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锦才/在四川震区的每一天，我都在感动和骄傲中度过。新华社记者一直在灾区勇敢地战斗着，他们和军人一样，活跃在灾区最前线，活跃在千千万万受灾群众当中。他们是我心目中最勇敢的人。
当地震的前三天，我们甚至不能清楚地统计出精确的在前方的人数，总社和分社明确直接派出的应该是３０多人，但是，驻在各省市的新华社分社记者随着一支支救援队、医疗队，不约而同地冲入了灾区前线。最多的时候，我统计出的新华社记者在灾区前线的人数竟 有１５０多名。
所有的记者都会牢牢地记着战地摄影记者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现场不够近。”
我们的记者努力地进入了各种艰难的现场，结果，我们的图片和文字报道都足够地好：
新华社的记者在震区全面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第一”和“最”的记录：徐壮志，在多次苦苦的等待之后终于挤上进入汶川县城的直升机，于１４日１０时３０分在空中第一个拍下并传回汶川城震后图象，他１６日１２时３０分又乘直升机进入茂县，这时他仍是第一个从茂县发出文图报道的记者。侯大伟、谢佼、李彤、徐博乘冲锋舟渡水后步行于１４日１６时３０分进入震中映秀镇。军事记者李宣良、黄书波也在步行向汶川进发的部队的行列之中，行军１２个小时，行程５０公里，于１４日２０时３０分到达了映秀镇。陈燮、冯昌勇、刘大江、黄堃、江毅、丛峰５月１３日晨进入北川县城。苑坚、刘海、叶建平５月１３日凌晨１点进入绵竹。５月１４日夜间丛峰、江毅进入了平武。……在当时灾区音讯全无的隔绝状态中，很难知道哪个地区灾情最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记者撒出去，把真实的情况了解到，报告中央，告诉世界。
记者偏爱使用军事术语。当第一批到达灾区的新华社记者进入震区一个个无外界救援者进入的县级单位、攻克一个个“盲区”“盲点”后，第二批到达的记者则很自然地把最偏僻的乡镇和村庄当作救灾的“最前线”。灾区的乡乡镇镇，都见得到我们的新华社记者。摄影记者曾毅、李健从成都出发，经由雅安-宝兴-小金，翻越海拔4000余米的夹金山和梦笔山，进入阿坝州首府马尔康，随后经理县前往汶川县城，当晚露宿汶川街头，再沿国道317线前往映秀方向，抵达公路中断点羊店乡，拍摄到救援的铁军战士徒步穿越大滑坡地段进入被困乡村的照片后，又沿国道213线抵达松潘，从川主寺镇翻越岷山，经平武抵达绵阳，途中拍摄了平武县遭破坏最严重的南坝镇的情景。这样的日程，典型地代表了记者往最前线深入的路线。浙江分社记者黄深钢则以另一种方式进入灾区最前线——在前期较少受关注但灾情同样惨重的平武县及南坝镇，他整整坚守了14天，发回近300张照片，30多条内参、公开文字稿件，《亟需将受灾群众绝望情绪转化为重建热情》《站在受灾群众视角去执行救灾任务》《一名受灾群众的背篓》等稿件虽平淡，但都是对最基层群众的声音的记录。
在废墟上，和灾民一起同声哭泣的时刻，新华社记者还多出一层责任，就是从党和国家大局的高度，看透这些事实，找出必须向中央反映的情况。
受灾群众中最需要给以心灵安抚的，应是这些失去最大的人生希望的父母们。可惜的是，也许由于救灾工作千头万绪、忙不过来，也许由于确实难以调查这些校舍的责任人，也许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对这些家长们的诉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倾听。此后几天，我们的记者几乎每天都在灾区各处见到这些不幸的家长们的身影。灾区一个最突出的群体性事件，在我们面前浮现。英文记者孟娜在德阳采访时，碰到了一批东汽附中的家长，她看到记者们的旁边有人盯着，而且还有人拍照。但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使得这位本应主要负责写对外新闻的女记者孟娜，首先考虑通过内参渠道请总社向中央报告情况，她用电话向前方指挥部和参编部快讯组口授了自己的见闻。
地震初期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救援上，搜寻救人工作基本结束后，抗震救灾进入以灾民安置、救灾物资发放为重点的新阶段。关于救灾物资发放中的不完善之处，也容易成为受灾群众的质疑的重点，由此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我们的记者分头深入各重灾地区，倾听最基层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把从各处了解到的事实汇集起来，再分析出趋势性的判断，本是一件需要认真安静思索的高难度工作。我们每天都要研判到深夜。每当研判思路不清楚之时，无论多晚，我总要拨通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社抗震救灾报道领导小组组长周树春同志的电话，他不管多晚也都在办公室，许多难以廓清的问题，经树春同志点拨，思路清晰了，记者的采访材料哪些需要报送，哪些转送省主要领导了解，如何体现内参报道促进加速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的建设性作用，就清晰了。我们在灾区所做的一切，所吃的苦、所受的累，换来的是许多问题的解决。在国务院总指挥部关于处理遇难学生善后工作的有关通知中，在民政部6月1日颁布《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生活类物资分配办法》中，含有我们的记者的辛勤的采访和判断。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整天接触的是受灾群众，有一度较难采访到各级干部。一位地级干部终于对记者发火了：“你们为什么总是采访灾民，为什么不采访我们干部？你们反映问题会片面的。”我们的记者回答他：“我们怎么会不采访干部呢？我们在基层发掘了多少一心组织援救群众的好干部的典型！约你多少次了，这次要不是跟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来，也照样见不到你。”听到记者谈到的这一情况，我们指挥部里几个同志都拍案大怒。邹陈东不愧为快手，半个小时写出一篇“新华时评”《危急时刻更需要干部到群众中去》，讴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带领群众顽强拼搏的先进感人事迹，同时，针对个别干部关于“只找受灾群众、不找干部”的抱怨，鲜明地提出：“如果我们的干部总是与群众在一起，记者肯定也会找得到他们了解情况。只有真正把群众放在心里，才会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时刻和群众在一起。这次地震灾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1400多万受灾群众需要安置，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干部去了解和帮助。在关键时刻，党员和干部要充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才能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亟须解决的问题。当前余震不断，严防疫情和次生灾害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受灾群众更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他们在一起，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帮助他们鼓起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重建美好家园。我们的领导干部危难时刻能与群众在一起，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时也会和群众在一起，携手建设美好的明天。”这是对大量在灾区奋战的干部的讴歌，也是发自记者内心的期望。
当记者肖林、茆琛、崔峰、陈建力和驾驶员王天智等五人在理县困守八天出不来的消息传来，从军、何平同志比谁都着急，一面给军分社下命令协调飞机，同时自己要与军队联系直升机；当天下午，终于被飞机接出来的记者，在电话里听到从军、何平的声音，激动得放声大哭。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