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多伦多街车警员枪杀少年案，引起多市消防员，在那些医疗紧急状况下应出动协助拯救的关注。
自2012年6月起，多市的911通讯协定变更以改善紧急服务。不过根据多伦多消防局（Toronto Fire Services）现任及离任的高层人员称，所谓“改善”（optimize）却是取消调拨消防车到场，以首先处理十多种医疗呼救，包括中风、胸口痛及枪击等，认为把居民置于风险。
于去年退休的前消防总长史超活（Bill Stewart）任内反对改革，直指市府“因一元数角不出动消防员，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是他们的决定。”
包括消防、警方及多伦多紧急医疗服务队（Toronto EMS）代表组成的分级反应委员会作出改革决定。共同主席前急症室医生Brian Schwartz称，改革不涉削减成本，只为完善制度。建议由医疗专家根据救护员在九个月期间收集的现场数据提出，他质疑配备纤颤器（AED）及基本医疗训练的消防员在医疗角度是否需要到场，认为消防员仅需在1%左右的个案中出动。
EMS被指延迟到场
不过在改革后的检讨过程中，消防员被恢复部份已取消出勤的医疗种类，例如车祸。18岁的雅丁（Sammy Yatim）被警员枪杀当晚，隶属附近消防局的Paul Beales队长，收到警员要求协助，因“EMS延迟到场”，调度员也没有向消防求援，EMS在数分钟后到场。EMS副总长Gord MacEachern称EMS没有迟到，并在六分钟内抵达。消防总长赛尔斯（Jim Sales）则称将加强救援及消防的合作方式。
资料来源：星报
开枪警员 律师 目击者 一人被杀多人受苦
星岛日报/在警察枪杀平民事件中，死者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就连死者家人、开枪警员、律师和目击者都深受影响。记者访问曾涉及类似移民青年雅丁（Sammy Yatin）被杀事件的死者家属，讲述这些惨剧对所有人带来的后遗症。
多名死者的家人均表示，至亲被杀为他们带来永不磨灭的伤痛。无论事件过了多久，只要再有类似事件发生，都会勾起他们的惨痛回忆。John Minty表示，自哥哥被射杀后，他对警察失去信任，就连看到警车都会感到困扰。有遗属则致力争取当局推行死因聆讯中的建议，包括入禀法庭，争取禁止由律师替涉事警察草拟文件。
梦魇缠扰赔上健康
曾涉同类事故的渥京警员Syd Gravel表示，当他知道自己杀掉手无寸铁的平民后，震惊得无以复加。其后他经历长达六年的审讯，期间经常做梦，失眠，最后更赔上健康。虽然终能康复，但他直到去年才能坦白说出当日经过，透过写作放下梦魇。
廿年来一直处理这种事件的律师Julian Falconer，则指出这类事件发生后，总是出现类似的情况，如公众的抗议声音逐渐变弱，死因聆讯承诺要改革体系，而警员作证时则披露自己不懂处理危机：“更宏观的体系问题是，当局投放在教导警员如何不开枪的资源，远少于训练他们开枪的人力物力。”
资料来源：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