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10/全球华人认祖归宗图谱:回归平民的历史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晓鹏/家谱本是平民百姓的历史,也应由平民百姓来写。而此次《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作用不只在寻根问祖,它是平民历史的回归——让它回归历史的本来地位之中。这是一个溽热的日子,在上海图书馆二层的一个小阅览室里,董孝忠已经在电脑前耗了一整天,这些电子设备让他的手指显得有些笨拙,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心情,他在通过这些查询终端碰运气。

除了耳背,很难看出董孝忠今年已75岁高龄,典型的东北人身材,说话带着膛音,这让他看起来矍铄、有力。年轻时,董孝忠是一名抗美援朝战士。尽管现在已经离休多年,他仍然“转战”全国各处,战斗目标很明确——让董姓人都能认祖归宗。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董孝忠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的计划,“我们姓董的在全国一共有736万,目前大约有七分之一我已经联系上了,我现在着急的就是要把董姓的家谱搞一搞”。

这次来上海图书馆,老人便是想找一些对他有用的董氏家谱。但运气似乎并不好,他找到了41种,大部分是南方的董姓家族。“都是重复的”,老人说。这种情况即将得到改变,几乎囊括全世界华人家谱的《中国家谱总目》已近编纂尾声。届时,这部《总目》将会有一个电子版本,在网上可以查阅,董孝忠将不用再转战全国,从一部《总目》中,就可知全中国的董姓家谱的分布与大致内容。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就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现在,在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就在做这样一件“盛业”:编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华人家谱目录——《中国家谱总目》,这个被列入国家“十一五”的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上海图书馆是全中国收藏华人家谱最多的地方。《中国家谱总目》主编、现年67岁的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王鹤鸣告诉记者,他看到自己的家谱,就是在自己所在单位的馆藏文献中。那是一套修于1949年的家谱,10多本,铅字印刷,上面已写有王鹤鸣的名字以及出生日期。在王鹤名儿时记忆中,这样的家谱每房一部,因为没有祠堂,家人把家谱存放在祭祀祖宗牌位的神龛旁边。

在上海图书馆,类似的家谱藏有18000余种,它也促使了上海图书馆成为《中国家谱总目》的主编单位。有意味的是,这些馆藏的大部分,是上海图书馆在建国后至“文革”间收集的,而在这段历史时期,家谱是被视为封建糟粕,人人都弃之不及。上海图书馆能收这么多家谱,跟一个人有关,就是上海图书馆的老馆长,已故版本目录学专家顾廷龙。

顾廷龙,从辈份上说,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叔叔,但年纪小于顾颉刚。上世纪30年代末,顾廷龙便与朋友创办合众图书馆,专事保存亲朋好友的藏书以不至流散。这其中就包括对家谱的收藏。一直到解放初期,合众图书馆收藏家谱逾400种,成为特色馆藏。但真正大规模收藏家谱,是在解放之后。1958年,前身为合众图书馆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廷龙担任馆长。从这之后,上海图书馆开始大量收集包括家谱在内的古籍文献。

然而这个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结束,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取代传统的宗族社会,作为宗法制产物的家谱自然成为封建“毒草”,被当作垃圾。出于思想改造的需要,家谱在一夜之间被请出家门,送到废品收购站,再被送到造纸厂化浆。这让了解家谱价值的顾廷龙寝食难安。他多次向主管单位申请,以文献保存的名义要求对家谱等旧籍进行收购。

在得到同意的批复后,顾廷龙带着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四处奔走,足迹遍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几年间,收购家谱达5800多种,计47000余册,在那个年代,在同类文化单位中,创了一个奇迹。从那以后,收藏家谱就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项日常性工作。在已故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赵兴茂的主持下,图书馆又从各地的古旧书店陆续采购家谱将近3000种、27000余册,再加上前后各方捐赠,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已经达到11000余种,蔚为大观。

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民间修谱开始陆续恢复,最早出现的多为福建、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以福建最为典型。这跟与福建近在咫尺的台湾同胞有关。众多的台湾居民本来自大陆,尤其在福建省,同一家族甚至同一家庭分隔海峡两岸比比皆是。在1987年之前,台湾同胞无法回大陆省亲,思乡怀旧的情怀使1949年后的台湾出现一股修谱热。两岸恢复往来后,台湾同胞开始认祖寻亲,大陆亲族便也受修谱热感染而重修家谱。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们生活渐趋改善,对精神慰藉的渴望愈发强烈,修谱现象也渐趋增多,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内地省份。

不过,早期在民间重修的家谱,都是偃旗息鼓、小心翼翼地进行,很多人采用了以修方志的形式来修家谱,也因此,在那些年新修的家谱中,常可以看到内容中多有对村里事件或是村办企业的记载。在这个背景下,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大量家谱也只能静静地堆在角落里,长乐路书库、龙吴路书库、徐家汇藏书楼,承载着生民历史的纸张在那里经年接受尘封、虫蛀、霉变的侵蚀,历史因此而千疮百孔。“从1996年开始,我们专门成立了修补组,10多万册家谱中,目前已经修补了约4万册。”王鹤鸣说。

也正是从1996年开始,上海图书馆新馆开始启用。其时王鹤鸣担任图书馆党委书记。正是在其主持下,上海图书馆对家谱由收藏进入到整理,家谱阅览室在1996年底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谱牒阅览室。作为公立文藏机构,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的设立可以被视作对家谱松绑的标志。它表明,从此往后,这个“错事”不算错了。而且在此之前,关于家谱的话语更多是在学术层面和知识精英阶层,而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客观上在向民间昭示,这一领域将更多地向平民百姓开放。

从2000年开始,登录上海图书馆网站的读者可以发现一个新链接——家谱数据库,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来搜索某个姓氏的家谱信息,比如孔子的《孔子世家谱》、毛泽东的《韶山毛氏五修族谱》、刘少奇的《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荣毅仁的《无锡梁溪荣氏家谱》等。这是上海图书馆从1998年起开展的一个工作,在两年多时间里,把上海馆藏的约17000种、110000余册中国家谱编纂成提要式目录,供学者和普通读者检索。正是在这个工作基础上,才产生了编纂《中国家谱总目》的动机。

顾燕是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中国家谱总目》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此前建立“家谱数据库”的参与人,她说,“已经开辟的家谱阅览室,查阅范围是我们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家谱。但我们觉得有缺憾,因为有些人来之后查不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他家里没有修过谱,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家的家谱可能在其他地方,比如其他省份甚至海外……所以客观需要我们把全世界的家谱搞一个集成性的联合目录。”

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文文献资料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上,《中国家谱总目》正式立项,上海图书馆成为此项目的主编单位。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家谱联合目录,涉及到海内外众多文藏机构的合作,它将为查询者提供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家谱路线图。2000年11月,在上海图书馆的组织下,海内外25个成员单位举行联合会议,召开第一次总目编纂会议。“最初的设想是用三年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但进行之后,发现涉及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结果到目前已经进行了六年多的时间。”《总目》总编王鹤鸣说。

在谱牒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按照“《中国家谱总目》著录项目表”填写家谱的相关信息。在项目表中,罗列着书名、责任者、版本、载体形态、附录、先祖、收藏者等条目。“一般的目录,只要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几个要素就可以构成一个简要的目录。但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你的始祖、始迁祖,祖上有什么名人,迁徙过程等等。”顾燕说。这种提要式目录对编纂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想完成一张项目表的填写,至少要把家谱翻开,读读序跋,提炼需要的信息。“但家谱的信息都是由各地的人员在撰写,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时候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说。很多时候,对方发来的项目单上只写了一个简单的书名。这给谱牒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汇总编纂时增加了很多困难,经常要一遍遍与合作单位沟通协商。

此次总目编纂,除非洲、南美、中东地区之外,各大洲均有覆盖。其中,上海的家谱最多,约18000种,其次是台湾,为10234种,北京排在第三位,8102种。而在海外,北美、日本家谱数量较多。欧洲的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都有华人家谱收藏,但数量较少。以英国为例,约有华人家谱100多种,虽然量少,但全部是解放前修的旧谱,质量很高。在国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的数量仅次于上海图书馆,但质量高,尤其以少数民族家谱极具特色。

在诸多的合作单位中,特别要提到位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这家图书馆是一个专门收集各国死亡者档案资料的图书馆,这与其摩门教教义背景有关。该图书馆不但负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汇集工作,在上世纪中后期,他们还曾在台湾、日本制作了大量中国人家谱的微缩胶片,数量达17099种之多。据王鹤鸣介绍,该图书馆提供的中国人家谱微缩胶卷的目录信息,大大补充了《中国家谱总目》的内容,他们还给以此次目录编纂以大量资金帮助。

截止目前,上海图书馆共收到“家谱项目表”达76000余份,去除重复的复本,家谱总目的规模大约在47000种以上。《中国家谱总目》主体内容将在今年年底定稿,之后会对《总目》编制索引,预计将于一年后正式出版,同时推出的还将有升级版的“家谱数据库”——像董孝忠老人这样的寻谱人再也不需要各地奔波了。每当向别人介绍自己,董孝忠会提及,他是董仲舒的第76代孙。只要说出是什么地方的董姓人,老人便可以讲出这支董姓家族祖上的变迁,这是多年来奔波的结果。

在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的门边,坐着管理员陈乐民。如果按照陈乐民的定义,董孝忠应该是被称为“谱痴”的一类人。六年来,陈乐民一直在这个阅览室里工作,像董孝忠这样对家谱越来越感兴趣的读者,他每天都会遇到。他们慕名而来,直奔这个处于图书馆二楼东侧的小屋,寻根问祖。“他们有学者、有高校学生,主体还是普通百姓”,陈乐民说,“以前,家谱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的,现在国家也不干预这个事情了,盛史修谱,经济发达了,生活好了,大家在精神、文化上面的需求就显露出来了。”

在这次《总目》编撰过程中,仅中国大陆地区,就有3000余种家谱是由民间私人珍藏捐赠给图书馆的。王鹤鸣介绍,这些民间捐赠的家谱,绝大部分是这些年来重修的新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回忆,曾经有一个江苏“是”姓的家族,在家谱修好后,特意为之做了一个红木盒子,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据其族人讲述,“是”姓在国内只有两支,一支在常州、一支在苏州。

家谱本是平民的历史,也应由平民百姓来写。而此次《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作用不只在寻根问祖,它是平民历史的回归——让它回归历史的本来地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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