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安排薄瓜瓜赴英的，正是海伍德
-英政府消息人士证实王立军曾想接触英领馆
-海伍德母亲称其死于心脏病突发 英媒深挖薄家同英商关系
-英国商人海伍德身分存谜 受雇情报公司
-重庆漩涡加剧 打黑内情牵出上将张海阳
-重庆事件背后: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
-海伍德遭薄熙来灭口？英国外交部要求调查
-人大教授论“重庆模式”之坍塌：有两个软肋
-薄王事件凸显大陆反腐艰巨 中国高腐败与高增长共存之谜
-美国学者：薄熙来案象征着权力分裂 中国陷黑道治国模式
-乌有之乡依旧暗挺薄熙来 中国社会左右之争渐入白热化
-薄王事件成就新闻播报狂欢潮
英媒：安排薄瓜瓜赴英的，正是海伍德
明报/英国媒体继续深挖薄熙来家与英籍友人海伍德的关系，《卫报》指出，海伍德曾安排薄熙来儿子薄瓜瓜到英国读书。英国《卫报》周二网络版晚间发表该报3名记者共同署名一篇长文，继续探究去年在重庆突然死亡的薄熙来家英国友人海伍德的身分以及他同薄熙来一家的往来及关系。文章中还提供了记者所能找到的有关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英国上学时的情况。
《卫报》说，海伍德曾经是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在北京一家销售公司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他还告诉人们，他曾帮助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孙女、英国名设计师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在中国推广其设计。有照片显示她和海伍德一起参观上海的一家设计学院。根据《卫报》的报道，海伍德很早便对国际事务感兴趣。
在英国哈罗公学(Harrow)中学毕业后，海伍德进入华威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关系。1992年毕业。在大学他似乎是个非常低调的学生。当年教过海伍德的大学老师如今已经全部退休。一位认识海伍德的人说，来自英国中上阶层家庭的海伍德对英国传统，历史和文化极为自豪。
海伍德20岁出头就去了北京。他的朋友们对此颇感惊奇。据说他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了中文。而后海伍德搬到了大连，在那里认识了他后来的中国妻子。中国外交部和重庆官员对于海伍德之死一事都表示没有相关信息提供。《卫报》报道说，由于此案的敏感性，周二在中国微博网站上海伍德名字的查询被屏蔽。
关于海伍德同薄熙来一家的关系，《卫报》报道说，海伍德对人称他帮助薄熙来安排了其子薄瓜瓜到英国哈罗公学就读。薄瓜瓜2006年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读PPE(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然而由于他的放纵享乐的生活方式，学业跟不上，结果被学院勒令停学了一段时间。薄瓜瓜后来又回到学院，重继学业，最后在2010年以不错成绩毕业。
《卫报》报道说，在牛津大学期间，薄瓜瓜曾是政治，哲学经济学系学会的主席，曾组织为中国四川地震募捐。他大学社会活动中最大的成就是安排了电影明星成龙到牛津大学讲了一次课。2008年，海伍德也许还帮助薄瓜瓜安排了在牛津大学的一次丝绸之路舞会。海伍德之死，他同薄熙来一家的关系，无疑更增添了薄熙来下台这一中国近期最震撼的政坛大戏的神秘色彩。
英政府消息人士证实王立军曾想接触英领馆
BBC中文网/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证实，重庆前副市长王立军在进入美国驻成都领馆寻求庇护前曾经安排到英国在重庆领馆与英国官员见面。
有传闻说，王立军认为去年死于重庆的英国人海伍德并非正常死亡，其真相被掩盖。
据称，他向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提出他的怀疑，之后王立军企图逃亡。
现在BBC能够证实，王立军在2月份曾经安排在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同英国官员会见，但是他没有赴约。
几小时后，王立军进入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期间试图叛逃，但是遭到美国拒绝。
这件事引发了近年来中国政坛的最大丑闻，震撼了中共。后来王立军的上司、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
随后传出的说法是，当时负责公安的王立军调查海伍德的死因。海伍德是个英国商人，同薄熙来家人有许多联系。
据说，王立军曾经关注过海伍德的死因，他认为他的死亡并非偶然，有人试图掩盖真相。还有人说王立军曾经对薄熙来表示过自己的担忧。
海伍德母亲称其死于心脏病突发 英媒深挖薄家同英商关系
星岛日报/英国媒体继续对薄熙来家英籍友人海伍德的身分刨根问底，希望能找到引发中国政治大戏的蛛丝马迹。英国《卫报》周二网络版晚间发表该报三名记者共同署名的一篇长文，继续探究去年在重庆突然死亡的薄熙来家英国友人海伍德的身分以及他同薄熙来一家的往来及关系。
据BBC报道，《卫报》的文章说，薄熙来家的这名英国友人海伍德生前是一名商人，曾经为英国一家战略情报公司Hakluyt&Co工作。该战略情报公司由曾供职于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MI6)的人员创办。
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海伍德给他们做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全职工作，也从来没有做过涉及重庆的项目。该名发言人说“海伍德长期以来为西方公司提供有关中国的顾问性质的服务。我们也是向他谘询的公司之一”。
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庆的突然死亡自王立军出走美领馆，薄熙来被免职之后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微博屏蔽“海伍德”
《卫报》引述《华尔街邮报》报道说，王立军声称，他发现海伍德是被毒死的。原因是他与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之间发生了生意纠纷。不过《卫报》的文章说，海伍德在英国的家人并不认为他死于阴谋。居住在伦敦南郊的海伍德的母亲对英国独立电视台（ITV）说，“我不知道为甚么会有这么多谣传。我儿子死于心脏病突发。其馀的我就不想说甚么了。”
《卫报》说，海伍德曾经是阿斯顿·马田（Aston Martin）在北京一家销售公司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他还告诉人们，他曾帮助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孙女，英国名设计师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在中国推广其设计。有照片显示她和海伍德一起参观上海的一家设计学院。
根据《卫报》的报道，海伍德很早便对国际事务感兴趣。在英国哈罗公学（Harrow）中学毕业后，海伍德进入华威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关系。1992年毕业。在大学他似乎是个非常低调的学生。
当年教过海伍德的大学老师如今已经全部退休。一位认识海伍德的人说，来自英国中上阶层家庭的海伍德对英国传统、历史和文化极为自豪。
海伍德20岁出头就去了北京，他的朋友们对此颇感惊奇。据说他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了中文。而后海伍德搬到了大连，在那里认识了他后来的中国妻子。《卫报》报道说，由于此桉的敏感性，周二在中国微博网站海伍德名字的查询被屏蔽。
中方对被害传言保持沉默
而据自由亚洲电台，英国《独立电视台》驻中国记者沃克星期二在重庆的报道指出，在重庆地方的外事部门和警方都说没有任何相关消息，在影片中也可以看见，中国警方人员对在成都美国领事馆外进行摄像的英国媒体呵斥。
英国《天空新闻》的驻京记者何丽.威廉则是在北京将问题提到星期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不过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记者会的回答和重庆官员一样，他没有任何这个方面的消息。英国外交部和驻华英使馆除了证实已经要求中国政府调查海伍德的死因，其他就保持沉默。
在英国《每日邮报》星期二的报道中有指出，当薄熙来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海伍德曾经协助安排许多和薄熙来有关的会议。
英国商人海伍德身分存谜 受雇情报公司
明报/在重庆离奇死亡的英国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被爆曾为一家战略情报公司工作，该公司由英国前情报人员创办。海伍德近日成为窥探薄熙来下台内幕的重要线索，但其真实身分仍是个谜，与他扯上关系的公司均称与他无直接雇佣关系。在重庆为数不多的英国商人中，很多人也没听说过此人。
《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战略情报公司Hakluyt & Co.发言人说，海伍德生前曾为该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并非全职员工，也未提供任何有关重庆的咨询服务。Hakluyt & Co.由曾供职于英国军情六处（MI6）的人员创办。该发言人说，海伍德长期向西方公司提供中国相关的咨询服务，他们只是请海伍德提供建议的其中一间公司。
MI6人员创办公司否认雇佣
Hakluyt行事低调，总部设于伦敦对留基金云集的地区，官方网页除联系方式和公司标志外，没有其它信息。海伍德的前同事说，不清楚他去年11月死前在重庆到底做什么。也有人称海伍德是薄熙来家的“低级别办事员”，暗示他为薄家充当中间人，协助安排与商界人士会面，并就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给薄家提供建议。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海伍德还是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跑车的兼职经销商，也是中国咨询公司华灵四方的非执行董事，但两家公司均指他不是全职员工。华灵四方的总裁沈伟称，与海伍德曾有合作意愿，海伍德本人建议挂职“非执行董事”，但并未为公司做过任何案子，“我们跟他只是存在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他跟我们也没有劳动关系”。
海伍德还最少参加过两次胡润公司组织的活动，包括去年的“中国高端人群洞察系列交流会”。当时他是以“阿斯顿马丁北京非执行董事”的身分，但据一名接近海伍德的在华英国人表示，这个头衔或被夸大。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海伍德在为数不多的重庆英国商人圈中同样神秘，甚至连阿斯顿马丁在重庆的经销商也不认识他。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庆一家酒店的房内死亡，但重庆主要酒店都没有他的入住纪录，其死讯当时也未出现在任何当地媒体上。
家人称心脏病死拒回应
英国多个传媒引述消息人士称，海伍德能说流利普通话，终年41岁。他在英国的母亲与姊妹均称，他是死于心脏病，家人均拒绝进一步评论关于他的最新传闻。重庆官方称，海伍德死于摄入过量酒精。
重庆漩涡加剧 打黑内情牵出上将张海阳
看中国/据纽约时报3月26日(周一)报道，随着薄熙来被免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他正陷入越来越大的丑闻漩涡。在一度令其闻名的“打黑”运动中，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细节浮出水面。
这个一度被誉为“消灭腐败”的开拓性行动，现在评论家们说，它描绘了一个安全机构横行的画面：构陷受害人、酷刑逼供、勒索商业帝国及对薄熙来及其盟友的政治对手予以报复，同时保护那些与他们有更良好关系的人。
研究中共领导人的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师李成(Cheng Li音译)称，“即使按照中共的标准，也不可接受”，“这是红色恐怖”。
为了试图在领导层过度期间维持一个统一的门面，很多中国的统治者直到近期还在对薄熙来的“打黑”予以好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中，自2009年以来，有六人曾去过重庆“朝圣”。
但中国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没有去。在本月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警告说“文革的错误”还没有“完全清除”，被很多人称作是在隐晦地指责薄熙来(在重庆)的政策。
“打黑”始于2009年6月。在10个月内，就有4781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商务管理人员、警察、法官、人大代表和其他被指控在操纵或包庇犯罪团伙的人。重庆市最高的司法官员，被发现埋在鱼塘下有300万美元， 2010年7月遭枪决，成为“打黑”中被处决的13人之一。
主持“打黑”运动的是薄熙来的警察局长王立军。现在，王立军成了促使薄熙来倒台的背后力量。上个月，王立军跑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造成国际事件。显然王立军是在担心他自身的安全。在过去一周内被曝光的细节显示，王立军曾告诉薄熙来，在调查英国公民Neil Heywood死亡事件的过程中，牵扯到了薄的家人。Heywood是薄熙来家的熟人。王立军担心薄熙来会报复。
一些在“打黑”中被揪出来的人说，他们发现那个党现在才调查薄熙来是否曾藐视法律。他们称，两年的“打黑”运动无视任何法律约束。
要找出这样的例子并不难。48岁的摩托车大亨龚刚模和40岁的建筑企业家樊奇杭，被指控犯有一连串的重罪，包括在一次夜总会打架后，曾雇凶谋杀一名男子。他们二人均声称无辜。
樊奇杭在被执行死刑前的一个采访录像中说，他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一个军营长达五个月，并被用铁链铐在一根铁棍上，一度连续铐了五天，只有脚趾能接触到一张桌面。他的手铐深深地嵌进了他的两个手腕，一次，看守他的守卫不得不花了一个小时才能把他的手铐取下来。
樊奇杭说，他曾试图自杀–用头撞混泥土墙及咬自己的舌尖。他的医疗记录证实了他受过这类伤。他的律师朱明永(Zhu Mingyong音译)称，他所看到的只有几页起诉的长篇文件。即便如此，“里面有如此多明显违反法律的地方，你甚至不用去找都能发现”。樊奇杭被判罪名成立，并于2010年7月被处决。
樊奇杭的同案被告龚刚模，据他的律师李庄介绍，也经受了类似的酷刑，龚刚模的医疗记录也记录了其手腕上的伤痕。但后来龚刚模突然指称，是李庄建议他谎称自己受到了酷刑折磨。李庄说，龚刚模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免于被执行死刑。
李庄被捕后仅仅18天，即被以教唆做伪证而定罪。他上诉后，在看不到伸张正义的希望后，李庄说，他写下了悔过书，但在段落的一开头写的是自己“被迫认罪”。他被判刑18个月，这吓得其他私人律师不敢接手涉及“打黑”的案件。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He Weifang音译)称，这些“打黑”案件“令中国的法律改革倒退30年”。
在“打黑”中，重庆的房地产大亨李俊是受陷害最富有的人之一。象数以百计的其他民营企业高管一样，李俊本月在一个历时16小时的采访中称，自己被警方、政府和军队官员构陷成一个“黑社会”老大。
他最终失去了手中价值7.11亿美元的企业集团，逃往他国，并被打上了逃犯标签。他说，在出逃前，他经历了3个月的殴打、酷刑和无情压力，要他以莫须有的罪名牵连其他人。
他说，那些折磨他的人在寻求没收他的资产，并对他进行逼供，以帮助构陷解放军上将张海阳的对手。张海阳是薄熙来在军中的强大盟友。
李俊出示了一些在一个秘密拘留设施拍摄的照片，以及上有军方及警方官员签字的法律文件，来支持他的这些说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Andrew Nathan认证了五份文件，这些文件支持李俊称自己清白无辜的说法。
薄熙来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不到一年，李俊的麻烦就开始了。他的一家子公司在重庆市外的一个山丘地的竞价中，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赢标。他说，卖方是当时由张海阳领导的中国五大军区之一(指成都军区)。
2009年12月，在重庆警察局长王立军签署的命令下，李俊被以涉嫌十多项罪行而被拘捕，其中包括组织卖淫、放高利贷、合同欺诈、串通投标及行贿。他被绑到“老虎凳”上，遭到连续40小时的踢打.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只想死”。
一名高层军事审讯员给李俊出示了一个里面有超过20名军官的名单，那些人是薄熙来的盟友张海阳的对手。李俊被指控向其中两人行贿，才赢得了那一大片土地的投标。他说，审讯他的人最后对他说，“你不是看到了吗?”“薄熙来和张政委(注：张海阳时任成都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你是被陷害了。”
李俊说他拒绝认罪。最后，在2010年3月，他被释放，并向那个军事指挥支付了610万美元的罚款。后来，该年10月，在一个警方的“小姐”叮上了他拥有的夜总会后，他收到口风说，他将会被再次抓捕，于是他逃离了中国。
但他的31名亲属和同事被判入狱，他的妻子因协助他飞往国外，被判一年徒刑。他的哥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他的侄子被判13年。此前，他曾把公司的所有权转给了这些人。
他说，“这就像某种采用新的形式的文革”，“重庆的‘打土豪，分田地’，给你头上扣上‘黑社会’的帽子，让你永远不得解脱。”
重庆事件背后: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
德国之声/外界无人知道，王立军”叛国”投敌的真实原委，按常识推断，他一定是跟上级薄熙来”闹翻了”。现在，一个旧的人命案被再度激活，让本来就扑朔迷离的王立军事件更增添了戏剧般的色彩。
英国商人赫伊乌德（Heil Heywood）去年11月在重庆他居住的酒店客房猝死。警方出具的死因是酒精中毒。死者家属以及英国使馆当时都接受了这一调查结果。尸体不久后即被火化。但一些生活在中国的英国公民觉得事件蹊跷，便向英国驻华使馆汇报了。英方于今年早些时候请求中国警方复查赫伊乌德的死亡案。
人们对这个案子的疑问不仅出现在中文微博上，国际许多著名媒体如英国《卫报》、《每日电讯》、《华尔街日报》、BBC等也都先后报道了这个疑团。这个疑团的核心即死者曾是薄熙来家的熟人。
BBC的报道证实赫伊乌德同薄家关系友好，但除此外，二者间没有生意往来。《华尔街日报》批露了更多细节。该报访问了一些对该案知情的人。他们说，王立军之所以被降职，因为他跟薄熙来谈到，赫伊乌德不是酒精中毒而是被毒死的。接受访问的一人还说，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曾介入死者生前的生意。
《华尔街日报》还认为，”酒精中毒”死亡之说不可信，因为据死者的朋友介绍，赫伊乌德是一名滴酒不沾的人。但BBC驻北京记者Michael Bristow的报道则称，根据对死者熟人的询问，赫伊乌德有时喝酒，随机而定。
BBC还否定了一些媒体称赫伊乌德是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保姆的报道。BBC称，几年来他们是朋友，而且定期见面。
媒体报道的细节上有很多不一致，但死者曾是薄家朋友应是各方媒体能够达成的共识。美联社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赫伊乌德同薄家的关系可以上溯到薄熙来在大连任市长的年月。后来在薄熙来任中国商务部长、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中断。赫伊乌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夫人是大连人。
重庆市公安局、中国外交部等机构都说对此案不知情，英国驻华使馆一名官员说，他们要求中方继续调查赫伊乌德一案，但内部讨论的细节不能对外公布。
海伍德遭薄熙来灭口？英国外交部要求调查
被罢黜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家密友、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被爆去年在重庆离奇死亡，英国媒体27日继续追访，继传出他可能因与薄妻谷开来有生意纠纷而遭毒杀，以及他可能卷入“间谍门”后，最新一项传言是，他可能通过与薄熙来儿子薄瓜瓜的交往，有目的地走近薄家的内部圈子，发现了薄熙来许多不能为外界所知秘密，最终让薄熙来发现，而遭灭口。
海伍德近日成为窥探薄熙来下台内幕的重要线索，但他的真实身分仍成谜，与他扯上关系的英国公司和中国均称与他无直接雇佣关系。在重庆为数不多的英国商人中，很多人也没听说过此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到的一位据称与他熟识的英国商人则以担心自身安全为由，拒绝讨论案情。
英国“卫报”报导，针对41岁的海伍德的死因，他的家人27日打破沉默，称他是死于心脏病，这一说法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所说的“死于饮酒过量”明显不同。
但让人不解的是，尽管重庆市官方未提供验尸报告，就将尸体火化，他的家人至今没有提出过质疑。英国外交部表示，“是英国外交部，而非他的家人要求中国对此案进行调查”。
报导说，海伍德的家人不接受任何指向“谋杀”的说法。他的母亲安娜说，“我儿子就是死于心脏病。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谣言”。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指出，海伍德的骨灰当时由他的妹妹李奥尼．萨默斯和他的华人太太露露(Lulu，音译)一起领回英国。家人对重庆市官方有关他是自然死亡的说法深信不疑。
报导说，海伍德的确与薄熙来家关系不同一般，他曾对别人说，他帮助过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进入英国哈罗公学求学，他本人也毕业于该校。海伍德的前同事说，海伍德为薄家充当中间人，协助安排与商界人士会面，并就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给薄家提供建议。不过报导说，海伍德与薄妻谷开来的生意关系不顺。
报导引述重庆当地一名记者说，“媒体对他的死只字不提实在不可思议。唯一的解释是，慑于薄熙来的淫威而不敢报导”。
他的友人说，“他一定是了解到他不该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经常比别人早知道(在中国)的很多事情”，这其中包括薄熙来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
报导说，海伍德在中、英企业间充当中间人，这使他的处境敏感高危，因为中国商业情报难免涉及腐败、裙带关系及官僚利益。
另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谷开来去年中起被辽宁调查经济问题，与海伍德交恶。不过有自称薄家的发言人向英国“金融时报”说，海伍德的确曾是薄家密友，但谷开来在他死之前已很久没与他联络，且从无生意往来，他质疑有人将旧案重提是出于“政治动机”。
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论“重庆模式”之坍塌：有两个软肋
美国之音/在中国西南重镇重庆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场“唱红打黑”运动的中共高官薄熙来被解职后，所谓的“重庆模式”命运如何？近期一些学者撰文称，这种在经济上寅吃卯粮，在政治上搞“文革式”运动的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
北京的政治学者张鸣近日在他撰写的一篇谈论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的博文中提到了“重庆模式”的两个软肋：一是“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
*张鸣：“重庆模式”有软肋*
他说，“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这种毛主义的运动模式，会令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紧张。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认为，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使得“重庆模式”命里注定要出事；不是经济上被拖垮，就是内部出问题。
其实重庆经济模式的争议由来已久。《投资者报》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了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对“重庆模式”提出的质疑：没生产，哪来的分配？
*重庆“寅吃卯粮”的经济模式争议已久*
该文还援引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的观点，说如果非得给重庆经济发展定义一个模式的话，那就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
刘海影说，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该文援引这位国际对冲基金经理的分析说，重庆总债务规模约5千亿元人民币，在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值得担忧。
*重庆债务规模或有5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也认为，单论经济模式，“重庆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是在透支；尽管目前它还能用新债和新的投入维持运转，但长远看无法持续。
除了经济方面，“重庆模式”的政治一面在一些学者看来更是站不住脚。
“重庆模式”在政治方面的一个标识性表现形式就是“打黑”。历史学家章立凡将“打黑”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政权所搞的社会一体化改造相比较，认为它们是相似的，就是用“红色细胞”替代原来的“灰色地带”。
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政治上它（重庆模式）肯定是站不住了。它不是靠民主的方式，而是靠独裁的方式，靠法律以外的手段、非法的手段，来树立这样的模式。”
*重庆的“打黑”政治模式*
随着薄熙来和他的“打黑”干将王立军的去职，“运动”期间大量被错判、重判的案件浮出水面。
纽约时报3月26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些在王立军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被抓、被判死刑的商人，如何在狱中遭受刑讯逼供。纽约时报网站上还配发了一段一名被控雇凶杀人的重庆建筑商在狱中讲述自己如何在被秘密关押期间遭受酷刑经历的录像。这个自称清白的商人后被判有罪，于2010年7月被处死。
文章也提到李庄和李俊的案件，并引述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对李庄案的评论说，该案令中国司法改革倒退了30年。
这位法学家在他的一篇博文中说，他“一直认为，李庄案第二季之所以最终无法推进，不得不以检察院撤诉告终，前提是中国的法律界对重庆整个运动式‘打黑‘活动的明确反对，其间不少法学界人士都发表了论证清晰、证据扎实的文章。”
*贺卫方：重庆案件纠错工作量大*
而贺卫方在对美国之音谈到李庄时说，这位当时为“打黑”对象辩护而遭下狱的律师近期不断接到求诉，或希望他能关注一些案情。
贺卫方说：“看起来量非常大。有些是一些无辜的人被判刑，有些是属于不该判死刑的人被判死刑。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可能这样的一个纠正错案的工作量不会太小。”
这位法学教授认为，一方面当局需要整体地扭转这两年持续的那种不顾法律规则、无视程序的执法和司法思路，也会在现有的法律架构下启动处理相关的案件。
贺卫方说，这个事情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不少问题在法律上界限也比较清楚，因此他相信当局还是有强烈意愿去处理这些案件，否则无法交代。
*章立凡：清楚“重庆模式”或有阻力*
而历史学家章立凡说，如果能够在他说的刚刚经历了一场“小文革”的重庆开个头，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些积累的案件重新清理一下；但他怀疑现在已经腐败的中国的司法系统是否还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他说：“因为现在毕竟跟文革结束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反正无论谁都穷，要想平反从政治上解决就行。现在因为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在牵制，我觉得可能困难会比较大。而且平反冤假错案就意味着有一批官员要倒台，那他们也会拼死来阻止这种进程。”
不过，章立凡同意，从整体上讲，“重庆模式”是站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鸣在他的博文中也写道，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后，“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
薄王事件凸显大陆反腐艰巨 中国高腐败与高增长共存之谜
中央社台北28日电/美国学者魏德曼（Andrew Wedeman）表示，胡温体制领导下，大陆展现将反腐提升至高阶官员的决心，但进展有限“功过参半”，从王立军事件就突显出“中国控制腐败之复杂和艰钜”。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魏德曼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大陆腐败问题，最近出版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成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解释大陆腐败与经济成长何以并存，并接受专访。
他指出，今年是胡温体制的最后1年，虽然两人致力于打击高官高层腐败，并起诉一批位高权重的官员，但大陆反贪腐的成效仍“功过参半”（Mixed），尤其是发生王立军事件和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更说明“中国控制腐败这项任务的复杂与艰难。”
“薄熙来下台与王立军事件是‘一团糟’（tangled mess）！”魏德曼指出，如果说薄王事件能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大陆想控制贪腐情况，这项任务“复杂艰钜”。
他说，重庆市之前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高发达的地区，虽然表面上看来薄王打击了一大批不法分子，但他们是一视同仁地打击所有犯罪者、或是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还难有清楚定论。
在专访中，魏德曼还提到，大陆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没有造成经济成长的下降，而是藉由经济快速成长滋生。
魏德曼警告，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将破坏大陆的经济发展。但他也说，虽然大陆的腐败程度超出全球平均水准，但还不至于到“腐败危机”（crisiscorruption）的地步。
他也比较台湾、日本及韩国与大陆贪腐情况的不同。魏德曼说，台、日、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属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脏钱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中，然后执政者再将资源分配给支持者和选民，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但在大陆，魏德曼直指，共产党不仰赖民营企业的资金支持，大陆的腐败问题是“滥用公权力谋私利”。
与其他人相较，他对大陆反腐败有较多信心，他的理由是：并不是这场反贪腐之战能大幅减少多少腐败现象，但大陆做到了“预防问题继续显著地恶化下去”。
中国高腐败与高增长共存之谜
随便让一个人列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腐败永远名列前茅。但尽管贪污腐败现象猖獗，中国经济仍持续增长。
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
本报“中国实时报”栏目记者前不久采访了魏德安，他谈到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的不同之处以及该现象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我报记者是否为了探得内幕消息而塞给他一个装有不连号的百元人民币旧钞的红包，这可不好说。)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节选：
《华尔街日报》：腐败现象一般来说都是与经济的低速增长相伴而生，但中国却不符合这个模式？
魏德安：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于是中国也就成了一个谜：为何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没有造成其经济增速下降？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华尔街日报》：您能谈谈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发展型腐败”与中国“掠夺式腐败”之间的区别吗？
魏德安：“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中国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符合腐败的标准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
《华尔街日报》：您的意思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为腐败在更大范围的滋生创造了新机会？
魏德安：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
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因此，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
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
《华尔街日报》：腐败是否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魏德安：腐败远远没有刺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借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滋生。从根本上说，腐败官员掠夺了改革所创造的部分利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激励他们支持经济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政治动力并不来自官员对腐败收入的欲望。
《华尔街日报》：但从长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腐败会削弱中国经济，你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魏德安：从长远看，腐败会伤害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害影响。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则可能开始破坏中国经济状况。
我不确定是否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有关中国遍地腐败的种种炒作常常忘记了一点，即虽然中国的腐败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严重，但它还不至于到我们或可称之为“腐败危机”的地步。
我的感觉是，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
《华尔街日报》：你更为乐观，你的理由是？
魏德安：和其他人相比，我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
无论是看因腐败而被起诉的人数，还是国外专家估计的中国腐败严重程度，你会发现近十年来中国腐败程度大概都在同一水平。
《华尔街日报》：今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你如何评价他们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
魏德安：功过参半。他们正在打一场反腐败的攻坚战。在改革初期，法律结构和制度刚刚恢复。调查员和检察官常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打击腐败，并常常仓促跟进。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末期，中国才拥有了基本的反腐败能力。这些制度在继续改进，但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打击高层腐败方面。
在胡温二人的领导下，一批官高权重的官员遭到了起诉和指控。这表明他们将反腐败之战引入高层的部分决心。但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华尔街日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打击腐败而崭露头角。如今他已被免职，他曾经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也正在接受调查，你对此案的看法是什么？
魏德安：这真是一滩浑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之前，重庆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高发的地区。虽然表面上看薄熙来和王立军打击了一大批不法分子及其同伙，但还远远不清楚他们是一视同仁地打击所有不法分子，还是采取了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如果说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在中国控制腐败之复杂和艰巨。
美国学者：薄熙来案象征着权力分裂 中国陷黑道治国模式
（中央社记者廖汉原华盛顿27日专电）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免职，与英国商人离奇在重庆身亡案件，引起国际媒体议论纷纷，多位美国学者认为，薄案影响团结与稳定，中共已陷入权力分裂斗争。
加 州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者裴敏欣接受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访问指出，薄案并非中共意识型态之争，而是权力斗争。由中共角度来说，领导层需要团结与稳定，但薄熙来破坏团结稳定。
大陆正值权力交替与政治经济转型期，全球都在看中国能否转变？裴敏欣说，现在是大陆的敏感期，政权交接前夕，领导人紧握底牌，不希望外界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如果中共打算推动改革，既得利益团体将反对，改革势必受阻，因此高层对任何意图，都小心翼翼，守口如瓶。
中国大陆总理温家宝近期要求经济与政治改革的谈话，裴敏欣认为，温的说法仅代表本人，中共高层并未跟风，也非共产党集体决策，这代表大陆短期内不会出现真的改革。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认为，“中国已陷入少数家族领导的黑道治国模式，薄熙来是其中之一，‘对付我，你也没好下场’是斗争规则，薄熙来因此遭解职。”
卜大年分析，中南海以经济为核心的权力大战，代表中方对所谓“北京共识”发展模式缺乏一致性。以国企领导发展的道路和西方自由经济体系，在中共内部引爆斗争，中国下一阶段会是资本主义引领增长，或发展过快遭阻挠，值得关注。
中南海动向难以看清，许多谣言在网上流传，有媒体引述未经证实大陆微博的消息表示，北京发生政变，也有解放军介入。
卜大年认为，外界关切大陆传出军事政变，导因于解放军是唯一能使中国不分裂的势力，中南海政治危机可能使中国走向解放军领导的路径。
乌有之乡依旧暗挺薄熙来 中国社会左右之争渐入白热化
多维新闻/自3月15日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一直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担任舆论阵地的“乌有之乡”曾被短暂封锁5天。后来虽被解禁，网站内容相较于之前已经收敛很多，将讨论和注意力更多的转向对国有经济和民生政策方面的讨论，不过在其中，仍然偶尔夹杂为薄熙来鸣冤的文章，如《决战：挫一挫薄熙来的锐气也好》等。还有文章以《青山依旧在》等隐晦题目为薄背书。更有讨论重庆模式的文章剑走偏锋，称中央今天对重庆的所作所为是在“折腾重庆经验”。虽然被外界认为是左派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薄熙来已经“失势”，但是关于重庆模式和中国左右转向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左派网站称“青山依旧在” 当局力压
乌有之乡是中国大陆一个带有政治左翼与毛泽东思想色彩的中国政经评论网站，于2003年由北京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设。该网站在公共政策上怀疑邓小平及其后续者主张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经济政策，多项改革的弊端都来源于自由化。 执行它们的一大批现任官员是“买办”性质的，出卖中国利益，并认为经济上的自由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苦难。在历史评价上乌有之乡认为毛泽东时代社会正义、社会平等，生活福利远好于改革开放后, 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减弱。在自我评价上乌有之乡将自身看作爱国者和毛主义拥护者，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在内容来源上乌有之乡允许一般网民注册，不过文章和文章评论都需经过审核，乌有之乡的首页为人工编辑。因此，虽然部分稿件该网站标明是“网友投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该网站的政治取向。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决定中国下一代领导集体的中共十八大即将在今年召开，而薄熙来被免职给中共党内和社会都带来巨大冲击。虽然目前看来左派不再高调，但是也为可能即将到来的左右大讨论埋下了伏笔。按照中共一贯对外打造的党内民主、团结的形象考虑，必须要对这些极左和极右言论都采取控制措施。以防让这些目前看来规模不大、主要在网络上进行的极左和极右之争，演变成大规模的、蔓延到传统媒体的政治争论。因此，对一向以左派媒体之首的乌有之乡进行干预，也属情理之中。
左右局势做新解读为时尚早 更应超越
事实上，在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底层抗争在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上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知识层在政治态度和思想取向上也更加激进，左派要求社会公平，彻底走回毛时代，右派极端者也要求社会民主，进行彻底而激进的政治变革。这些观点在部分官民对抗等重大议题上激烈对撞、沸反盈天。随着被左派普遍认为是自己政治领袖的薄熙来的下马，局势的发展正在走向一个不明朗的方向。
对此，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认为，薄熙来刚刚去职，目前关于事件的信息仍相当有限，对中国左右之争的局势作新解读为时尚早。
而一直在民间语境中极为活跃的人大教授张鸣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被左派极为推崇的重庆模式仍有民意基础，老百姓从政策中得到实惠。他进一步表示，薄熙来下台不能解读为“左派失势”，因为在当权者中并无纯粹意义上的左派，只是事件让当权者明白，向左改革的路子不通，必然会寻找其他途径，例如向右改革。
事实上有关左右之争的话题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大陆的社会热点。早在1998年，曾经任职《人民日报》的马立诚就出版过《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披露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左右思想辩论及其对于中国道路的影响，引发社会讨论狂潮。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经历10多年之后，左右之争既未见消停，亦未见结论，反而有更加炽热之势。
不过与以往不同，此番的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争论，大陆中央媒体并没作壁上观，包括《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等党媒都曾纷纷发表文章，提出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超越左右，不分左右。作为中共第一喉舌的《人民日报》更是2012年开年即发表《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的倡议改革文章，引发大陆学界争议。
薄王事件成就新闻播报狂欢潮
世界日报/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后，海外媒体，甚至是具有权威性的英文主流媒体，也跟着大陆内外网上每日一传的“重磅内幕披露”，掀起了一场所谓的轰炸性报导风波，一直到中共九常委都在媒体出镜，才稍事平息。这种报导的规模和内容，颇有回到当年“文革报导”的味道。显然，在目前的形势和环境中，不但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言，薄熙来所代表的“重庆模式”，呼应乃至带领了中国国内反改革的“极左”思潮泛滥，有把大陆拉回文革的危险，而且，海外媒体报导这波事件的“模式”，也暴露了国际舆论看中国的倾向和视野，也可以一夜回到“文革报导”的旧时代。
试想一下，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中国发生了与毛时代截然不同的变化，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规模已经有目共睹，为何新闻媒体看中国的模式，可以“一夜回潮”，这是中国的悲哀？还是国际舆论没有与时俱进？
对此，有人质疑中国，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崛起变成世界第二大，“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军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人也开始漫游世界，但是，中国的体制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黑箱作业”，还是“宫廷政治”，还有“封建遗毒”，因此，一有事，仍然是上边沉默，民间谣言飞传，莫衷一是，引发许多不必要的猜测和溷乱；也有人质疑，薄熙来事件是一场内部的权力斗争，大幕还没有落，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仍在，各方、各派系还在“博弈”，结论出不来，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漫天谣传。
当然，一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需要“领导体制的改革”，中国政治需要进一步的透明化。但是，国际舆论在报导中国的时候，也应该与时俱进，彻底改变用“文革模式”，或者用“冷战思维”来看中国的政治风波和人事变化，哪怕是薄熙来事件。
首先，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如今不再是政治强人的时代，不可能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凭藉个人的巨大威信，以一个人的决策，就可以定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党内高层命运，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集体领导拍板，不可能一两个常委，就决定了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换句话说，在中共今天的最高决策层，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政变”。孔庆东之类的“政治投机客”，可以拿着重庆给的钱，大肆渲染所谓的“重庆模式”以及叫嚣罢免薄熙来就是“反革命政变”，并不奇怪，而国际舆论全面跟进，听信谣言，还煞有介事地“深度分析”，不仅令人哑然，全球大媒体的“孔庆东化”，实在是因为它们仍然没有学会客观来看中国，对中国认知的水平很差，确实需要补课。
其次，我们知道，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已经竭尽全力来解决权力交替的稳定化和制度化，这就决定，在重要人事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慎重态度，并尽量遵循依据法制原则，以及向人民历史负责的原则，而不能像毛泽东时代，宣布你反党就是反党。因此，在对待薄熙来这样重大的问题，需要时间来整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利用党的媒体来定罪，这是进步，应予肯定。然而，国际主流舆论没有耐心等待，相反追逐谣言，轻信谣言，很快就回到文革时代报导中国的“传统”，结果就闹出笑话，这是需要认真反省的。
中国内部网路谣言满天飞，显示了社会对领导层突然变化的不安定感，以及对媒体报导真相没有信心，这需要中国执政者认真思考改变的方法。中共对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以及重庆模式的定位，要向人民说清楚。
但海外具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则不应该见风就是雨，而是要从深度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这样，才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本质，向民众传递真实中国的资讯。当然，在媒体乃至新闻娱乐化的时代，把严肃的政治新闻八卦化，这是媒体自甘堕落的表现，它们要“戏说中国”，那别人也就管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