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有何特点？
-二：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七：反右如何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九：上山下乡浪费了多少人的青春？
-十：林彪案有哪些疑点？
中共功罪评说之一：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有何特点？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6月 23日
（1966年9月红卫兵抬着毛泽东像，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北京游行。图片来源: AP）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多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在毛泽东时代尤其频繁和惨烈，使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官方党史对历次运动忽略、掩盖和美化*
在1949-1978年间中共掀起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起到了最大的主导作用。但是为了掩盖毛的权力欲和人格问题，模糊毛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基本上以几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运动：
一是忽略不计。如对大跃进造成的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对于死亡总人数采取回避的态度。
二是基本肯定，稍写不足，如建国之初杀人如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该书完全淡化这场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倾向，认为这场运动“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三是即使完全否定，也对运动的初衷和毛泽东的意图进行正面的解释，给人以“好心办坏事”的印象， 如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中共1949-1978的历史就是运动史*
1950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后，运动一个接一个，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不一而足。
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共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文中说：“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根据他的统计，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性运动有52次。
*历次运动的掠夺化、血腥化、扩大化*
纵观中外历史学家的分析，中共建国后历次运动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这些运动常常伴随着对私人财产的剥夺。两年土改运动把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分给三亿贫穷的农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2004年，中国将保护私人财产的条文写入宪法。然而对于当年没收的“地主”“富农”的私人土地、房产和财产，以及强行“赎买”的私人企业，中国至今也不谈保护私人财产问题。还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文革中，被抄家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多亿人民币，其后归还和作价赔偿的只有大约1300亿。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到补偿或者赔偿。
第二，这些运动往往充满了血腥味。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军事，靠斗争。所以建国以后仍然是用军事的办法、运动的办法、斗争的方法来统治中国。土改运动中，大批“地主”在两年之内人头落地，人数在200万到1000万人之间。在同时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几百万人被杀。反右运动将大批人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敌人”，人数在55万到300万人之间，其中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第三，这些运动往往有扩大化的特点。曾经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说：“我们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虽然表面上看都能说出某些成果，但从总的看，全面地看，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左的。”
所谓“左”就是宁左勿右，就是殃及无辜，就是所谓的“扩大化”。1949年以后，每一场运动都“扩大化”。根据中国官方的记载，镇反运动在“一些地区……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三反五反”运动曾经发生“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反右运动中有55万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以后认定只有几十个人是“右派”，扩大化到了巅峰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所有被文革派打倒的人都得以平反，显示文革的扩大化达到百分之百；而所有的文革派在文革后都被打倒，只剩下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屹立不倒。
*运动导致中国的倒退*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在六四之后流亡美国的学者陈一咨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种种浩劫。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的历史性倒退。”
中共功罪评说之二：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6月 23日
（1999年上海里弄摆摊出售的文革遗物：毛泽东和林彪照片，所谓“红宝书”。图片来源: AP）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这十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最讳莫如深的十年。
毛泽东在晚年时曾表示，他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表示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十分担心身后对文革的评价。他去世前为文革定下“七三开”的调子，也就是七分肯定，三分否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在毛在世时承诺对文革“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最终还是在掌握中共大权之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不过，尽管中共早在1981年就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多年来一直对有关文革的研究和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使得大量有关文革的历史资料被隐瞒或者流失。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也随着经历文革的人逐渐逝去而淡化了。
*中共党史：毛泽东好心办坏事*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重申，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仍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在于错误估计国际国内形势，也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
尽管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大大突出了所谓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作用。在分析文革对中共的破坏时，该书指出：“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林彪、‘四人帮’在党内拉帮结派、造谣诬蔑，残酷斗争，排除异己。”
该书在对文革的结论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们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他们。历史表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中西方独立学者：中国空前绝后的灾难*
中西方独立学者认为，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二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有1亿6千万到两亿人，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8亿人。这还不包括一千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权力斗争频繁 高层动荡不安*
文革使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变成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来中共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席林彪一跃成为中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但是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身败名裂，陈尸中国北方的邻国蒙古，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但是也因此而成为中共的阶下囚。江青最后在狱中自杀。
文革曾经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在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如昙花一现般败落之后，历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成为文革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且定调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
除了权力最高层的起落之外，中高级干部层也陷于动荡。中共中央组织部自己的统计显示，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有230万人，占文革前干部总数的19.2%。没有立案而被关押批斗的干部就更是数不胜数。另外，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比例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
*多少人家破人亡*
文革中，无数的人被迫害致死。在高级官员当中，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中国军队十大元帅当中的彭德怀和贺龙，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中共自己的统计是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著名记者范长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等。
*红卫兵“打砸抢”成风*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出学校，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破四旧，痛打牛鬼蛇神。 一时间打人、砸物、抄家之风盛行，“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恶性思潮蔓延。全国各地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被破坏摧毁，无数文化和教育界人士被迫害冲击。各地红卫兵还在中央组织下纷纷进入北京“取经”，号称“大串连”，造成社会严重混乱。
对此，连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承认：在“动乱最厉害的时候，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被‘彻底砸烂’；…蛮横批斗、私设公堂、严刑逼供、随意逮捕、违法关押和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
*各地武斗 伤亡众多*
文革期间，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称为“武斗”。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的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械斗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分卷入这种武斗。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根据中共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仅在广西一省，1968年军队对一派造反派进行围剿，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杀了20万人。有人用“全面内战”形容武斗时期的中国。不过，这是一场奇怪的内战，因为冲突各方都声称忠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而且各派的阵线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派。
*“上山下乡”与“干部下放”*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全国上下数以百万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往农村。
年轻人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这些人最终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这一下一返，给中国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说不完的悲欢离合故事，也给一些家庭带来永远的遗憾。
*教育全面瘫痪*
文革期间，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曾经长期停课。整整一代青少年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复课以后，学制缩短，教材简化，使这个时期在校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完整的教育。大学从1966年到1970年没有招生，基本上停摆。
从1971年开始招收具有那个时期特色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直到1976年，一共招收了82万人。招生方法是分配名额，基层推荐，基本上取消了入学考试制度，因此学生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差。
结果，在文革后，多数人重回学校进行补习，以解决他们个人的事业和国家当时缺少人才的问题。
*领导层断裂*
就在各级领导官员纷纷被打倒，各种领导岗位缺少人才之际，一批批工人、农民和军人被提拔起来，有些人受到突击提拔，被称为“火箭式”干部。这些人最高做到了中共的副主席和政府副总理。文革以后，这些人又纷纷落马，尝尽了官场上的起落沉浮。
*经济崩溃*
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1977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建国2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十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6月 24日
（2006年北京一家文革和毛泽东主题餐厅的唱红表演，再现当年造大神。图片来源: AP）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撰写之所以耗时十六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存在分歧。而要评价毛，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共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国家和党的体制为何没能对他一个接一个的错误进行约束？
*党史：个人崇拜主要是历史造成*
在分析党内为何形成个人专断现象时，“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回避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缺陷和毛泽东的人格问题和权力欲望，而将其归咎于历史原因：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也对我们党产生了消极影响。”
*专家：体制、愚民政策和毛的人格是问题所在*
中西方独立学者认为，毛泽东之所能够在中共党内享有极权长达几十年，有几个原因：
第一，制度缺陷。中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其核心实际上是集中制，是一种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体制。
第二，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历来都需要一个皇帝来维持统一和秩序。
第三，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不断掀起残酷的政治运动打倒异见人士，同时把国门关起来，把信息封锁起来，采取愚民政策。
第四是毛泽东的人格。毛泽东具有雄才大略，但同时也非常善于玩权谋，而且领袖欲、帝王欲非常强烈。他掀起的一场又一场运动，都有私欲的成分在内。
*从湖南乡下伢子到全国人民的红太阳*
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是如何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心中的红太阳？回顾这场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除了毛自己的推动外，中共许多领袖级人物， 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与会十几个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到了1942年以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各种集会和报刊的重要口号。
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
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泽东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
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主席。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时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
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表示：“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毛泽东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更是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林彪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于是，中国展开了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并且评选积极分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在那之后，中国媒体不断颂扬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时有一首流行的红歌就叫做《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在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颠峰的1970年前后，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月8月5日，非洲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毛泽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是，北京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再把芒果分给全国各地的工宣队，芒果不够就做芒果模型分发下去，让全国的工人都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
当时，和毛泽东握过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后都会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并且让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没有洗过的手，也感受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
当时，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只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没有这个资格。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时尚。
当时，人们对话之前先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街头、单位，随处可见人们在跳“忠字舞”。
至此，“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毛的造神运动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程度超过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个人崇拜，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柄。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6月 27日
（中国画家高氏兄弟画的马克思和骷髅的双肖像，象征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奴役。图片来源: CAAW）
前面在“中国历次运动特点”中提到，中共多次运动的特点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党史：正面评价*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该书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 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 、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 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中共功罪评说之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6月 29日
（从土改时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如今有人戏称的“打农民，占田地”。图为2007年河南郑州一村庄的反拆迁村民坐在推土机前。图片来源: AP）
1949年中共建政后就立即展开了运动。除了前文提到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外，同时进行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大书特书，大唱赞歌的一场运动。
根据该党史的记录，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结束，“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该书为发动农民、打倒地主的斗争方式进行了辩护，但回避了土改中的种种血腥事实。
*本可以和平土改*
其实，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中共坚持用血腥斗争的手段来进行土改，目的何在呢？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从刘少奇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土改的目的是要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曾经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土改的血腥事实*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来。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四十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一百，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结果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后，陶铸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导致广东土改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时事评论家，“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作者陈破空表示，从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毛泽东就推崇暴力群众运动。在土改中，通过发动农民，让农民手上沾上鲜血，跟地主彻底对立起来，这样他们就会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另外，中共也有意在基层制造恐怖，让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
*阶级成分论影响几代人命运*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三年后改变成分，使农村中三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实际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三十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三十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
*农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土地*
尽管中共在土改时宣称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其实在土改前就已经开始计划要实现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于是，在中国农民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很快就将土地收走。在土改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所谓的“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既然本来就要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那当然它也知道，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指出：“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再把它收回来。而它收回来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农民至今没有土地所有权*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一直到今天，土地还是产权不清，产权不明。(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种土地制度)对于中共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它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中共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中共功罪评说之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7月 01日
（1957年中国展开“反右运动”）
中共的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镇反运动镇压了一切可能通过武力反抗共产党的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企业主的财产控制权。那么下一步该干什么呢？中共把注意力转向了知识分子。这就是1957年在全国展开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说穿了就是统一思想战线的一场运动。根据中共当局的统计，当时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受害者的人数远不如此，因为当时除了右派分子，还有其他种类如中右份子、内控右派、漏网右派、坏分子、反动份子等，加起来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受到了迫害。
*党史：维持邓小平定论*
1980年五月，中共结束了平反右派的工作。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几乎全部平反，总计不到一百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按理说，一个不到百人的右派案，却扩大化到一百多万人，这场运动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至今中共仍然维持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反右定下的调子，也就是反右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有扩大化的问题。难怪有人讽刺说，过去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反右却扩大化了将近六千倍，而且还坚持说是正确的，这真是对邓小平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莫大讽刺。
“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阐述反右的必要性时指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党史第二卷也作了辩护：“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的七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
为什么邓小平愿意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却不愿意否认反右运动呢？一些专家认为，那是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而在反右中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运动的具体主持者和推动者。在“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就有好几处提到邓小平推动反右的讲话和指示。但是邓小平出于不愿否定自己这段政治经历的私念，拒绝承认这场运动的错误。 而邓小平钦点的接班人江泽民和胡锦涛，自然也就沿用邓小平的调子，不敢否认反右运动了。
*毛泽东两手策略“引蛇出洞”*
许多专家认为，反右是充分体现毛泽东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场运动，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不顾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人们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中共的反右运动一开始就用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提出党内整风，特别是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而且态度非常诚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放手批评。
接着，毛泽东开始南巡，到处鼓动“鸣放”、提意见。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使共产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党内布署了鼓励鸣放，引蛇出动的圈套。
5月14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报纸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
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高级干部。他在文中指出： 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他还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央当时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越嚣张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督促下边抓紧时间搜集右派反党的证据。
就在中共高层张开大网的同时，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统战部一共组织了13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一共组织了25次工商界座谈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纷纷开口“鸣放”。结果，他们的言论马上成为中共大加讨伐的借口。
当年的右派蒋鼎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你叫我提意见，你当初宽了我们的心，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 是当时的宣传啊。没有发言的还不行。你对帮助党整风这个运动，你抱什么态度？党叫你提意见，你提错了也没有关系嘛。你为什么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结果呢，你就提了吧，畅所欲言了吧。”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所谓的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是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所谓成立平反委员会，龙云的所谓“反苏”言论，都是5月二十几号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出来的。因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反复邀请他们说话，他们最后就提了一些意见。”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责“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这一社论和指示，标志着反右运动的正式开始。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这篇社论将反右定为敌我矛盾，使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
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得意洋洋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右派都是些什么人？*
当时的中国大约有500万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共公开承认的右派人数为55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55万人。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已经划为右派的改划为地主或者坏分子。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就有50万人。根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统计，各类右派有110万人，再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反右运动一共使180万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作为右派的主体，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部分人：一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第二是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第三类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第四呢，是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蜚、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文艺家；第五类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国当时和未来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了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有学历的标签，但是他们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所以呢，等于一直到文革，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断代的。”
还有一类右派没有被包括在高瑜总结的五类右派里。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员。这批右派多数是不同意中共极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于工作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邓小平曾经亲自出马打倒的中共省部级官员，如青海省省长孙作宾。邓小平当时曾经说：“对党内右派，不管他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书记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等。
*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打击*
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两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下一集的“中共功罪评说”系列中，我们将介绍学者专家对反右历史意义的评价。
中共功罪评说之七：反右如何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7月 02日
（图为2007年时右派分子五十年后重聚洛杉矶。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
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 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
那么中外独立学者怎么看反右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呢？
*“因言获罪”成为中共传统*
回顾反右运动，几乎全部右派都是“因言获罪”，其罪行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郭罗基表示，中共从1957年开始确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这个罪行。 他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国，好像言论自由只能讲革命言论，只能讲正确言论。只能发表正确意见，不能发表错误意见。要真正实行言论自由，无论是革命言论，还是反革命言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表，就要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不推翻，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政治民主，中国就不会进步。”
*党内党外形成一言堂*
曾经在1994年到1999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全景在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承认：“1957年反‘右’之前，民主生活会最好，相互之间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批评的同志还可以作解释。”“反‘右’后，在说真话方面受到影响。”
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认为，毛泽东当年就是想通过反右运动形成在中国的“一言堂”。反右运动奠定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版图，消灭了一切自由主义的可能性。反右之后，所有的其它党派的声音、其它党派的报纸和所有的宣传阵地全部收归共产党所有。在1957年之前，各个民主党派还有自己的报纸和言论阵地。到了57年，全部被中共收编。
陈奎德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的中国的政治版图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意志往前走了，基本上中国人就没有自己说话的语言方式，没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一个头脑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57年反右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我觉得与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格局的形成有极大的相关性。”
*知识分子成为敌人*
反右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全面压制。反右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代知识分子不仅完全丧失了言论和思想自由，而且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也遭受歧视和迫害。
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历来就对知识分子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早在1925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把知识份子分为三类，对知识层次越高的人，就表现出越大的不信任。反右中，他在发表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时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后来他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宣称，中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是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是另一个剥削阶级，至此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正式对立起来，使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政治阶梯中的底层。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1957年消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消灭知识分子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理性的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毛泽东和反右运动他是要让知识分子的灵魂坍塌和扭曲。从这一点来说，57年这个整人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真的使一代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断了代。他要打垮和消灭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自主的人格和社会批判的力量。”
*说假话成为传统*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认为，反右运动毁灭了一代人的真诚和信仰。他说：“以前，土改、镇反、肃反的时候，不管多残酷，至少理想语言还在那儿。但是57年以后，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但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深远一直蔓延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所谓犬儒主义，说假话，出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只顾自己。”
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良英在《反右派运动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大灾难》一文中表示，反右后谎言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常态：“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三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了第二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中国传统道德被摧毁*
当年由于拒绝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而被迫退出共产党的赵根植说：“反右最可悲的结局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就没有了，是非、善恶颠倒过来了。以前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说要忠孝仁义。对朋友就是要讲仁，要讲义。现在不行了，这就是不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是说，你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能爬上去，就可以揭发，甚至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夫妻。很多妻子离婚了，揭发丈夫，她自己就保住了。传统道德打破了，而且又没有新的道德。”
*毛泽东地位进一步上升*
反右运动的另一个后果是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中心主任吴国光教授说：“(反右后)毛在党内地位改变了，影响力改变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说：‘自从反右结束以后的“南宁会议”，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了。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和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毛就拉开了他和他党内同志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落差。”
*党高于一切*
回顾反右全过程，整个运动全部根据中共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布署进行，未经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讨论。其中多次标志性事件，都是毛泽东的指示或者发言。地方对右派的定论与处分，也由基层党支部上报，无须法律程序，也不允许本人申辩。一个党支书的拍板，就能决定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命运，其随意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种党高于一切和无视法律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党天下”。再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地位进一步上升，党和国家没有约束机制，这一切都为后来中华民族的一系列大灾难埋下了伏笔，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7月 05日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图片来源: 戈永辉拍摄）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4500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毛泽东是否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有关大跃进的章节中指出：“毛泽东在早期就意识到有问题，而且努力纠正错误。”
但事实是，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
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 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于是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
前面提到，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不断减产但地方政府吹嘘高产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余粮”交给政府，造成农民口粮严重不足。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告知毛泽东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中共功罪评说之九：上山下乡浪费了多少人的青春？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7月 07日
（“疯狂年代”的“广阔天地炼红心”等宣传画2006年在北京自由市场上卖。图片来源: AP）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导致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农村地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多年，影响到的知青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知青们在艰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耽误了学业和事业，浪费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华。在云南和北大荒等地区，知青被迫害甚至强奸的事件不断发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最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就是这样一场影响无数人命运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却只占了一页的篇幅。该书指出：“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不过该书也承认：“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材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何在？*
毛泽东为何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也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而当时的宣传则是说，这是为了“反修防修”和“缩小城乡差别”。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倒是说了实话，那就是严重的就业问题。该书指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 高中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了把这些初、高中毕业生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高招”。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教育知青的重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在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之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具体指示，也没有说知青的“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上山下乡从自愿到强制*
就业问题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形成了，而上山下乡也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只是在文革期间才达到了高潮。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从上面可以看出， 中共从建国初就逐步推动上山下乡政策来减轻就业压力。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严重，中共将上山下乡政策推向了高潮。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这里有两个数据：仅在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又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
*知青用返城行动否定上山下乡*
满怀热血的知青们来到广大农村之后，许多人经历了生活困难，政治迫害、文化生活贫乏、理想幻灭等问题。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
1976年5月，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与此同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
当时，许多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文革结束之后，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意识到上山下乡政策无法再持续下去。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此举让成千上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浪费的青春无法补偿*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中共功罪评说之十：林彪案有哪些疑点？
美国之音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2011年 7月 10日
（林彪1969年为国庆二十周年发表讲话(资料照片)图片来源: AP）
林彪的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用导弹打下来的；有人说是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坠毁的；还有人猜测机上发生过争斗；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是专家认为，当时飞机坠毁后的黑匣子在前苏联。如果中共真的有意揭露飞机坠毁真相，那么完全可以把黑匣子要回，了解当时飞机上的情况。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所称的林彪试图发动武装政变刺杀毛泽东，最后因阴谋败露而在叛逃途中坠机死亡的的事件。发生在1971年的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他指定的接班人林彪以暴烈的方式最后决裂。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表示，一直被标榜为毛主席“副统帅”和“最亲密战友”的林彪出事，打破了毛泽东神话，使他们开始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
前面提到，尽管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策划者和发动者，“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却多次强调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作用，多次指出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在这个意义上，好好研究一下中共如何解释曾被毛泽东和中共党章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的下场，就很有意思了。
*党史：林彪阴谋政变和刺杀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九一三事件的评价，基本上维持过去的说法。该书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种种阴谋乃至暴力暗杀手段，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破产后，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机毁人亡。”
*疑点重重，难以破解*
但是许多独立文革研究人员认为，林彪案疑点重重，许多谜团到现在都没有解开：
疑点一：林彪政变要动用哪些部队？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说法，林彪之子林立果“经常到各地‘深入部队调查’，搜罗骨干，培植亲信，组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小组’”。但是该书并没有提出林立果及其手下准备谋害毛泽东的具体证据，比如使用哪支部队和多少人等，书中描述的几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都是没有实施的行动。中国官方早先还说，林立果准备派中国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杭州直接带枪刺杀毛泽东。但是这个被确定为林彪死党的陈励耘后来根本没有受到起诉，而且至今坚决否认有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一些学者认为，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在军中巩固自己的力量，树立自己的威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为接班做准备引起了性格多疑的毛泽东的猜忌，为冲突种下了种子。
在美国的历史学教授、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博士研究林彪案多年。她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采访时说：“现在拿出的一些证据，包括暗杀毛泽东啊，组织小集团啊，最后武装政变，包括“五七一”，这些东西经过我大量的调查，我访问了一些当事人，包括林彪的秘书、林彪的警卫员，这些人我都访问过，包括林立果这个所谓的小集团里的人，我都访问过。他们都说确实是有议论(搞掉毛)。你比如说，在空军，林立果召集了一些跟他在一起的一些秘书，一些人谈论过，但是没有行动。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他们有把这种议论变成行动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林彪直接知情。”
疑点二： 《571工程纪要》是不是政变计划？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的另一个重要指控是林立果为首的阴谋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据说这是“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林立果等人经常去的空军学院一个楼里发现的手写的文件。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或者他手下大将看过或者批准过这个《571工程纪要》。同时，大多数海外文革学者认为《571工程纪要》并不是一份政变计划，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说：“经过文革的人很多从当时公布的《571工程纪要》的中间读到了一些林彪的政治纲领，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反省。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对一批有独立思考的人起了一个启蒙书的作用。”
历史学者金秋博士说：“《571工程纪要》与其说是军事政变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个宣言。它是一种牢骚的积蓄，就是对文革的一些不满的发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相失业，五七干校–变相劳改，中共高层政治–绞肉机，等等等等。实际上是一种牢骚。如果说到军事政变，它当时讲过，说我们可以利用的力量，充其量不过几个师。如果这个是林彪搞的政变的话，林彪只能调动这么一点点力量吗？所以在《571工程纪要》刚刚宣布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说，这个简直就像“童子军计划”，怎么能实施这样的政变计划？这个东西很可笑。”
疑点三：林彪的“手令”到底是在命令什么？
中国官方提出的林彪的“罪证”之一是一个张据说是林彪写给儿子林立果和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手令”，上面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官方说，这是林彪发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命令。林立果根据这个“手令”组织自己的“联合舰队”行动起来，准备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至于这份手令中提到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人知道。中国官方说周宇驰利用这个手令“骗到”一架直升机外逃，结果也没有逃成。中国军方作家舒云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这个“林彪手令”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份是从左到右横着写的；另一份是从上到下竖着写的。林彪真的写过这份手令吗？
历史学教授金秋说：“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证明林彪确实要阴谋搞政变；也没有详细的直接的材料来证明林彪直接参与了谋害毛泽东。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
疑点四：林彪的飞机是怎么坠落的？
九一三事件的最后一幕是林彪携带家人乘飞机出逃。以中国官方的说法，林彪计划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当时与中国严重敌对的前苏联。然而林彪在9月11日晚上还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似乎已经抱定了一死的准备。是什么促使他同意乘飞机出逃了呢？
另外，中国军队作家舒云的调查显示，当时的广州军区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一无所知，而且后来被确定为林彪集团同伙的军区将领都没有倒台，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
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不进入前苏联，反而回头向中国方向飞，原因何在呢？有一种说法是，当时飞机向苏联发出进入的请求，但是苏联拒绝了。于是飞机只好往回飞。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林彪的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用导弹打下来的；有人说是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坠毁的；还有人猜测机上发生过争斗；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是专家认为，当时飞机坠毁后的黑匣子在前苏联。如果中共真的有意揭露飞机坠毁真相，那么完全可以把黑匣子要回，了解当时飞机上的情况。
疑点五：林彪军中亲信参与阴谋的证据何在？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军队有1000多名军以上的将领受到清洗和牵连，包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等。
1981年1月25日，中国官方最后完成对林彪案的调查和审判。其主犯除了在坠机事件中丧生的林彪、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之外，还有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但判决书没有提出这些人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政变的具体行动或者证据。判决书提到黄永胜与此有关的唯一罪行就是说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也就是黄永胜把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四处指责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的话告诉给当时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的妻子叶群。
判决书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了”。可是，连林彪的所谓“手令”都调动不了军队，吴法宪就能让林立果这个副师级军官指挥整个中国空军吗？
把上述种种疑点加在一起，就会得出怪诞的结论：身经百战的元帅林彪带领一批身经百战的将军，按照自己26岁的儿子林立果等年轻人起草、而且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的《571工程纪要》，全权委托林立果率领百十号人的“联合舰队”执行刺杀毛泽东和发动武装政变的重大计划。事败之后，林彪糊里糊涂地逃往前苏联，不料苏联拒绝其入境，只好往中国方向飞，结果在途中机毁人亡。他的几员大将则统统在北京束手就擒。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接受呢？多年研究林彪案的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就说，“所有接触过林彪事件的人，不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识：疑点太多，且难于破解。”
*九一三事件打破毛泽东神话*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它的尖锐性和突发性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林彪事件后陷入极大的痛苦呢？文革专家丁凯文曾经表示：“毛和林是不可分开的。虽然大家批的是林，但是人们心里清楚的是，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误。你犯错误了，你也不是很高明嘛。你自己树立起来的接班人竟然要去杀你，这怎么能讲得通呢？这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所以毛心里很清楚，虽然他把林彪干掉了，但是他的形象是彻底毁坏了，而且文化大革命这盘棋恐怕也就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