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薄熙来事件真相中央领导人被窃听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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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卫局被渗透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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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薄熙来事件真相中央领导人被窃听内情
亚洲周刊江迅/薄熙来下台，背后涉及王立军监听窃听中央领导人行踪和谈话，令中央震怒。中央领导人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访问重庆期间，王立军部署监听窃听。王立军与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使重庆掌握中南海领袖的行踪及私密。薄熙来和王立军也主导一百六十万字纪实文学《雾漫山城》、《重庆亮剑》等四部巨作，王立军事件后及时被阻出版。
乍暖还寒，政坛春雷。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夜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逗留一整天后被国家安全部高官带往北京，引发一系列石破天惊而令公众关注的政治事件。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刚落幕，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去职。此际，距离中共十八大尚有半年，原本虎视耽耽步入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突地跌入谷底，“天下未乱蜀先乱”，可谓匪夷所思，在中南海政坛引发强震。有人将“薄王事件”视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中国近二十年来最大的政治震荡”；也有人将“薄王事件”比作二零一二年版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身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副统帅”林彪，“另立中央”事败，乘飞机机北逃未遂身亡，令国人震撼，直接促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下，王立军私闯美国总领事馆，薄熙来觊觎中南海顶座，最终一枕黄粱，扰攘多年的极左路线遭遏制。雾都山城重庆被视为“文革式红都”，此际，旋即褪下红色雾幔。
薄熙来二零零七年十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月后接任重庆市委书记，他主政重庆四年多，一派风风火火，主要依靠三人团队：王立军、黄奇帆、徐鸣。重庆人常说，薄熙来掌政，文有徐鸣，武有王立军，经济有黄奇帆。王立军，副市长，打黑铁腕强人，在辽宁公安系统二十四年，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颇看重王立军，薄熙来调任重庆半年，王立军便被他挖去重庆；黄奇帆，发展经济领头人，长期在上海任职，曾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在官场始终没能再攀升，显得不甚得志，到了重庆才声名大噪；徐鸣，市委秘书长，曾任职商务部，也由曾任职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调来重庆，重庆唱红，由徐鸣一手导演。
据知，令中南海高层最为震怒而对重庆事件采取行动的，是重庆当局监听窃听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私下谈话。王立军是监听狂，在辽宁任职时就喜欢上监听，热衷监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中央领导人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在重庆考察或调研期间，王立军都部署监听窃听。他多次将获得的重要内容，向薄熙来讲述。王立军打黑中监听，薄熙来知晓，后来却发现王立军任意扩大监听范围，却也未加阻止。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位闻名全国的“打黑英雄”，还与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私底下获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行踪和私密。据重庆公安局一位官员透露，在王立军安排下，有个处长级公安干部专职负责监听窃听工作，当王立军从美国总领事馆被当局押往北京后十多天，这名处长级公安干部，也被当局拘押受审。
王立军是个美国技术迷，特别崇尚美国警方的装备，他的监听设备相当先进，了解的人只说，“他们如何搞监听，如果具体给你解释，你全身汗毛都会竖起，令人相当可怕”。一位在北京一家文化出版公司任要职的重庆作家是王立军好友，两个月前的春节还在重庆与王立军举杯畅饮。他对亚洲周刊说，走进王立军办公室，最夺目的就是他与美国警察高层合影的大照片。
他心目中，希望自己就是美国大片中拯救世界的英雄。那部十九集电视连续剧《铁血警魂》的主角，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他个人英雄主义特别强烈，又是极端“自我完美主义者”，每件事都要做得完美无瑕。比如，他要求刑警的着装要“利整”，他要求每个案件要万无一失，他设计的刑警夹克要申请专利。
知识产权专家王浩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作检索，专利权人输入重庆市公安局，发明人输入王立军，能检索到三年多来七项发明专利、三十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百一十九条外观设计专利。王立军的发明很全面，包括警察办案各方面，有办案系统、接警系统、公众查询系统，警械包括警务车后备箱操作系统、警车、警用摩托车、报警终端机，以及各类警服、警靴、警用雨衣和手套等，办公用品则有书架、杂志架等。
中国社会有一个特色，官员往往将文艺创作视为一种舆论手段，善于运用文艺作品为自己、为自己的理念造势。薄熙来和王立军深味此道。在他俩的主导下，一百六十万字纪实文学《雾漫山城》、《重庆亮剑》等一套四部巨作，经四位作家三年时间创作，于二零一一年底杀青，交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即将推出的这套作品，终因王立军夜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薄熙来被免去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而搁置了。作品正面描述薄熙来和王立军，为他俩在政坛上更上层楼评功摆好，鸣锣开道。
要争夺茅盾文学奖
早在二零一零年四月，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就向时任重庆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下达这一年五项创作任务：“百个重庆故事”，组织编写一百个反映“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的故事；以重庆为背景写一部小说，要在全国打响，目标争夺中国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此外还有“一百首诗词”，邀约名家写百首诗词；一台更有文化味的重庆春节晚会；培养一批文学人才。
重庆作协决定将打黑除恶的大案要案写成小说，在重庆前公安局长文强被枪决之后，作协已成立写作组，这部打黑小说书名定为《雾都闪电》，小说记录从零九年六月起重庆市启动的打黑除恶。第一时间同时策动十四个重点项目，调动各警种，成立十个督办组和三百三十四个项目组，跨区域异地调警上万名，摧毁上百个黑社会团伙，将四千多名涉案人员绳之以法，打掉文强为首的一批“保护伞”，切断违法“放水”资金链条三百三十亿元人民币（约五十二亿美元），小说以全纪实笔法记录重庆打黑成果。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警风监督员、重庆市作协前主席黄济人与时任公安局长王立军，就这部文学作品创作多次作交流。市公安局全力支持，提供已解密的案件文字等数据，为作家创作采访提供条件。
当时在网络上，就有不少网民对重庆作协提出质疑：“以记录重庆打黑除恶的战绩创作文学作品，把文学本身赋予太多其它意味。这是重庆作家被布置的‘作业’，似乎离谱了，难道文学创作优劣取决于长官意志吗？”
王立军拜年薄熙来拒见
早在二月七日王立军夜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前，薄熙来已经感觉到中央在调查王立军的事。春节的一天，王立军按惯例去薄熙来家拜年，薄熙来却不予迎见，拒之门外。王立军事发后，薄熙来的一举一动，始终是境内外传媒最为关注的焦点，这次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也不例外。
他无论执政大连、辽宁，还是执掌商务部、重庆，只要他出现，无论在哪个场合他都能折腾出风生水起的动静来。不过，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却在这次两会期间戛然而止。
九常委一致要薄下台
三月十三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闭幕。薄熙来出席了闭幕式，在主席台就座。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九常委达成共识：“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十四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上，薄熙来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座，他不时与左手边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有说有笑，神情轻松。中午，总理温家宝在长达三小时记者会上，首度公开谈论“王立军事件”，要求“重庆反思”。他接着刻意说，“我这里想讲一段话”。他重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是日下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高级别会议，宣布对薄熙来免职的重大决定。
十五日早上九点，湖南官网率先披露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九点十七分，中央喉舌人民网透过官方微博披露，将有重要消息发布。十时，新华社获准发稿，不含标点共四十六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字字千钧的短讯，迅即占据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此时，人们才开始悟出温家宝总理在十八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不过，事态毕竟尚不明朗，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词组中推演局势，“不再兼任”与“免去职务”之间的差异。
促使中央下决心举起快刀斩断乱麻，迅速对薄熙来采取措施，是因为三月九日全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会上，薄熙来响应媒体集体采访时的“出格”言论。薄熙来强调，不能因为王立军事件而否定重庆打黑。“‘唱红打黑’，这两点没话说，我们还要坚持”。薄熙来说，“重庆打黑是必要的”，“我到重庆后，看到告状信我是有压力的，打黑是碰硬的事情，是要得罪人的事情”，在打黑问题上，是装聋作哑，假装没这回事儿，还是认真对待敢于碰硬为人民群众负责？“我们选择了后者”，“我还要强调，打黑不是公安一家，是公、检、法、安全和纪委，多家努力的结果”，薄熙来说，重庆打黑是在政法委领导下，公、检、法、司、安几家协同作战。打黑除恶是整体的工作，不论领导机构还是工作程序都很清楚。涉及到重大案件，还要上报上级公检法和纪委，程序和流程是科学的严格的，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王立军的“打黑英雄”的称号是群众给的，不是市委市政府给的，“给称号是人民群众的自由”。
薄熙来认为，王立军事件是孤立事件。重庆广大公安干警是好的，不要把王立军事件夸大，不能因为王立军就抹杀了其它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他说，打黑除恶他有思想准备，是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是会有不同观点和看法，而且已经形成黑恶集团的这些人社会联系是很广泛的，是有舆论能力的，“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说，像古人讲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他在讲话中，还主动提及社会上的一些传言。有关他儿子薄瓜瓜在国外读书驾驶法拉利跑车，薄熙来连用两个“一派胡言”，表达他“非常气愤”的情绪。关于他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他一字一句说：“全额奖学金”。不过，事后，香港一家传媒的驻欧洲记者向薄瓜瓜就读的英国私立学校哈罗公学询问奖学金问题时，校方答复称，“我校从不提供全额奖学金”。
在王立军事件已成舆论焦点情况下，薄熙来未向中央汇报沟通，还让黄奇帆在两会前透过香港传媒散播言论，试图影响调查进程，引起中央震怒。重庆唱红打黑引爆人们争议，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这几年没去重庆考察。薄熙来在讲话中说，“相信胡锦涛同志会到重庆视察的”。此言被中南海高层视同“逼宫”言论。
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重庆政坛人事地震，网络上掀翻巨浪。拥有大批粉丝的知名学者博主纷纷留言。贺卫方说：“虽然这一切仍处在过程之中，但已发生者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影响无可估量。”纪鸿聪说：“今天的事情绝对是这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过去五年中国的路线之争，使得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今天终于给了说法。胡锦涛在之前提出的‘不折腾’得到了贯彻。对中国未来又有了信心了。”周海滨说：“人民网薄熙来活动报道集开始删了。左边的简历已经删去了，外事活动的内容也全部删掉了。真可谓，人未走，茶已凉。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沙叶新说：“和薄比，温益胜。薄为奸雄，温乃贤臣；薄浮华轻薄，温踏实多温；薄文革倒退，温政改坚定；薄野心勃勃，温拳拳为民；薄狂捧多多，温谣诼纷纷。薄劣迹已显，温政绩待评。千秋功罪在人心！”
北京著名时评家曹景行说：“改革的核心，是要完善对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滥用。权力本身可以成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也可能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薄熙来在重庆不是搞诸侯割据，而是要改变中国。像他那样滥权的官员不在少数，再多几个温总也没用，真正缺少的是有效监督权力的制度。”
三月十五日是全国打假日，颇具戏剧性的是，薄熙来在这一天被结束其政治生命。有学者说，他在重庆掀起的“唱红打黑”，实质是打着民粹旗帜，以“文革”方式展开社会动员，违背法律和远离法治框架，最终结果是强权回归。中共十八大在即，中共领导最高层政治局的占位战也到了关键时刻。有学者说，最忙的要数薄熙来了。有人视他为“红色贵族”，有人称他是“新锐太子党”。他主政重庆四年多，唱红打黑，户籍改革，提“均贫富”，唱“蛋糕论”，请“五大书记”铜像，高调回头走毛泽东政治路线。
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后记者会三小时讲话，贯穿着反极左、反倒退、反对回到文革的理念。他少有地甩出猛话：重庆需要反思，警告否定改革开放，文化革命有可能重来。无数学者和网民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共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记者会”。温家宝两提《决议》，都与文革相关，强调历史检验。他要求重庆当局应汲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他担忧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则文革可能重演。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温家宝如此公开不点名暗批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在中共执政史上并不多见。一场与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反倒退的大潮卷起了。
温家宝记者会翌日，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司马南的微博，被删除十多条，都是影射总理温家宝而为薄熙来鸣冤叫屈，他低吟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过了一天，他又在微博上披露自己在各大学的讲座被正式取消，前一天录制的六十分钟新闻解读遭冰封。司马南说：“我知道，我‘必须反思’。我也知道，果断删除我微博内容的同志，一定是从‘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作为有三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同志，我对党襟怀坦白，却无法实话实说。时被噤声，痛之甚也。我之痛，超过家宝大哥罹遭谣诼”。
另一位极左思潮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十五日在第一视频网的《坐视天下?孔庆东有话说（原名孔和尚有话说）》栏目上，发表对薄熙来被免职的看法。他声称，如果薄熙来犯错误被免职了，那可能会伤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那以后谁还敢“唱红打黑”，谁还敢搞“共同富裕”，那必将陷入温家宝说的中国必将陷入文革动乱之中，一旦陷入动乱谁都没好处，或许是玉石俱焚。他借消费者维权日打假话题说，“打黑”就是最大的“打假”，如果让打黑英雄受委屈，那不就是公开的“发动反革命政变嘛”。三月十九日，此节目突然停播。第一视频在网站上刊出通告称：“近期各地网友反映无法收看直播节目，为满足广大网友需求，第一视频进行直播技术与设备升级，在此期间部分直播节目暂停播出，播出时间另行通知。”不过，暂停的只有孔庆东这一个节目，他以往的“有话说”虽仍可重温，但十五日的节目已被删除。
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与中央保持一致”，成了近期中共官场的热语。三月十九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社论说：“今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十八大即将召开，“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人们的思想往往更加活跃。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只有坚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来把握，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落实，作为最高政治纪律来遵守，才能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确保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一个多月前的二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率海、空军司令、政委视察广州军区，要求军区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迎接中共十八大召开。
他强调：“严守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确保部队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三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专程到全国人大会议重庆代表团驻地，即人民大会堂宾馆，与重庆代表见面。他说，要“统一思想认识，即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反腐倡廉工作的要求部署上来”，“严明党的纪律，即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严格执行组织人事工作纪律，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自觉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重庆各主要官员纷表态
在重庆，宣布薄熙来去职是日，重庆卫视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薄熙来执意下“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当晚便开设了认证微博账号，商业广告迫不及待开始回到屏幕上。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坐镇重庆，亲自督阵重庆传媒。十六日《重庆日报》原本每天版面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版面充斥全市各级部门主要官员在各种会议上的表态：自觉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被称为“西红柿模式”的薄熙来主导下的“重庆模式”、“重庆经验”、“重庆探索”，再度引发社会大讨论。杂文家鄢烈山认为，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可以说是把准了民意的脉搏，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病根，但他开错了药方。民意要求公平正义的诉求是正当的，而薄熙来作为一个“政客”，采取的手法却是“不正义的”，例如践踏法制，把“打黑”变成“黑打”，还有倒行逆施的“唱红”。有学者认为，唱红打黑应算是极端集权统治文化的复辟；内部集权不走程序，打黑就成个人集权行为，失去法制和理性，导致社会体制崩溃沦丧；红歌高打复古旗帜，极具个人主义宣扬，最终导致个人英雄主义重来，践踏社会民主进步。那时文革重来就不是危言耸听了。薄熙来卸职至少说明政局思路是清明的。也有不少网民认为在重庆模式甚嚣尘上时，整个国家都被带着向左转，全国学重庆，到处唱红歌，用打黑方式整企业家，杀富不济贫，害得人们纷纷移民，究竟是谁姑息薄熙来？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重庆，“唱红打黑”已经超出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操纵的味道。当下的重庆，人民大礼堂广场上的播音箱，终于传来一首久违的欢快的非红歌歌曲。诸多网友留言：爬坡上坎吃苦耐劳的重庆人，会让这座古老的山城变得更美好。重庆，雄起。
薄熙来主政后严抓媒体 要求熟读毛选
亚洲周刊网络特稿毛莹/薄熙来到重庆后严抓媒体宣传，亲自修改每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并挑选图片，又成立了专门为他写报道的三人小组“肖竹（“小组”谐音），并要求熟读《毛泽东选集》。张德江上任后，重庆开始大规模“去红”，重庆大礼堂广场也禁止唱歌。
三月，薄熙来在重庆种下的银杏树还没有发芽。三月十六日，重庆机场外巨大的宣传牌上仍然挂着“唱红歌”的图片和口号，但整座城市已经安静下来。
这一周对于重庆来说变化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总理温家宝在三月十四日记者会上的讲话，也许重庆还沉浸在一片红色的政治狂欢中。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无一不对薄熙来的突然倒下感到震惊。“实在太突然了。”这是最近在重庆听到最多的一句评论，夹杂着意味深长的感叹。
三月十五日，重庆市领导干部大会在重庆渝州宾馆举行。这次领导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关于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变动的决定。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同时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副市长职务。新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干部大会上表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三不”最早是由胡锦涛在去年庆祝中共成立九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的。
随着张德江的到来，重庆又开始“行动”了，但这一次重庆各界的“行动”却是为了忙着和红色撇清关系。三月十七日，《重庆时报》的第一版从上到下全是一条条加粗的黑体字标题，每一条都在表达拥护中央的决心。据重庆一位资深媒体人士透露，薄熙来二零零七年到重庆后，为了配合对其的宣传，《重庆日报》专门成立了一个为薄写报道的三人小组，统一署名为肖竹（“小组”的谐音）。而三月十五日以后，这个名字便再也没有在《重庆日报》出现过。
重庆资深媒体人透露，薄熙来到重庆后，对《重庆日报》进行严格控制。每一篇关于薄的报道都需由薄亲自笔修改后才可发表，文章所配的图片，也必须由薄亲自挑选。重庆的其它报纸则只能转载《重庆日报》关于薄的文章。薄熙来每晚十二点后会专门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修改记者写好的文稿，因此《重庆日报》对薄熙来活动的报道也总是会推迟一天。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薄熙来在云南考察的消息比《云南日报》报道晚一天。当时外界普遍猜测《重庆日报》已被中央直接控制，但这位媒体人认为：“这是一种过度解读，熟悉薄熙来风格的人就会知道，这是‘正常’的报道时间。”
重庆媒体人还透露，薄熙来要求为他写报道的记者们读《毛泽东选集》，并经常告诉他们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喜好。《重庆日报》在这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薄熙来到重庆前，报社就曾组织考察团去大连及商务部交流，并专门去大连媒体了解薄熙来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报社也经常组织记者分析薄熙来的写作喜好，精确到薄熙来喜欢写长句还是短句，以及他喜欢用的短语词汇。分析完后记者们还需要向报社提交一份书面的研究报告。即便工作做得这样细致，但在薄熙来严苛的要求下，为薄写稿的记者们还是被弄得神经紧张。一位前《重庆日报》编委会部门主任因不堪薄熙来的压力而患上严重抑郁症，曾几度想自杀。
“薄熙来一般会要求将自己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这与前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将头版头条留给百姓的做法很不相同。”这位媒体人士说。
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三十分钟的重庆新闻联播结束后，被改造为红色频道的重庆卫视在一年后首次出现一条为本地酒业诗仙太白而打的广告。甚至有分析认为这是重庆卫视准备重返商业市场的一个信号。重庆媒体的集体急转弯，也许连薄熙来本人都会感觉太快。
薄熙来虽然已离开重庆，但他在重庆留下的痕迹却随处可见。遍布重庆街道的银杏树，从今年春节起就被一串串红灯笼装饰着。按照往年的传统，元宵节一过，各类过年装饰的彩旗彩灯就会被撤下来。但今年情况却有些反常，直至三月中旬，重庆城区里的气氛依然像在过节。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步行街内，平时有许多中老年退休人员在此下棋、闲玩。上个星期五开始，这里几乎天天都有近百人聚集在一起议论时政，主题全是关于薄熙来。二十几米开外就是一个交巡警平台，但依然有群众指着商圈周围的众多银杏树，直言不讳地批评因薄的喜好而造成重庆各地大面积铲除原有市树黄桷树，“改种银杏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行为”。这种纪录片式的场景，就发生在当今的中国重庆。这些聚集在尚未发芽的银杏树下讨论的人，他们是重庆唱红的主力军之一，是薄熙来在重庆的民意基础。
在重庆的几个商圈内，杨家坪商圈是唯一一个有群众聚集议政的地方，这些群众多为周边几个大型企业的下岗工人或退休职工。而这些大型企业，像西车厂、建设厂、新华印刷厂，在上世纪中国的文革时期均被卷入武斗。在此议论时政的人中，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当年也多半在此地参与过文革，因此对政治抱有高度的热情。
对薄熙来仍抱有好感的人认为，薄熙来为重庆办了实事，他为重庆修路修桥，并且把重庆卫视打造成为不播广告的公益频道。“现在重庆卫视又开始播广告了，那些贪官们高兴了鈨，又可以贪污广告费了。”一位市民愤愤地说。但这种挺薄的声音，从更早一点的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就越来越少了。中间立场的人不愿过多评论，只是感叹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薄熙来肯定是得罪了中央的某个领导，政治斗争复杂，老百姓是不明真相的”。
更多人发出了质疑薄熙来的声音，这类四、五十岁的人因为有条件上网而接触到了官方以外的媒体，因此从根本上认为薄熙来的问题很严重。在其中一场激烈的争辩中，一位三十几岁的人认为，在王立军事件上薄熙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同时也坚持认为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为重庆做了很多事。另一位五十多岁的人非常反对这种观点，他告诉众人薄熙来是“太子党”，并否认薄熙来的能力，认为换谁上去都能做。这位年长的市民最后指着他的争辩对手说：“看你人年轻，你政治上还差得很！”
薄熙来的民意基础似乎也随着他离开重庆而变得越来越稀薄。自张德江到渝上任后，重庆就开始大规模“去红”。重庆市最有名的大礼堂广场立了绿色告示牌，从三月十五日起，白天、晚上都不准许在广场唱歌跳舞，声称这些活动影响周边居民休息。而这里，曾是群众聚集唱红歌最多的地方。三月十八日，种银杏树积极的重庆市南岸区也开始大面积拆除挂在银杏树上的红灯笼。而到三月十九日晚，杨家坪步行街上悬挂的国旗也被全部拆除。
中央警卫局被渗透惊魂
亚洲周刊/中央警卫局是原八三四一部队，被认为是御林军，曾推翻四人帮。
中央警卫局被王立军渗透？这消息震撼中南海。据了解由于王立军是打黑英雄，又掌握很多先进公安技术，所以中央警卫局人员对他都很放松，也导致中央领导人来重庆时被窃听，更进而让中南海私密外泄。
中央警卫局全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原称八三四一部队，二零零零年以后改称六一八八九部队，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但是归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是中国解放军序列中一支特殊的部队，专门负责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被保护的对象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等。
中央警卫局的前身“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于西柏坡，曾经做过毛泽东贴身警卫的汪东兴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中央警卫局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御林军，在共和国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毛泽东爱与警卫战士打成一片，鼓励他们学文化，并听取他们探亲见闻。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年代，毛泽东还见过战士从家乡带回中南海的野菜团子。
一九七六年“怀仁堂事变”中，掌管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站到了反四人帮的一边，直接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逮捕。动手前，汪东兴带领全体参加行动的警卫战士向党宣誓。此举令中国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等，皆由此启动。
随后，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有杨德中（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四年八月）、由喜贵（一九九四年八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和曹清（二零零七年九月至今），杨德中被认为是邓小平的亲信，由喜贵曾担任过江泽民的警卫。（钟新）■
张倩烨：李庄上诉揭重庆打黑内幕
亚洲周刊/李庄在王立军走出美领馆前一天就由助理起诉重庆市公安局。他释放有关内幕，包括儿子暗藏录音交律师，重庆警方曾抄走其电脑后曾安装定位系统和监控软件。后续炮弹因重庆事件而稍后再发。
激荡的时代，总会带给身处这一时代的人很多惊奇。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注定成为中国法治史上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间点——这一天，重庆“打黑”的首功之臣、原重庆市公安局长、时任副市长王立军从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内被国家安全部门人员“请出”，拉开了今春中国政坛大变局帷幕。
非常巧合的是，二月七日，就在王立军走出美领馆前一天，“打黑”系列案件中的另一主角、因“辩护人?造证据、妨害作证”而入狱一年零六个月的“前律师”李庄，正在发出李庄案“第三季”的又一重量级炮弹——李庄的助理马晓军律师与其太太韩会娟正式起诉重庆市公安局及江北区分局。
李庄案第三季的大戏随着剧情的变幻引起世人关注。二月八日，李庄在他的微博上写道：“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谘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在此，提醒审讯者，要依法审讯，千万不可对‘病人’刑讯逼供。否则，我会当庭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依法维护我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条微博目前已被转发超过一万次。
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正式免去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被民间舆论广泛解读为薄熙来“入常”无戏，乃至面临刑事审判可能的讯号，同时，撤销王立军重庆市副市长一职的相关程序也在进行。薄熙来与王立军，这两位昔日重庆“打黑”中的风云人物黯然离场，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政治阴霾逐渐散开，打黑案件中的一些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李庄在去年年底低调发起的“第三季”一系列动作渐渐引起世人关注：
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马晓军夫妇起诉重庆市公安局，理由是“在马晓军被监视居住期间，两被告违反关于监视居住的相关法律规定，强迫原告与马晓军居住在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一住宅内，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强迫原告（韩慧娟）书写自愿陪同马晓军监视居住的《自愿书》，强迫原告外出逛街、吃饭、看电影，以拍摄显示他们非常轻松、自由的画面”。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被秘密抓捕二周年，李庄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再审申请书》，要求撤销重庆市渝一中法刑终字(二零一零)第十三号刑事判决书，并对该案立案再审，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是《中国青年报》发表《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 文章两周年，李庄挑选在这天起诉该报社。
有部门向他了解情况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一些问题向李庄了解情况。在中国特色法治环境下，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李庄案第三季的一系列案件或会为世人带来更多惊喜。但迟到的正义对于付出代价的个体而言，未必再是正义。以两季李庄案和龚刚模案为例，重庆打黑行动中还有哪些违法手段未被曝光？重庆打黑为中国政治提供了怎样的教训？“后薄熙来时代”的重庆和中国，如何避免“李庄案”？诸多问题留待解答。
三月十八日，亚洲周刊就“李庄事件”中的相关问题，对李庄进行了专访。
出狱前就准备控告
李庄对第三季（反攻）有什么准备？“其实，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抓我那一天，我就对他们这种行径做好了以后控告的准备。”
据李庄介绍，他执业多年来，有好多次这样的经历。二零零七年，因一个刑事案件，开庭时他对控方提交的虚假证据当庭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休庭后被当地公安机关强制带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五个小时，事后，他在北京法院起诉了这个公安机关。“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了。重庆这次事件，我也早在出狱前就做好了出去控告他们的准备。我在一季二审之前写的藏头诗，就说明了我当时的决心。”
重庆警方对李庄第三季有什么准备？其实，重庆警方在李庄第二季失败后，也曾试图准备了第三季。李庄出狱前的一天，监狱长到李庄服刑的监区，说有人要见他，李庄跟着过去一看，原来是专案组的人。李庄当时问警方：是不是第三季开始了？
李庄二季中，有一个吸毒的女人说李庄教唆她伪证，向法庭提交虚假证言，实际上这些证言是她零五年就跟别的律师说过了，李庄零八年才介入这个案子，这个录音是她前任律师转交李庄的，录音中充分说明是借款不是投资款。
李庄出狱时被警告
开庭审判那天，李庄斥责控方找来的证人，是一个吸毒成性、多次进戒毒所、生活作风糜烂、道德品质败坏的人，李庄当庭指出：她姓徐，那一百万是姓王的钱，徐说王是她丈夫，可她儿子姓苏，徐与王没有结婚证，王、徐之间怎么能生出姓苏的儿子？这么乱七八糟的问题，公诉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怎么就起诉了呢？因为这个，重庆警方说李庄诽谤了徐女，徐女已经报案，警方威胁说：有没有第三季，就看你出狱后的表现，反正人家向我们控告你了。这意思是让李庄出狱后老实一点。
但从去年六月十一号李庄出狱，他就没有闲着，每天，他都去不同的国家机关去控告、申诉重庆对他的构陷。
李庄事件，经过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包括一审的激烈对抗、二审的认罪诈降，最引人注目的是李庄写的“藏头诗”。这首“藏头诗”实际上是藏头语，是李庄在认罪书中以每段首字和尾字联成两句“被比认罪服行，础去间决神诉”（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藏头诗”使重庆公检法感觉被李庄耍了，丢尽脸面，为报复李庄，花费钜资在全国各地搜寻李庄多年来办理过的案件，寻找他漏罪的线索。
针对“藏头诗”，重庆司法各个部门至今非常谨慎的回避这个问题。据法律界专业人士分析，“藏头诗”确实将重庆司法系统弄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法律上至今不能解读李庄终审判决的法律实质和意义。
当然，这里的被“比”，不是刑讯逼供的“逼”。李庄说：“其实他们并没有对我动刑，我当时的被逼无奈，是内心的着急，急于出去，拿到藏在（当事人）龚刚模妻子病房洗手间水盆下面的录影资料，因为龚刚模妻子已经癌症晚期，唯恐出去晚了，见不到龚刚模妻子，证据丢失。所以才策划了藏头诗诈降，以求尽早出去。”
李庄第三季（反攻）计划到目前有什么进展？李庄说他出狱后，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东西，原计划是有很多炮弹往外发的，但被（王立军）领事馆事件、薄熙来事件，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李庄说：“这些事一出，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都这样了……我就怕外界说落井下石，他们雇的水军骂我趁人之危，我向来不跟他们对骂，没意思。其实大家也都明白，他们落井之前，我的石头早在去年就已经下啦。后续的炮弹，过一阵再发吧。”“去年九月十一日我向国家有关机关提交的控告书，为什么今天出来，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早就写好的。”
从李庄微博中，看出他对王立军以及《中国青年报》写“黑文”的记者、构陷他的公检法人员表示出同情。
李庄说：“网上，有一张薄熙来的照片，抬头望天，双眼含着泪，我内心也生出怜悯。同情弱者是人类的本性，再强悍的人，也都有温存的一面。本来，我是准备按计划进行的。现在，我很为难，再爆更多黑幕，真有些于心不忍。对王立军、对当时背景下违心奉命的公检法人员、记者等，我非常理解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身的工作，只是目的迥异而已，我与他们没有个人仇恨。”
为什么愿意为王立军提供免费法律谘询？李庄说：“假如真有那么一天，王需要辩护，我会竭尽全力的。依照法律，有三种人可以担当辩护人，一是律师，我现在不是；二是亲友；我也不是，第三种人，是单位或社会团体推荐的人。所以，我要担任他的辩护人，只能是第三种了，但还要有个前提，就是单位或社会团体推荐，那就是重庆公安局，或重庆市政府要推荐我，才有这个可能。为什么愿意担当这一角色，我就是要告诉他，你当政时，不拿律师当回事，在你沦为阶下囚的时候，让你知道律师的作用，同时也告诉世人，什么叫辩护制度、什么叫程序的重要、什么叫法治。”
李庄逼疯王立军？
王立军事件与李庄事件有什么关系？王立军出事后，有一位重庆警察对李庄说：是李庄把王立军逼疯了。李庄出狱后先是接受采访、后来又开了微博、再开始申诉、起诉中青报、写文章揭露真相、向最高检察院控告、马晓军起诉公安局等一系列动作，步步紧逼，导致了王的崩溃。李庄对此解释：“呵呵，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一日，是李庄刑满释放的日子。李庄说，薄熙来于六月十日带着千人合唱团到北京“迎接”李庄出狱，并于李庄六月十一日出狱当天晚上，在民族文化宫举办千人大合唱，为的是吸引社会关注度，但是没有重要领导人去捧场。
据了解，在李庄出狱前的六月八日，北京有关机关针对李庄即将出狱制定了六条紧急预案，比如去天安门、最高院闹事怎么办，去王府井、西单喊冤怎么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怎么办等。但李庄出狱后悄无声息，这些预案一套也没有用上。问及李庄，他解释道：我出来后的主要精力是寻找证据，组织反击的材料。
李庄事件中有哪些违法的情节？李庄说他是在北京被秘密抓捕的，抓他的时候重庆警方什么手续都没有，他太太也不知他去哪儿了，律师所也不知道。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有很多证据，警方都给删掉了。等李庄出狱的时候他们把电脑交给他，出狱后，李庄找专业机构鉴定，发现他的电脑里加入了一种软体，是卫星定位系统，“你拿着电脑他们就知道你在哪儿，你只要一连网，电脑里所有的资料他们都能看到，厉害吧？”李庄说。
重庆花巨资报复李庄
李庄说，重庆警方为了报复李庄“藏头诗”给他们带来的羞辱，花费钜资，派出若干专案组，千方百计寻找李庄的漏罪，他们去上海调取李庄零八年代理的孟英案全部资料，包括四十九份证据，但是，公安局向检察院只提交了四十八份，把那份最能够证明李庄无罪的录音隐蔽了，目的就是继续判决李庄有罪，让他继续坐牢。
然而，李庄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毕业的儿子，从家里一台闲置的电脑中找到了这份录音，秘密藏在身上，直到开庭前夜，悄悄交到律师手中，第二天，律师出其不意当庭出示，弄得法庭猝不及防，最终撤诉。
李庄对一个直辖市的司法系统办案中犯的一些低级、明显的错误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悲，诸如申请回避被无端驳回、证人不出庭、鉴定结论不送达被告、证据不质证、传票不按期送达、故意挑唆逼迫被告人揭发律师、销毁证据……。“用国家机器来构陷一个律师，竟然采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李庄愤慨地说。
李庄博客里有一篇文章《认罪背后的真相》，在文章中他说：“这个诉辩交易，很多人认为交易双方是我和警方，其实是龚刚模。龚被人诱导、逼迫、恐吓：举报了李庄，你可以免死。这才是中国特色的诉辩交易。”
事实上，龚刚模案创造了中国法治史上黑社会团伙几十人，老大不死，其后的好几个都被判处死刑。李庄说：叫重庆特色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法律不是这样，只是“重庆法律”这样。
薄熙来在李庄案中有什么角色？李庄说，薄熙来对李庄案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二零一零年两会期间，他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李庄说：“他可能也不了解全部内幕。不排除他的属下有煽风点火，虚假汇报，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况。但毕竟作为一个地方大员，在抓律师的问题上应该慎重啊。如果我是领导，掀起这么大的一场战役或运动，那真得需要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智囊团，因为这不是单纯的法律行动，他们打黑的积极性是高涨的，干劲是冲天的，但也是野蛮的、疯狂的。”
李庄说：“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打黑肯定没错，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都会支持的，但应该严格在法律框架之内，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你有什么出发点无所谓，起码表面上要显示公开、公正，要尊重程式。这是最基本的。因为程序是基础，基础歪了，实体肯定好不了。”
作为律师，李庄非常注重程序正义：“我做律师这么多年，接受任何案件，我都非常注重程序。重庆为了抹黑我，说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施行潜规则，凭关系捞人，可这些污蔑言辞与抹黑我的报道，非常矛盾的。（如果）我拿钱去捞人，实行潜规则，怎么可能还被他们抓起来呢。他们还诬陷我，在一次开庭后，开车撞女检察官，被男书记员挺身拦在车前，那个书记员是变形金刚吗？还报道我在东北罢庭，在重庆大骂警察，这像是一个靠拉关系捞人的律师吗？都是前后矛盾的造谣，为了抹黑我，无所不用其极。”
当记者问李庄，您怎样看待李庄事件在中国法治史中地位。李庄笑着回答：“再过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再回头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中国，是最丰富多彩、最跌宕起伏、最惊心动魄、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精采，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李庄一季二审判决，六月，国家五部委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一日，李庄出狱，八月，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草案第一次修改。十二月十二日，李庄正式向最高院提起申诉，一周后，全国人大又对刑诉法草案进行第二次修改，四个月之内，对一部重要法律连续修改，在中国历史上确属罕见。可见李庄案在中国法制中的影响。
李庄条款推动法治
李庄案中折射出来的所有法律现象和法律程序，在这次两会通过的刑诉法修改中，基本都得到了体现，如侦查阶段律师身份的问题、会见手续问题、不受监视监听问题、刑讯逼供证据非法排除、证人必须出庭、律师伪证罪异地侦办、先审本罪再审衍生罪等，这些都得到了完善和体现。
很多参与修订的专家也说，这是李庄用自由换取的进步，讨论时提了很多都是“李庄条款”。
李庄对记者说：“每一次法治的进步，甚至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我的坐牢，能够换取中国法制的进步，那当然值了。我当年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愿用自己的自由，去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向前迈进一小步。”■
陈有西：以权力斗争解读重庆事件过于浅薄
亚洲周刊/随着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李庄案又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最早声援李庄、质疑重庆打黑合法性的律师陈有西，也再次被媒体关注。陈有西认为，现在重庆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李庄案和王立军事件本身，而是中国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又一次重要选择，因此，如果简单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无疑是过于表象和庸俗的。这是中国坚持改革路线三十年后，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的大问题。
2009年12月12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刑辩律师李庄因代理重庆龚刚模涉黑案件，而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重庆方面逮捕，一时震动全国。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近20人被捕》一文，引发媒体界和法律界广泛的批评和质疑。陈有西当天奋笔疾书，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长文《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首次系统地全面地剖析重庆打黑变“黑打”，批判重庆践踏法治、忽视人权，从而打响了质疑批判重庆路线的第一枪。
在《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之后，陈有西又连续写了《论打黑》、《论律师》、《论智库》、《初步可以判定李庄无罪》等系列文章，产生了持续而又广泛的社会影响。李庄案二审开庭时，陈有西受委托成为李庄辩护律师，成为重庆风暴眼中李庄案的主要当事人，因此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过，陈有西不改初衷，继续为李庄、为中国刑辩律师的困境、为中国的法治疾呼。他不断在报刊上撰文，并于2011年在《南方周末》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一文中大胆指出：“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他在全国各地演讲，认为中国深层次体制改革的机遇已经到来，法律人应有起码的职业精神和道义担当，应当以积极合作的态度支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法律人是善意的批评者，更应是合作者。
在李庄案之外，陈有西还受理了几起有广泛影响的案子。他既为浙江因涉嫌非法集资而被判死刑的吴英说话，也在辽宁沈阳的小贩夏俊峰命悬一线时，无偿法律援助，接手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他又撰写文章《法律人应理性对待王立军》，认为：“当年我们要求王立军用法律公正的渠道对待律师，保障律师的辩护权。现在他出事了，也希望司法机关公正对待他……”
无论是小贩夏俊峰还是富豪吴英，甚至是自己昔日的对手王立军，他只以一个标准去看待，那就是法律。这是一个法律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个原则不但在司法实践上受到挑战，而且也被一些普通百姓不能理解。他也曾因为李庄辩护，而被一些人攻击。在中国践行法治，任重而道远，但他却一如既往，为中国法治进步继续前行。
以下是陈有西接受专访的摘要：
亚洲周刊：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已经代表中央否定了重庆模式，而率先对重庆一些做法提出质疑的是您和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尤其是您，最早发了长文评析李庄案，质疑重庆是用非法治的方式治理社会，最早发出预言重庆会走向歧路。从当时来说，是什么让您站出来？这几年来是不是遇到很大压力？
陈有西：温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比较含蓄地评价了重庆的一些做法。我觉得他的讲话是深思熟虑的。其实重庆从来就谈不上什么模式，无论唱红保持正统思想、还是打黑惩治恶性犯罪，还是惠民发展经济，各省一直在做。重庆之所以自我造势成一种“模式”，只是把大陆中国近年的一些极左思潮，利用地方极权，违背多数干部的意志，搞一言堂，特别是滥用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极端化地付诸实施、通过“唱红”表达出来而已。
很多人，包括海外一些分析家，总是把重庆事件看作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说是太子党或团派斗争，这是过于标签化和简单化了。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分野。高干子弟中有很开明进步的，也有很守旧顽固的，还有很极左极端的；青年团成长的干部中有很多很优秀的有民本思想的，也有很趋炎附势、非常平庸的。思想观念也是互相交叉的，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因此解读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浅薄表象的。重庆发展道路的兴衰，其实是一种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较量。
我当时站出来阻击重庆违反法治方式的“打黑”和迫害律师，并没有太多的政治上的思考，我只是一个律师，已经相对远离政治。只是出于一种职业敏感，发现抓李庄律师是一个错案，程序上和实体上都严重违法。作为同行应当帮助声援他。中国错抓律师已经很多，我原来也不会特别去关注。是《中国青年报》的那篇全面诋毁中国律师制度和刑事辩护制度、完全漠视人权保护底线的文章，才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数天内写了《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和重庆三论《论律师》、《论打黑》、《论智库》。我当时并不知道中青报文章是重庆市公安局的通稿，更不知道是主政者审定过的调子。但是我一出场，就已经没有退路了。等到发现危险和压力，我已经受理了李庄案件。这时我开始冷静思考分析，知道必须坚持下去不退缩，为法治而战，也作好了一切后果准备。
亚洲周刊：具体来说，重庆违反民主法治、倒行逆施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有西：我对重庆主政者的观察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百姓对政治家有一种天然的仰望，“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作为一个执业律师，轮不到我对他评头品足。李庄案我起先认为只是他的助手在帮倒忙，他的打黑的良好策略，被执行偏了，“种了龙种，收获跳蚤”，是身边谋士和执行者的责任。因此写了《论智库》提醒他们。在抓李庄的初期，我认为公安迫害李庄，他高层不一定了解真相，不是故意为之，因此写了《论律师》，提醒重庆不要同律师为敌，律师是理性社会的法治力量，不是敌人，“失律师者失天下”。但是后来通过他的人代会上的讲话，知道他是完全知道李庄全案真相的，是要明知无辜也要杀鸡惩猴。这时让我开始关注他的人品和政治目的。
我是从个案开始观察、了解重庆，在实际案例中发现其违法问题，再发展到宏观上观察重庆到底在干什么，想要什么，才逐步看清其基本路线和个人欲望上的问题的。说实话，我原先对那位主政者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他有作为的愿望，敢干的魄力，出众的口才，中国政治近年来过于无所作为和沉闷、守旧，需要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他好象是。但是通过实际司法案例观察，逐渐认清了其所作所为的权治作风和对法治的肆意破坏，甚至故意摧毁法治体系以实现其既定的个人目的，我慢慢从怀疑转向了坚定地阻击立场。因为他的成功，将意味着把中国带向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好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我那时是明知了可能后果，而作好准备冲上去的。
中共党史里一直有很多的路线斗争记录，特别是新中国时期，其实都是一种权力斗争，因为毛主席时代不管谁施政，基本路线都没有大的变化，说不上路线的改变。而重庆事件，却真的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本质上是一种路线斗争。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重庆这几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执政者利用手用的强权，强推一种复辟的意识形态，否定已经写入中国《宪法》的多元市场经济模式和“依法治国”模式，摧毁法制，迷信权力，用高负债和摧毁剥夺民营经济的方法均贫富，用短期好处讨好底层民众，用虚假的宣传数据欺骗人民，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否定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级发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领民众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毁富人、均分资产、回到共同贫穷。
外部表现就是：唱红，打黑，民生实惠，这三个口号都很能够迷惑一些人，其严重的后遗症，没有两三年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央调整重庆班子后，一些底层群众一时想不通，还以为原执政者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评价，管你什么目的，只要给我实惠我就拥护你。这需要时间和真相，人民才能够明白。
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符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的。权力的继承需要回顾传统，反思业绩，让人民感恩。但是重庆将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脑化，强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愚弄。这同违背自然规律大种银杏树一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打黑，从邓小平彭真1983年组织“严打斗争”开始打击流氓团伙，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过，各省都一直在打击。中国的治安问题不是打得不够，而是管理出了问题，中国的死刑是国际上最多的国家，严刑竣法并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会。而重庆打黑，出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将大量合法民企中的个别违法行为拨高为“黑社会组织基地”，导致了严重的打黑扩大化和定性错误；二是为达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个人权力的王立军，怂恿警察严重破坏国家成文法的规定，放纵刑讯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辩护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判决前，就违法拍卖处理涉案财产，将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个人财产，搞打黑展览，没入国库先期使用，对民企财富进行权力化转移，出现了许多的冤假错案。这个真相随着复查的进行，会慢慢暴露出来。
惠民，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在强调的执政理念。也是重庆现在很多人怀念前主政者，为其评功摆好的主要原因。从现有的不完全的重庆披露的信息看，一是高投入高负债，二是处理打黑资产，三是利用身份获得其他省区和中央企业和银行的投放，四是大投入搞市政形象工程，五是高压态势下的治安整治，六是虚假数据和评级，七是加大唱红正面宣传力度。这些措施中不能说没有出于政绩努力的正确做法，但随着重庆经济真相和财政数据真相的揭示，重庆是真正的有发展后劲的经济成功，还是导致严重后遗症的形象工程，社会才会明白。
亚洲周刊：有分析者说：向重庆的倒行逆施打响第一枪的，是法治力量，是律师。如何评价李庄案的历史意义？法治的观念在中国是不是已经深入人心，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陈有西：我们自己来说这样的话，可能会引人非议。但是，李庄案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意义，现在正在显示出来。现在看来，我们为数不多的法学界人士，在当时的严竣环境下，率先进行的这场抗争，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保卫战的第一枪，成了重庆命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让全国百姓包括国家高层开始真正审视重庆在进行的所作所为。是我们揭露的重庆打黑中出现的严重的非法治手法，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律界人士、新闻界人士和学者的质疑，导致了民众的客观独立的分析判断。如果把李庄一季理解为法治力量的防守阶段，李庄二季的撤诉是法治和人治力量的相持阶段，而王立军的出走和主政者的非正常下台，是近年慢慢崛起的法治力量的初步获胜阶段。但是说法治力量完全获胜为时尚早。
以前，中国政治一直是权力和权力进行斗争。而这次，完全是不对称的法治和权力在斗争。是蚂蚁和大象的战争。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和背景，只有国家的成文法，和天下公理，还有就是信息社会的高度公开化后民众舆论的支持。值得庆幸的是，我一直没有受到直接的干预和压力，相反后期有很多的体制内外力量和民众力量的支持。因此我一直很有信心，在各地演讲中一直判断中国的法治基础已经基本具备，会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我觉得中国的法治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谁阻挡就会被时局淘汰。我分析的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中国已经有了三十年经济改革成功积累的经济基础，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执政者是自信的；二是有了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滞后，导致的大量社会矛盾的倒逼因素，证明十多年中强权维稳是失败的，必须回到依靠法治进行疏导的道路；三是中国已经有了二十多年法学院教育培养的近四百万法学专业人才，在体制内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有五个五年的普及法律知识教育，法律知识的普及，人民权利意识觉醒，民智已开；五是有了“法律体系建成”的三百多部法律、二万多个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的成文法工具，律师有了校量强权的武器；六是有中国已经加入的35个国际人权公约和议定书，有国际开放环境的影响、中东东瓯变革的教训，中国不可能逆世界潮流而往回走，门已经关不了；七是信息时代不可阻挡的公开化舆论开放的浪潮的冲击；八是执政党内部改革开放意识的提高和开明政治力量的积聚。因此，中国走向法治将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亚洲周刊：有人认为：“对乌有之乡和那些为文革翻案的一些文人，不能心软。我们也应该有一部法律，类似德国反纳粹法案，谁为文革翻案，就是犯罪！”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有西：我很少去看那个网站，但是流出来的一些文章看后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一个社会要保持多元的声音，甚至应当经常有反对的声音，这样才能够让政治人物和公众兼听则明，保持一种全面理性的思维。中国大陆这几年是有很大进步的，网络舆论虽然有很多屏蔽和删贴，但是比较开明的杂志网站和《乌有》这样极端仇视改革开放、为文革招魂的网站，一直同时存在。体现了执政当局的一种宽容、开明和自信。但是乌有上很多文章是化名写的，少数实名人物也不是真正论证说理，而是用文革大字报式的语言，极端的思维，对人身进行恶毒攻击，自己用隐名的方式，批评攻击别人却是指名指姓的，甚至写作不堪入目的煽动仇杀、侮辱、诽谤、残酷斗争的文章，毫无政治性、学术性可言，根本没有办法让人作为一种学术问题去进行对话和探讨。信息社会是自媒体时代，没有了编辑和出版社的审查，但是不等于没有基本的言论边际。也不能没理就用谩骂进行论争。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主张关闭这种网站，而是应当对其编审人员进行调整和基本文化素质的培训，观点可以保持，起码做到语言文明。如果不能改正，继续煽动仇杀，侮辱，散布诽谤谣言，则已经触犯刑法和民法中的名誉权条款，可以进行民事和刑事责任的追究。
亚洲周刊：对重庆逆流的整肃，会迎来新一轮的改革吗？温家宝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的悲剧就会重来。如何理解？
陈有西：这次重庆事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想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这是对近十年中极左回潮的真正有力的阻击。邓小平说未来中国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这次阻击表明了高层现在的基本执政方针。高层是清醒的，是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的。重庆的做法很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想回到单一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以打黑的司法手段进行第二次均贫富摧毁民营经济；经济运营回到计划经济政府操控的模式；在思想意识上回到对人的专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需要法律而依靠强权人治的社会。如果重庆的做法推向全国，意识形态、民营经济、法治秩序都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温家宝总理的判断是有依据的。
重庆下一步，会不会带来一种政治新局面，有待观察。最大的可能是不折腾，保持表面上的表态一致，平稳过渡到十八大，对人也软着陆；这种方法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也无法消除唱红的意识形态基础，甚至会有人怀念那种“唱红打黑”，为下台人物叫屈；重新掀起唱红打黑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会保留下来。一种是揭示真相，把重庆的所有真相，包括冤案的复查、经济全局和数据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人民，让人民知道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知道重庆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最终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
亚洲周刊：新一轮改革应朝什么目标迈进，会起到什么作用？
陈有西：中国改革目前面临着多种情绪，一种是怕改情绪，一种是急躁情绪。有的主张改良，有的则对改良完全没有信心。对形势判断也大相径庭，有的认为政权很强大没有任何危险，有的则认为危机四伏随时会有大事发生。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经验和实际积累，而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没有全面的准备。畏惧情绪、担心失控的情绪是普遍的。最后连探讨都不能正常进行。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一是要从七千五百万党员开始，从党内民主开始，自下而上的改革很有可能导致失控；二是落实宪法和选举法的原则，参照广东乌坎模式，尊重人民的选举权；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司法改革入手，建立符合宪法独立审判原则的超脱的法院，为政治改革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提供一个理性解决的途径，维系社会公平；四是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越势，逐步放开舆论控制，让人民有独立判断力，用公开化制约权力揭露问题反腐败。六是利益集团要有胸怀和危机意识，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七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和解。目前的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意识形态矛盾，都非常严重，社会层级分裂，应当要有一种和解和超越自我利益格局的胸怀。
陈有西小档案
一九五五年生，浙江宁海人。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77级文革后首届大学生，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研究生)班结业。曾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曾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负责人、浙江财经学院首任法律系负责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法律硕士（JM）导师。
1999年专职从事律师业，2007年组建京衡律师集团。任董事长兼主任，辖五所200余位律师和助理。钱伯斯排名连年中国大陆影响力排名前20位，华东地区一类律所。《时代周报》2009年年度“时代人物”、《都市快报》“年度新闻人物”、《中国律师》2010年度新闻人物、《中国新闻周刊》2011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位中国魅力人物”。已经出版法学著作十余部，其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一直位居大陆法律界浏览量首位，达4290余万。是一位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型的中国著名律师。
揭秘：周永康为何力保王立军？要从盘锦打黑说起
博讯/博讯最新消息，王立军已经由国安交给中纪委。
周永康力保王立军，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并非所谓的网络谣言，也不是别有用心者拼图取意，更不是毫无根据的坊间猜测。揭秘这样的事实，还需要从十年前王立军盘锦打黑说起。博讯日前报道，为了自保，周永康阻止将王立军由国安部交给中纪委。博讯最新获悉，王立军已经在中纪委手上。
2002年秋，身为铁岭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奉辽宁省公安厅之命，作为总指挥专门负责盘锦打黑
经查，1993年至2002年间，在辽宁省盘锦市以刘晓军、吴英等人为首的“黑社会”团伙通过走私、盗窃、赌博、强迫交易等手段，聚敛了大量钱财。该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在盘锦地区称霸一方，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几年间该组织迅速发展，先后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盗窃、走私、贩卖毒品、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赌博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地破坏了盘锦地区的经济、社会秩序。
王立军在指挥这次打黑行动中发现，这些黑恶组织在以商养黑的同时，积极寻求政治和法律庇护，通过赠送高档轿车、金钱等手段大肆贿赂、拉拢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使其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个别民警甚至成为共犯罪同谋、同伙。在这些案件中，公安干警“养黑”、“护黑”，执法犯法，搞权钱交易、警匪勾结的特点非常典型。维护一方治安的部分公安民警彻底堕落。他们与当地“黑社会”犯罪分子同流合污，利用手中权力为黑社会犯罪提供掩护和帮助，个别人甚至直接参与犯罪活动。这些人中，管枪的贩枪、缉毒的贩毒、打黑的涉黑、关人的放人、管牌的卖牌，他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为了个人利益，卖身投靠了“黑社会”。这个有盘锦市至少22名公安干警涉案其中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让当年的王立军感觉到背后的压力很大，但是王立军还是顶住各种压力，让盘锦地盘上多个黑社会组织、一批黑社会头目、221名犯罪嫌疑人和当时的盘锦市公安局副局长、派出所长、看守所长、缉毒支队长、治安科长等受到了严惩，此案当时不仅在盘锦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在整个辽宁省也曾经轰动一时。
王立军与周永康的“深厚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从周永康的简历中可以看出周与盘锦市的渊源究竟有多深。
周永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
1970－1973年 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团区域室技术员、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1973－1976年 辽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处长
1976－1979年 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
1979－1983年 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兼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物探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指挥
1983－1985年 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副书记，辽宁省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
周永康从上个世纪70年底起从油田技术员起家，一直做到盘锦市市长，在盘锦连续干了15年。王立军2002年的打黑，不经意地打到了周永康的老巢。
知情人回忆：王立军在盘锦打黑进入到实质性的攻坚阶段的时候，黑社会的头目们为了保命，纷纷供出自己幕后的老板，被王立军拘捕。其中有两个老板的父亲就是当时盘锦市的“通天人物”，据说曾经是周永康在盘锦的老上级。为了儿子的事情，两位老上级星夜驱车直奔北京周永康的宅邸，向周永康求救；还有一个版本称周永康的直系亲属（妻妹）也参与了他们儿子的生意。这样，在周永康的直接干预下，盘锦打黑不得不在取得阶段性辉煌战果的时候终止。当时，周永康为了了解案情，命令王立军亲自进京向自己汇报整个盘锦的打黑情况，并要求王立军停止在盘锦的进一步行动，这是王立军有幸得以单独与周永康会面，同时通过这样的交易逐步加深了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此后，王立军利用各种各种机会向周永康表示了自己的衷心，包括逢年过节的拜访甚至参与周永康的家庭聚会，与周永康的干儿子孔涛就是那时开始相识并相熟的。
王立军调到重庆和快速升迁都由周永康安排
薄熙来入主重庆，并决心在重庆打黑后，认为由他的密友兄弟王立军操刀最为合适，因为薄熙来在辽宁任省长期间就非常欣赏王立军的行事风格，两个人关系也非同一般，于是在2008年调王立军由锦州市公安局长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当然，公安部那一关必须由周永康签字通过。
薄熙来在西南一隅的唱红打黑成功，中央政治局常委除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外，都特意到重庆给予充分肯定，吴邦国、贾庆林、周永康、李长春四大左棍更是力挺；薄熙来与中国军界的频繁接触尤其是对成都军区的自以为掌控，更加坚定了自己入常的信心，于是竟私下许以王立军：一旦接替周永康成为政法委书记，王立军会在两年内出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三年内任公安部部长，届时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逐步控制整个国家的军警权力，直至统御全国。薄熙来还曾经私下对王立军说，基辛格来重庆访问的时候，几次提到美国兰德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将来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智囊机构，把包括党政军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精英人才都秘密笼络一起，成为自己的决策核心，这个秘密机构由王立军组建并全权负责，为薄熙来服务，王立军对此也极有兴趣和信心。
薄熙来与王立军的分裂就在2012年的除夕前夜
薄熙来与王立军的分裂就在2012年的除夕前夜，具体原因现在出现多种版本，无法得知全部真相。但是有一个真实的细节是，2012年的腊月23，中国农历小年之后，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在极小的范围内，还谈论广东乌坎事件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央对广东处理此次事件的态度，当时在场有人说，这次乌坎事件的处理失败因为汪洋的软弱和右倾，这样的事件一旦全国效仿起来，党中央将无法收拾，红色江山将面临变色；如果是重庆，我们早就采取坚决手段镇压下去了，根本不会让国外记者报到出去。薄熙来在那个场合暗示，来自北京高层个别人的消息是，他的入常对手汪洋很可能在乌坎事件上失分于中央，乌坎不但成为汪洋的滑铁卢，中央也将趁机对党内的自由派进行打压甚至清洗。薄熙来还让大家做好准备，一切服务于重庆大局。对于薄熙来王立军等人来讲，这是一次非常鼓舞人心的小型聚会。
世事难料：几天后，王立军被薄熙来免去公安局长职务，彻底交枪；两天后，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重庆雾都，迷雾重重！
博讯曾发表消息人士爆料：王立军同意走出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正是因为周永康答应保证他安全，并承诺帮他避免处分。周永康通过他的干儿子，与王立军相熟的亚洲大酒店总经理孔涛随国安部邱进副部长去成都进入总领事馆并传递相关信息的。
前文交代过，王立军在盘锦打黑时认识了周永康和孔涛，周永康、王立军、孔涛又一起做了十几年的交易，王立军当然掌握多年来周永康及家人亲信的重要材料。王立军清楚地知道：周永康即便为了自保，也要全力以赴去救他。
周永康救王立军 激怒了胡锦涛、温家宝
周永康想救王立军，他觉得自己真有那么大的能量，因为他掌管这么多年的司法系统，手中有几百万的警察和几百万的武警，在中央没有人敢在他头上动土，所以他才敢理直气壮地到两会重庆团驻地为薄熙来撑腰，公开向胡锦涛温家宝叫板；薄熙来因为有周永康支撑，也敢向胡锦涛温家宝示强，称重庆的唱红打黑得到了中央政法委鼎力支持。
薄熙来、周永康做梦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出格举止和言论激怒了温家宝，同时也让胡锦涛下不来台；薄熙来甚至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公开要求胡锦涛去重庆肯定他的成绩，这不得不让温家宝愤然出手，胡锦涛痛下决心。
据北京观察人士讲，这次薄熙来的倒掉或许才是骨牌里的中间张，前面有王立军，后面肯定还会有倒下者，我们且听一阵接一阵的轰然之声……
何挺出任重庆副市长及公安局长 王立军免职
3月23日上午，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任命何挺为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副市长、公安局长职务。何挺曾于2009年3月至2012年3月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2012年3月起任重庆副市长、党组成员，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
华龙网3月23日12时讯 今日上午，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何挺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决定免去：
王立军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附：何挺简历
1979.08——1983.07 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刑事侦察专业学习
1983.07——1984.08 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干部（其间：1984.01——1984.08下派北京市公安局实习）
1984.08——1993.09 公安部刑事侦察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
1993.09——1996.01 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反恐怖处处长
1996.01——1996.10 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助理巡视员
1996.10——2002.04 公安部刑事侦察（查）局副局长
2002.04——2003.07 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长兼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03.07——2007.0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
2007.03——2008.11 甘肃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其间：2004.05——2008.05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学习）
2008.11——2009.03 青海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 、党委书记
2009.03——2012.03 青海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党委书记
2012.03——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新闻回顾：王立军被免去重庆副市长职务 何挺拟调任
3月15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王立军被免去重庆市副市长职务。青海省副省长、公安厅长何挺拟调任 重庆市副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