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众多没能取得成绩运动员的结局是找不到工作，甚至落得残疾。
北京——刚满九岁，郭萍就开始进行马拉松训练，十六岁时成了职业选手。那时每天早上，她四点钟就起床开始训练，有时一天要跑上40英里，脚肿得经常连鞋子都塞不进去。
尽管郭萍也怀着能参加奥运夺取奖牌的梦想，但在这位矿工女儿的心中确信自己已有了一个不错的退路：如果在运动场上不能成为一名佼佼者，那退役后定能够找一份当警察的工作。
郭萍说，教练的这个“空头支票”让她忍受住了残酷的训练，这种训练体制使得她和队友们与外界完全隔绝。
在郭萍26岁退役时，除了小学文化程度和因运动受伤垮掉的身体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四年后，这个前马拉松冠军说自己被愚弄了。
九岁开始练马拉松的郭萍26岁退役时双脚严重变形
不但没有什么工作等着她，郭萍和队友们还指责教练拿走了政府发给运动员的工资并拒绝还给她们。
郭萍说：“因为那时我们小，他又是教练，所以我们信任他。教练说那钱先由他替我们保管，等以后会全部还给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和另外两个前队友一起，郭萍把自己的教练王德显告上了法庭。但王德显否认自己侵吞了队员的钱，并说对她们的体罚也并不严重。
这个案例让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国——这个曾培养过大量运动员、可现在竟连他们退役后的生活都无法提供帮助的体制提了个醒。
在中国，运动员的全部训练费用都由国家承担。优秀运动员，像现效力于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的球星、篮球神奇小子姚明都被看作是国家的财产，都必须服从领导组织的调遣。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国争光，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很多贫困家庭把职业运动生涯看作是脱贫的最佳途径，因而愿意为此牺牲个人自由。
“旧体制的牺牲品”
但是那个前辈运动员们享受的终身福利制度已经不存在了。运动员们长期重复的身体训练和缺乏适当的文化教育让他们在这个新的经济社会里成了最差的竞争对象。
退役后，郭萍除了病痛一无所有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学者徐本立（Xu Benli）说：“这些运动员是旧体制的牺牲品，在那种体制下，获胜是运动员训练的唯一目的。现在这个体制正在逐步得到改进。国家正努力让运动员们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但是要为每一名退役的运动员提供教育和工作岗位的花费是巨大的，即使现在也还是无法完成。”
在今年三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前速滑运动员、北京2008奥运会奥组委成员、1994年冬奥会奖牌获得者叶乔波呼吁人大给予退役运动员以退伍军人同等待遇。退役运动员的困境问题被提到了国家政治层面上来。
叶乔波在接受《中国日报》的采访时说：“运动员在退出体育后必须选择第二个职业，他们中很多人是由于受伤病困扰而退役的。在2008年，当举国上下第一次观看在自己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并为运动员拿到更多金牌而欢呼雀跃时，我们也应更多地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问题。”
尽管有人说这个数字要大得多，但根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估计，每年退役的专业运动员达6000人，其中大约有40%的人很难找到工作。
成功的故事
那些成功地再造辉煌的运动员通常是在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冠军们。最有名的就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勇夺六块奖牌，其中包括三块金牌的体操运动员李宁。他现在是一家大型体育运动服饰企业的老板。
另外，曾获得过2000年悉尼奥运会金牌的体操运动员刘璇也已走进大学，并成了一名流行歌手。在今年三月份，曾两次获得奥运会金牌和三次世界锦标赛冠军的“跳水王子”田亮宣布退役。他计划开设一家跳水学校和读研继续深造。
但是，在每一个成功故事的背后又都有大批既不能出人头地、又很难维持生存的运动员。
去年，当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来自曝在一家公共浴室靠为人搓背赚取微薄的收入来为生时，全国都为之震惊。
由于训练时长期服用激素，退役后的邹春兰依然得每天刮胡子
邹春来仅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除了做一些艰苦的体力活外，会干的事情很少。对澡堂能雇佣自己，邹春来已感幸运。澡堂的主人是她以前退役的队友，看邹春来可怜，就雇用她并提供免费食宿。
上个月，郭萍的队友艾冬梅为了养家糊口而在网上公开售卖自己获得的奖牌，这个事件成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艾冬梅和自己也曾是运动员的丈夫为了养家，每天靠着在路上兜售爆米花和廉价服装来赚取几十块钱。
艾冬梅的叔叔艾景致（Ai Jingzhi）以前也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他回忆说在自己退役时，得到的唯一工作机会就是做锅炉清洁工。艾景致说：“我后悔把她（艾冬梅）引到体育中来。如果不跑步，她或许会去学校念书，学点有用的东西来养活自己。”
郭萍说自己很羡慕艾冬梅，因为至少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并能勉强为生。
三十岁的郭萍说自己也想结婚，并找份工作。但她说因为自己脚的原因，没有人愿意要她。由于脚部严重变形，郭萍每走至多十分钟就得坐下来休息。
郭萍说：“约会的时候你得走路吧，我走路一瘸一拐，当得知原因后，他们就都不愿意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现实的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娶一个不能走路或干活的跛子。”
在郭萍的辉煌时期，她有很多的追求者。
很多队友都放弃训练或逃走了。但是郭萍却留了下来。除了自己的运动项目外，别的就什么都不懂了。
郭萍说：“夏天早上我们四点就得起床，冬天是五点。然后上下跑山，有时一天能跑40英里。我们吃的是烂了的菜，肉几乎没有。五年里我们只回家过一次。因为害怕挨打，没有人敢有什么怨言。”
父亲的泪
郭萍说，当自己的脚疼得不能走路或穿不上鞋子时，教练仅仅给她再多打几针止疼药，然后命令继续跑。现在由于脚趾的骨头严重变形，郭萍说公共场合她都不敢不穿袜子或买鞋。
“父亲很少流泪，但当他看到我的脚时，竟一下子放声痛哭起来。”郭萍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每月的收入大约30美元（大约240元），但为了给她治疗心脏和其它一些疾病，还不得不借些钱。郭萍说这些病都是多年残酷训练的结果。
“我当时跑步是想将来有一天能让父母过得更好。可现在我成了他们的一个负担。”
郭萍也曾想到过自杀。但想到那样做就会让她的教练逍遥，所以她决定奋起抗争，讨回属于自己的6000美元（约48000元），这也是让她重燃生命之火的最大希望。
这也可能会毫无结果。
教练王德显的律师张巨雷（Zhang Julei）说：“那些钱早都已经全部花在她（郭萍）和其他所有运动员身上了。我将会在法庭上举证，证明王教练一点都没有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