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5日22:2:13(京港台时间) （星星生活特稿 林枫）本周比联邦法庭驳回赖昌星及其一家的难民申请资格司法履核上诉案更轰动的新闻，是正在加拿大渥太华访问演出的中国新疆杂技团七名主要演员，2月1日在完成访加最后一场演出后突然集体脱队，并于当天返回多伦多，随后向加拿大政府提出难民申请，此事不但令华人社区关注，且已惊动了中国有关部门。
《星星生活》、《星网》在事件发生后随即以第一时间对有关人物进行了采访，并分别发表了由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采写的《新疆杂技团七演员脱队，加拿大华人社区关注》和《新疆杂技团七演员出走惊动中国高层》。
二月四日中午，随着邀请新疆杂技团参加“2004年春节彩灯嘉年华会”（以下简称“年会” ） 的主办方“加拿大中国人协会”会长姜明吾一行三人从渥太华抵达多伦多，星星生活记者采访了该协会有关负责人，并就此撩开“新疆杂技团七团员渥太华出走事件”的神秘面纱。
中国新疆杂技团访加内幕
作为该协会市场部经理的赵小姐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采访时首先介绍：以“闹花灯、买年货、观绝技、庆团圆”为主题的“2004年加拿大中国春节彩灯嘉年华会”，是由加拿大中国人协会和加拿大中国西部国际开发协会共同主办，主办该项活动的目的在于推动加中两国在文化、商业和旅游方面的协作，并以此推动主流社会与华人社区的交流和合作。为筹办这次活动，该协会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准备，并围绕该项活动进行系列的宣传。比如在去年8月底9月初，姜成吾到新疆就邀请新疆杂技团访加参加是次“年会”与当地政府部门洽商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地传媒作了充分的报导和宣传，有关部门还就出访的演员进行了挑选，出访的演员都是百里挑一，全部是国家级的演员。这些演员过去曾多次代表国家出访，到过如日本、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访问演出。他们在杂技方面的表演技术是国家最高水平的，是被国家所重用的。
据赵小姐介绍：此次活动他们共邀请到中国少林寺武僧代表团、中国北京奇人绝技表演团和中国新疆杂技团等34人赴加参加演出，赵小姐否认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为这些演员赴加担保签证，她说所有申请由他们分别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当然“协会”也提供了必须的协助。在三个访加团中，新疆杂技团是最快获得批准的，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获批了。相反，中国少林寺武僧代表团等候审查的时间最长，不过最后他们全部获得赴加拿大演出的签证。
据了解：“年会”原本邀请了数百商家到加拿大参展，但获得签证批准的寥寥无几，接近95％的商家因“移民倾向”和“参展理由不充分”而被拒签。
就“年会”的模式，赵小姐说，是次“年会”分别在多伦多与渥太华接力举行，根据主办方安排，多伦多会场设在“天虹体育馆”，时间从1月22日到1月26日。多伦多“年会”结束后，大会移师渥太华，于1月31日到2月1日在渥太华市兰斯多尼公园举行。中加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两地分别出席了“年会”的开幕式，主流媒体如 TORONTO ONE等作了特别的报导，这足说明“年会”的举办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美中不足的，是在是次“年会”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新疆杂技团七演员出走事件”，这是令主办方最感困惑的。
“七演员渥太华出走”事件回放
星星生活记者向主办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名人士询问他们最后见这七位演员的时间，该人士想了一下回忆道：1月31日（星期六）在兰斯多尼公园的“年会”，新疆杂技团有两场表演，这也是他们访加后最后的两场表演。一场是下午1点到4点，另一场是从傍晚的7点到9点，从场上表演来看，整个新疆杂技团包括后来出走的七位演员都很正常，完全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
2月1日（星期天）是新疆杂技团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中午一点多钟还和他们见过面，当时他们对我们很客气，主办方还与他们结算了酬金，所有在合同中规定支付的演出酬金，都结算完毕。按照大会安排，他们在渥太华自由购物半天，晚上12点，由大会安排汽车送他们回多伦多，“年会“主办方也指定了专门的人在多伦多接待他们，并负责翌日送他们到机场乘9点整的飞机回中国。
2月1日是我们撤展的日期，我们组织了专门人从晚上9点半开始撤展，大概是在11点多的时候，我们接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说新疆杂技团有7位演员失踪，我们获知消息后很吃惊，马上和新疆杂技团带队联系。后来我们获悉，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新疆杂技团留在驻地，也就是位于渥太华435 ALBERT ST.上的ALBERT AT BAY SUITE HOTEL里的负责人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因为7名上街自由活动的演员的并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回来，之后发现他们的随身衣物也不在房间，由于新疆杂技团是次出访所有人员都是持公务护照，带队的新疆文化厅副厅长即向中国大使馆报告。
在接获中国大使馆的电话通知后，主办方马上向渥太华警察局专门负责失踪人士案件的部门报案，警察接报后到酒店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2日（星期一），主办方向警察局询问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合作，警察回答说目前已经备案，当时我们耽心的是演员的安全问题，害怕出现诸如绑架、劫持等恶性事件，但警察的判断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从种种迹象看，这是有预谋的集体出走，因为这样多的人在同一时间一起消失，且带走了随身物品，很显然是有预谋的行为。
事实是，从2月1日中午我们最后见到这七名（五男二女）演员后到2月2日的晚上，我们对这七名演员离队后的去向一直不清楚，直到2月2日晚上我们从《星网》上看到你们的报导，才知道这七名演员在离开渥太华后已先行回到多伦多，并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难民申请。
根据某报所公布的名单，这七名演员分别是瓦依提（Culina Wayiti）、阿布杜（Jiapaer Abudu）、曼马提（Ayiguli Maimati）、阿布杜克力姆（Abudusuli Abudukelimu）、阿布力米（Abuduwanli Abulimi）、买买提（Abulikemu Maimaiti）、史来吉丁（Dilixiati Sirejiding），年纪最长者四十岁，最年轻的二十八岁，均是新疆出生的维吾尔族人。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关于新疆杂技团访加人数曾有两种说法。有说是13人，有说是12人；而对于离队的人数，有说是5男2女，有说是6男1女。该人士就此澄清：新疆杂技团此次访加团共13人，出走的7人里，瓦依提（Culina Wayiti）和曼马提（Ayiguli Maimati）为女性，她们是表演“呼拉圈”和“滚镫”这两个节目的主要演员，而史来吉丁（Dilixiati Sirejiding）则是他们的队长。
有报导称：由于2月1日（星期日）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库尔班节(宰牲献祭的节日)，在新疆当地维族人中这是一年最大的节日。据悉这七名演员在渥太华脱队之后连夜赶回多伦多，与本地的维吾尔人社区汇合一起过节。且于2月2日下午由本地维吾尔人社区协助前往怡陶碧谷区基布灵地铁站(KIPLING)附近的移民部办公处递交了难民申请。据说申请难民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愿。
问及随团出访的新疆杂技团著名演员、高空王子阿迪力对此事的反应，该人士透露，事情发生后曾与阿迪力谈论过这件事情，阿迪力说对事情发生表示震惊和不可思议，因为这些演员都已结婚，在国内生活待遇和事业都很好，是很受重用的，此次采取出走，必将给本人，给家人带来很多痛苦。
据接触过这七名人士的赵小姐介绍，这些演员都很单纯，她说她曾和七人中的副队长交谈过，他是个很和蔼的人，他说他的儿子才刚4岁，很可爱。
对于有传媒指，协助主办方联系新疆杂技团到访的该协会工作人员古丽巴哈尔是投资移民一说，该人士就此澄清：古丽巴哈尔是技术移民到加拿大，她只是所有协助主办方完成好这次“年会”众多的工作人员中的一位，主办方对她的工作是满意的。
目前，不算出走的7位演员，新疆杂技团余下的6位成员，除带队的新疆文化厅副厅长留下协助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外，另五名成员，包括阿迪力和他的哥哥，杂技团团长和团长助理和一位报幕员已于昨天离加回国，问及新疆文化厅副厅长何时可以回国，该人士表示不清楚。
“惊动中国高层”说
在证实七名新疆杂技团演员出走并向加拿大移民部提出了难民申请的消息之后，在2月4日有关报导中都提到此事已惊动了中国高层，有报导谈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也已照会加拿大政府，要求加国警方协助找回这7名失踪的演员。之后我们正式看到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以英文发表的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明确表示这七位在渥太华忽然失踪且据悉已递交加国难民申请，寻求政治庇护的杂技团团员“根本不是难民，他们在中国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所有七人都被看作是全国最高水平的杂技演员，在各种演出中担任主要角色，并多次被派往国外演出。七人均已结婚，其家人生活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他们的家人和亲友目前正焦急盼望他们早日安全回国。
“我们目前与加拿大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要求有关部门配合寻找这七人下落。我们希望透过CBC（加拿大广播公司）传达信息给这七人，停止听信某些人的欺骗和妖惑言论，以免走得太远。我们热切希望他们回心转意，尽快回到中国。我们坚决保证他们回国后不会受到伤害。”
就中国大使馆所发表的声明，一些资深的移民顾问表示理解，因为毕竟这七位演员是持公务护照出访，大使馆对他们的忽然失踪作出适当的反应是正常的。假若将这种反应看着是中国“中国高层”的惊动，未免有些反应过激。
不过，熟悉中国状况的人士认为，此事本来不是件“大”事，但因为涉及少数民族和有“新疆”背景，中国高层对事态的发展予以关注是正常的，起码文化部门会就此事进行调查和检讨。对于有评论者提出，随着七名人士顺利获得“公约难民”申请批准，此案将是中加两国继赖昌星案后又一“难”案的说法，该名人士认为：将此案与“赖案”相提并论有些夸大。其实每年从中国大陆以各种形式登陆加拿大并申请难民的个案很多，人数远高于公派的文化教育或者体育代表团的出走者，只不过此案发生在新年年会，所以特别受瞩目。
对加国难民状况颇为熟悉的冯志强法律事务所负责人冯志强先生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专访时说：“我觉得从‘年会’34个表演者，或者是从中国新疆杂技团13位团员来访，走了7个来看，这是个大事件，但从国际的大舞台来看，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情，加拿大原本就是个保护难民的国家，在目前持有合法身份的居民中，有近1/3以上的居民是难民，或者是难民的家属，而其中不只是中国人。有人觉得，这七名新疆人持公务护照出访而出走，是丢了中国的脸，我觉得这种看法大可以丢掉，因为这本来就不算是什么，也不是中国所独有。像以前有英联邦的体育代表团到访，比赛完后有些运动员留下来申请难民的案例就有发生；再如某年捷克一个女大使，因为国家体制改变而宣她回去述职，她不想回去留下来申请难民，最后获得批准；还有洪都拉斯一个女法官也是这种情况……我觉得用平常心来看好了，有些人，希望在加拿大寻求难民申请，这是这些人的权利，符合加拿大关于人权的定义，事情发生后，我们不必过‘热’的看这个问题。”
究竟在这七位演员的背后是否有团体或者个人在支持他们这样做？这似乎并非是议论的焦点，因为不管有或没有，由于加拿大宽松的难民政策，估计这七人都能顺利获得“公约难民”的申请批准。
他们能否被接纳为“公约难民”？
这些天议论最多的，是七位持公务护照出访、并在渥太华忽然出走的新疆杂技团演员在未来的聆询中能否获得加国的接纳而成为“公约难民”。对难民聆询程序相当熟悉的冯志强先生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专访时说：如无例外，他们将会顺利获得“公约难民”资格。这些天大家都盯着“因公出访”这个焦点来讨论，认为这七位演员在国内一直受到国家的重用，生活和事业都很好，这点或许是事实，但加拿大政府在进行难民聆询的过程中，更关注的是大背景，由于“新疆问题”比如说少数民族政策、宗教、“疆独”等焦点问题在国际社会议论很多，加上在国际上、也就是中国境外有一批声援者，这种影响对申请者非常有利。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移民顾问杨海峰，他日前对某报记者说：多伦多有维吾尔族移民社区，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圈子。据他所知，一些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士通过商务考察，赴加演出或者是留学等途径来加后，不少人都以遭到中国政府政治迫害为由，向加移民部申请难民，并获得成功。
据报有移民顾问指出：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士通常以新疆预寻求独立，但是遭到中国政府镇压为由，向加移民部递交难民申请，成功率极高。
谈到申请程序，冯志强先生介绍道：假如真如报导所说的，七位在渥太华离团出走的新疆杂技团演员已在怡陶碧谷区基布灵地铁站(KIPLING)附近的移民部办公处递交了难民申请，大概等候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将会收到接纳申请的文件，据此可以办理打工临时申请，假若他们身上的钱已经用光，他们可以获得救济，大概每人每月能获得不高于550元的加币，当然，他们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等。至于聆询的时间，冯先生说多伦多地区估计要等候一年半的时间。
“出走事件”对加中两国交流的影响
谈及此次新疆杂技团七演员在渥太华的出走对加中交流的影响，做饮食生意的林先生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发生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今后两国间的交流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这是我们作为生意人最不想看到的。
来往于加中港三地的张先生有些惋惜地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影响很大，虽然说我们只是个生意人，但这些年我们之所以要不辞劳苦地做“太空人”，除了做生意，还有就是希望尽我们一份微薄的力量来推动加中两国的交流，因为只有在一个良好的大环境里，水才能活，水一活，才有鱼捉。
欲在今年大展拳脚，组织若干文化团体来加的李先生很沮丧地对《星星生活》记者说：虽说目前就此次“出走”事件作出准确的评价还为时过早，但很显然的，来加进行文化和艺术交流的同胞将会因此次事件面临更严格和苛刻的签证审查。
一直期待加中两国在旅游合作上走得更快点的某旅游公司经理忧心忡忡地说：前年加中两国提出加强旅游合作，当时有个计划，就是每年对中国开放近万个来加旅游的名额，此项合作本来预计会在今年上一个楼梯，希望这件事不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
对于种种忧心，移民顾问陈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加中两国的合作和交流是广泛的，没有力量可以阻挡的。发生一、两件“出走”事件，只是沧海一粟，不足影响双方的合作。就是美国与中国间有那么多不和谐的摩擦，美中两国的合作和交流都一样发展向前。何况加中交流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所以我们不应该灰心。
笔者以为：陈先生所期待的，也是加中两国民众所盼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