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出席公祭 被指跟随北京路线
明报/在香港，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的安息礼拜将于本周六，假尖沙嘴圣安德烈堂举行，特首曾荫权透过发言人称，“原则上会出席下午1时的团体公祭环节”，而非3时举行的安息礼拜仪式。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北京对司徒华的逝世只以“边缘方式表达”，特区政府为避免“最高规格”看待，故特首选择只出席公祭。
治丧委员会召集人朱耀明说，特首曾到院探望华叔，相信他“对华叔是有心的”。而除曾荫权外，另有10名官员会出席安息礼拜，但名单未定。
周六封丽大道及九龙公园
司徒华追思会本周五晚于尖沙嘴浸信会举行，翌日于圣安德烈堂举行安息礼拜，市民可于当日上午9时至下午1时到教堂外签吊唁册及鞠躬(见图)，届时警方将封闭教堂对面的丽大道及九龙公园，供市民排队。治丧委员会成员李卓人表示，仪式开始后，只有获邀的320个嘉宾可逗留在教堂内，市民则在旁边的停车场、街坊福利会等透过电视观看直播，市民亦可到丽大道收听声音广播。
教堂响“6长4短”钟声
仪式下午3时开始，教堂会响起“6长4短”钟声，表达华叔平反六四的心愿，而圣公会苏以葆主教及朱耀明牧师将引领华叔灵柩进入教堂，华叔的胞弟司徒强及胞妹司徒婵等会致辞，最后在一众嘉宾瞻仰遗容后，完成整个安息礼拜仪式。
下午约5时，灵车会由教堂出发途经弥敦道、梳士巴利道，及华叔服务多年的九龙东，最后才抵达柴湾火葬场。
特首办昨发声明，表示特首已收到邀请，“原则上会出席下午1时的团体公祭环节”，至于为何不是出席3时的安息礼拜，发言人解释，特首是“应邀”出席1时的公祭会。
朱耀明：特首对华叔是有心
治丧委员会召集人朱耀明表示，华叔患病期间，特首也曾到访探病，并与华叔有颇长时间的交谈，所以他认为特首“对华叔是有心的”。至于特首选择出席哪场悼念活动，他说，或许特首有时间上的考虑，对此他是持“开放”态度的。
另外，特首办表示收到10张邀请卡，将有官员出席3时的安息礼拜仪式，但具体名单待定。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由于与家人外游，肯定未能出席。
骨灰撒大坳门 盼竖纪念碑
而在安息礼拜前一天(即28日)举行的追思会，教育局长孙明扬、常秘谢凌洁贞、前任常秘黄鸿超等10多名官员将会出席。
另外，华叔的遗愿是将部分骨灰撒在清水湾大坳门对出海面，并希望在风筝凉亭附近竖立纪念碑，刻上支联会五大纲领，让每年放风筝的人可以凭吊，但李卓人表示，由于未有先例，相信竖立纪念碑并不容易。
赴港祭华叔被拒 王丹怒吼
指“一国两制”骗人 港府放弃自治权利
明报/身处台湾的民运人士王丹(图)周三证实，已收到通知，港府拒绝他赴港悼念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王丹周三发表声明，对于港府拒绝他到港拜祭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感到愤怒及难过。他表示，尽管他一再表达了无意到香港从事政治活动，只是希望作为晚辈尽一份对长辈的心意的意愿，尽管港人在他赴港的问题上表达了积极的支持，但是港府还是拒绝了申请，对此他的心情已不能用失望来形容，他感到愤怒和难过。他表示，事件再次向外界证明，所谓“一国两制”根本是骗人的谎言，港府已彻底放弃自治的权利，北京意志已成香港管治的紧箍咒。香港的民主与法治日益流失，令人十分担忧。
他表示，对于最终被拒绝进入香港，呼吁港人为他主持公道。他指出，事实表明，仅仅依靠当局的善意是无法维护香港的民主自由的，他期待能与大家一起，继承华叔的遗愿，为了民主自由挺身而出，为香港的明天继续努力。他最后表示，虽然无法赴港，他们对华叔的悼念不会受到影响。他会与支联会讨论，在无法亲自出席的情况下，用适当的其他方式参与香港的追悼活动。
支联会代主席李卓人表示，周三上午，张文光收到特首办的通知，他们正要求特首办作最后努力，希望达到好结果。朱耀明则认为港府的决定不公正。而叶国谦与叶刘淑仪指当局拒王丹入境，是考虑公众利益。
冯检基：华叔是我唯一政治老师
司徒华桃李满门，视华叔为师的，还有民协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冯打从大学时代已仰慕华叔，之后千方百计主动认识了这位前辈；1980年代初，更得到时任基本法草委的华叔提名任基本法谘委成员。但六四后，双方因处理与北京关系手法的差异而“断交”。
20年后，一次港铁站偶遇，华叔主动上前打招呼，让冯检基开心得不得了。冯说：“我一生人当中，华叔是我唯一的政治老师。”
1975年，20岁出头的冯检基，在港大读一年级，因负责学生会“香港周”活动的教育问题研讨会，首次遇见身为教协会长的司徒华，即被对方词锋吸引，决心要认识这名社运前辈。
1976年，冯检基到了社区组织协会(社协)做事，在大坑东工作，2年后发生金禧事件，教协希望将事件带入社区，便找社协合作，在较多金禧师生居住的大坑东搞地区活动，冯检基终有机会认识华叔。
亲授“软硬兼施”“长短棍”
当时的冯检基，有点像粉丝追随偶像的“痴情”，“1983、84年间，一有空，我便冲上教协文景楼会址碰运气，若华叔不在，我便在那里做义工，有时帮忙摺《教协报》；碰巧华叔回到教协，我便抓华叔不放，跟他谈东谈西。1个月，我总会跑上教协三两次……那时的我，很痴心喔。”
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冯跟华叔等组织了民促会，争取建设民主制度，华叔是召集人。就在那时，冯检基从华叔身上学会了两件事：“软硬兼施”与“长短棍”，“华叔当时跟我们汇报跟中英官员的会面，总会解释为什么这一次要硬，另一次要稍让。他教晓我，在谈判或争取的过程，必须针对对手，再决定采取什么态度。”
至于“长短棍”，是指事件总“有长有短”，领导人必须判断这次是持久作战还是短暂问题，尤其作为压力团体，若要打持久战，但力量又不足，便要集中火力在短期内“狂砌”，才有机会胜利。
1985年，是华叔与冯检基最紧密的一年。身为基本法草委的华叔，推荐冯出任基本法谘询委员，“他说每名草委都可提交一份谘委推荐名单，北京对他们承诺，每份名单中，必有一人被选中……他跟我说，他推荐名单上只有一个人，我问为什么那么少？他就说，我提一个名，那个人选便是我拣的，如提两个，那就变成是由中方拣选。之后他告诉我，他提名了我”。“从这件事，我看到华叔没有门第之见，他没挑教协的人。听完后我心悦诚服，由手法到胸襟，完全无得弹……我相当感激他，华叔也许不当我是学生，但我视他为我的老师。”
六四后分歧 关系冰封20年
这段“师生”关系，却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急速冷却。六四后，民主派认为要与中央割席，但民协在1990年决定，可就中国统一、中国民主化、香港民主化及重大民生这四大问题与北京接触，取态与其他民主派大相迳庭。1991年初，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访港，民协决定约见他，这是六四事件后，他们第一次再与京官见面，除了令民协被猛烈批评，冯检基与华叔在政治策略亦出了严重分歧。
港铁站偶遇 华叔一句解冻
“近20年来，很多时是在支联会活动跟华叔碰面，大家会点头，打个招呼，我内心很不是味儿，因为华叔曾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前辈。华叔这个人很执着，他喜欢的就很喜欢，不喜欢的就很不喜欢，我感觉他是很不喜欢我跟北京接触。这个不喜欢维持了很久，从他的身体语言我感觉到。”
两人关系，直至华叔79岁生日前，才告“解冻”。“已记不起是华叔证实患上癌症之前还是之后了，有一天，我在港铁站，正准备上车之时，突然有人捉我的手肘，我一望，是华叔！他问：‘阿基，你去哪里？’我已经不懂说话，开心到不得了，是20年来第一次，很开心。我已记不起他说什么，我又说什么。”
后来一次饭聚，冯检基跟一名中大教授提及那次相遇，对方说：“神很厚待你了，要不是有缘分令你碰见华叔，华叔又这样捉你的手，今日他离开了，你可能这一辈子也很不安乐。”“这段话，解释了我当时的反应。”冯检基说。特约记者 梁美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