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考/1977年秋天，当经历了10年“文革”混乱的中国恢复了相对平静时，安平正在乡下干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像所有被发配到农村去的其他年轻人一样。
她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公社喂鸡、喂猪和照料庄稼已经两年了。对于这位将军的女儿来说，那是一段生活黯淡的时期，冬日里没有暖气的宿舍彻骨的寒冷，人总是饥肠辘辘，看不到前途。“我第一次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安平说，她当时19岁，“若要我继续过那种日子，我宁愿去死。”
到了10月下旬，村当局通知了中国将举行1965年以来首次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作为对一代人失去上学机会的事实的承认，当局规定16～37岁的人均可报名参加考试。
对于安平以及被送到乡下的整整一代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在堪称中国现代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高考中，有570 万人参加了于11月、12月举行的两天考试，久被压抑的天分和雄心终于被释放出来了。
4.7％的考生——27.3万人被录取了，他们就是通常中国人所说的“77级”——在中国被广泛视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一群人。相比之下，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900万人，录取比例是58％。
30年后的今天，这一精英群体的许多人已跻身政治、教育、艺术和商界的顶层。“他们是非常杰出的一群人，他们知道这一点。”驻香港的一家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罗宾?芒罗说。1978年他作为英国交换生在北京大学待过，当时这届新生刚入学。“他们是10年里第一批大学生，他们正在获得成功，他们匆匆忙忙。”
而在1977年，大多数人只有短短几周时间来复习迎接将会改变他们命运的考试。对于那些辍学多年的人尤其艰难。全国各地的考生都在搜肠刮肚，急急忙忙地找书本和以前的老师，绞尽脑汁地回忆未被忘光的公式。
如今担任美国纽约华人游说团体——百人会公关主任的安平，当时立马夸大了自己背伤的病情，获得了一个月病假，她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学习。“我必须成功。”她说。
从77级出来的艺术家包括全球知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以及作家陈村、叶兆言和刘震云。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了著名学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以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
当1978年学年开学时，经历了“文革失去的10年”的大一新生出奇地成熟。一些同学甚至是4个孩子的父亲。当他们开始学习时，许多人迸发出理想主义激情，渴望为自己和国家争取一个崭新的开始。
30年以后，他们当中许多人对今天的现实感情复杂。他们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同时对现状也有所不满。另一些人抱怨迅速的物质进步滋生了贪婪和世俗风气。(作者David Lague 编译小河 法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