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 吴济海）３月１０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所谓“‘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纪念集会”上讲话称，“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
民主，一个美好的具有普世吸引力的词汇，令人遗憾地又一次被达赖罔顾事实地盗用了。
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后流亡国外的５０年来，为了迎合西方某些政客的口味，在“流亡政府”实行形式上的“三权分立”，建立了立法机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行政机构“噶厦”和司法机构“最高法院”。
但是，不管是１９６３年达赖集团正式公布的“西藏国宪法”，还是１９９１年的“流亡藏人宪法”，都明确了达赖在其集团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赋予达赖控制和主宰一切政教事务的最高权力。
不论是“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及其“议长”，还是“噶厦”及其“噶伦”，都必须听命于、从属于达赖，达赖拥有对“噶厦”和“人民会议”的一切决议和官员任命的最后决定权。达赖还有权决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
达赖一面声称自己是宗教人士，一面又甘当行政上的“最高领袖”。在历届“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担任重要职务。目前这一届“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伦”桑东·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因此，达赖集团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从旧西藏延续下来的达赖至高无上、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专制统治。
十四世达赖兄弟姐妹共７人。达赖集团和“流亡政府”的政治、武装、经济、教育等重要部门和一些派别组织的大权，均为达赖兄弟姐妹所把持。
从达兰萨拉“噶厦”成立至今，达赖家族中先后有５人担任过“噶伦”、首席“噶伦”。近十多年，“噶厦”席位无论是３人、６人还是７人，达赖家族都相应占据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七分之三的比例。
例如，达赖二哥嘉乐顿珠曾任“流亡政府”“外交噶伦”和达赖驻美国纽约办事处首任负责人；达赖妹妹吉尊白玛曾任“噶厦”的文化、卫生“噶伦”；达赖姐夫黄国桢曾任“噶厦”治安“噶伦”；达赖姐夫的第二任妻子格桑央金担任本届流亡政府的新闻“噶伦”。
达赖家族的专制行为引起国外藏人，尤其是一些贵族和土司、头人的强烈不满。《西藏评论》１９９３年４月曾以“且看今朝一张新面孔之民主”为题发表社论，抨击达赖在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行为。
达赖说，“作为一位宗教人士，促进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他的“发愿”。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流亡政府”中政教合一的地位，将藏传佛教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达赖借护教之名，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在藏传佛教内部及流亡藏人社区压制信仰自由，造成了一系列暴力冲突。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禁止供奉“杰千修旦”护法神。“杰千修旦”护法神是藏传佛教的一尊信奉了几百年的神，很多寺庙和信徒家中都有供奉。上世纪９０年代，达赖以该护法神“亲汉”、“对西藏的根本大业不利”为名，发出了取缔该护法神的指令。
达赖所为的真正目的则在于打击和控制国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势力和压服格鲁派内部的反对势力。
按照达赖的指令，“流亡政府”派出打手砸毁神像，殴打信徒，强行禁信护法神，对不听命者，僧人逐出寺庙，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群众清出社团。
１９９８年美国的《时代》和《新闻周刊》报道了达赖在美国访问时一些僧侣举行的抗议活动，《时代》刊登了一幅照片，示威者举的标语上写着“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
去年５月在欧洲窜访时，达赖受到长期被其打压的雄天教派信徒的抗议。十三世昆德林活佛说：“达赖经常使用‘文化灭绝’形容中国，其实‘文化灭绝’最适合形容他对雄天信众的迫害。”
历史表明，“政教合一”“家族专制”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桎梏，不可能带来民主。欧洲正是结束上千年的政教合一制度之后，才在工业大革命洪流中进入现代化。达赖集团披的是民主的外衣，裹着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实体，实行的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家族专制，怎么可能会建立“高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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