国有化浪潮一浪接一浪，我国却疯狂地进行私有化改革，大量财富资源被少数权贵霸占，结果实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腐败的官员及亲戚们却不断地发横财。
还权于民，就是要恢复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各种权利，恢复四大自由的权力，恢复舆论自由权、媒体自由权，恢复不注册不用审批的游行示威权，恢复不注册不用审批的组织社团权，问责权。逐步复无产阶级在各级代表大会中的绝对比例，以及掌握实现各种对政府各部门、各代表有效监督和制约的途径与形式，实行大众立法制度，有罪推定制度等等。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点：不是说没工作没工资的的城市游民或其他穷人才是无产阶级，其实，从低往高排，只要是入不敷出，剩余财产始终属于大众水平的全都是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肯定是无产阶级，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量化的概念。像上海那种整天忙忙碌碌，月薪三五千块钱自认为是白领一族的人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本就是以绝大多数的低财产占有者制约少数的高财产占有者的机制社会，即，有了超常人的财富，就没有常人的专政权，而一旦没有了财富，变成普通的无产者，也就拥有了制约其他富人的权力。实现一种财富和权力的分布平衡，阻止两极分化，逐渐实现共产化。因为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占有大量财富或权力的人很容易依靠这些资源敛夺更多财富，如此下去，就会加速放大。这如同电路学中的一种防止电流失真被放大的补偿反馈原理一样，这才是天才马克思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原理，这才是他几十年智慧思考的结晶。西方的有罪推定制度或人民陪审团制度就明显带有这种色彩。所以，穷人或群众本来就应该拥有对富人、官人的更多专政权，结果现在中国的富人和官人与群众的在司法立法权力上，体现出一种虚伪的平等，事实上，不但不可能平等，而且富人特权往往更多，群众怎么也告不倒大商人和官员，政府要员同富商们亲如一家。各级人代会越来越像富人大会、股东大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还权于民的的首要原则应该是恢复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恢复和捍卫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体。把该原则同还权于群众结合起来。否则，还权于民就一定会被人利用使之转变为“还权于资”、“还权于地方割据”，目前已经有人这么喊了，打着还权于民的旗号而行权力篡夺之实，反正最后群众肯定是什么权力都得不到。这种打着国家中央某种旗号搞另外一套权力斗争游戏或打倒某些人的政治伎俩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可谓中国一大传统。总设计师当初玩的就很不错。还有用虚假民意来糊弄中央或者搞权力篡夺的也是屡试不爽，就像现在主流网站鼓吹的所谓民意一样，几乎都是假民意，你说你的民意，我有我的民意。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的，真真假假，真假难辨。这背后的导演可能是中国人，更有可能是美国人。总之为了搞权力演变，维护自身利益所使用的花招可谓层出不穷，花样繁多，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人花钱雇“群众演员”像拍电影一样搞一个“大制作”虚假民意也是极有可能的！毕竟，中国的主流媒体要么被官方控制，要么被外资控制，加上中间权力阶层历来就有勾结外族的传统“美德”，时不时演一出双簧戏，有什么难？可就是没有老百姓说话的份。
这些中间权力者高明就高明在这里，明明就应该把矛头指向垄断官权。于是他们干脆打入内部，来个“顺水推舟”，把你捧到极端，诱导你走向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方向上来，又能使中央产生误解，这样一挑拨，你的斗争对象失去了针对性，就会重蹈失败。
熟悉历史的人比较一下各个时期中国的兴衰会发现：每当中国的中间权力阶层（如大臣，贵族及地方权力）走向权力兴旺时中华民族就开始走向衰败、分裂；当中间官僚阶层被剥夺特权，实现高度集权化时，中华民族就开始走向了兴旺发达，中华民族就一直在重复着这两个相对的过程。在剥夺了地方诸侯、皇亲国戚的各种特权权之后，推行了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汉武帝实现了汉朝的昌盛；清朝晚期之所以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不是因为老佛爷一人如何的混帐，而是下面的一帮王公大臣的这些权力阶层利用各种政治伎俩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外部力量的胁迫下，保小家，弃大家。老佛爷的招牌只不过是这些利益集团利用的一种旗号而已。同样，中国近代近200年的资本主义政体探索的失败都可以归结于中国这种中间权力的分散性，自私性，内外勾结性和小家利益至高无上性。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史就是一部毛泽东不断依靠群众与队伍内部各种官权思想及中间权力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毛泽东所发动的各种整风运动，三反五反等运动很大意义上就是在与这种三千年帝制社会所磨练出来的中间权力的巨大历史惯性传统相斗争。没有毛泽东发动的这种斗争，共产党的队伍恐怕在苏联解体之前自己就已经变质瓦解了。所以，毛泽东本人对于这种顽固的力量是深有体会的，难怪他老人家晚年说“要想改变它，很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似乎又在重蹈这样的过程，中央国家权力不断分化和被要求下放，地方权力、官员权力却在不断的加强和膨胀。腐败日趋严重，危急日渐深刻。正如毛主席当初预料的那样。我们不禁再次惊叹于中国中间权利阶层的强大历史惯性，曾经被毛泽东打倒了一次又一次，结果毛泽东一死，终究又来了个大翻身。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想继续前行，民族复兴要想实现，就只有恢复合加强群众对富人和官员的权力，恢复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专政，停止妖魔化四大自由，恢复四大自由，充分制约官权。这才是首要和关键。
最后再重复一下毛主席的那句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也一定能够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