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万
1989年的春夏之交，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中国多个城市先后爆发以学潮为先导的群众运动，首都北京更是成为媒体的聚焦点，事态的发展最终演变为一场举世关注的政治事件，史称“六四事件”。
20多年来，尽管官方试图刻意淡化这一历史事件，当局的定调也从暴乱转为动乱，更弱化至风波，但这个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对于亲历者们来说，那段历史是刻骨铭心和永难忘却的。
方政，当时是北京体育学院体育基础理论系学生。1989年6月4日清晨6时余，他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回学校的途中，在西长安街的六部口被戒严部队的坦克碾断双腿。
“自己的亲身经历已经说了很多次，基本上每次都是重复。”时隔22年后，这位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对于不断的重复表述显然已经烂熟于心，却又有些无可奈何。
“但重复也有必要。虽然自己觉得不是很愿意，但这些历史的确需要不断重复，因为要讲述给不同的人听。”方政希望借此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段已经被逐渐淡忘的历史。
方政是安徽合肥人，当时作为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大学生，毕业论文和实验已经完成，甚至分配的工作单位也都已经落实，他将前往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
“我当时是大四，也是系里的学生会干部，还是共产党员，但在参与学运时，我倒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所谓属于领袖的人物。”他自我评价道：“就是年轻热情，有点所谓的责任感。”
方政解释说，体育院校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上相对迟钝和落后，基本上是追随者。“所以，应该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从普通的围观开始了解，然后逐渐参与进去。我想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普通参与者。”
他澄清说，作为二年级便入党的党员和系学生会的干部，他在学潮中并没有肩负所谓的政治任务去规劝学生不要去游行。“其他几个大的高校的学生官方组织和自治组织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是一体的。”
在学潮期间，方政曾经多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包括几次大规模的游行和声援。在519戒严令之后，也连续在广场呆过几天。“我没有绝食，所以没有一直留在广场，呆几天就回学校，然后再去。”
为什么6月3日又去广场？“一是6月2日四君子绝食，广场又出现一个高潮。二是陪同宿舍的一个好友（现居美国宾州）进城去配眼镜。我便正好去广场看看，然后呆在那里直到清场，直到后来受伤。”
方政说，“结合个人的遭遇，我一直说‘六部口惨案’在整个六四当中有很独特的一面，有别于其他地方造成的伤亡。当时的情况是，袭击者是坦克，当时我们是从广场撤出的途中。”
在回忆六四凌晨的情景时，方政说，当时所有的学生基本上集中在纪念碑周围，安静地静坐在那里，直到4点多四君子与戒严部队达成协议，要求学生从东南角撤出。
“我们是在纪念碑的北面，在向外撤的过程中，在整个队伍的位置相对比较偏后。走在一起的学校有北京钢铁学院，青年政治学院等等。”方政说，“从东南角撤，就走到前门西大街，然后拐向西长安街，正好在折向西长安街继续向西走的拐弯角位置，后来知道这是六部口。”
他回忆说，“当时整个西长安街人也不是很多，街道比较空旷，我们是从广场撤出回校的途中，时间大概是6点多钟，天已经是蒙蒙亮，路边几乎也没有看到其他的士兵。”
方政形容说，当时的学生早已没有游行过来时的那般兴致，心情悲痛比较消沉，队伍也很松散。“我们学生是刚折向西长安街，靠在南侧，走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有的学生鞋子也没了，有的担惊受怕，这种撤出去的状态不可能走的很快。”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队坦克。这队坦克可以说是出其不意，也是从东向西，突然从身后出现，冲击学生队伍。”方政说，他当时走在南侧自行车道上，身边还有一个同校低年级的女学生，对于坦克的到来没有一点觉察，因为首先遭遇的是从背后射来并在身边爆炸的毒气弹，人群在爆炸的浓雾中立即四处逃散。
“她当时受惊吓或毒气的影响晕了过去，我也看不太清楚，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她救出来，扶起她并抱着向路边转移。”他说，自行车道和人行道有很高的铁栏杆，并不能马上过去，那个女同学个子也比较高。“她靠在铁栏杆上，我人还站在自行车道上。”
就在转身侧头的瞬间，方政突然看见坦克快速驶来。“我感觉最少三辆，横排成一行，几乎占满西长安街的路面，其中一辆紧贴路边冲过来。”“坦克的大炮筒子已经非常逼近，坦克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时的感觉就是比公共汽车快，时间也很短暂，容不得多想。我把她往栏杆一靠，自己也本能地倒下，坦克就压过去了。”
“当时感觉就是自己被一个东西‘砰’一挤，感觉坏了，压上了。紧接着的感觉是被拖行，估计是履带搅到裤子里，手和肩在地上蹭，然后‘噔’，掉下来了，滚到路边，靠在铁栏杆上，后来，自己慢慢失去知觉。”他说，意识消失之前的最后一点点知觉是，“眼睛的余光看见自己被压掉的腿前面露出的白骨，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方政用了连串的象声词形容当时的情形，此刻他的心情已经十分淡定，似乎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1989年的六四事件，海外媒体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现场照片，就是方政刚刚被坦克碾过双腿后，一个市民正在为他紧急止血救助，旁边的标注时间是清晨6:15至6:20。也就是从此时起，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年人，从此失去了双腿。
“出国前曾经看到过这张照片，出国后还看见其他一些照片，包括一堆倒下的自行车和人，都是六部口的那个场景，如果孤立地看，很多人不知道是哪里。后来知道，这个路段不是我一个人受伤，还有很多人伤亡，而且，主要是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正好走在那个路段。”
方政说，“这就是六部口惨案。我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历史见证者。”
“对个人来说，很感激当时对我现场抢救和紧急护理，包括后来送我到积水潭医院的人。”虽然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多年，但在方政的心中却始终满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曾经帮助救护过他的那个人，还想找到更多的目击者，包括拍照的人。”他说，“我不知道这几张珍贵的照片是怎么来的，谁拍的，也许他们有更多的资料能证明。”
方政再次恢复知觉已经是手术后的6月5日，当时积水潭医院人满为患，他被放在一间大会议室的地上，也没有脱离危险，医院开始与学校及家人联系。
“医生说抢救我时需要很多血液，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比较迟，血液都已经用完，医院临时组织献血，做手术。我清醒后又发高烧，医院又组织医护人员，热心市民献血，才给我输上血。”
他说，“当时有个小插曲，护士推着我的病床到处躲藏，藏到地下室、电梯间，说军队要军管医院，要搜索受伤的学生，那时医生和老百姓真是很保护学生。当时气氛很紧张，后来觉得这是个传言。”
虽然军队没有来，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来了人。“医生把我带到医院办公室，我吊着水，还是危险状态，公安局对我进行现场问讯，笔录备案，摁手印等，这个过程做了一次。”他说，“一旦哪一天有真正公正调查的机会，这种资料应该是有的，最起码北京西城公安分局里就会有我在医院里的备案纪录。”
在积水潭医院住院20天之后的6月24日，方政离开医院。“当时还没有完全好，但基本问题不大，我们学校有自己的校医院，把我接回学校继续治疗。”
回到学校，方政面临着校方的双清–“清查、清理”，审查厘清究竟是暴徒还是误伤。“学生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我们不是暴徒，没有任何一点暴力倾向。且不说我当时还要救助身边的这位女同学，是完全无辜的。”
“虽然不一定是学校的意见，但我们打交道的就是学校，他们要证实要调查，需要我提供证据，为什么会是坦克压的，到底有没有暴力行为等等。”方政说，“我看见是坦克来了，身边有跟我走在一起的女孩，还有其他的学生。”
但令方政感到遗憾的是，这位被他救助的学妹虽然在事发后曾经去积水潭医院探望过他，但在作证上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且此后未再谋面也未曾联系。
“后来过一段时间，学校说她不能给我作证，我问为什么，学校转达说，她说她晕倒了，不能证明我有没有暴力行为，也没有看见坦克压我。就是这个结论。”
“对被救助的女孩的遗憾当然是有了，其实我是知道她的名字的，但我现在不想跟别人说，因为她也有各种各样的很大压力。作为一个低年级的女孩，不管她为了什么目的，无论否认还是承认，我觉得我的受伤与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后来我也想通了，误伤又能怎样？”
后来，北京钢铁学院的青年教师吴蓓和另一个教工挺身作证，说当时她也走在六部口，也经历了毒气，只不过走在人行道上，他们钢铁学院也有被压死压伤的学生。但学校关于此事的定论已经不了了之。
“吴蓓大姐，我觉得是我一辈子应该记住的人，应该感谢的人，我在6月5日在积水潭刚苏醒过来那时，我还不认识她。后来她去积水潭医院探望学生，找到了我。非常巧，她是我们安徽合肥的老乡。”
方政说，这就是他所经历的真实历史片断。“我们现在需要追讨真相，坦克在完全没有警告、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从背后突然冲杀追击学生所造成的惨案。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士兵的个人行为，因为不是一辆坦克，是一队坦克，完全是有指挥的完整的军事行动，而且是对付从广场和平撤出走向学校的学生。”
“我要把这个事实存留下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要问为什么？我觉得这段历史绝对不能让这个就这么消失，当局目前采用不提不议，采用淡化遗忘的策略，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直到1992年，方政才离开北京体育学院，在当年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他夺得轮椅铁饼和轮椅标枪两个冠军。之后，他从广州直接去海南谋生，2000年离开海南，回老家合肥，后来结婚生子，2009年到达美国，目前居住在旧金山。
虽然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远南运动会前夕，方政因故被迫离开集训队，但这些年来，他一直渴望重返赛场。“只是自己的年龄、体能，不像当年，项目选择比较窄。”方政说，“如果有朝一日能走入奥运赛场，那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