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摘要：33年前，这片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的山岭地带遍布荆棘人烟罕至，却因为一群国际“难民”的到来而改变。
我们现在是尽量想办法淡化归侨们的群体意识，让他们和其他族群更好地融合，让大家都认同自己是光明居民。
——— 光明街道办某副主任
4月的深圳光明新区，一场大雨刚刚下完，从高处望去周边数十公里青翠欲滴。
33年前，这片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的山岭地带遍布荆棘人烟罕至，却因为一群国际“难民”的到来而改变。
1978年，中越交恶，大批的越南华裔被迫离开越南，其中22.4万进入中国境内，被安置在全国各地的43个国营农畜牧场，从此有了“归侨”的身份，4300多名越南归侨被安置在深圳光明农场。
“在越南被当做中国人，来中国被叫做越南仔。”42岁的归侨陈永福刚刚从越南拜山祭祖回来，还有人从越南买来V C D碟片在家里播放越南歌。
外人的印象中，这个群体沉默而低调，但在近年来争取权益的行动中，他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从他们踏上光明土地那一刻起，这个群体的命运就与深圳联系在一起。30年后，改变在继续。由于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归侨们将退出开荒耕种了30年的土地，为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腾出空间。
这群人曾因为战争而失去土地，如今将再度失去。
沉默的归侨
由于长期的沉默，在很多人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
2010年4月11日，37岁的苏世财将一个点燃的汽油瓶扔向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在一片惊呼声中，汽油瓶爆开，火焰四射，但马上被待命的消防人员扑灭。苏随后被制服并反铐双手，他的邻居吕绍艳被冲进房屋的执法人员按在地上，随后被抬出房子放置在地上，即将失去房子的她放声嚎哭，这时两台钩机已经逼近他们居住多年的房子。
这个情景刺激了封锁线外面的村民，这些有老有少的归侨们不停地冲撞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墙，不断高喊放人，试图将被控制的苏和吕救出来。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僵持三小时后，苏世财等几户归侨约2000平方米的房子被夷为平地。
这是光明新区凤凰社区多次强拆冲突中比较激烈的一次，这些一直以来在公共事务中表现沉默的越南归侨群体，因为对失去土地的恐惧和前途的担忧，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日益吸引外界的关注。
然而，由于长期的沉默，在很多人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
对于归侨，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官网上，有以下定义：“归国华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简称归侨，不论年龄大小和何时回国，都是归侨。来华定居的外籍华人，恢复中国国籍后，也称归侨。”
1958年，国营光明农场设立，1978年随着大批越南华侨的迁入，更名为光明华侨畜牧场(即光明农场)，这里曾安置4300多名越南归侨，如今已繁衍至8165人。
“难民”的迁徙
1978年，随着中越关系恶化，成千上万的华人家庭扶老携幼，不断向中越边境集结。
“到现在还有人叫我越南妹。”38岁的古秀萍说起当地人原住民对她的称呼时莞尔一笑，她和同为越南归侨的丈夫邓世光居住在光明新区石介头村一处自建的旧房子里，2个孩子都在国内出生，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归侨子弟，已经和当地人子弟并无区别，古秀萍的儿子对父母口中越南的一切茫然不知也并无兴趣。而这段迁徙的历史对于古秀萍以及所有越南归侨来说，都是一件足以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8年，随着中越关系恶化，成千上万的华人家庭扶老携幼，不断向中越边境集结，时年6岁的古秀萍在懵懂中跟着父辈们从越南广宁省下基县向北跨过北仑河，进入中国境内。
古秀萍后来的丈夫邓世光，1979年离开越南时也是6岁，和自己未来的妻子一样曾经也是祖居于下基县，却并不相识。
战争带来的不只是背井离乡的迁徙，还意味着不少家庭的支离破碎。数百年来华越族群之间通婚已成习惯，离开时大量的夫妻被拆散，但也有少数越南妻子隐藏国籍跟着丈夫迁往中国，仅在光明就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存在，越南妇女之间仍习惯于讲流利的越南话。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从1977年到1989年，有22.4万华人跨过边界抵达中国境内。国内6省(自治区)的41个华侨农(林)场，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归宿。仅广东省就有23个华侨农场，土地总面积达107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万，其中的1/5是归侨子女。
据广东省侨务部门公布的数据，1980年起联合国难民署就在中国开始了持续的援助项目，为了让“越南难民”(国内称越南归侨)在经济和文化上融入当地社会，仅广东省内越南归侨安置点就累计投入2100多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百万美元投入在归侨聚居地的校舍教学楼更新上。直至2003年联合国难民署评估称归侨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后援助才停止。
而中国方面提供了大片的农场土地作为安置归侨安身立命的基础，这种以“土地安置”为基础的社会融合安置，有别于国际通行的难民营集中安置，效果明显。2003年，这一安置措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被称为“人道主义安置的典范”。
彷徨与融合
光明归侨并未给当地农民带来冲击：当时归侨们面对的是长满荆棘的55平方公里荒山野岭。
顶着白色尖顶的斗笠，挑着大大的竹筐，带着成群的孩子，数量庞大的越南归侨的到来，迅速改变了光明的人口结构，据光明侨联主席吴裕光回忆，当时光明的原住民只有2000人，而归侨一下子就来了4000多人。
1978年9月到1979年6月，834户、4300多名越南归侨，分6批抵达这里。
这个面积55平方公里的农场建于1958年，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接收因缅甸、印尼排华而归国的华人，并一度接收过上千名下放干部，曾经人烟稀少的农场因为4300多归侨的到来而渐渐热闹起来。
联合国难民署援助到光明农场的第一笔资金80万美元，在归侨到来前已经建好大批的平房，“每个人能分到6平方米的砖瓦房，这种房子在当时算最好的。”吴裕光回忆。
当时各地归侨农场都因为和当地人争夺土地发生过冲突，但光明归侨并未给当地农民带来冲击：当时归侨们面对的是长满荆棘的55平方公里荒山野岭。
相处和谐的另外一个原因，吴裕光认为是光明归侨的三个特点：勤劳，吃苦，听话。
从越南的集体公社转到国营农场，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未让归侨们有太大的不适应，唯一的不同是开荒的艰难，57岁的归侨梁旋金记忆中，“最害怕那种橡草，一不留神就把皮肤割破。”他来农场不满一年就被打谷机打掉左手。“但终归是种地，和越南一样。”
今年4月中旬，归侨陈永福和中国的中老年归侨一样前往越南拜山祭祖，回来后大家都照例多了很多谈资。今年70岁的李福，依然怀念着自己在越南时的好友阿明。
“对越南是有感情的，几代人在那里生活过，但毕竟也不是家乡。”李福感慨。
新族群意识
出于对群体出路的焦虑，归侨们一次次在维权行动中强化了身份认同
与归侨们对越南故乡挥之不去的情结不同，80后90后这一代在国内出生的归侨子弟，已经和原住民子弟没有差异，互相通婚，讲本地话，对父辈们长途跋涉每年去越南拜山祭祖并无兴趣。
然而，出于对群体出路的焦虑，归侨们在一次次的维权行动中却强化了身份认同。
曾研究过越南归侨群体的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博士生孔结群在一篇学术论文中称，“现实利益是越南归侨维持难民共同体想象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反之，这种想象也是对现实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方式。置身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力较弱的越南归侨，日益边缘化。越南归侨维持对难民共同体的想象，折射出双重含义：一是这种想象提供了集体安全感，二是强调身份特殊性，是他们要求获取现实利益的策略，也是缩小与当地居民差距的愿望折射。”
30年过去，即使并无利益冲突，但这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仍然引来外界不一样的目光。在周边不少中老年原住民眼中，归侨们仍然是“越南人”，说起归侨，光明东周社区原住民黄洪鉴一开口就说“他们这些越南难民……”
归侨们近年频繁的维权举动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归侨社区凤凰居委会工作的一名本地女孩对南都记者抱怨，“这些人不好好读书，也不好好干活做生意，一味等靠要，得不到就闹事。”
“我们现在是尽量想办法淡化归侨们的群体意识，让他们和其他族群更好地融合，让大家都认同自己是光明居民。”光明街道办一位副主任说，除了越南归侨，光明还有别的族群如原住民，印尼归侨，政府不希望群体意识引发族群间的矛盾。
与改革擦肩而过
当时农场职工生活要好很多，习惯于体制内生活的职工，并未意识到土地对他们的意义。
对于越南归侨来说，穷困和封闭其实并非他们一直以来的标签，他们甚至也不缺乏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光明农场的土地上耕作，但归侨们不是农民，他们有着曾令周边农民们羡慕的称呼“农场职工”，在改革开放之初关外的落后乡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场有着诸多农民无法享受的福利。
1980年，光明农场将土地平均承包到个人，产出与工资直接挂钩，这个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土地承包制却遭到归侨们抵制，吴裕光回忆，一方面，在越南过惯了集体公社生活的归侨们对这种新的体制感到恐惧，“认为农场不要他们了”，另一方面，则是“种这么多地实在太辛苦”。这迫使农场领导宣布了一条“抛荒土地者将扣发补助”的规定。
事实上，归侨们脚下居住耕种多年的土地，他们并没有所有权。这些土地都属于国有，即使暂时仍由私人耕种的土地，也是个人向光明集团以及当地政府承租的，每月仍需上缴租金或农作物。在1991年颁布并经历两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中，涉及使用权和征地赔偿的各项条文都明确规定，收益的主体是企业而非职工。
但习惯于体制内生活的农场员工，当时似乎并未意识到土地对他们的意义。当时的光明农场职工，是周边农民们羡慕的职业，光明新区负责侨务工作的卜业寿回忆，“当时农场职工整体生活要比他们好很多，所以周边的公明，观澜好几个村都主动要求加入到农场中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农场相邻的原住民村落楼村，读小学的少年陈东华每天放学后就赤脚跑到稻茬地里踢球，当时他所在的原住民村落并不富裕，陈东华甚至买不起一双像样的球鞋。
此时，与陈年纪相仿的归侨邓世光也在上小学，不过他的兴趣不是足球，而是上山挖药材、下水抓塘鲺，拿到就近的市场出售，每次可以获得几十块钱。当时他的父亲从农场领取的工资只有150元。
衰败之象
在楼村开始大量出现私家车，归侨村落的小路上仍然只有少量的摩托车。
1992年，17岁的邓世光小学毕业后辍学，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农场周边陆续出现的工厂，为他提供了工作机会。
这一时期，成立10年的深圳特区已经开始了经济腾飞，消费市场兴起，与光明农场相邻的楼村社区早已放弃了传统的水稻开始种荔枝，收入翻了几倍。上世纪90年代末，楼村人开始同时将大片的土地开发起来招商引资，土地收益让居民财富开始加速增长，在楼村开始大量出现私家车的时候，归侨村落的小路上仍然只有少量的摩托车在土路上扬起烟尘。
此时，归侨中的大多数，仍然被捆绑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土地上。农场的土地管辖权，仍然归属省一级行政部门，当周边的村民开始将土地出租给外来投资者获利时，农场广袤的土地上，仍然长满了供给奶牛场的草料。
这一时期，光明农场一步步走向衰落。广东省农业厅农村经济处于2007年发布的《关于华侨农场改革发展专题调研报告》中指出，全省华侨农场金融债务合计超过17亿元，其中光明华侨农场改制前的负债约2亿元。这份报告中提到，政府将整合金融机构豁免这些债务中的80%。
2002年，原来在稻茬地里赤脚踢球的少年陈东华已经成为楼村社区书记，这时楼村工业产值比1990年增加了900倍，他开始雄心勃勃地计划兴建一处投资近4000万的大型社区体育文化广场，目的在于让富裕起来的村民们“不再无所事事，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同一年，邓世光和古秀萍夫妇租种了农场的十几亩土地，还必须在其中的一小半种上橡草，农场提供种子和化肥，并且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基本上赚不到钱，但必须种，否则租不到地。”
“统建上楼”
因体制拖累而发展缓慢的这片土地，成为深圳市最后一块“处女地”
2007年，深圳市光明新区成立，范围涵盖原光明农场和原住民聚居的公明街道，光明新区管委会网站上醒目地提示，该区“土地存量丰富，拥有全市最大可连片开发区域，可建用地76平方公里，其中未建用地29.75平方公里。”而光明新区设立的任务之一，就是成为“城市新的增长极。”
此时深圳市关内外的土地已开发殆尽，因体制拖累而发展缓慢的这片土地，成为深圳市最后一块“处女地”，在土地资源严重匮乏的深圳，光明55平方公里的广袤国有土地吸引了众多渴求的目光。
短短几年间大批的土地被收回，去年，华星光电等一批大型的工业园区在原有农场的草地上拔地而起。
有50多年历史的光明华侨农场，曾经为深圳发展贡献牛奶和粮食，如今则要贡献出土地。在这场征地过程中，国有土地上的越南归侨们几乎没有发言权，随着新区建设速度的加快，侨民社区与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博弈日见激进。
据吴裕光回忆，他有次与政府官员感慨，归侨多年来开荒种地对深圳农业做出贡献，如今土地却要被收回。这位官员的回答让他印象深刻“没有土地，就没有光明新区”，在农场工作30年的吴裕光感叹“很现实。”
作为征地后的安置，光明新区近年抓紧推进“统建上楼”政策，这项政策将在几年内把散居在各个村落的8000归侨和子女们集中安置到光明新城兴建的一栋栋高层住宅之中。
今年4月的一个下午，光明典型的归侨统建上楼小区“富安花园”小区内，老人们聚在楼下打牌九，尽管已经从农舍搬到城市，但不少家庭还保留了在一楼空地和阳台上养鸡的习惯。
时而有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开着自己的汽车出入，他们和大多数归侨子弟一样无所事事。
一位在富安花园居住的农场退休职工说，老一辈的归侨因为有原农场编制，一直会有来自政府的养老金，但年轻人什么都没有，“只能靠自己。”
离开土地
眼看着周边原住民社区因土地赔偿而愈加富裕，归侨们的焦虑和不满开始蓄积。
对农场职工而言，农场的衰败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子女直接被推向社会。
邓世光少年时期就表现出的赚钱眼光最终没有帮他成为一个商人，他的成长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衰落，和多数归侨子弟一样，他没有进入农场体制的工作机会。
在遥远的海南，古秀萍父母所在的文华农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1992年，她在初中毕业后北上深圳打工。
在深圳，她遇到了归侨小伙子邓世光，共同的历史和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
婚后的邓世光再也没法忍受工作4块钱一天的工资，1994年，他在父亲的资助下买了一辆摩托车，成为摩的司机。
当时他平均每天能赚七八十元，丰厚的收益让他成为最早一批使用BP机和“大哥大”的潮人之一。但这种游离于法律保护之外的职业并不能给他和家人带来安全感：1996年在宝安目睹一位同行在追逐中被警察当做飞车党开枪打爆轮胎的情景之后，27岁的邓决定放弃这个职业。
外界打拼一番无甚收获的邓世光只好回家种地，对众多农场长大的归侨而言，种地是他们最后的退路。但他随即发现，土地被大片地收回，种地也变得不可能了。
2004年，古秀萍夫妇耕种的土地被征收，每亩地补偿了1800元的青苗款。
同一年，与农场相邻的楼村土地被征收，每亩地最高达到17000元补偿款。
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补偿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按照土地征收补偿相关法律，国有征收补偿是对地面上的附着物(庄稼)估价补偿，而集体土地则是按市价对土地进行补偿。
眼看着周边原住民社区因土地赔偿而愈加富裕，归侨们的焦虑和不满开始蓄积。
强企富民
但这些努力，对于8000多归侨的生计而言，无疑仍是杯水车薪。
这时，归侨们真正开始忧心自己的出路。
一些归侨中的精英分子开始尝试创业，2003年当地政府出台“强企富民”政策，鼓励归侨子弟们创业，并在申请用地上给予政策扶持。随之一批归侨企业建立起来。
这些企业，一出生就被赋予沉重的负担，归侨们期望这些企业能像周边原住民集体企业一样给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红利收入，当地政府则希望企业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解决越来越多的中年归侨和归侨子女们的就业问题。
2010年8月4日，家住石介头村的归侨企业家黄廷光的住宅被百余名村民包围，黄的院子里被丢满了一堆堆的牛粪。
黄廷光任董事长的江翔实业公司，村民们认为企业以400多村民的名义申请土地，理应属于集体资产，但黄廷光认为，实际上申请土地过程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3位股东个人努力的结果，并不存在集体所有的理由。
矛盾逐渐升级，多次的集体上访之后，当地政府称开始对江翔公司的资产进行调查，400多名股民的身份也被恢复。
在这场风波之外，与江翔公司性质相似的另外17家归侨企业都在观望，他们的情况大致相似，这个案例的结果，将影响他们所有企业的未来。
“事实上这18家企业经营状况都不好。”光明新区侨务负责人卜业寿对这些企业的前景都表示忧虑，他把原因总结为“管理混乱，小富即安，私念重。比如我认识的一个老总，一有点钱就开好车，买名牌衣服张扬，村民们看见当然就反感。”
卜业寿认为，归侨企业家和众多归侨的缺点都一样“教育程度低，素质眼光都有限”。
即使在归侨社区建立的企业里，都不大情愿雇佣归侨及其子女，在每年涌入光明的大批廉价外来劳力和高学历的白领阶层面前，大多数的中青年归侨并没有竞争优势。这种基于市场导向的选择，在归侨们眼中却被视为“忘本”。
强企富民政策事与愿违，当地政府开始考虑新的出路：投资建立同富裕工业园项目。
2010年，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宣布，已建成招商的同富裕工业园，第一次为每个户籍居民“分红”1000元。当地政府希望，这个工业园能成为拉动社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并在一本纪念光明农场30年的画册中，将之宣称为“爱侨护侨”的典型。
但这些努力，对于8000多归侨的生计而言，无疑仍是杯水车薪。
彷徨未来
“我们就像海上的木板，漂来荡去，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归宿。”
“有土地才能创造价值，没有土地，他们的生路就断了。”吴裕光认为，“政府要引导他们上路，这样才能和谐。突然让他们进入社会，压力大，阻力多，而且有很多不稳定因素。”
让吴裕光颇为忧虑的不仅是土地问题，还有归侨群体的特点“小孩多，教育意识淡薄”。当地政府正在着力做的免费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教育是重中之重，这是着眼于未来。”
直到2002年，光明农场的归侨中，才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至今归侨中大多数70-80后青壮年都只有初中学历。
对于大批缺乏文化和技能的无业归侨，当地政府也是不遗余力地举办一次次就业培训，一次次招聘会。但收效并不大。“每年政府花很多钱让他们去学习技能，提升学历，但很少有人愿意去。”光明办事处一位主任表示遗憾，今年光明街道办公布的教育投入资金是500万元。
“教育现在是(归侨)未来唯一的出路，这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才能改变。”光明新区侨务负责人卜寿光说，虽然老一辈归侨都不重视教育，但现在大家对还在读中小学的这一代子女们的教育程度已经大大加强，“学校里归侨孩子的成绩和别的孩子已经没什么区别。”
就在归侨们为未来彷徨的时候，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光明新区负责人在去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加快土地整备，3年内整出36平方公里土地”。这意味着原农场65%的土地要在3年内清理出来交付政府开发。
动员居民搬出房子并不是一件好做的差事，卜寿光称，去年以来又开工了两个统建上楼小区，但建楼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需求。“3年内只能够安置小部分人，大部分人需要先租房，政府来提供租房补贴。”
在归侨最集中的石介头村，小时候就显示出生意头脑的邓世光，在经历了工厂做工，开摩的，卖洗涤用品等几个职业后，如今已年近40岁的他却没有什么积蓄。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闯劲，现在他已经极少离家闯荡，一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妻子古秀萍经营的一个小理发店，他现在每天和同龄的归侨伙伴们喝茶聊天，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现在每天两包都打不住。”
谈及未来，邓的妻子古秀萍一样的茫然“我们就像海上的木板，漂来荡去，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