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导读]1950年夏天，一贯道在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大乱”的谣言，北京一度人心惶惶。当年12月18日，新中国政府开始取缔一贯道。
出狱后的欧树身体状况恶化，绝大多数时候都斜躺在家乡敬老院的床上（袁小兵）
7月22日，敬老院工作人员搀扶着欧树在院子里散步（袁小兵）
6月27日，当欧树结束57年的牢狱生涯重返家乡弥渡县新街镇时，他对镇派出所所长“知不知道回家了”的问话喜笑颜开，连声回答“知道，知道”。
7月10日，在记者的镜头里，他像个正常的老人一样，坐在板凳上，叼着根烟，微笑着和旁人交谈。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本子上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歐樹”，甚至还写了一句“老歐感謝黨和政府”。
7月31日，只有眼神能证明这位77岁的老人还是活物。他斜躺在铺着烂棉絮的床上，瘦骨嶙峋，二十多只苍蝇嗡嗡地盘旋着，降落在他的身上。床边的便桶彻底失去了功用，他现在都是直接尿在身上，倒是很久没有大便了–最近八九天，他连米线也拒绝，就喝一点米汤。叫他的名字，他眼角微微动一下，然后继续盯着头顶的蚊帐发呆。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到自由世界，却好像被这里的空气所氧化，迅速地褪色、生锈和衰老下去。
他幸运地免除了兵役
被告欧树于1953年11月19日因一贯道案，经弥渡县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四年投入牛井农场劳改，57年以来一贯抗拒改造，装疯卖傻，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敌对，1957年8月1日晚11点钟左右，起床摸拢我武装住地，企图夺枪后逃跑，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经我武装发现捉获……在听候判决过程中更加猖狂活动……自称是自由人，公开对抗管教。……判处被告加刑十五年。”
–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58年1月）
1953年前，欧树一直生活在云南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下的黄旗厂村。“他读书不行，读了一两年就不愿意读了，小学没毕业。”1932年出生的杨老爷子说，他比欧树大一岁，是欧树小时候的玩伴。
杨读到初二，被抽去当兵抗日，不久日本投降，他又加入26军，打内战。彼时国民政府征兵，还是采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当兵”的原则，欧树家中只有一个亲姐姐，因此幸运地免除了兵役，得以在家务农。
世事难料，杨陷入纷争，却得幸存，如今他穿着白衬衫、卡其色马夹，谈起话来颇有风度；欧树免于战火，却在家乡成为一贯道的信徒。“都怪他不听我们劝，不晓得跟着社会跑。”欧树的姐夫马芝说。
一贯道出现于清末光绪年间，抗战期间从山东、河北两省向外扩展，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传至其他各省。黄旗厂村80岁的老人黄仕也交过一元钱，去听一贯道传教，一连去了两三个晚上，“还不是说一些唯心的、敬奉神圣的话。”
1950年夏天，一贯道在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大乱”的谣言，北京一度人心惶惶。当年12月18日，新中国政府开始取缔一贯道。1951年2月21日，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杨老爷子说，一贯道是个秘密组织，你加入了它对老婆也要保密。欧树在家帮助父亲卖豆腐，有时候挑着鸡蛋、擀面去下关，“其实是和上面的组织通信，后来上面打击，他就被从上而下抓到了。”
被抓走的还有欧树的父亲欧加荣，几年后他回到村里，告诉亲戚们：儿子1957年夺枪逃跑，被打死了。这是黄旗厂村最后一次听说欧树的消息。
黄旗厂村慢慢忘掉了欧树
1959年的夏天快到了，人民解放军平定了西藏的叛乱，印度宣布给予达赖喇嘛政治庇护；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中央准备召开庐山会议，那时很少有人想到，它以反左开始，却以反右终结。这是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在牛井农场，欧树第二次加刑了。
加刑后仍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在生产中先后三次把棉桃摘了110多个埋在土中，盗窃犯人的物品，另外是见女干部和女学生时进行恶劣的诬蔑，同时还进行反动一贯道活动，公开的与反动一贯道分子称师母，并进行默念三宝。1958年10月趁到……打谷，行至途中进行逃跑，后被我民兵抓获。为了彻底惩办抗拒改造的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71条规定精神，判处被告欧树无期徒刑。
–《祥云县宾川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59年6月）
1960年，27岁的欧树被送往位于昆明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彻底远离了故土。他不会知道，自己在省二监一待将是48年。
48年足可让一个国家从饿殍遍野到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在这48年里，黄旗厂村也扒掉了几乎所有的茅草屋，换上了砖房和小洋楼，如果不是村民出不起属于他们的那部分钱，几乎就要建成道路硬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欧树父亲欧加荣20年前去世，是欧树的堂侄子欧正科和欧正发为他送的终。欧正科推倒了欧加荣留下的茅草屋，重新盖了一栋带露台的三层小楼，然后他和欧正发又分别有了两个和3个孩子，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已经20岁了。
黄旗厂村慢慢忘掉了欧树，7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只有欧树的堂姐和堂侄子们，每年祭奠亲人时，会记得给他烧一点纸钱。
死刑犯都出来了，欧树还在里面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拒绝了本刊的采访，“在他记忆还很好的时候，那些他身边的干警要么退休要么调走，还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文件来管窥那48年的零星碎片。
“在省二监时，说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说女犯是他老婆，有80几个。劳动中打瞌睡，不遵守纪律，一会报自己18岁，一会又报19岁。……对自身情况缺乏应有的认知，虽然一再给予加刑处分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且说：来这里是打百分，玩玩，说话颠三倒四，有明显夸大妄想……故我们认为，案犯已患有精神病。”
–《云南省精神病院（报告）》（1963年9月）
“年龄：41，家庭出身：贫农，个人身份：二流子。”
“个人检查：……思想上，认为改造几年也认不深，就悲观起来，这是错误的。有时干部指导员来问，不敢说我是胡思乱想的话，只说是好的，学习很差……接受意见不虚心，同别人争吵是有的，骂别人也有，今后改正……”
“小组意见：优点：别人监视和注意下，不有违规。劳动是埋头的干，成天话不多，到五中队几个月来，叫干什么劳动不推辞，成天拉车，不说二话。很冷天穿单衣不叫苦……缺点：态度极为恶劣，不接受监督，开口骂人，反骂别人。单干一样劳动，是干得好的，分给他干另一个唠叨，机器取巧（原文如此），如有一次，分他扒废砖下来装车，他就用脚，一小半截砖，往下蹬，不像劳动样子。”
“中队意见：该犯由于神精（原文如此）不正常，有时有乱说乱讲的情况；劳动中能积极肯干，表现较好。遵守纪律一般。未发现突击违反的情况。”
–《云南省第二监狱评比登记表》（1971年1月）
如果欧树有机会看到报纸，他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国家主席会被批斗、监禁，在屈辱中死去，然后又获平反昭雪–这还仅仅是十几年间的事情。在弥渡县，临近黄旗厂村的下坝庄，一个强奸并杀死小姑娘的死刑犯，被关了30多年，放出来了。
这是后来得知此事的黄旗厂村村民觉得最稀奇的地方：为什么有的劳改犯几年就放出来了，“有的放出来还当了官”，甚至死刑犯都出来了，欧树还在里面？
“当然不公平，可是你是中国人，当时这个社会看就是公平的，”欧树的姐夫马芝说。他做了10年的公安兵，看管过劳改犯人，1961年退伍。“少年犯的电影你看过吗？那是真实的，里面有好人有坏人。我看了那么多年犯人，我的工作就是不让犯人跑掉，管不了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监狱里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概念？斯蒂芬·金在他的经典短篇《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我不时为他找来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时，我替他弄来一把新锤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经坏掉了。十九年了！当你突然说出那几个字时，三个音节仿佛坟墓上响起的重重关门声。当年十元的锤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二十二元了。当我把锤子递给他时，他和我都不禁惨然一笑。”
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身份”
村干部黄启录突然接到了村委会的电话，说上面通知，有个老年犯人出狱，需要村干部去欧家做工作，希望他们收养。欧树原籍属于黄旗厂村四组，由黄负责。
他去找欧树的堂姐和他的两个堂侄，对方不愿接受一个“死了好多年”的亲戚，说：“我们已经抬了四口棺材（欧树父母、欧父的续弦及其岳父）了！现在还要我们负担，这么多年了，信都不来一个。”
黄启录觉得他们说得在理，“这么长时间不给家里写一封信，或者带一个字条，不可想象的事情。”
6月28日，欧树住进了敬老院，穿着监狱为他新买的黑色西服。他的“家当”是一只黑色的背包，里面装着他的刑事裁定书、秋衣毛裤，还有一板诺氟沙星胶囊、一板氯酚黄敏片、一袋维C银翘片和一瓶黄连素。也在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身份”–当地派出所为他临时赶制的户口本，“宗教信仰”一栏注明“无”。
第三天，亲戚们还是来看他了，送来了蛋糕、罐头、黑芝麻糊，还带了两瓶二锅头。
敬老院的工作人员把欧树扶出屋子，和亲戚们坐了20分钟。当天中午，戴学义给他倒了半杯酒，没想到他一口气就喝了下去。戴又给他剥糖果，他也吃上几颗。
7月21日，欧正发两口子又来看他。欧的媳妇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小名叫什么，欧树一一回答，但是小名“井福”，只能勉强发出一个“福”的音。这时他已经不喝酒了，剥好的糖果，也都被他扔到便桶里去。
他整天躺在床上，可以听见隔壁养的几只鸡叫唤的声音。外人多叫他几声，他稍微扭头过来，看着你，眼神好像要穿透你，却很快就放空了。
不知道家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走
2008年初，欧树和一批“老弱病残”罪犯由省二监转入官渡监狱。
他的减刑是从1999年开始的，当年减为有期徒刑18年，2002年减刑1年6个月，2004年减刑两年，2006年减刑1年3个月–在这一次减刑中，年代久远的“一贯道罪”以“一惯盗窃罪”出现在昆明市中院的刑事裁定书上。两年后，该院为此发了一个补充裁定，“现更正为：‘以被告人欧树犯一惯道罪’。”
监狱的所有监舍都是标间，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和太阳能热水器。欧树所在的监舍全是体弱病者，没有设置高低床，只摆了5张床位，这样的监舍在整个官渡监狱只有两间。
欧树是监舍里起得最早的那个，一般6点半起床，到活动场走一圈，7点半监狱点名的时间，他会站在门口喊“点名了”，以提醒其他犯人，而他本人因为行动不便，不需要参加集体点名。监狱为他这样的老犯配有护理人员，由具有一定医疗基础知识的犯人发展而成。护理人员几乎包办了欧树生活的全部：理发、剃须、剪指甲、洗澡、打饭洗碗、端茶倒水，欧树爱抽烟，因为手脚不利索，护理也会帮他点火–欧树刚来的时候，一度拒绝打火机，非要用火柴来点。
每天的《新闻联播》是必须准时收看的，除了监狱安排的集体活动外，国庆60周年阅兵、春节晚会等等，都统一组织收看，“为了不让他们与社会真正脱节。”
但是看起来，欧树对社会的记忆还停留在1953年以前。他有时候会讲一讲国共战争时的野史，称呼蒋介石为蒋委员长、龙云为龙三少爷、汪精卫为汪主席，他还会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他总是佝偻着背走路，不清醒的时候常常答非所问，说自己两岁、三岁，清醒的时候会说自己想家，但“不知道家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走”。
在官渡监狱的两年半，欧树又获两次减刑，于2010年6月27日刑满释放。
他没能到达
现在他重获自由了，不用每天按时起床、睡觉，不必再收看《新闻联播》，不用一星期剪一次指甲，更不必再努力“改造自己”……他的出生地黄旗厂村离敬老院只有4公里，穿过几户农舍，穿过镇上的街道，再穿过一大片烤烟田就能到达。
6月28日，送欧树来的人都走了以后，戴学义扶着他去上厕所，到了厕所，他手扶着坑位两侧的扶手，怎么也蹲不下去，“我帮他脱了裤子，看到他纤细的腿，才知道他的腿没有力气。”
8月4日。
上午，戴学义给欧树换了条干净的裤子，喂他喝了点葡萄糖水。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刘森两人，一般每两个小时会去看看欧树。下午两点多去看时，“他还吃了点水。”戴在电话里说。下午4点半再去，就没了气息。
第二天安葬，村里来了十几个人，包括欧树的堂侄，新街镇来了个副镇长。没有“吹吹打打”，一口棺材拉到东山上的公墓，埋了。安葬费将近4000块，本该由县里出，村里先垫上了。黄启录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火把节。他还说，七月半时，一些仪式应该要补上。
相关报道：云南真实版《肖申克的救赎》
57年！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直到77岁终于获释
2010/8/11
南方都市报 作者：袁小兵、汪艳霞、周定兵/
57年，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一个月前，77岁的他获释，被人搀扶着走出官渡监狱，家乡敬老院收留了他，可是衰老的身躯和淡漠的亲情，让他只能整日蜷缩在床上，就像来到另一个监狱。自由和故土就在门槛之外，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他的刑期为何长达57年，在牢狱中怎样度过漫长岁月？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大变革期的这57年风雨，是否也逾越高墙波及其命运流转？57年之后又如何面对一个全新世界？他会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被体制化然后又被自由所杀的假释老头吗？
五十七年牢狱结束后，他在自由世界的孤独中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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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镇敬老院坐落在镇郊田野中一棵巨大缅树下。它借用了隔壁一座残败古庙的一角，泥墙上挂的还是撤乡并镇前的“新街乡敬老院”木牌，储物柜外侧可见30年前漆写的“新跃公社”字样。正在膨胀的小镇上的居民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似乎活在时光与尘世之外。6月28日，这里来了一个同样命运的老人。两名监狱警察开车从几百公里外把他送来，恳请敬老院收留：“他以前犯有反革命罪，坐了57年牢，现在释放，可是家里人都死了。”
老人被安置在小院东北角烤火屋的隔间里，曾先后有4名老人在此度过最后时光。现任主人离终老也并不遥远，他佝偻得厉害，双腿像竹竿一样细，需要扶着旁物才能走一点路。工作人员买来一个塑料小桶做夜壶，这样就不用去院外的旱厕。用塑料袋包了一件毛衣，把口子扎上，让他坐地上时垫着，还可以手拉着袋口在地上挪动。
他来这里10天后，我们首次前去敬老院探望。他正这般姿势坐在地上抽烟，地上散落着一些烟头。他瘦骨嶙峋，牙齿几近掉光，但目光依然犀利。大家扶他坐在凳子上，给他点上一支烟，他吸了一半就把火掐灭，独自发呆。“你出去多少年了？”我们凑近他耳朵大声问。“十多年了。”“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吗？”“在家了嘛！”这时他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再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说“二十几了”，还说“想做点事业”，继而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说了些什么，大家都没听懂。
我们递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笔。“欧树。”他抖着手，两次写下他的名字，再慢吞吞加上一句“老欧感谢政府与干部”，全是繁体字。然后继续发呆。
“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敬老院院长戴学义说。更多时候，他坐在床上，斜靠着墙，眼睛似闭非闭，看着白昼升起和黑夜沉降。他如果在想着往事，往事就像蚊帐里的苍蝇，嗡嗡地在脑海里进出。
6月27日早上，欧树吃过最后一顿囚餐，脱去深蓝色囚衣，换上监狱买来的深蓝色西服，穿上崭新布鞋，把57年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几页减刑裁定书，一顶毛线帽，几张说不清来由的纸，一张闲来用铅笔写上“伍圆”再加个线框的“纸币”，几片药板——装进一个深蓝色旅行包。两名警官和一名司机带着速效救心丸送他上路了。
欧树不知道，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2007年，英国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病死在监狱，因坐牢55年居全英之最，而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
车特意开得很慢，欧树不停抽着烟，一直盯着窗外。傍晚终于到达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这就是他的家乡。当新街派出所所长用家乡话欢迎他回家时，他喜笑颜开。
欧树在当地已无任何资料，镇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事，第二天一早召集各部门紧急磋商，决定安排他住进镇敬老院，日后再申请办理“五保户”。派出所当天为他办理了户口，“宗教信仰”一栏注明“无”。他小心翼翼想把户口本放进胸口的西服内袋，可是手抖得厉害。随行警官帮他放好，系上扣子，他又紧了紧衣领。
他被搀扶着走进镇敬老院。安置好后，警官正要离开，他突然站起来似乎想要跟着走。警官扶他坐回去，告诉他：“你到家了，就在这里安享晚年！”他攥紧警官的手，舍不得放开。
欧树已经告别旧身份，迎接新生活。外人如果担忧他无法适应这个崭新时代，可以去他寄居的敬老院看看，会发现他并没有像布鲁克斯那样，被街头疾驰的汽车惊扰，一把年纪了还要去超市打工，因为动作迟缓而遭受顾客和老板的白眼。中国的年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有能力让欧树这样的老人只需呆在房间里休养生息，所以他没有理由像布鲁克斯那样说“我不喜欢这里，我决定——离开”，然后悬梁自尽。
实际上，欧树已经老得无法“离开”。7月22日我们第二次探望他时，他比两周前老了很多，工作人员扶他到院子里散步，他几乎站不直，坏了松紧带的裤子几次滑落到脚面。我们把翻拍好的那张档案里年轻时的黑白照给他看，他面无表情看着，左眼却渗出一滴浑浊的泪珠。
这天是他住进敬老院后唯一一次走出小屋，其他时间全在那个泥墙和木棉瓦搭建的屋子里度过，包括吃饭、洗脸、擦身子、大小便、想心事等等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每天早上6点半，他不再早起散步，而是躺在床上，睁眼看着房顶。想抽烟了，他就慢慢挪到门槛前，坐在地上，举着烟，对着院子里喊：“火！火！”
他的老家黄旗厂村就在4公里之外，但他从没提出去老家走走，倒是他八十多岁的姐夫、堂姐带领一帮亲戚来看过两次。姐夫马支说，欧树父亲劳改十多年后就释放回家了，直到1990年去世；欧树1960年转入云南省二监以后就失去联系，后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每年清明节会给他烧些纸钱。
村干部给他介绍每个亲戚时，他只是笑笑，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只记得自己和村庄的名字，小名里有个“福”字。亲戚们哭了，他也跟着掉泪。
这是欧树重获自由后与家乡仅有的两次接触。敬老院其他5个老人从不进他的屋子和他聊天，也许嫌这里太脏。欧树来后头半个月还能吃些东西，敬老院变着花样给他做米线、饵丝、米饭、稀饭，但后来他就很少吃，而且好几次把大小便拉在床上，把敬老院院长戴学义吓着了，连忙跑去镇政府汇报，镇领导也没有好办法，只吩咐叫他每天作好记录。
戴学义说，欧树是建院20年来最费心的老人，他和另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都50多岁了，照顾欧树显得很吃力，尤其是面对一大堆的脏床单、衣服，想花100元请妇女来洗都无人愿意。
这个小小的乡村敬老院，有自己的猪栏、鱼塘和菜地，全靠自己种养，去年的开支仅1万多元，但戴学义表示，这不是不送欧树去医院的理由。他懂些医疗常识，觉得欧树没有生病，只是老年痴呆。由于多日只靠米汤为食，他担心欧树将不久于人世，等不到春节搬进敬老院新大楼的那天。
7月23日上午，戴学义去黄旗厂村找到村干部和欧树的亲戚们。大家对他热情相待，称赞他“菩萨心肠”，对欧树的照料“比农村里很多人对亲生父母还要好”。但当他提出，希望村里能有人去帮忙洗洗脏衣物时，村干部微笑而坚决地说：“不可能。”欧树的堂侄媳说，她天天忙着要烘烤烟叶，实在脱不开身。
欧树父亲去世后，欧树的大堂侄最后继承了他家的草房，几年前用在外做破烂生意赚的钱，在上面建起一栋3层小洋房，在村里显得鹤立鸡群。我们问，是否考虑过接欧树回村里走走？二堂侄沉默片刻后说：“他一样都不认得了……。”欧树85岁的堂姐则挥手摇头——“麻烦！”
他们强调对欧树父亲当年的亲情：他释放回家后给生产队喂猪，后来眼睛和腿都坏了，主要是这两个堂侄长年照顾，直至去世。现在再冒出一个“死了多年”的人，还需要他们照顾，他们觉得已仁至义尽。欧树姐夫马支说：“政府要么早年放了他，要么就一直关到老死，现在把他放出来，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个累赘。”
欧树释放后遭遇的亲情冷遇，和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远在官渡监狱的原责任警察王桂春感到吃惊和难受。他否认在欧树77岁高龄后释放是监狱“甩包袱”，而是他的刑期到了，就必然要出狱。
“他获释时身体还是不错的，而且确实想回家，但出去后一切都变了，对一名老人来说，适应起来比较痛苦。更可能出去后，失去监狱里原有的精神支撑。”王警官仔细询问后，这样分析欧树的变化。
“那就是，监狱里他遵守监规，受到尊重，作息规律，有独立人格，对自由和家乡的想念让他觉得还有盼头。但出去后这个念想就没了，不知道活着该干什么，应该怎样与别人打交道。他本来特别爱抽烟，但如果现在都不接你的烟，说明他把心门关上了。他一直是个倔强的人。”
近两年，四川、江西等地监狱相继提前释放大批老病残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褒贬不一。主流意见称，这批犯人由于政策限制滞留监狱，加剧了监狱医疗、警力资源的紧张，应该让他们在通过人身风险评估后早日回归社会。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也在进行同样努力，尚未得到上级答复。
反对声音里，有两种互为交锋：一种认为，就应该让他们在监狱里品尝失去自由的恐惧，以对犯罪形成震慑；另一种认为，让习惯了监狱生活的人回到社会，那才是真正的恐惧。
由于欧树不能言说，无法得知他从一个渴望自由却又习惯体制化生活的囚犯，到获得自由却反被自由困在床头的糟老头，他的内心究竟倾向何方。也许他真的老到无法辨别，任由时代将他推波助流。
欧树那个蓝色旅行包里，有一张纸上写道：“梦缘：你说要来看我的吗？我每天都在判（盼）忘你的到来，每次想到你，心都是那么疼。你过得还好吗？我真的好想你啊！你让我疼的是撕心裂肺。二十几年了，今天才明白想念的意思。想念会让一个人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不是欧树的笔迹，但欧树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旁边是一块泪（水）渍。
我们想念给他听，他轻轻摇头，苍蝇从他长满老年斑的头顶飞起。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他现在是一名77岁的垂死老人，躺在家乡和自由的边缘，等待死神的敲门。
游客(108.0.x.x) 发表于 2010/8/11 12:42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云南真实版《肖申克的救赎》，儿时的记忆一幕幕重现，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云南的欧树和我一位爷爷的身影在不断交织，我在为他们人生的不幸喟叹，悲从中来，而他们俩悲怆命运的背后是数以几十万计的被时光与尘世遗忘的卑微生命。
今天的年轻人对于在半个世纪前十分活跃的一贯道这个宗教很是陌生。我们的教科书中很少有过笔墨介绍这个名词，信息时代的我们自以为无所不知，但对于被精心屏蔽过的历史谁也没有兴趣去追寻考究，五千年的过去很源远流长，但其挖掘出来的还抵不过才二三百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历史的厚重。
我们一贯有文字狱的劣习，从焚书坑儒开始，到明清之际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统治者似乎有时又很讲道理，例如，清代的一些皇帝一边大肆屠戮读书人，一边作出耐心讲理的样子。雍正帝的道理是这样讲的：他以嗜杀成性著称，但又以文化人卖弄，生平著了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拣魔辨异录》，专门和佛教禅宗底下的一位和尚名弘忍者辩论，；一部是《大义觉迷录》，专门与吕留良的门生曾静辩论。以一位帝王而亲著几十万字书和一位僧人一位儒生打笔墨官司，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然而，他著成《拣魔辨异录》后，就动用政治权力把弘忍的著作悉数焚毁，把弘忍的门徒勒令还俗或改宗。他著成《大义觉迷录》后，跟着就把吕留良剖馆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
“一贯道”是明清之际社会上一个普通的宗教，它杂糅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多神信仰，清季同光年间的王觉一对它的发展贡献较大。“一贯道”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意，即道统自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颜曾孟一脉相传，所以儒家文化尤重。民国时代，战乱频繁，人心惶恐，为了获得生活下去的信心，好多人们选择信仰了该宗教，日寇活跃的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发展更加迅猛，据49年统计，有几十万之多。这个宗教，惯于借助扶乩降神的灵异活动进行传道，一般选在私人住宅内设的佛坛举行，外人无从窥其真相，增加了一派神秘气氛，所以不受国民党的欢迎，一直处于打压的对象，直到80年代末，才在台湾取得合法的地位。而在大陆，49年之后，它被共产党以“反革命罪”取缔镇压。至今鲜有这类组织。
我有一位血缘比较远了的爷爷，叫郭振章，在我能记事的八十年代，他在我们村子里是一位“及时雨”式的人物，哪里的路堵了，总是他第一个去修，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他总是热心地去帮忙。但听长辈们讲，他坐了几十年大牢，刚刚释放出来。我们就很奇怪，像他这样一位大善人，怎么会和那些穷凶极恶的犯人扯上关系。父亲给的解释是——49年前，他信奉一贯道，而且还是一个“小领导”。我们又追问，一贯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信教要抓去坐牢。父亲说，就是平时烧香拜佛。至于为啥坐牢，是因为“反革命”。我的父母常为他的人生不幸叹息不已。
当年，爷爷被抓去坐牢的时候，刚刚结婚，因为他的善良、能干，我的奶奶没有改嫁，在家一直等着他改造归来。然而这一等就是几十年，自己一个人在农村吃尽了苦，直到两人的青春不在，改革开放后才放出来。听爷爷讲，自己刚进去判了死刑缓期执行，他知道家中有结发妻子苦苦地等他，为了争取政府宽大处理，在西安的一个劳教所，别人抬一根木头，他抬两根，只要能看到的苦活脏活，自己都抢着干，这样，获得不断的减刑。释放回家后，他倍加感激自己妻子的痴心，他也十分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自由，别人一天的时间他总当两天用，似乎要找回自己失去的人生。
上世纪末九十年代，奶奶先他而去，爷爷的生活一下子又没有了主心骨。他的胆子特别小，刚发完丧的时候，总要我们这些小孩子陪他晚上睡觉。在夏夜睡前，我好奇地问起他他的经历，他一脸恐惧，一个字也不说。监狱的生活对他而言，成为一个永远不愿去想的梦魇。而他却主动给我背诵论语，一篇完整的篇目能一字不差地回忆起来。他说，自己没有上过几天学，但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这些都是十几岁的时候记下的东西。前几年，在郁郁不乐中，他也过世了。
从那以后，我以为当年以“一贯道”投监的那批人大概都不在人世了。而且，我以为中国的南方更是稀少有人信奉这个宗教。但今天的欧树令我大吃一惊：他居然因为信仰，在监狱中度过57年。一个人，他没偷没抢、没贪污受贿、没强奸妇女，仅仅因为一种信仰，仅仅因为自己的“不认罪服法”，半个多世纪呆在监狱中，从20岁的韶华之年，到不能言语的佝偻老头。
“2008年初，欧树和一批‘老弱病残’罪犯转入官渡监狱，坐着旅游大巴开始了1个小时的奇妙旅程。省二监已从当年的郊区纳入二环市区，通往官渡监狱的101省道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汽车。对欧树来说，隔着汽车玻璃，1个小时看尽高墙外半个世纪前后的变迁，不知是欣喜还是残酷。”当欧树在半个世纪后出狱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跨越千年的变化，当地政府已经没有了他的任何资料，自己没有儿女，连堂姐都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所以堂姐夫愤慨地说：“政府要么早年放了他，要么就一直关到老死，现在把他放出来，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个累赘。”在监狱中，欧树还身体状况很好，出来才半个多月，他的健康状况就情转急下。
人天生有渴望自由的本能，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说“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后，欧树还是没有被释放，“反革命罪”摇身一变“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监狱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他甚至也有过对感情的幻想，在他的那个蓝色旅行包里，有一张纸上写着：“梦缘：你说要来看我的吗？我每天都在判（盼）忘你的到来，每次想到你，心都是那么疼。你还好吗？我真的好想你啊！你让我疼的是撕心裂肺。二十几年了，今天才明白想念的意思。想念会让一个人情不自禁的流眼泪。”字迹不是欧树的，但他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旁边是一块泪渍。当众人在猜测这泓细腻的情感之水时，当事人欧树已经不能言语了！
欧树用57年的宝贵人生书写了两个字——悲剧！其实，在政府这个巨无霸面前，我们每个生命都是无比的脆弱，当初我们选择了政府，没有料想到它的背面是如此的残酷无情，我们在享受政府给我们带来稳定和规则的时候，往往容易遗忘那些被这辆铲车在推倒钢筋水泥捎带毁压的树苗，何况我们又是一个更注重集体，而很少顾及个体感受的民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大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总是被忽略不计。所以，在每一次时代洪流中，总有那么一些倒霉蛋在墙角处淌眼泪，我们装作没看见！但这辆无比庞大的铲车，说不定什么时候，气势汹汹向你碾压过来，你也照样没有呼叫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