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联合报道/
突然之间，中国的奥运会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在中国四川出现严重大地震后十多天，救援人员仍在寻找偶然的幸存者——一名35岁的男性在被困216小时后于上周四获救。
不过，中国政府上周四晚间宣布，地震已造成8万人死亡或失踪，超过30万人受伤；同时，中国也在开始投身于今后艰巨的灾后重建及人道主义工作。中国政府表示，这场地震致使多达500万人无家可归——远多于2004年亚洲海啸影响的所有国家的受灾人数。
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利用这种自上而下的体系，动员了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从事救援，因而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不过，灾后重建的长期挑战，以及未来由此产生的提高开发程度的要求，可能使这个政治体系受到考验。
这种复杂任务不仅需要政府与慈善机构及其它组织合作，同时悲痛之情也以新的方式激发了中国社会的力量。中国民众的捐款如潮水般涌向非政府救援组织，显示出他们不仅希望看到更大的问责，还渴望更为密切地参与救援工作。社会的迅速变化，已使中国一党制体系不太可能施加以往的那种控制：而地震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
一位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利益的资深非政府组织发起者万延海表示：“政府不可能每件事都自己做。”
自5月12日发生地震以来，中国便全力以赴地进行救援。在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的都江堰市，救援活动于次日凌晨就很好地开展了。自那以来，已有逾10万军人从全国各地被调入震区，并且有5000名医务工作人员一直在处理潜在的疾病威胁。活动房屋组成的村庄开始涌现，迄今为止，各机构已经运送40万顶帐篷到灾区——不过，中国政府5月22日再次呼吁更多的捐助，以实现逾300万顶帐篷的最终目标。
随着灾难的规模变得更加明显，中国政府上周宣布划拨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今年的重建工作；并已承诺进一步投入资金。中国国务院也命令各中央政府部门，今年削减5%的开支，以为抗震救灾提供资金。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号召公众更加节俭地生活，并命令所有政府部门削减会议及差旅开支，并且暂停修建政府办公大楼。自地震发生以来，温家宝一直处于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他表示：“（我们）坚决打胜抗震救灾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两场硬仗。”
不过，抗震救灾需要的远不止是调动全国物资，尽管这些物资很重要。随着中国把救灾重点转向更为长期的努力，允许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将变得更为重要。
地区发展慈善组织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驻华代表周思哲(Jonathan Stromseth)表示：“在长期的重建恢复阶段，当前关注农村发展的草根组织可能在解决人们的医疗、教育及减贫基本需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表示，这类组织在专业领域通常能够做出快速且高效的反应。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驻北京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表示，非政府组织不仅能在灾后重建方面提供宝贵的专家意见，还有助于使这些工作更加透明和高效。
以儿童问题为例。由于地震，多达300万儿童被迫离开家园，或是与父母分离——这一数字与亚洲海啸导致离乡背井的人数相当。中国政府已建立中央系统，用以追寻失踪儿童下落，其中包括开设一个网站和一条热线电话，避免重复不同组织的努力。
然而，向这些孩子提供所需心理辅导及其它形式的支持，到位情况不是太好。国际慈善组织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的凯特·雷德曼(Kate Redman)目前正在四川省会成都。她表示：“救援工作的效率令人难以置信，但在长期作战方面，他们可能需要其它机构的帮助。”
中国的援助组织收到了大量的捐赠，而一些捐款则捐向了新一代私人慈善机构，它们声称比官方组织更加透明。
在这股捐款的洪流中，还包括来自中国富有企业家这一新阶层如潮水般的公开捐款。就在几年前，私人慈善事业在中国内地还几乎不存在。但根据《胡润百富榜》(Hurun Report)的数据，截至5月19日，中国排名前十的富豪已捐款3500万美元。《胡润百富榜》负责编纂中国最富有个人的排行榜。“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来说，这场地震是一座真正的分水岭，”负责这一排行榜的胡润(Rupert Hoogewerf)表示。“迄今公开捐款的数额令我感到惊讶。”
不过，中国政府是否愿意给予私人及外国组织在震区多大的自由度，目前尚不清楚。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提防着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出现，这些团体可能对其在政治权力方面的垄断提出挑战。
这10年来，从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斯坦，公民社会组织在反抗威权政府的“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已促使中国官员收紧了一些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并密切关注它们的外国合作伙伴。美国马里斯特学院(Marist College)政治学副教授肖恩·谢(Shawn Shieh)表示：“政府担心会失控。”
这种担忧意味着，中国政府往往青睐于“政府筹组的非政府组织”（被称为gongos），以此为渠道，在不牺牲其政治影响力的前提下，鼓励来自更广泛社会的捐助。由于缺乏真正的非政府组织那种灵活的规则，许多这类组织仍然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可能被关闭。
不过，肖恩·谢教授表示，近年来，政府已变得更愿意在社会福利、艾滋和环保等领域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他表示：“我认为，政府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己来提供社会服务及救援，并且他们不仅需要‘政府筹组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也需要真正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
由于中国共产党已将救助地震灾民作为优先考虑的首要政治任务之一，它可能会加大与独立组织合作的意愿。的确，一些观察人士表示，本月发生的震灾可能成为中国正式承认广泛公民社会所做贡献的一个转折点。肖恩·谢教授表示：“地震和非典（中国在2002年至2003年遭遇非典）等事件可能为中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合作的机会。”
非政府组织爱知行动项目发起人万延海表示，独立组织不能等到政府批准后再行动。“很难预测政府是否会鼓励你发挥更大作用，但如果你做的好，那么政府就可能容纳你，”他表示。“最重要的一点是，公民社会要自己行动起来。”
这次大地震也突显出，共产党宣传机构试图引导并管理快速增长且日益商业化的新闻行业，同时控制中国逾2.21亿互联网用户的信息流动，目前他们在上述事宜上正面临诸多问题。
迄今为止，他们基本上应对了这一挑战。尽管国家广播公司、报纸和杂志铺天盖地的报道，让中国人空前近距离地了解到四川震灾，但政府也确保了以自己的方式对震灾加以报道。
中国近2000家报纸、逾2000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积极报道了中国这次30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令一些倡导扩大新闻自由的人备受鼓舞。中国也在允许国际媒体相对自由地进入地震灾区方面获得了赞誉——这与缅甸最近发生破坏性飓风后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众能够获知来自地震灾区第一线的报道，让一些观察人士期望，这可能成为中国走向媒体自由的一个转折点。但允许媒体对地震进行报道，反映出中国的媒体管理方式日益成熟，而非放弃了对向中国公众进行新闻报道保持最终控制权的基本政策。在地震发生后数日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媒体必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关于震区学校建筑问题的报道，是检验这次地震能否使中国放开一些媒体管制的试金石。政府官员承认，在四川地震中，有7000间教室被毁。悲痛的家长和全国各地的网民认为，腐败的地方官员挪用资金，无视建筑标准，允许修建不合标准的校舍。
在都江堰聚源中学，周围多数住宅楼仍然屹立，但这所中学的主要教学楼倒塌，约有500名学生死亡。地震发生时，该校体育老师秦斌（音译）与两个班的学生正在教学楼外面上课。“这座楼没有什么事，”他指着操场另一边的一座教学楼说。“但那座教学楼建成还不到10年，它为什么会倒塌呢？建筑质量肯定很差。”
前一阵子，许多关于震区许多学校倒塌的媒体讨论遭到压制。由于公众对于普遍存在的腐败和劣质建筑之间关系深感愤怒，这成为了一个政治敏感问题。
在地震发生后，生活时尚杂志《旅游新报》(New Travel Weekly)登出了几名性感模特在一片废墟上摆出造型品味格外低下的系列照片，被即刻停刊，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能力。中国国家媒体称，由于该刊物“亵渎了神圣的民族尊严，伤害了崇高的民族情感”，相关官员勒令它停刊整顿。
此外，中国警方自豪地公布成功抓捕“造谣者”的消息，那些造谣者通过手机或电子邮件散布“虚假信息”。
然而，尽管控制媒体信息的决心将有助于共产党在短期内阻止政治方面的挑战，但它可能损害政府在针对地震做出较长期应对措施方面的效率。外界普遍认为，媒体监管对于控制灾后重建工作中的腐败和低效至关重要，但中国官员过去一直试图对新闻记者加以控制。撰写1976年唐山大地震著作的知名记者钱刚表示，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激进的灾后报道，目前尚不确定。唐山大地震被视为中国现代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最初迹象表明，与对官员不当行为指责的报道相比，审查机构更关注维持正面的报道。一些有关中国红十字会(Chinese Red Cross)高价购买救灾帐篷的报道，上周迅速遭到压制。腾讯网(QQ.com)上的一篇文章称，一些帐篷的使用者是富有的城市居民，而非急需帐篷的灾民。这篇文章也已被删除，同时，主持该问题讨论的四川某互联网论坛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关闭。
但钱刚表示，政府决定让观众和读者见证地震灾民的苦难，应被视为一个进步，尽管很难把此视为中国政府突然间接受媒体自由的标志。“短期内将出现一些小的变化——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当涉及到中国时，你总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随着中国领导人考虑如何应对上述压力，他们将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最近西藏骚乱后已然高度紧张，而四川地震制造了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气氛。
有一件事可以表明这点：最近中国的网站和短信出现大量抱怨，称外资企业在支持中国抗震救灾方面做的不够——这一闲言至少造成了麦当劳(McDonald’s)中国一家餐厅门前出现一次抗议活动。这些传言导致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2日晚间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对跨国公司表示感谢，这些企业已为地震灾区捐款2.45亿美元。
上周一，中国为悼念地震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不久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民众高唱国歌，并高喊“中国加油”。北京其它地区和其它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活动。
尽管其中许多活动使用的语言饱含爱国主义热情，但它们更多是表达了一种激昂的情绪，而非有时随着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骚乱出现的那种自卫型民族主义。不过，除了大量捐赠和要求加强开放的压力，这些爱国主义热情也在提醒人们，在国家患难时，中国共产党的表现将会受到密切关注。
此外，中国警方自豪地公布成功抓捕“造谣者”的消息，那些造谣者通过手机或电子邮件散布“虚假信息”。
然而，尽管控制媒体信息的决心将有助于共产党在短期内阻止政治方面的挑战，但它可能损害政府在针对地震做出较长期应对措施方面的效率。外界普遍认为，媒体监管对于控制灾后重建工作中的腐败和低效至关重要，但中国官员过去一直试图对新闻记者加以控制。撰写1976年唐山大地震著作的知名记者钱刚表示，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激进的灾后报道，目前尚不确定。唐山大地震被视为中国现代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最初迹象表明，与对官员不当行为指责的报道相比，审查机构更关注维持正面的报道。一些有关中国红十字会(Chinese Red Cross)高价购买救灾帐篷的报道，上周迅速遭到压制。腾讯网(QQ.com)上的一篇文章称，一些帐篷的使用者是富有的城市居民，而非急需帐篷的灾民。这篇文章也已被删除，同时，主持该问题讨论的四川某互联网论坛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关闭。
但钱刚表示，政府决定让观众和读者见证地震灾民的苦难，应被视为一个进步，尽管很难把此视为中国政府突然间接受媒体自由的标志。“短期内将出现一些小的变化——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当涉及到中国时，你总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随着中国领导人考虑如何应对上述压力，他们将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最近西藏骚乱后已然高度紧张，而四川地震制造了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气氛。
有一件事可以表明这点：最近中国的网站和短信出现大量抱怨，称外资企业在支持中国抗震救灾方面做的不够——这一闲言至少造成了麦当劳(McDonald’s)中国一家餐厅门前出现一次抗议活动。这些传言导致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2日晚间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对跨国公司表示感谢，这些企业已为地震灾区捐款2.45亿美元。
上周一，中国为悼念地震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不久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民众高唱国歌，并高喊“中国加油”。北京其它地区和其它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活动。
尽管其中许多活动使用的语言饱含爱国主义热情，但它们更多是表达了一种激昂的情绪，而非有时随着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骚乱出现的那种自卫型民族主义。不过，除了大量捐赠和要求加强开放的压力，这些爱国主义热情也在提醒人们，在国家患难时，中国共产党的表现将会受到密切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王明(Mure Dickie)、杰夫·代尔(Geoff Dyer)、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联合报道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