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威游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领袖，江主席扮演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角色——大卫，听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而华莱士则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乐在其中，即使在对方穷追不舍之时。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威游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下的表现，成就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所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华盛顿邮报》把江接受采访的那期《60分钟》节目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也许最高的赞誉来自对付媒体的老手比尔·克林顿。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更为正式的会晤。克林顿同意了这一观点：台湾新领导人的言行是从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倒退。当被问及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时，江坚持认为中国并没有压迫。回顾历史，他提醒克林顿说，由于跟西方对中国的“凌辱”有关，中国的基督教背负着许多“包袱”。他说基督教伴随着外国的入侵一起进入中国，跟佛教及伊斯兰教的传入方式相比，这于其自身是不利的。
在与克林顿的会谈结束后，江主席参加了300位纽约各界名流为他举行的午餐会，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娜？惠特曼以及众多商界领袖。穿行于大厅间，与众人碰杯、叙旧，江显得轻松而擅长社交之道。他发表了一次45分钟的全英文演说，主题是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人权问题。主持人幽默地说，江主席用英文比克林顿总统用中文说得更好。说到克林顿，这位通常情况下的注目中心，那天当他离开酒店时，发现纽约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来与江泽民而不是他共进午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晚上，江泽民来到林肯艺术中心出席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举办的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的来宾众多的招待会上，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香港房地产大亨龚如心。在众多深色着装的公司老总中，她以一袭高贵华丽的蓝色旗袍显得格外突出。发辫高束的龚如心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连连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向江泽民提出意见，这是她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在喧闹的人群中，江的回应是对她的新发型作了评价。
在纽约的时候，他对600名海外华人表示他将在本届任期满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江说：“我欲乘风归去。”这句话与宋朝诗人苏轼渴望退职还乡的心情形成了共鸣。江若有所思地说，他希望能重新享受没有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的自由生活。他并没有提及他的第三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完全版
回顾：日本记者是怎么成为邓小平去世报道第一人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先报道邓小平去世的新闻并非是新华社。而是来自日本朝日新闻社的加藤千洋。当时，加藤先生为朝日新闻社中国总局的首席记者，同时也是邓小平研究专家。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不仅负责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还负责对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报道任务，加藤每次离开北京到这些地方出差，随身都带有整套有关邓小平的资料，以防突兀之变。
自1996年12月，邓小平同志因身体不适住进解放军301医院起，小平同志的健康问题一直就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199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于是，总理李鹏去了辽宁，政协主席李瑞环去了海南，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副总理朱镕基去了重庆，常委胡锦涛也按计划出访南美三国。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邓小平同志快不行了，中央高层干部都要呆在北京”这样的消息就在坊间流传开来。而这当然也引起了加藤千洋的特别关注。
2月18日，国务院一个新闻发布会，当时的发言人叫唐国强，时任国务院外交司副司长。在发布会上，唐国强介绍小平同志到目前为止身体健康。敏锐的加藤马上意识到，突然声明小平同志的健康问题，必定说明小平同志的健康出了大问题，于是，他马上让助手调出唐国强此前新闻发布会的众多音频进行对比，寻找破绽，结果没发现有何异样，于是又调出众多的视频进行比对，发现，此次唐国强在说小平同志健康的话时目光游离，没有正对记者。加藤由此推断，唐国强在说谎——说谎的人会下意识地转移视线。
抓到这细节后，加藤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机场的线人，询问北京机场今天有没有异常情况，线人说，北京机场今天的确与往日不一样，有众多的专机进入北京。于是，加藤马上驱车前往机场，然后跟随在一车队后面一直来到解放军301医院，发现平日进出自由的医院大门早已经戒备森严。于是，加藤又想，如果邓小平健康出现重大问题，他的家必定有反应，于是他又驱车前往小平同志的住所，一路上，他发现北京长安街的交通队突然加岗，而小平先生住宅附近也实现了戒严；于是他又回到了301医院门口，进行守候。
2 月19日晚上9点13分左右，加藤发现医院大门突然打开，全体政治局常委集体离开医院，前往人民大会堂。加藤估算了一下，从小平同志的病房到大门大约有五分钟左右的行程，于是，他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说：听说邓小平先生去世，我谨代表朝日新闻社以及我本人，致以最真切的哀悼。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员一愣后，加藤又说，小平同志去世的确切消息是否是2月19日的21时8分？办公厅人员一边惊诧于日本记者的消息灵通，一边进行了确认。
之后，一个越洋电话拨通，邓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首先通过日本朝日新闻社传遍了世界各地，而新华社关于小平同志去世消息的播报则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后。
事过多年，关于小平同志最后时刻的一些场景也已经得到公开，一般的叙述是：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邓小平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
一个新闻记者，凭借着自己的新闻敏锐、细致判断以及认真求证，得以在第一时间完成一个世界性新闻的播报，加藤千洋先生的传奇故事伴随着小平同志的不朽而不朽。
2005 年11月，加藤千洋先生卸任朝日新闻社中国局首席记者，但同时却获得了国际新闻报道界与普利策新闻奖齐名的沃恩·上田国际记者奖，加藤先生获奖的主要作品就是他对中国问题的新闻报道。这一方面说明国际舆论和读者对中国新闻的关心和重视，但另一方面，更是对加藤先生求证、敏感、尽职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的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