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魁北克，莫里斯•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领导的政党联盟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将自由党扫地出门，登上魁北克省的政坛。上台后的民族联盟推出了几项政策，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发放信贷，增大对农业的补贴。相比自由党来说，民族联盟是个保守强硬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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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普莱西斯领导下的魁北克，传统价值得到加强。他迎合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说渥太华英裔联邦政府采取的是“压迫”的政策，也不管是不是真有其事。他还是一个的种族主义者，跟天主教会等极端保守势力沆瀣一气。竞选的时候，天主教的神父们就指着的民族联盟的蓝色，和自由党的红色说：“Le ciel est bleu; L’enfer est rouge”——天堂是蓝色的，地狱是红色的，为民族联盟造势。不过在他治下的魁北克省也有积极的变化，就是权力从教会转移到了政府，魁北克显得比原来“世俗化”。
1937年杜普莱西斯推出他臭名昭著的“挂锁法”(Padlock Act)，“挂锁法”是小名儿，正式名称是《保卫本省抵御共产主义宣传法案》(Act to protect the Province Against Communistic Propaganda)，为什么叫个“挂锁法”呢？因为该法案说，“以任何方式利用或者允许他人利用某一场所来传播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印刷、出版和发行“任何报纸、期刊、小册子、传单、文件或者著作传播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场所就要被挂锁封闭一年，参与此类活动的人可被判决监禁三到十三个月。这个法案不采用无罪推定原则，也不承认言论自由。有人提出说，法案并没有明确什么样的行为算是“传播共产主义行为”，杜普莱西斯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说根本不需要定义这些东西，因为共产主义……，“你都能感觉得到”。这……，是不是让大家想起了秦桧大人的“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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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普莱西斯俨然一个独裁者，他用挂锁法这根大棒恐吓他的政敌或者他不喜欢的人，不但是那些左翼政党还有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这样的宗教团体，这项法律直到1957年才由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废止。本来联邦总理金有权立马驳回这个法案，但是麦肯齐•金不想跟魁省搞得太僵，担心会得罪边远地区的那些魁北克人，那些人虽然在省里支持民族联盟，但在联邦选举中还是自由党的拥趸，资产阶级政客必须要顾及选票，请大家鄙视一下。杜普莱西斯一直把持着魁北克政权直到1959年他死，中间只有过一次间断。他在党内说一不二，就如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和某人的反对我就是反党，杜普莱西斯也常常自夸“我就是民族联盟”(L’Union Nationale, c’est moi)。
除了阿尔伯塔的社会信用和魁北克的民族联盟这些“外敌”，麦肯齐•金还要面对在一些省执政的自由党“自己人”的挑战，比如安大略的米切尔•赫伯恩(Mitchell Hepburn)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汤马斯•帕塔洛(Thomas “Duff” Pattu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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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齐•金在赫伯恩的办公室
赫伯恩以支持改革的激进形象当选，但是这个形象只是他的一个权宜之计，就像杜普莱西斯，赫伯恩当选后也回到独裁强硬的道路上。1937年通用汽车奥沙瓦(Oshawa)工厂工人罢工，赫伯恩请求金派皇家骑警前去镇压。金不愿意赫伯恩就你不干我干自己组织队伍，把校园流氓和反共的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充做临时警员派去镇压，这帮人被叫做“米切尔的走狗”。赫伯恩一直跟麦肯齐•金的联邦政府斗要求更多的权力。
跟金的联邦政府斗的还有达夫•帕塔洛。成为英属哥伦比亚省长之前，帕塔洛在育空工作过，还当过鲁伯特王子市(Prince Rupert)的市长。说起来有趣，1933年自由党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胜利得益于一个非常矛盾的口号——“社会资本主义”。帕塔洛上台以后确实致力于建设社会服务体系，甚至尝试引入加拿大第一个公共健康系统，只是这项政策被愤怒的医生和医疗从业人员们给抵制黄了，让萨斯喀彻温把加拿大第一个公共医疗系统的桂冠抢走。为应对大萧条和温哥华的劳工运动，帕塔洛跟联邦政府一起针对英属哥伦比亚的省情搞出了一个“小新政”效果不错。不过帕塔洛对移民和乞丐可不怎么好，咱们前文说了，气候温暖的温哥华可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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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塔洛（左）和总理麦肯齐金（中）
帕塔洛想把英属哥伦比亚搞成一个独立王国，还想兼并育空，尽其所能地跟金斗扩大省权，让联邦政府为他的点子背书给金制造了不少麻烦。
麦肯齐•金的任上省和联邦的关系如此紧张，金就组织了一个调查自治领和省关系的皇家委员会(Ryal Commission on Dominion-Provincial Relations)来寻找解决办法。注意这个委员会还用dominion一词来指代全国性的政府，对比今天的用语Federal-Provincial Relations尽显当时加拿大的殖民地状态。
用了三年花了一大笔钱，委员会在1940年提交了一份报告，此时大萧条已经结束。这个报告用委员会主席罗威尔(NW Rowell)和约瑟夫•习瓦(Joseph Sirois)的名字命名叫《罗威尔-习瓦报告》(Rowell-Sirois Report)。报告建议彻底检讨联邦和省的关系，特别是在税收和给各省的支出方面。
本来联邦政府是按照“强大的中央政府”来设计的，但是就像报告里提到的那样，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跑偏，权力需要重新回到联邦政府那里。报告尤其指出，应该在税收上给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让联邦政府承担起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责任，由联邦政府设立一个“平衡支付”项目来调节资金从富裕省份到贫穷省份。
这个报告倾向于联邦政府，因此一出台几乎是立马就遭到省长们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安大略省省长米切尔•赫伯恩。尽管赫伯恩等人极力想把报告否掉，接下来的几年里联邦政府还是照此有了一些变化，1940年代和1950年代成为加拿大中央集权水平最高的时代。
《罗威尔-习瓦报告》中最重要的建议应该是在1957年实现的各省之间的“平衡支付”项目，这个由联邦政府主导的项目目的是在各省之间进行财富平衡分配，这是联邦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否则各个地区还是各过各的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当然也有批评者说平衡支付不自然不公正，用富裕地区的钱扶持贫困地区，干扰了正常的市场运作。支持者赞扬这是一项重要政策，帮助加拿大避免了如其它国家那样各个地区贫富严重不均的情况。这个可以降低贫穷的均贫富政策一直争议不断，这就看您怎么选了，是想要百万富翁多些还是想要穷人少些？没有两全其美的路子。
在麦肯齐•金的领导下加拿大变得越来越孤立，这种孤立不是像主体思想照耀下的朝鲜，而是指二战前美国和加拿大的那种状态和思潮。想想也是，自家的烦心事儿还多得顾不过来呢，哪儿还有闲工夫操心别人的事儿？然而在欧洲新的宣扬着法西斯理论的独裁者们出现了，法西斯能有效地整合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也是一种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在西班牙相继登台，法西斯运动风起云涌。独裁者们一步一步地亮着肌肉，厌战了的民主国家采取绥靖政策一步一步地退让。
1935年墨索里尼准备入侵非洲独立国家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也就是今天的索马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想要制止他，就对意大利实施了贸易禁运。加拿大驻国联代表沃尔特•里德尔(Walter Riddell)推动在禁运名单中加入石油，这样就能让意大利的入侵引擎熄火。不过里德尔的这个行动没有得到渥太华的批准，金知道后吓坏了怕真的得罪了墨索里尼，赶紧制止了里德尔的行动。金事后夸口说他“挽救欧洲陷于战火”，实际上他让国联无法作为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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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西班牙内战爆发，弗朗哥将军取得政权，全世界的志愿者齐聚西班牙同法西斯进行战斗。令麦肯齐•金感到遗憾的是，加拿大共产党、社会主义党派合作联盟还有很多贸易联合会帮助组建了一个加拿大营——麦肯齐-帕皮诺营(Mackenzie-Papineau Battalion)参加西班牙内战。大家一看到这名字就知道此“麦肯齐”就是麦肯齐•金的姥爷，这个营以1837年上下加拿大的两个叛乱带头人命名。1,600名加拿大人前往西班牙参加战斗，只有一半人回到加拿大，这没能返回加拿大的一半人中有一个名字中国人特别熟悉，那就是诺尔曼•白求恩(Morman Bethune)。
白求恩出生于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是一个热心的共产主义者和公益事业诸如医疗保险的支持者。白求恩作为军医上了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在那里他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移动输血单元。西班牙内战后白求恩来到中国参加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同日本侵略者战斗，跟他一起到中国的是另一位加拿大护士简•尤恩(Jean Ewen)，简•尤恩曾经在中国生活过能讲中文，白求恩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就是尤恩做翻译。尤恩后来离开了中国，白求恩作为一个在战场上来回奔波的外科医生留了下来，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白求恩的手指被手术刀划伤血液受到了感染，1939年秋天牺牲在中国，随后毛泽东一篇《纪念白求恩》让他在中国比在加拿大还有名。
像世界上很多领导人一样，麦肯齐•金采取鸵鸟政策对法西斯主义的扩张视而不见。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即将大打出手，中立政策已经不可能了，接下来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请看下篇《二战爆发》。
作者：永远的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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