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晓鹏／家谱本是平民百姓的历史，也应由平民百姓来写。而此次《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作用不只在寻根问祖，它是平民历史的回归——让它回归历史的本来地位之中。这是一个溽热的日子，在上海图书馆二层的一个小阅览室里，董孝忠已经在电脑前耗了一整天，这些电子设备让他的手指显得有些笨拙，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心情，他在通过这些查询终端碰运气。
除了耳背，很难看出董孝忠今年已75岁高龄，典型的东北人身材，说话带着膛音，这让他看起来矍铄、有力。年轻时，董孝忠是一名抗美援朝战士。尽管现在已经离休多年，他仍然“转战”全国各处，战斗目标很明确——让董姓人都能认祖归宗。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董孝忠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的计划，“我们姓董的在全国一共有736万，目前大约有七分之一我已经联系上了，我现在着急的就是要把董姓的家谱搞一搞”。
这次来上海图书馆，老人便是想找一些对他有用的董氏家谱。但运气似乎并不好，他找到了41种，大部分是南方的董姓家族。“都是重复的”，老人说。这种情况即将得到改变，几乎囊括全世界华人家谱的《中国家谱总目》已近编纂尾声。届时，这部《总目》将会有一个电子版本，在网上可以查阅，董孝忠将不用再转战全国，从一部《总目》中，就可知全中国的董姓家谱的分布与大致内容。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就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现在，在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就在做这样一件“盛业”：编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华人家谱目录——《中国家谱总目》，这个被列入国家“十一五”的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上海图书馆是全中国收藏华人家谱最多的地方。《中国家谱总目》主编、现年67岁的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王鹤鸣告诉记者，他看到自己的家谱，就是在自己所在单位的馆藏文献中。那是一套修于1949年的家谱，10多本，铅字印刷，上面已写有王鹤鸣的名字以及出生日期。在王鹤名儿时记忆中，这样的家谱每房一部，因为没有祠堂，家人把家谱存放在祭祀祖宗牌位的神龛旁边。
在上海图书馆，类似的家谱藏有18000余种，它也促使了上海图书馆成为《中国家谱总目》的主编单位。有意味的是，这些馆藏的大部分，是上海图书馆在建国后至“文革”间收集的，而在这段历史时期，家谱是被视为封建糟粕，人人都弃之不及。上海图书馆能收这么多家谱，跟一个人有关，就是上海图书馆的老馆长，已故版本目录学专家顾廷龙。
顾廷龙，从辈份上说，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叔叔，但年纪小于顾颉刚。上世纪30年代末，顾廷龙便与朋友创办合众图书馆，专事保存亲朋好友的藏书以不至流散。这其中就包括对家谱的收藏。一直到解放初期，合众图书馆收藏家谱逾400种，成为特色馆藏。但真正大规模收藏家谱，是在解放之后。1958年，前身为合众图书馆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廷龙担任馆长。从这之后，上海图书馆开始大量收集包括家谱在内的古籍文献。
然而这个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结束，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取代传统的宗族社会，作为宗法制产物的家谱自然成为封建“毒草”，被当作垃圾。出于思想改造的需要，家谱在一夜之间被请出家门，送到废品收购站，再被送到造纸厂化浆。这让了解家谱价值的顾廷龙寝食难安。他多次向主管单位申请，以文献保存的名义要求对家谱等旧籍进行收购。
在得到同意的批复后，顾廷龙带着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四处奔走，足迹遍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几年间，收购家谱达5800多种，计47000余册，在那个年代，在同类文化单位中，创了一个奇迹。从那以后，收藏家谱就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项日常性工作。在已故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赵兴茂的主持下，图书馆又从各地的古旧书店陆续采购家谱将近3000种、27000余册，再加上前后各方捐赠，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已经达到11000余种，蔚为大观。
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民间修谱开始陆续恢复，最早出现的多为福建、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以福建最为典型。这跟与福建近在咫尺的台湾同胞有关。众多的台湾居民本来自大陆，尤其在福建省，同一家族甚至同一家庭分隔海峡两岸比比皆是。在1987年之前，台湾同胞无法回大陆省亲，思乡怀旧的情怀使1949年后的台湾出现一股修谱热。两岸恢复往来后，台湾同胞开始认祖寻亲，大陆亲族便也受修谱热感染而重修家谱。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们生活渐趋改善，对精神慰藉的渴望愈发强烈，修谱现象也渐趋增多，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内地省份。
不过，早期在民间重修的家谱，都是偃旗息鼓、小心翼翼地进行，很多人采用了以修方志的形式来修家谱，也因此，在那些年新修的家谱中，常可以看到内容中多有对村里事件或是村办企业的记载。在这个背景下，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大量家谱也只能静静地堆在角落里，长乐路书库、龙吴路书库、徐家汇藏书楼，承载着生民历史的纸张在那里经年接受尘封、虫蛀、霉变的侵蚀，历史因此而千疮百孔。“从1996年开始，我们专门成立了修补组，10多万册家谱中，目前已经修补了约4万册。”王鹤鸣说。
也正是从1996年开始，上海图书馆新馆开始启用。其时王鹤鸣担任图书馆党委书记。正是在其主持下，上海图书馆对家谱由收藏进入到整理，家谱阅览室在1996年底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谱牒阅览室。作为公立文藏机构，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的设立可以被视作对家谱松绑的标志。它表明，从此往后，这个“错事”不算错了。而且在此之前，关于家谱的话语更多是在学术层面和知识精英阶层，而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客观上在向民间昭示，这一领域将更多地向平民百姓开放。
从2000年开始，登录上海图书馆网站的读者可以发现一个新链接——家谱数据库，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来搜索某个姓氏的家谱信息，比如孔子的《孔子世家谱》、毛泽东的《韶山毛氏五修族谱》、刘少奇的《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荣毅仁的《无锡梁溪荣氏家谱》等。这是上海图书馆从1998年起开展的一个工作，在两年多时间里，把上海馆藏的约17000种、110000余册中国家谱编纂成提要式目录，供学者和普通读者检索。正是在这个工作基础上，才产生了编纂《中国家谱总目》的动机。
顾燕是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中国家谱总目》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此前建立“家谱数据库”的参与人，她说，“已经开辟的家谱阅览室，查阅范围是我们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家谱。但我们觉得有缺憾，因为有些人来之后查不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他家里没有修过谱，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家的家谱可能在其他地方，比如其他省份甚至海外……所以客观需要我们把全世界的家谱搞一个集成性的联合目录。”
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文文献资料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上，《中国家谱总目》正式立项，上海图书馆成为此项目的主编单位。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家谱联合目录，涉及到海内外众多文藏机构的合作，它将为查询者提供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家谱路线图。2000年11月，在上海图书馆的组织下，海内外25个成员单位举行联合会议，召开第一次总目编纂会议。“最初的设想是用三年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但进行之后，发现涉及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结果到目前已经进行了六年多的时间。”《总目》总编王鹤鸣说。
在谱牒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按照“《中国家谱总目》著录项目表”填写家谱的相关信息。在项目表中，罗列着书名、责任者、版本、载体形态、附录、先祖、收藏者等条目。“一般的目录，只要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几个要素就可以构成一个简要的目录。但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你的始祖、始迁祖，祖上有什么名人，迁徙过程等等。”顾燕说。这种提要式目录对编纂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想完成一张项目表的填写，至少要把家谱翻开，读读序跋，提炼需要的信息。“但家谱的信息都是由各地的人员在撰写，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时候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说。很多时候，对方发来的项目单上只写了一个简单的书名。这给谱牒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汇总编纂时增加了很多困难，经常要一遍遍与合作单位沟通协商。
此次总目编纂，除非洲、南美、中东地区之外，各大洲均有覆盖。其中，上海的家谱最多，约18000种，其次是台湾，为10234种，北京排在第三位，8102种。而在海外，北美、日本家谱数量较多。欧洲的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都有华人家谱收藏，但数量较少。以英国为例，约有华人家谱100多种，虽然量少，但全部是解放前修的旧谱，质量很高。在国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的数量仅次于上海图书馆，但质量高，尤其以少数民族家谱极具特色。
在诸多的合作单位中，特别要提到位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这家图书馆是一个专门收集各国死亡者档案资料的图书馆，这与其摩门教教义背景有关。该图书馆不但负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汇集工作，在上世纪中后期，他们还曾在台湾、日本制作了大量中国人家谱的微缩胶片，数量达17099种之多。据王鹤鸣介绍，该图书馆提供的中国人家谱微缩胶卷的目录信息，大大补充了《中国家谱总目》的内容，他们还给以此次目录编纂以大量资金帮助。
截止目前，上海图书馆共收到“家谱项目表”达76000余份，去除重复的复本，家谱总目的规模大约在47000种以上。《中国家谱总目》主体内容将在今年年底定稿，之后会对《总目》编制索引，预计将于一年后正式出版，同时推出的还将有升级版的“家谱数据库”——像董孝忠老人这样的寻谱人再也不需要各地奔波了。每当向别人介绍自己，董孝忠会提及，他是董仲舒的第76代孙。只要说出是什么地方的董姓人，老人便可以讲出这支董姓家族祖上的变迁，这是多年来奔波的结果。
在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的门边，坐着管理员陈乐民。如果按照陈乐民的定义，董孝忠应该是被称为“谱痴”的一类人。六年来，陈乐民一直在这个阅览室里工作，像董孝忠这样对家谱越来越感兴趣的读者，他每天都会遇到。他们慕名而来，直奔这个处于图书馆二楼东侧的小屋，寻根问祖。“他们有学者、有高校学生，主体还是普通百姓”，陈乐民说，“以前，家谱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的，现在国家也不干预这个事情了，盛史修谱，经济发达了，生活好了，大家在精神、文化上面的需求就显露出来了。”
在这次《总目》编撰过程中，仅中国大陆地区，就有3000余种家谱是由民间私人珍藏捐赠给图书馆的。王鹤鸣介绍，这些民间捐赠的家谱，绝大部分是这些年来重修的新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回忆，曾经有一个江苏“是”姓的家族，在家谱修好后，特意为之做了一个红木盒子，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据其族人讲述，“是”姓在国内只有两支，一支在常州、一支在苏州。
家谱本是平民的历史，也应由平民百姓来写。而此次《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作用不只在寻根问祖，它是平民历史的回归——让它回归历史的本来地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