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斯人逝去
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
★ 文/徐庆全
8月20日，中共前领导人华国锋归寂道山。
这位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当年流行的宣传画上那个慈祥的“英明领袖”；而对于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除了从教科书上“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两个关键词附近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迹几乎荡然无存。
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华国锋一直是个“沉默老人”，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即使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刻意与历史绝缘。
从“父母官”到“接班人”
来自山西交城，带有浓重乡音的华国锋，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时年29岁的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
1952年，年仅31岁的华国锋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曾隶属湘潭。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地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与他这一任职有很大的关系。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60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林彪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接班人，不但毛泽东心安，全国党员都心安。华国锋作为新晋中央委员，自然拥护中央的决定。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泽东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泽东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尽管朴素、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印象深刻，但从资历而言，他却并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国锋：1973年8月，提拔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显露出培养华国锋为接班人的端倪，华国锋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不过，华国锋相对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经历，及高层的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稳固。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他重新启用邓小平，继续重用华国锋。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自然为毛泽东不容，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报告，开始逐步接替病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前，曾给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华国锋便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身份，在毛泽东追悼会致悼词。在当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前，华国锋已是中共党内最高负责人。
华国锋走上权力最高峰，至今公布的史料也无法破解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因而始终是学者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以后27年的历史，“强人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毛逝世前后，“强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时代未雨绸缪。因此，中国政坛上出现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人，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政治“新贵”。
从年龄上来说，“新贵”算是毛泽东的下一代人，对毛泽东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人则不同。基层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有务实的一面，“革命”也“抓”，“生产”也“促”，但均不大走极端。这样，他们就与江青等人拉开了距离，而与元老派则有了感情的亲近。
病中的毛泽东，对这种局面大约也了如指掌，因而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安排：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并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两个字以强调，削弱江青等人的权力；逼迫邓小平离开政坛，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彻底打倒。或许，他希冀三股势力能平安相处，国家也能处于平安的状态。由此说来，能同时调和两派的华国锋，登上历史舞台实属必然。
“过渡式领袖”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手了三股势力并存的权力架构。在元老派依然靠边站的情况下，华国锋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他把目光转向元老派，谋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他与李先念密谈，指“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请李先念与老帅叶剑英等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谋求对策。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协助下采取行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出面逮捕“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终于正式结束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元老派对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国锋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神坛之上。
狂热过后怎么办？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这位既拥护“文革”又有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他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是确实无疑的。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描绘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是，这种勾画，仍然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以至于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之为“洋跃进”。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更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保护，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两个凡是”遭到邓小平等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批判，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支持。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年代”。
华国锋注定是一位“过渡式的领袖”，他的退位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9月，华国锋被免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获得批准。至此，华国锋正式离开权力核心，但直至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前，他都是中央委员。
“华国锋是个好人”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出台后，舆论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与之唱对台戏。即使有人声言此文是“砍旗”时，华国锋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对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即使戴上“英明领袖”的光环站在政坛最顶峰时，华国锋仍认为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回忆这段往事时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开启中国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他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风，他的忠厚，博得了人们的称誉。
有论者云：华国锋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他离开中国政治舞台的三十年，中国上空回荡的是强劲的改革旋律；伴随着他的谢世，毛时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日子
他一直到去世时都头脑清醒，关心时事，但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
★ 本刊记者/韩凯 韩永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
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
简单的晚年生活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
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
“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
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除了时时鞭策，“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王苏佳说。
几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儿子苏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圈沙发。客厅的布局与毛泽东的书房一样，在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一字排开，右边是马、恩全集，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书柜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只会报时的小闹钟。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着口罩去地坛看庙会，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周围的治安人员赶忙阻拦，有群众还拿出相机拍照，华国锋的口罩也被挤掉，他急忙坐车离去。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重评华国锋功过的呼声
．江迅
中共前领导人华国锋病重时，一批老干部要求重新评价华国锋功过，呼吁当今青年一代“理解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认为华国锋执政时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
曾被全中国人民称为“英明领袖”长达四年多的华国锋，八月二十日十二时五十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三个月前，华国锋病情趋重，中共党内出现一批老干部要求中央重新评价华国锋等政坛老人功过的呼声，呼吁当今青年一代“理解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能理解那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走进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若能充分理解这种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了解那老一代所处的时代”。
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的中共接班人，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联手中共另一位元老叶剑英，一举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结束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不过，由于他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执政理念，被批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于一九八一年淡出中共政坛而几近销声匿迹。
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逝世后，中南海虚化地称他“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评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称逝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通常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华国锋的评价无疑低多了。
长期来，官场和民间始终将华国锋视为当年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不过，前不久，中共一批老干部回忆华国锋执政中南海时的言行，都是以往从未披露的，从中可见在他提出“两个凡是”后，他的执政理念也在逐渐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同全世界近八十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早在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南共联盟）是第一个被中共戴上“现代修正主义”帽子和第一个中断了两党关系的共产党。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对南斯拉夫政策作出一百八十度调整，邀请铁托访华。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和一个月前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去机场迎候铁托。正式会谈一开始，华国锋说：“过去我们吵过架，党的关系中断了，现在要公开称同志，恢复党的关系，有一个转弯子的问题。对国内、国外都需要做些工作。两党可以先恢复内部联系，经过双方努力，再正式恢复关系。”一年后，华国锋出访南斯拉夫。华国锋这次出访，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访问莫斯科之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引起国际上强烈反响。访问后，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又出现一次访问南斯拉夫的热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朱良回忆说：“中南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和大批代表团、考察团的互访，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华国锋同陪同人员在内部议论了这次访问的收获。”
华国锋出访时的一位主要陪同人员回国后曾作了传达。朱良回忆说，华国锋认为，南斯拉夫的基本制度“工人自治”有好的一面，发扬民主，调动地方、基层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华国锋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南斯拉夫认为，吸收外国贷款有利，因为利率低，归还期限长，而且美元贬值很厉害。”华国锋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国锋还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同中国同类的工厂、企业相比，它们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中国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扩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他说：“我赞成省委书记们出去多看看。”他还要副总理纪登奎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把访问中看到的、听到的和议论的，什么都谈。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接受采访时说：“赵紫阳对华国锋有两句话的评价：一是他是个忠厚的人，二是粉碎‘四人帮’立了大功。后来那么对待华国锋不公平，不过赵紫阳也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从华国锋各方面的条件看，他不具备领袖的格，但他毕竟是有功的，是一代人的代表。”杜导正说，对华国锋不公平主要是要承认他的功绩，后来的做法好像中国共产党领袖里没有这样一个人似的，中共党史上没有这么个人物，他毕竟当过中共中央主席，却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消失”了那么多年，这太不公平了。他是个老老实实的人，虽然紧跟毛泽东那一套，但他有功，应该给他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他不公平，他当然不高兴了。
华国锋是一九八零年九月被免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出任。九个月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从此淡出政坛而深居简出。虽然他还是中共十二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他作为特邀代表坐上主席台，却都只是摆设而已。他长年在家读书、练书法，写下自己生涯的回忆，生活简朴，很少与人交往，不谈论现实时政。不过，几乎每年毛泽东诞辰日和忌日，他都会率领家人去瞻仰毛泽东遗容。二零零四年，华国锋的好友张根生在《炎黄春秋》第七期，发表《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长文，这是难得一见的华国锋谈话录。华国锋说：“我先提议请叶帅（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七十九岁了，你年纪比我小二十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华国锋曾是一个重要的名字，却也是一个从显赫到沉寂转换得最快捷的名字。在毛之后的那段不确定的时期，他成为一个颇具重要性的符号。但他注定只是一个过渡性角色。由于他根基太浅，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带领中国走出毛时代，他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很快就被强势而果敢的邓小平所取代。”
贺卫方认为，华国锋对毛泽东还是感恩戴德的，毛家人和他是一个群体。他下野时，邓小平对他的态度有点过了，历史地看，他也很难在毛死后，马上开始破除个人迷信。整个社会思潮的扭转需要一个过程，不应该太苛求他。当然也有人说华国锋是有意识打压邓小平，阻止邓重新走到前台。这如果有事实依据的话，那就是另一种评价了。假如他到了另一个世界能与毛再相见，他会向毛怎样描述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