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一份刚刚发表的报道透露了已故香港民主运动领袖司徒华以及香港民运组织支联会参与营救八九民运人士的一些细节。过去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不愿就支联会在黄雀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发表评论。据信，那场长达几个月的营救行动涉及到支联会成员与中港两地非法偷渡组织和黑社会团伙的接触。
被誉为民主运动精神领袖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星期天因病逝世，享年79岁。星期二，香港《明报》发表了去年十月在病房采访司徒华的报道，并用几乎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司徒华谈及他本人以及支联会当年参与营救八九民运人士的经历。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支联会常委要求平反六四司徒华在这篇访谈中说，1989年6月4号北京当局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并对学生领袖们实行全国通辑之后，一名葡萄牙籍的警官向他透露了吾尔开希躲藏在珠海的消息，随即他通知有关负责人安排营救，并派现任立法会议员的李永达用六十万现金支付了偷运吾尔开希的费用，成功将他救出。第二天，吾尔开希就飞去了法国。
司徒华还说，当学生领袖柴玲和封从德逃到香港后，他立即派现在也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张文光去接他们，并与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合作一起将他们送往法国。
在这篇访谈中说，司徒华说，整个营救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令他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营救吾尔开希和柴玲。他说，六四后的黄雀行动，争取民运人士的外国居留权和政治庇护，一般都是由当时担任支联会副主席的朱耀明负责的，但他自己直接参与了营救吾尔开希和柴玲的行动。
司徒华在访谈中仍然不愿意透露黄雀行动究竟花了多少钱，但他说，花在民运人士身上的钱，包括来港、食宿、旅行和在国外初期的生活费，“都由我们包办”，但不属支联会名下的经费。
香港《明报》的报道说，记者去年十月初在香港圣母医院采访司徒华的时候，支联会常委张文光也在场，而且这篇访谈的内容在发表前也已经张文光和朱耀明等人校对。
支联会现任副主席蔡耀昌从1989年支联会成立起就一直积极参与这个组织的事务。他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确认了司徒华在《明报》发表的报道中对支联会参与黄雀行动的表述。
蔡耀昌说：“ 华叔说的事情肯定是事实。大家怎么了解当中一些人是如何参与的，我想你可以从华叔的话中去了解。支联会的确在那个时间，在民运人士来到香港时，我们支联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在财经上帮助过他们在香港的一些开支，也协助他们寻找在外国一些地方的政治庇护。”
在此之前，司徒华一直不愿意向外界叙述他本人以及支联会在黄雀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仍然不肯就支联会参与黄雀行动发表评论，称时机未到。他当时说：“对这个事情，我从来都是不表示意见的。等到了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说。我现在只说一句话：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就去做。”
司徒华当时还回应黄雀行动的经费主要由支联会提供的说法，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被认为是黄雀行动总指挥的香港商人陈达钲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说，黄雀行动大概花了一千万港币，主要经费由支联会提供。
当年也参与过营救学生行动的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说，司徒华过去一直不愿意讲述支联会在黄雀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因为黄雀行动利用非法走私和偷渡途径营救民运人士对支联会日后的生存和发展不利。
刘达文说：“第一个，华叔一直做支联会的主席，压力已经够大了，因为中共不断地打压支联会。如果他把这个功劳拿到自己身上，是不是中共会更加认为他从事非法活动？第二，华叔也可能不想把所有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有这两个考虑。”
熟悉黄雀行动的刘达文说，用于支付黑社会组织偷运民运人士的捐款被存入一个专门的账户，与支联会的一般账户分开，以避免支联会遇到法律问题，但这个专门户口仍然由支联会的骨干控制。
刘达文说：“救人使的都是黑钱。华叔把钱给蛇头，救出吾尔开希，这些全部都是黑钱，没有人签名，没有原始单据。所以支联会在香港本身筹到的几千万不能用在这上面，因为这会违反香港会计制度，所以后来他们为了黄雀行动专门建立了一个户口，专门用来救人。”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说，营救民运人士的经费来自有心人，不是由支联会支付的。但他承认，有关黄雀行动营救民运人士的很多细节目前仍然无法公开。
蔡耀昌说：“从政治现状来看，我想黄雀行动整个过程中间可能还有因为政治原因现在还不能完全公开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 从89年到现在，很多香港人对于黄雀行动在很艰难的时候去营救一些民运人士，大家都觉得很敬佩。我想，这个基本的评价是很清楚的。”
司徒华在确诊患有癌症之前曾表示，会以《大江东去》为书名写一部回忆录，披露六四镇压后支联会协助民运人士外逃的细节。在去年治疗期间，他向家人口述了自己的回忆录。目前，他的家人还没有透露这份口述的回忆录是否详细披露了黄雀行动的细节。
据信，1989年六四镇压后历时九个月的黄雀行动一共救出了一百多名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其中包括柴玲、李录、熊焱、吾尔开希和陈一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