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吕聪敏所著《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在我接触过的外国领导人中，有一位使我由衷地敬佩。我欣赏他的传奇人生，赞赏他的政治远见，不能忘记他对不发达国家的关注，更不能忘记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善、理解和同情。他就是2000年逝世、曾担任过两届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
相识到相知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2年4月。那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在访加，特鲁多亲切会见。我是代表团成员，有幸亲眼目睹这位为中加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的风采。时年53岁的他，潇洒干练，思维敏捷，哲理满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真正熟识他，他真正认识我，是在1973年10月他正式访华的时候，我作为外交部美大司主管加拿大事务的官员，在北京和外地与他相伴左右，逐渐成了朋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时，大凡有重要的访加团组与他会见，通常我都在场。
特鲁多1984年退出政坛后，我曾到蒙特利尔市北区他的寓所看望他，送去他喜欢喝的中国西湖龙井茶。他仍是那么健谈，只要是说起中国的事，他总是那么兴致勃勃，对我说他退出政坛后很自由，常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希望早日以一个“加拿大普通公民”和老朋友的身份访华。他问候*等中国领导人，还问起曾在渥太华做过治疗的邓朴方的伤情。
传奇人生
特鲁多出生在一个法裔律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英语、法语俱佳，博学多才。他先后在蒙特利尔大学、哈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等世界著名高校求学和深造，打下坚实的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1948年至1949年，他曾花数周的时间背着行囊作环球旅行，到过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和解放前夕的中国上海。上海之行历经艰险，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中国百姓对新政权诞生的殷切期待。
回国后，特鲁多先在工会组织担任法律顾问，后到枢密院当经济顾问。1952年，他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因有去过苏联和东欧的记录，一度被禁止进入美国。1960年，身为法学副教授的他，带一个小型文化考察团访华，走访了不少城市和乡镇，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回国后与杰克·赫贝尔合写了《两个天真汉在红色中国》一书，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和同情。
1961年起他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1965年加入自由党，并当选为众议员。他初入政坛即显露出犀利的政治锋芒和独到的政治见解，使政界同僚的眼睛为之一亮。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特鲁多由议员跃升为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直至荣任自由党领袖和政府总理。当时人们称这位“火箭式”人物为自由党的“奇才”、加拿大的“政治新星”。
鲜明的政治主张
特鲁多的内外政策主张有其鲜明特点：对内主张建立公平社会，扩大社会福利事业，援助欠发达省区，发展多元文化，促进不同族群和谐相处，把英语和法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推行；对外强调根据国家利益确定外交政策的布局，调整同各大国的关系，主张保持同美国传统关系的同时，大力开展全方位、多元化外交，发展同西欧、日本、亚非拉和当时的苏欧地区的关系。特鲁多主政以后，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把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摆在加拿大外交工作的突出位置。
特鲁多的独特经历铸就了他的人生哲学，宽广的视野使他观察问题比较客观，比较理性。他对待古巴、中国，以及他处理对美关系的一些主张和思路都说明了这一点。他谋求与中国建交，是那么执著，因为他认定孤立中国、遏制中国、排斥中国“是个莫大的错误”。他说他不赞成把对华政策建立在无知、傲慢和偏见的基础上。
与中国建交义无反顾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特鲁多是少有的比较了解中国的政界人士。特鲁多曾说，1960年那次访华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发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与他看到的实际情况竟有如此大的反差，他慨叹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他当时就想，应该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因为使中国摆脱孤立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推动加中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成了他多年奔走呼号的目标。
他在担任皮尔逊总理驻议会秘书和司法部长时，曾多次力陈上述主张，均因皮尔逊慑于美国压力、担心影响加美关系，而未被采纳。面对如此不正常的状况，特鲁多日益感到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已不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加拿大处理对外关系的理念和方式已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主张加拿大应找回自己的位置，确立“自主外交”，改变过多受制于美国的现状。
出任自由党领袖和总理后，他发现加拿大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们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如不加以改变，他的外交理念就不可能有效贯彻。为了顺利进行政策调整，特鲁多亲自挂帅，由他的外交顾问伊万·海德和新任外长夏普具体负责，从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展开全面听证和审议。一部集思广益、人们期待已久的外交政策白皮书终于问世，特定名为《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如此定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思是强调这部政策文件是根据加拿大的实际、体现加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而写的。这是加拿大“二战”后最为重大的一次外交政策调整，其主旨是：在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下，实事求是地估计加拿大自身的力量，使外交更好地服务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在不损及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下，在外交上加拿大要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政策，发挥加拿大在东西方之间的独特影响和作用。
谋求加中关系正常化，是特鲁多政策调整的重要“突破口”。在他就任自由党领袖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就有6次讲话涉及加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他明确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加中建交，是他致力实现的目标。他在温哥华的一次*上说：“把一个代表世界1/4人口的国家的政府在外交上孤立起来显然是行不通的。我赞成根据加强两国交往的适当条件，通过外交承认等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为国际秩序和稳定作出贡献。”在1968年5月底的一次政策讲话中他又强调：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上许多重大问题是不能得到完全和持久解决的。要把我们的对华政策放在加拿大在整个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范畴内看待。过去我们集中关注大西洋和欧洲事务，而忽视了加拿大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让其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在外长夏普全力支持下，特鲁多着手启动谈判进程。就在1969年1月内阁会议后的第三天即1月30日，他即指示加驻瑞典大使安德鲁设法与中国驻瑞典大使接触，表达加政府同中方举行建交谈判的意愿。对此，中方经过认真研究后给予积极回应。
建交谈判的焦点是台湾问题，中方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原则立场。
加方表示理解中方的关切，强调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同中国建交的既定方针不变。夏普外长7月21日就此进一步作了澄清。人们从他的讲话中感到，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基础是存在的。
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右起：安文彬、刘民、王栋大使、特鲁多、王大使夫人刘枫女士，左一为作者）
在双方集中讨论公报文稿的关键时刻，夏普外长在议会答辩时重申加方立场。议员问：加拿大是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夏普答：我多次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来也是一个中国政策；议员问：这是否意味着加方要求台湾“大使”离开加拿大，此点是否已明确告知这位“大使”？夏普答：既然我们是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承认中国的一个政府，不会承认两个。夏普的这段答问给谈判带来了积极信号，对公报文稿的磋商起了“催化剂”作用。在最后两轮谈判会议上，加方明确表示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搞双重承认。双方观点更加靠拢，对台湾问题的表述也作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巧妙处理，谈判圆满画上句号。10月10日，夏普外长在议会宣布加中两国政府达成建交协议。
以总理身份正式访华
1973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加签署建交公报的三周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偕夫人玛格丽特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
10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题为《热烈欢迎加拿大贵宾》的社论，以示重视。这篇共5个段落的文章，一是讲特鲁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了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二是赞扬白求恩大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他是中加友谊的象征；三是高度评价中加建交的历史意义，称建交为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篇章；四是重申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五是赞赏特鲁多本人为发展中加关系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主席会见了特鲁多，纵论天下大事，还饶有兴致地询问加拿大的情况，赞赏特鲁多为中加关系作出的贡献，谈话气氛轻松，热情友好。周恩来总理与特鲁多共举行两轮会谈，坦诚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并取得许多实质性成果。双方一致认为，建交三年来各方面关系顺利发展，充分说明三年前两国作出建交决策是正确的。周总理阐述了中国谋求和平、反对霸权的基本政策，特鲁多介绍了他全面调整对外关系的背景，具体解释了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施政的六大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国家的独立与自主地位、争取和平与安全、提高社会公正程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
周总理举行盛大国宴
特鲁多抵京的第二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他举行盛大欢迎宴会，邓小平副总理出席。这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参加重大外事活动。
周总理致词说，中加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辽阔的太平洋可以把我们两国在地域上隔开，却隔离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拿大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加拿大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在中国，谈到加拿大朋友，人们就会想起白求恩大夫。毛主席《纪念白求恩》这篇著名文章，已成为铭刻中加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
特鲁多致答词，热情回应周总理表达的真诚和善意。他说：加中两国人民可以彼此学习和共同分享的东西很多。双方都渴求和平与安全、社会正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有一位加拿大人曾献身于帮助中国人民追求这些目标。他的贡献已被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赋予不朽的英名。我相信，他所体现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坚不可摧，这种友谊将通过善意和辛勤的工作得到增进，成长为能够经受任何风暴的友好关系。
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宴会厅隆重而欢乐的情景。军乐团演奏了许多中加两国的乐曲。当加拿大客人听到他们熟悉、亲切、悦耳的《红河谷》、《魁北克幻想曲》等加拿大乐曲时，都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或随着演奏唱起来。当宴终席散返回驻地钓鱼台国宾馆时，大家还在回味这一美好的国宴盛会。
独具匠心的国礼
10月13日，在加方答谢宴会前，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贸易协定。双方部长还分别签署关于互设总领馆的领事协定、关于家人团聚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延长最惠国待遇协议以及民航合作协议等。
签字以后，特鲁多向中国人民赠送礼品。这份礼品是加方礼宾工作的一个“杰作”。据说在准备礼品时，加方上自特鲁多下至外交部，费尽心思考虑什么样的礼品最能体现加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既不落俗套，又能使人永远铭记。加朋友事后告我，为选择礼品，加外交部和总理办公室广泛征集方案，当大家正在犯难时，突然有人建议最好寻找一件白求恩的遗物相赠，这一建议得到特鲁多的首肯，当即拍板。最后带到北京的是白求恩大夫亲自发明、设计和使用过的外科手术工具——“铁质助理医生”和肋骨切断机。周总理代表中国人民愉快地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物，并说这些礼物体现了中加两国人民的永恒友谊，寓意深长。
特鲁多答谢讲话情真意切
签字和互赠礼品后，加方举行答谢宴会。特鲁多的讲话是他反复思量的一篇杰作，情真意切，充满诗意。在现场，我注意到周总理不时点头，露出会意的微笑。
特鲁多说：妨碍了解的最大障碍不是高山、林海或是大河，而往往是人们头脑中顽固不化的态度。虽然有些因素使双方不能以同样的视角看待同样的事物，但我们至少可以理解彼此的观点。通过会谈，我们发现双方有许多共同点。我们的真诚愿望是相互友好，希望这种友好遍及世界各地。
特鲁多还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发起人们的兴奋之情，是因为你们在组织中国人民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卓越才能，贵国政府在贵国人民中唤醒一种合作、献身、改善集体和个人生活以及自觉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我们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不能想象在所有问题上都看法一致，但我们一致认为谋求世界和平是最根本的，由各国决定自己的命运、规划自己的未来也是最根本的。今晚我们庆祝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加拿大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机会建立起对双方都有利和有益的联系。今晚举行这样的庆祝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因为今天是我们两国建交三周年。13年前，我也曾坐在这个大会堂参加中国国庆的宴会（1960年时率文化代表团访华）。在那次宴会上，我想到加拿大总有一天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我怀着钦佩的心情从远处看到了中国的领导人。今天晚上，我能作为主人在这个大会堂里款待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如果征兆显灵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吉祥的征兆肯定预示加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会有光明的前途和希望。
特鲁多35年前讲这番话时，说实话，我虽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并没有更多地去思考这些话的含义。35年后的今天找出来再细读，我真的很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在结束访问返回渥太华的第二天，特鲁多在众议院就他的中国之行发表讲话，指出：这次我对中国的访问超出了原来的期望。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给予加拿大和加拿大人的真正友谊使我们备受鼓舞。我对中国的访问，使我毫不怀疑加拿大政府决心改变长期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明智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并将日益证明是正确的，因为那个属于有才能而且勤劳的人民的伟大国家将对世界事务具有日益增大的影响，因为加强和充实加中双边关系有利于加拿大人民。
卸任后偕子访华
1984年2月，特鲁多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6月辞去总理职务，结束了长达19年的政治生涯，回到家乡蒙特利尔市，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时事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中国情结始终萦绕在他的心里。
在加拿大对华制裁尚未完全取消的情况下，他偕二子于1990年7月来华访问，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的举措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冷静和理性，非常耐心地倾听中方关于政治风波真相的介绍。此时的特鲁多虽离开政坛，但对加拿大政治生活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尽其所能，会同一切友好力量，积极推动加拿大尽快恢复与中国的正常交往。
特鲁多访华后，两国官方交往开始松动，级别也有所提高，加政府恢复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取消了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特殊移民政策”等。
特鲁多作为老朋友来访，中方很重视，给予热情接待。*、*、*及钱其琛、荣毅仁等多位领导人会见，规格之高实不多见。小平同志同特鲁多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主要内容已编入《*文选》第三卷《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一文。特鲁多关心的问题十分广泛，如政治风波的背景、改革开放会不会放慢、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接班人问题、如何克服困难等，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特鲁多与我方领导人会见后表示，他为能在加中建交进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再次访华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两国关系尽快得到恢复。他说，作为中国的老朋友，他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进程，很高兴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特鲁多带着访华时获取的大量珍贵信息回国，利用各种场合介绍此次访华的感受，呼吁尽快取消制裁。令人欣慰的是，进入1991年，两国部长级互访和议会交往逐步恢复，加方向中方提供了第三批优惠贷款，两国经贸、科技、文化交流随之扩大。中加关系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特鲁多为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世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有同情、友善的关注，也有戒备甚或敌视的目光。当我看到西方一些政客在完全不知实情，也不愿意去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对中国说三道四，还洋洋得意，我想到了特鲁多先生那段“不远万里”寻找理解、友谊和合作的话语；当我看到某些西方政客以“道德师爷”和“*卫士”自居，妄评中国的*制度和*状况时，我想到了特鲁多先生关于尊重不同文明、尊重不同选择、学会和谐共处的精彩论述；当我看到世界上有人怀着阴暗心理、处心积虑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时候，我想到了特鲁多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同情，对中国伟大社会实践的理解和尊重。
特鲁多作为加拿大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将永远载入史册。一切关心和致力于中加友好、祝福中加关系的前途更加光明的人，都不会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