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新冠疫苗，强大的免疫屏障逐步建立，生活也开始回归常态。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后疫情时代，即使在控制之下，因新冠病毒住院及死亡也难以避免，但人们可以接受的死亡数字是多少？
发布在世界权威学术期刊之一的《自然》（Nature）官网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科学家和卫生官员正在考虑社会如何与这种病毒共存，以及人们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进行讨论。但这涉及文化，道德和政治因素，并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文章说，世界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中国和新西兰对新冠病毒都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一旦检测到暴发，迅速响应并采取大规模测试、突然封城和封闭边界等严格措施。但在另一些国家如印度和美国，即使面对高传播，社区仍然保持开放。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詹姆斯•麦考（James McCaw）表示：“我们必须接受人们会被COVID-19感染，住院以及死亡的事件。”
研究人员说，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接受普遍同意的住院和死亡人数。但在某些情况下，大多数国家会尽力避免如因医院不堪重负而造成的过多死亡。
流感等疾病导致的年度死亡人数提供了一个晴雨表，在大流行前，全球每年因此的死亡人数在25万至50万之间。
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计算生物学家伊兰•西格尔（Eran Segal）说，在以色列，疫苗接种率很高，生活已恢复正常，人们似乎已经将每天的死亡人数定为可接受的数字。
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传染病危害管理负责人西尔维•布莱恩德（Sylvie Briand）说，每个国家都将设定自己的门槛。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说，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公共政策的另一个试验。
研究人员仍不清楚COVID-19的年度死亡人数将最终与社会愿意忍受流感和其他地方性疾病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仅在英国，每年冬天季节性流感的流行都使数千人死亡。“这似乎是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反复接种疫苗和采取一些持续的疏导措施可能会使COVID-19死亡人数保持在这一水平，”英国剑桥大学的统计学家大卫•斯皮格尔霍尔特（David Spiegelhalter）说。
但这种大流行使一些社会对呼吸道感染造成的死亡更加厌恶。与流感相比，COVID-19还存在独特的风险。西格尔说，这是一种比流感更致命的新病毒，这意味着其不受控制的传播会迅速升级为医疗系统带来灾难性的状况。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数学建模者亚历克斯•詹姆斯（Alex James）说，社会还必须考虑“长期COVID”的影响，这种持续不断的症状会影响到10％至20％的感染者。即使死亡率很低且医院可以应付，但如果许多人因COVID-19而长期残疾，这也意味着感染率过高。
决定可接受的住院和死亡水平的一个因素是医疗系统包括重症监护病房（ICU）的能力。詹姆斯补充说：“如果因为ICU挤满了COVID-19患者而不得不推迟择期手术，那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地。”
西格尔估计，以色列在全国500张ICU病床住满时达到这一点。除此以外，医疗保健的质量迅速下降，死亡率上升。他说，在此之前实施锁定是明智的。
在整个大流行期间，英国一直遵循这一通用规则。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建模师格雷厄姆•梅德利（Graham Medley）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三次封锁，每一次封锁都始于“病例数量明显增长，医院无法应付”。
以色列是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60％的人口至少接受过一剂疫苗，它为疫苗接种后世界可能出现的严重疾病和死亡的基线水平提供了参照。
以色列于2月份开始开放经济，当时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住院和死亡人数继续下降。在过去的几周中，尽管检测率很高，但每天仍出现少于100例新病例。每天都有少数人被送入ICU，以及2至5人死亡。
西格尔说，如果保持这个比率，以色列的COVID-19死亡人数可能会稳定在每年1,000至2,000的水平。“即使这些数字增加，现在也没有人会关闭经济。只会当再次看到失控的危险时才考虑关闭。”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许多人改变了平衡感染风险与严格限制造成的问题的方式。
世卫组织的布赖恩德说，早期，许多国家将爆发与1918年开始的流感大流行进行了比较，那场大流行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恐惧感真的很强烈。”
她说，但从那以后，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因为人们已经在考虑到COVID-19带来的风险与增加失业率之类的因素之间取得了平衡。目前已知约有320万人死于COVID-19，最终数字预计不会像1918-20年那样高。
艰苦的一年使一些人不愿意遵守限制，而政客们不愿实行这些限制。如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的B.1.1.7变种激增时，传播水平达到了在大流行初期触发限制的水平，但是这次的反应却更加平静。明尼苏达大学的奥斯特霍尔姆说：“今天人们的容忍度已不同以往。”
一年前，对未知病毒的恐惧促使各国政府实施了严厉的社交限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梅德利说，自那时以来，风险已被更清晰地表述，人们已经开始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考虑范围。这意味着人们可能比以前更愿意承担一定程度的住院和死亡风险，并且现在实施社交限制的标准更高。
他说，但是那个门槛的确切位置仍然未知，如果新的变体威胁到疫苗接种带来的收益，门槛可能会再次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