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据美国《侨报》报道，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守望田园的农耕文明形成了中华文化并盛行几千年。和游牧文明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农耕文明在土地上种植作物可算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生存和繁衍的稳定方式。聚居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华民族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人们倾向于安居乐业、不迁徙或很少迁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离乡背井地追求新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的出国潮，更是让大批华人学子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
可谁曾想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却好比丰美的水草，使人为之苦苦追寻四处迁移。这过程中交织的期盼和无奈实乃百味杂陈。
妇唱夫随来美国，认定选择不后悔
刘先生和刘太太当年就读于国内某知名理工科大学并结下百年之好，一起打算出国留学时，刘先生先行一步留学加拿大。一年后，刘太太拿着美国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孤身来美。当时刘先生在加拿大的硕士课程才念到一半，可是为与妻子团圆，他选择了跟来美国重新开始。夫妻两人在美国拿到学位后，如今在休斯顿的石油行业工作，育有一儿一女。记者采访时，刘先生回首往事，评价自己当年的选择果断正确，并表示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和幸福。
“我们这批留学生在北美大陆上东奔西跑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没挪过窝的才是极少数。我家算是安稳的，我的大学同学里有一对夫妻，到了美国先是在佛罗里达上学，后来转战新泽西州和加州工作，最近又海归回国创业了，那真是没几年有消停的时候。”刘先生语气有点调侃地说。
记者问:“他们夫妻双双回国了？有孩子吗？”
刘先生回答：“都回去了，带着两孩子一起回的。说来每次搬家都是先生换工作，然后太太就跟着走。海归也是先生要回去创业，好在太太就职的美国公司在国内有分公司，就把她调过去了。所以虽然四处奔波，一家人倒还是一直在一起的。”
言语中刘先生明显流露出强烈的家庭观念，他告诉记者:“我那同学两口子虽然在国内过得挺滋润，事业上很有成就感，但的确也是挺辛苦的。相比他们，我没有海归的打算，在休斯顿工作生活、看着两孩子健康成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质量更高。”
“说实话，我没有什么作大官发大财的欲望，生活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现在回过头看，我跟着妻子来美国是正确选择。我们现在家庭生活非常美满，同时工作上我也勤恳努力，凭技术凭本事吃饭，日子过得很平静很踏实。”刘先生接着说。
提到未来，刘先生明确表示不愿意过四处“游牧”的生活，希望在休斯顿安居乐业、享受生活。
两地分居离别苦，前路何处费思量
张女士从事IT工作，目前一人带着6岁儿子在休斯顿生活，她的教授老公远在另一个偏僻城市，开车过来要十多个小时。她叹息自己平日里工作之余还要又当爹又当妈地照料孩子，很是辛苦。
张女士告诉记者：“我念本科的大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名校，来美国后念的也是排名靠前的好大学。但当年认识我老公并和他结婚之后，我清醒意识到他这博士肯定要找大学终身教职，我如果还是按原计划念完博士的话，两人在同一座城市的大学里都谋到终身教职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于是我当机立断，当年拿了硕士学位就走人了。”
“当时找工作还算顺利，我就离开了原来的大学城搬去了芝加哥上班。没过多久，我老公就找到了现在给他教职的大学，可惜那里是一个小地方。但你知道的，我们华人找个教授位置不容易，机会难得他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我只能跟着他走，离开了芝加哥。”张女士语带遗憾地说。
“到了新地方让我整天呆在家实在是不甘心，但苦于当地工作机会太少，只能往大城市投简历。当时我同时拿到了圣安东尼奥和休斯顿两地的Offer，权衡一下选择了休斯顿，主要就是考虑老公来休斯顿可以飞机直达，而去圣安东尼奥必须转机。就这样，我带儿子来到了这里。说句心里话，我从小在大城市里生活长大，发自内心就是更喜欢休斯顿而不是那偏远小城的，但我老公为了成为终身教授现在奋斗到一半，绝不可能跟我过来的。” 张女士一脸无奈。
张女士强调：“我家这种情况绝非个别，我老公学校里还有另外两个华人教授也都和配偶分居两处，也是因为一方舍不得放弃教职，另一方也不愿失去自己的事业，只能各过各的。其中一位女教授的老公海归了，两口子见面更是不方便。像我吧，好歹大学放寒、暑、春假或者长周末的时候老公还能飞过来一家团聚一下，让我和孩子觉得多少有些盼头。”
记者忍不住插嘴道：“虽然大学教授一年差不多能有三个月假期，但其余九个月一家人还是不在一起，将来就打算这么过下去？”
张女士叹了口气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应该还是我做出牺牲的可能性大。所以我也一直在那城市找工作。前阵那所大学的一个部门录用我了，但没想到给的薪水实在太低，差不多就是我硕士刚毕业时拿的IT起薪的一半，真是无法接受啊！”
记者说不出太多劝慰的话，只能祝福张女士一家三口能早日幸福团圆！
少年同窗情谊深，人生旅途各天涯
安琪来自上海，中学六年就读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唯一的寄宿制全国重点——华东师大二附中。那所学校当年名噪一时，出了好些高考状元，其中一名就是安琪的同班同学。安琪大学里读的是医科，学成后行医不久，就和她状元同学及其他中学同学一样，被汹涌的出国潮带到北美大陆。少年时朝夕相处的伙伴们自此散落在各地，画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安琪说:“我们中学同学12岁上相识、18岁分开进入上海各高校，彼此情谊很深。少年时吃、住、学习在一块，长大后同在上海也常常见面，真没想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有的去日本、有的去德国、但最多的还是来了美国、加拿大。到我们相识30年的今天，我们一统计，班上近一半的同学都分散在北美各地了。”
“国内现在都时髦同学聚会，可我们班同学天各一方，再怎么筹划也没法把各自假期都调整到相同时段，要大家都赶回上海去聚会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别开生面想了个新点子，由好些同学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把各自对母校老师同学的情感、这些年人生的经历和体会都写进40来篇文章里，最后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时光飞过三十年》的纪实文集，以此作为精神上的同学大团聚。其中我的一篇题目叫作《横跨美国大搬家》，写的就是2000年我和老公开车从纽约一路横穿美国到加州洛杉矶的壮举。”安琪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
“但当时真是不得已啊！我和老公两个穷学生，他好不容易找到加州的工作，我自然只能放弃我的专业，跟着一起走。还好当时有我中学同班三女生以大约500 英里的距离平均分布在我们西行的开车路线上，我们基本得已白天开一天车，晚上到每个同学家歇脚。这样一路探访同学一路玩，花了整整一星期，终于平安抵达了目的地。那时候到底年轻呀，换现在拖家带口的就没那么大的精神头了。再说我那三同学中，除了芝加哥的那位还在当地，另外两个女生也都因工作变动搬迁到别处了。唉，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差不多隔几年就要变一变生活轨道，感觉都居无定所似的。” 安琪微笑着感叹道。
说起当年的执着和义无反顾，安琪透露她在文章里也忍不住问自己：“冥冥之中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万里迢迢、来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不惧挫折、勇往直前地付出努力？是什么力量使我甘心放弃自己的医生职业、专心帮助老公？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在这个国家耗尽了青春而甘之如饴？”
记者问她：“你找到答案了吗？”
安琪说还是有些困惑，但儿子出生以后她似乎有了点头绪，她说:“我们这么逐水草而居，说白了其实就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为实现它不屈不挠并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这一代赤手空拳地在北美大陆上白手起家，也的确是为了给自己的下一代建立一个温暖富足的家。希望他们的将来比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从容，能比我们更加自由美满和幸福吧。”
美国学者谈各国移民回归：中国海归回国基于文化认同
中新网/据美国《侨报》报道，“海归”近年来成为海外华人热点词汇，殊不知，“海归”的现象在全世界由来已久。纽约市立大学亚裔研究所当地时间29日晚邀请纽约市大史坦顿岛分校心理学系主任、过去6年来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海归”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的萨斯曼教授(Nan Sussman)作专题演讲，谈西方和中国的“海归”历史以及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与定位。
萨斯曼在座谈中表示，她过去20年对世界各地的移民“回归”现象和这一过程对人们的心理及文化冲击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过去6年里她更将香港移民的回归作为主要课题，并在最近推出了新书《移民回归和身份认同：全球现象，香港特例》(Return Migration and Identity：A Global Phenomenon，A Hong Kong Case)。
萨斯曼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各国的移民回归现象，她表示，其实人们在谈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历史上很多的欧洲“海归”，当年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后又回到了欧洲(但犹太移民是个例外，返回欧洲的犹太“海归”几乎是零)；还有过去一两百年间的美国人到欧洲定居一段时候后又返回美国。有趣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西方移民在“海归”后发现融入母国的文化也并不容易。
萨斯曼表示，她在采访一些西方的年轻“海归”时，也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从海外回来后，会跟自己当初的环境格格不入，自己和当初的朋友们对对方的话题都彼此毫无兴趣。
萨斯曼在新书中总结出了“海归”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四种类型，即“加固型”(Affirmative)、“减少型” (Subtractive)、“附加型”(Additive)，和“全球型”(Global)。所谓“加固型”是指海归人士回到母国后对自己的原有文化身份更加认同，如中国海归回国后更加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定位；“减少型”则是减少了自己对原有身份的认同；“附加型”则是在保持原有文化定位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很多外国文化的因素；“全球型”则是少数在很过国家生活过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的文化。萨斯曼在调查中发现，多数西方“海归”都属于“减少型”，“海归”后通常还会遭遇精神抑郁，而多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海归”都属于“附加型”，“海归”后通常都对生活满意度很高，不会经历感情上的不适。
萨斯曼表示，她之所以对香港的移民回归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因为从1984年到1997年，有80万香港人移民海外，主要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从1997年到现在，这80万人里有50万作了“海归”。这些香港“海归”在回到香港后呈现一些文化认知上的共同点，是前面所述类型中的“附加型”，比如语言上更加灵活 –萨斯曼在一项测试中发现，“海归”们平均在396个单词的谈话中做了26次中英文切换。同时，这些香港“海归”在饮食、文化、隐私和生活步调方面都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自身中国文化的认同丝毫没有减少。萨斯曼发现，日本的“海归”也通常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实的认同，有些人在回归后不得不想法隐藏自己在西方已经习惯了的一些举动。有一个采访对象告诉萨斯曼，他在美国时喜欢上了在上班途中阅读《Newsweek》这本杂志，但他回到日本后意识到，在地铁上看这种杂志会让引来异样的眼光，因为日本男人在上班途中最流行的就是看色情卡通一类的读物，于是这位日本“海归”不得不将《Newsweek》夹在一本色情卡通书里偷偷阅读。萨斯曼也顺带提及，她本人在日本时养成了进门脱鞋的习惯，结果回到曼哈顿后，她的很多朋友都拒绝服从她这一要求，因此半年后她不得不改掉这一习惯。
萨斯曼也对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的“海归”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中国大陆的“海归”将是她下一步的研究重点。萨斯曼表示，就她目前观察所得，中国大陆的“海归”在文化身份的转换中属于“附加型”再加“加固型”，即他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文化元素，但对中国的文化也更加认同。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 “海归”在就业方面，凡是回到以前国有企业的，50%以上都随后辞职，凡是到大学做教职人员的，都很成功，其中北大75%的教师都是“海归”人员。而最成功的“海归”群体就是创业者，目前上海有6000家“海归”人员创立的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