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21)
东方早报 2009-9-27 5:52:00
虽说“麦卡锡时代”不是麦卡锡参议员一人能够顶下全部是非与责任，但他是一个象征，一个最后的重推手。麦卡锡究竟是何许人也？
林达
(麦卡锡主义挑战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法官和中尉的麦卡锡
虽说“麦卡锡时代”不是麦卡锡参议员一人能够顶下全部是非与责任，但他是一个象征，一个最后的重推手。而麦卡锡时代形成的政治派别倾向、至今未消的恩怨争论，自然也统统落到他的头上。所以，除却历史学家之外，大众对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客观存在，也争执不休，判断迥异。
我看了各种说法，感觉麦卡锡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人。他于1908年底出生在美国中部一个农庄家庭。农庄经营不顺，麦卡锡必须先工作后读书，取得大学法律学位已经二十七岁。他显然是个努力想“做好”的年轻人，1939年，三十一岁的麦卡锡成为威斯康新州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并且一上任就超时拼命工作，审清了以前长期积压的全部两百多个案件。就在他当上法官的那一年，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但美国还没有参战。有当地报纸为证，麦卡锡三年法官的工作颇受好评。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法官依法可以免服兵役，可三十三岁的麦卡锡还是志愿加入海军陆战队，上了战场。此举对美国人来说倒也不算很稀奇，那些一开始来中国战场的飞虎队就根本不是服兵役，只不过一激动就自己跑来帮忙。记得《华盛顿邮报》总裁格雷厄姆的《个人回忆》中提到，美国参战后她丈夫去白宫，白宫顾问见了他刚打个招呼就对他“咆哮”：“怎么没去当兵！？”格雷厄姆周围的富家子弟很多都上了战场，战死的也不在少数。她丈夫后来也上了战场，而且他还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所以，麦卡锡此举不算很特别，至少是正常的爱国和勇敢。
参战期间麦卡锡去的是太平洋战场，他本是轰炸机中队的中尉情报官，相对比较安全，却志愿要求担任轰炸机的尾部机枪手。现在对麦卡锡时代耿耿于怀的人还有在争论他出任务究竟多少次，是不是在战后和人家吹牛的时候虚报了次数，我想这都是没见过战场的后辈在斤斤计较，能主动要求提着脑袋去哪怕一次，也算是堂堂正正的军人了。
进一步的证据是：麦卡锡在1952年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副司令哈利斯少將（Field Harris）给麦卡锡写信说：“尤其是战场表现，你得到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赞扬。你服役期间所有指挥官都毫无例外地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评价。”司令的评价是：作为情报官和俯冲轰炸机尾部机枪手“表现出色。他参加大量战斗任务，还在正常任务外承担航空摄影师，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拍摄火力布局”。麦卡锡的直接上司穆少校（E.E. Munn）在推荐信中特別提到他参加的轰炸包括了那些遇到日军猛烈抵抗的地区。
一个有雄心的人
还没有退伍脱下军装，麦卡锡已经开始竞选威斯康新州的联邦参议员。但是论麦卡锡的资历来说，这一步迈得够大胆的，很有点“敢想敢干”的味道。参众两院差别非常大，众议员有点大区人民代表的意思，众议员提案非常荒唐离谱的都有，因为他只需要迎合一小块地区的民众意愿。而参议员每州只有两名，更被认为是精英代表。对“德高望重”的要求也高得多。
要作为共和党代表出来竞选，麦卡锡先要过党内竞选这一关。麦卡锡来自底层平民，假如竞选众议员，兴许还是个优势，竞选参议员就难说。而他挑战的对手小拉弗拉特（Robert M. La Follette, Jr.）来自政治世家，父亲老拉弗拉特就是老牌参议员，后来在1982年一次由美国历史学家投票的调查中，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佳参议员”的头一号。这当然无形之中会给儿子从政加分。1925年老拉弗拉特在参院任上去世，威斯康新百姓们就选小拉弗拉特补了他爹的缺。所以，他已经是个有经验的参议员。而论从政经验，严格地说，麦卡锡只有三年州巡回法院法官的经验，其余只是在当兵。从竞选过程本身来说，麦卡锡也很不利，他没有那么多操作时间，一开始来竞选还是向部队请了假的。可是，二战不仅以它的残酷、更以其严峻局面使得“兵”的分量变得非常重 ——没有兵去拼命，世界落在谁手里都难讲。而法官和兵的结合引人注目。麦卡锡手里主要也就是这张牌。
在竞选过程中，麦卡锡采用负面竞选的方式，攻击了自己对手的弱点。这在当时还是被相当普遍使用的竞选方式，现在虽然政治家都表示自己文明进化了，负面竞选大大减少，可是它充满实际获利的诱惑，政治家们经常还是未能免俗。麦卡锡当时指责对手没有去申请当兵，小拉弗拉特其实够冤的，不要说珍珠港被袭击那年，他已经四十六岁了，而且还身体有病，为此年轻时读大学都辍了学的。麦卡锡还攻击对手：在战时不去打仗保家卫国，反倒在家炒股牟取暴利，听上去像是在发国难财，杀伤力不小。其实这是美国常态，后来大家验证下来，麦卡锡虽然确实在战场殊死战斗，可也没耽误投资股市，他一边打仗一边在股市获利高达四万两千美元，而小拉弗拉特的两年收益是四万七千美元。总之，最后两人各方面优劣上下扯平，旗鼓相当。投票结果是，在两人各得二十多万张选票的情况下，麦卡锡只多了五千票，实属险胜。然而，负面竞选不仅容易造成不公平，而且对政治品质显然是一种毒害。
共产党帮了麦卡锡的忙
大家一定没有想到，选举结果出来，小拉弗拉特当时就宣称，他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此话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后世历史学家分析起来，麦卡锡的初选胜利，确实还得益于几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他们鼓励自己的工会成员去投票给麦卡锡。因为小拉弗拉特是充分表现过自己的政治家，立场明确。他们判断要两害取其轻的话，麦卡锡可能对共产党还更有利一点。当然，后来他们一定悔断肠子了。
进入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决的正式选举，麦卡锡反而很轻松，实际上这不是麦卡锡取胜，而是1946年共和党大胜。麦卡锡就这样脱下军装，在1947 年直接进了参议院。在麦卡锡推动所谓“麦卡锡主义”之前的三年中，他作为一个立法者，支持了推动放开战时限定的物价，糖价是其中很重要一项。这个推动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他曾经获得百事可乐公司的两万美元贷款，因此他推动放开糖价也就饱受诟病。
在最初这三年期间，麦卡锡参与的重要立法之一，是支持了美国重要的《劳资关系法》（The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这个立法使得美国的劳资互动和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等，有了根本差别。它的目标是期待在劳资之间取得平衡，使得商品生产、商业发展有一个最佳流程。因为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工会已经非常强大，也需要立法限制工会权力的过度扩张，比如工会不得禁止雇主雇用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最重要的是提出禁止危害“普遍社会安全福利”的概念，以及设立相应的仲裁机制。从此，美国不会出现长期瘫痪社会交通的大罢工。在立法之时，它自然引起工会强烈反弹，逼迫杜鲁门总统对该法案签署“否决”。之后国会又依照宪法规定，以三比二以上的大比数赞成票推翻了总统否决，完成立法，这条法案至今有效。对麦卡锡这个投票立场最为愤怒的，当然就是当年号召自己的会员在初选中支持麦卡锡的威斯康新工会。
从麦卡锡这位参院新人在最初三年的政治立场和活动看来，竞选时宣称“国会需要尾机枪手”的麦卡锡，并没有什么很强的攻击性。有这样一个例子。当时正在审理二战达豪（集中营）案，案子的一部分是著名的曼眉地屠杀案（Malmedy Msaascre），德国冲锋队的一个部队屠杀了美军战俘，还犯下其他类似罪行，几案并审。麦卡锡却不知从哪里听说，以前军方在审理中有非法逼供，因此他认为这些德国冲锋队员没有受到公平待遇，要求对他们的死刑减刑。据说他没有拿出扎实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说法。这件事情使得他声誉大降，招致普遍批评，却同时也可以说，麦卡锡并不是一个轻易就为公众舆论和民愤所左右的人。
麦卡锡对“麦卡锡主义”的第一次推动
就在1950年，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维灵市讲话，突然宣布他手上掌握了外交部五十七个有安全隐患者的具体名单，引发公众舆论强烈反应。民主党参议员对麦卡锡的这次讲话当然反感，这等于是在直接攻击民主党杜鲁门总统的内阁。1950年2月20日，麦卡锡为此在参院作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演说，民主党一些议员不断以质问打断演讲，达一百二十三次。一个要求是非常起码和正当的，就是“拿出证据来”。麦卡锡当时承认，他没有掌握这些人的全部信息，因此不适合在参院公布名单，但是他会向参院的调查委员会提供必需的资料。
虽然民主党议员非常愤怒，但是事至如此，参院迫于压力，还是立即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下属调查委员会，准备对外交部作彻查。可以说是麦卡锡第一次参与推动“麦卡锡主义”。虽然参院是共和党占多数，为公正起见，委员会由民主党参议员米拉德·泰丁斯（Milard Tydings）主持，后来就被叫做泰丁斯委员会。麦卡锡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调查名单，听证调查持续了四个多月，到当年7月工作结束。泰丁斯主持写出的总结报告，对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持否定意见，指责麦卡锡给美国带来分裂，起的作用比共产党更糟。而共和党指责泰丁斯是要把隐藏在内部的敌人“洗白”。参院几次表决是否接受这个报告，投票完全以党派为界，赞成和反对两分。
在表面的党派之争背后，反映出整个事情的矛盾和困扰。现在读历史，反对麦卡锡的，当然赞成泰丁斯参议员对麦卡锡的指责，也认为共和党对麦卡锡的支持只是党派性所致。可是，一方面，麦卡锡的名单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他的依据之一，是二战中美国各军事机构在战后有数千人转入外交部，审查过程中认为有接近三百人有安全隐患，其中有七十九人因此没有被雇用，其余还是进入外交部工作。另一个很重的砝码，是在听证过程中，前苏联间谍布丹茨（Louis Francis Budenz）出来作证，他是苏联在美国间谍网最主要的自首者之一，他的证词支持了美国外交部有苏联潜伏间谍的说法。但是，从另一面看，泰丁斯参议员的报告也显然有理：证据仍然不足。
困扰就在于，第一，参院调查不是一个司法过程，就不可能像法庭那样证据“钉是钉，铆是铆”，能够铁板钉钉“定案”。而它又是在调查非同小可的外国间谍渗透政府机构案。第二，间谍案确实还有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有证据可能也不会公开。就在1950年2月7日，麦卡锡在维灵市讲话的前三天，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就在众议员拨款委员会作证：反间谍“和处理一般刑事犯罪的目标不同。反间谍重要的是找出间谍联系人，搞清间谍的目标意图、情报來源、联系方法”，“拘捕、公开信息是最后迫不得已才做的事情”。他说，只有彻底了解整个间谍网，才有安全，才能使他们失去作用。当时美国的反间谍还刚刚开始，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话只不过是行内常识。后来证实，只有胡佛和极少数人，当时确实掌握了一批在美国政府之内的苏联间谍，而他们被迫对所有人保密，总统也毫不知情。司法无能为力，国会追查眼前也是一片泥沼。
所以，麦卡锡的第一次推动。并没有什么实质结果。■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22)
东方早报 2009-10-11 3:49:34
西斯案件无形中成为对麦卡锡时代定位的一个关键，成为今天的政治派别、政党派别纠纷的一个历史焦点。好像假如西斯是间谍，麦卡锡时代的种种，就获得一定理由；假如西斯无辜，就更证明“麦卡锡主义”整体为一场毫无道理的歇斯底里。
林 达
(艾尔格·西斯1954年出狱时依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两次“惧红”，惧怕对象其实并不同
麦卡锡在1950年的第一次推动并不成功。但是出现了“麦卡锡主义”这个词，也就把他推到了整个事件的舞台中心。泰丁斯委员会调查不算成功，原因是调查过程虽然出现有力支持“外交部有间谍渗透”的证人证词，但是又没有具体能给某人定间谍罪的证据——当然是没有的，假如有，只需要直接诉诸司法了。这就是国会调查与生俱来的矛盾之处。
所以，倾向“无切实证据就证明没问题”一派，就是泰丁斯的结论和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基本立场；可结论无法被参院接受。共和党的基本立场倾向于“相信证词”判断外交部存在被间谍渗透的问题。
可是，民主党参议员并不是完全反对调查。就在泰丁斯委员会结束工作的两个月后，1950年9月，民主党的麦凯伦参议员（Patrick Anthony McCarran）就带头提出一个《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后来就被叫作《麦凯伦法》。麦凯伦参议员一向以坚持自己的主见出名，例如他看到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德、意的本质差别，很早就赞同资助西班牙，被骂得不轻，他也不在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好。
从这个法案却可以看出国会多少有点黔驴技穷。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1917年以《移民法》解决无政府主义者恐怖活动的招术，就是先把外来威胁堵住。所以《麦凯伦法》的一个重要条款，就是将极权国家的颠覆组织成员阻挡在国门之外。政府有权阻止其组织成员加入美国籍，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递解出境。假如在入籍五年之后发现问题，政府也有权取消其国籍。
立法本身由苏联间谍问题引发，共产党当然是主要对象，另外排列在该法案上的，就是法西斯组织。可是，这个立法其实根本不可能像1917年《移民法》那样，成为一个应对、解除危机的法案。道理很简单，两次所谓“惧怕红色”，面对的危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惧怕”的对象其实不同。
“第一次惧红”时期，是国家面对工业革命初期劳资关系极度紧张、劳资调节的立法跟不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却刚刚诞生，苏联在美国人面前如同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剂良方；加上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民众普遍处在困扰中。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所做的事情一部分是公开宣传鼓动反战和革命，哪怕是另外那部分扔炸弹的地下恐怖活动，毕竟是活跃的活动。虽然司法定罪困难，但是顺藤牵瓜抓住嫌疑人的可能很大，而且参与者多是新移民。这时建立一个针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严苛的《移民法》应急，以“移民递解”减轻压力，虽然从程序上来说不完美，但确实行之有效。待危机解除，应急措施也相应进入历史。
现在的所谓麦卡锡时代的“第二次惧红”，尤其在它的高潮，也就是麦卡锡自己站出来的1950年，局面却大不相同。红色阵营已经在全球占领半壁江山，不仅冷战持续了将近五年，而且苏联有了核武器，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这次“惧红”，惧的不是红色思潮煽动革命，惧的是核时代的苏联间谍。他们不声张也不公开活动，他们要做的就是不声不响地在政府要害部门潜伏下来。他们人数不多，甚至是在美国生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是一旦哪天冷战变热战、核大战，他们的情报却可能是致命的。
外交部的苏联间谍
可是，在一个大规模移民国家，以这样的移民法对付间谍，根本没用。例如，在冷战早已结束的今天，这个1950年的《麦凯伦法》几经最高法院规范和修改，已经大部分失效；对入籍移民是否加入过纳粹和共产党这样的问题，也已经变得像例行公事。我问过一个曾经“在组织”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在入籍时没有说实话，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相信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可以想象，在冷战期间的苏联间谍，当然就更不愿意节外生枝了。所以这个立法条款简直就成了一个国会表态，或者说是对民众的一个安慰了。
《麦凯伦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成立参院下属的“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授权它合法调查苏联间谍网对政府的渗透。立法过程再次凸现了白宫与国会的冲突，杜鲁门总统也否决了《麦凯伦法》。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此时已经是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可是，这个国会依据宪法规定，再以大比数强行通过了《麦凯伦法》。这样，就像众议院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一样，参议院也在1950年底有了具有同样目标的调查机构。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麦凯伦，所以也被称为“麦凯伦委员会”。这样一来，两院齐发，真的就有点很紧张的样子了。
麦卡锡第一次出来攻击外交部有间谍，背后有一个重要推动。HUAC在1948年作了一次最重要的调查。在1948年8月3日的听证会上，《时代》杂志资深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员维坦可·强博斯（Whittaker Chambers），指认前外交部高官艾尔格·西斯（Alger Hiss）在为联邦政府工作期间，一直是个秘密共产党员。西斯从1933年开始就进入联邦政府工作，当时还是小罗斯福时代。1936年他和他兄弟都进入了外交部。西斯是二战之后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也参与了联合国工作。此时他已经离开外交部，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得知自己被指控，西斯主动来到听证会，在誓言之下断然否认自己是秘密党员。可是强博斯其后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再次重复了自己对西斯的指认。结果，西斯就干脆以诽谤罪把强博斯告上了法庭。
其实西斯一直在FBI的监控下，因为根据冷战时期最早在加拿大反水的苏联使馆间谍伊戈·哥萨柯对美国外交部间谍的描述，以及美国最主要的苏联间谍柏特丽的揭发，目标都指向西斯。在法庭上，强博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进一步指控西斯是间谍。他拿出了当时西斯交给他的外交部文件副本、有西斯手迹的文件打印稿，指出这是在西斯家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专家核对下来打字机特征吻合，这成为最关键的证据。在HUAC听证会上，强博斯和西斯都曾经在誓言之下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看上去，前者显然是害怕这样的检举把自己也卷入司法起诉之中。可是西斯现在反正已经倒打一耙告他诽谤，他也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全部说出来了。
这就是走司法程序困难的地方，司法是一板一眼的。按照法律，不论证据多么确凿，都已经无法再对西斯提起间谍罪诉讼，因为强博斯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活动，已经过了间谍罪起诉的时效。于是，检察官决定对西斯作两项伪证罪的起诉，因为他在誓言之下撒了谎。鉴于强博斯的检举，就决定不再追究强博斯的伪证罪。这彻底解脱了强博斯的顾虑，他接着提供了新证据——五卷胶卷，其中两卷是外交部文件。1952年，在刚成立不久的参院麦凯伦委员会上，美国前驻法大使作证说，法国总理曾经在1939年对他说，根据法国情报，美国外交部两个姓西斯的都是苏联间谍。
“西斯是否有罪”已经和西斯无关
西斯是个联邦政府高官，在法庭作证的证人也就“高”得异乎寻常，其中有两名证人当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名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949年第一次审判的时候，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而“流审”。第二次审判找到新证人，在1950年1月25日，西斯被判伪证罪有罪。他一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还是败诉，被判处五年徒刑，实际坐牢四十四个月。西斯就是个接受过良好教育、土生土长的美国精英。这一点深深震动了美国民众。
1957年，西斯出版了自己的书《在民意法庭上》（In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他原来就当过律师，在书中细细为自己辩解。意思当然是，是麦卡锡时代歇斯底里的民众焦虑，使他蒙受冤屈。西斯在有生之年一直试图洗刷自己。1976年，根据《自由信息法》，西斯要求FBI交出那五卷作为证据的胶卷，两卷确实是外交部文件，可是另外三卷没有任何意义。西斯据此要求律师协会恢复了他的律师证书。意思是当年错判了他。他是唯一一个因刑事罪被撤销律师执照、却又重新恢复执照的律师。
西斯案审判后十五天，麦卡锡宣称他掌握了五十七个外交部安全隐患名单，显然麦卡锡此举也是受到这个案子的刺激。正因为如此，西斯案件也无形中成为对麦卡锡时代定位的一个关键，成为今天的政治派别、政党派别纠纷的一个历史焦点。好像假如西斯是间谍，麦卡锡时代的种种，就获得一定理由；假如西斯无辜，就更证明“麦卡锡主义”整体为一场毫无道理的歇斯底里。同样，在一些纠缠在党派性中的人看来，今日左翼派别是当年叛国分子声气相通的“后裔”，还是力挽政治歇斯底里狂澜的好汉传人？今日保守党派究竟是迫害狂的承继者，还是爱国者的精神延续？这么大而空的议题，有时就会荒唐地聚焦到“西斯究竟是不是间谍”之上。西斯至今没有走远。
从此以后，西斯的一点一滴都没有被人放过，上穷碧落下黄泉，从美国到苏联到东欧。随着苏联解体，文件逐步解密，从硬实的解密证据，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统统被汇集在一起，一头反过来一头又倒过去。1998年，两党合作的政府保密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莫尼汉（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出版了自己的新书《保密：美国经验》，在书中他也提到：“相信艾尔格·西斯是有罪还是清白，已经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分界了。”此前的1997年，莫尼汉根据他对解密资料的研判，声明说，“对外交部的艾尔格·西斯的看法似乎可以达到共识了。他的情况和财政部的亨利·瓦特（Harry Dexter White，另一个被确认的间谍）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看到最近的证据分析是 2007年的，相信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我曾阅读这些证据，试图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后来发现，这样的证据推敲和争论，或许对西斯本人的身后声名是有意义的，而对当时讨论的外交部间谍案却失去了意义。因为双方都认同，根据解密监听资料，美国外交部有一名苏联间谍，有时被称为艾尔格，有时被称为西斯，“姓”和“名”从来没有一起用过。这个艾尔格参加了雅尔塔会议，之后又去了莫斯科，这一点和艾尔格·西斯的行程吻合。但是反对者又争论说，监听资料有些细节和西斯情况有出入。
所以，假如讨论的题目是外交部是否存在间谍，那么，答案是肯定的。而是不是这个“西斯”，并没有多大关系。今天撇开历史背景的情绪化“对抗”，对理解那个时代和吸取历史教训也并无意义。而西斯伪证罪的定罪，在当时产生的效果，确实复杂而危险。它加剧了焦虑的情绪。它虽然肯定了国会两院调查的“成就”，可是，这种肯定和鼓励蕴藏着巨大危险。
这一事件也在“协助”把麦卡锡参议员推进了“麦卡锡主义”，他变得身不由己。自从他宣布自己掌握了外交部安全隐患的名单，得到本来在焦虑中找不到出路的大众的热烈支持，也受到反对一派的强烈质疑。他急于为自己辩护，却一时拿不出关于这些名单进一步强有力的证据来，所以他需要更强劲地推动调查，以调查结果来证实自己。而麦卡锡又是一个性格弱点明显的人。这使他本人和“麦卡锡主义”，都逐渐雪上加霜。■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23)
东方早报 2009-10-18 4:20:18
林达
间谍、卧底、告密，由于它和常情相悖的特点，在正常社会中总是罕见的非常行为，假如一个社会制造“大义”借口，把非常行为广泛推广到社会，必然毒化人际关系，令整个社会处于非常状态，正常人不断异化，也给卑劣提供借口，陷入这种状况的社会必定要出大问题。
(面对台下拒不起立鼓掌的尴尬场面，卡赞在举起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是否有点心虚。IC资料)
间谍的“大义”
其实卷入检举、告密、间谍、卧底等非常行为，引出的民间评判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对大众来说，常常只是基于一个判断，就是判断行为背后是否有他们所认同的“大义”在。一般来说，这些行为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反对自己国家政府的秘密活动，如潜伏卧底，甚至为外国政府服务的间谍；另一种就是政府鼓励的检举告密、为自己政府服务的卧底甚至间谍。称“非常”，是因为它们大多需要利用和背叛信任信托，有悖常情。
对一个现代国家，以非法手段甚至暴力来颠覆国家，总是违法的。可是，在引进类似革命概念以后，民间的道德判断、历史判断显然会不同，对同一事件就会出现“起义”和“叛乱”这样的反向描述。就美国共产党和左翼来说，追溯它颠覆宗旨的来源，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们的理念最初来自对劳工弱势群体的深刻同情，苏式社会主义理想国家是大义，而资本主义丑恶没落是不义的，不以暴力手段推翻不能实现正义，所以宣称要革命的理直气壮。在上世纪末，他们背后有大量同情支持的左翼民众，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判断和他们接近，而现在失去民众支持，也只是民众改变了政治判断。
判断并不总是简单。例如《潜伏》这样的电视剧，假如背景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潜于侵略阵营，“大义”前提就轻松解决，就像二战盟军间谍片一样，潜下来的都是孤胆英雄。假如背景是国共之争，复杂性马上出来：在共一方，主角当然至今是大家的英雄，虚构的陈年故事仍然看得津津乐道，这很好理解。可是，假如从支持国民政府的一方看，“大义”前提立即消失，同一主角立马成为阴险无比的敌人。
由于非常行为多少是在利用和背叛某种信任，所以，大义之下，其实掩盖着个人极大的道德伦理压抑和挣扎。而人们在探讨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略去难以解决的内在冲突，把事件放在一个比较容易的盘子里托出来，这样作道德判断就比较简单。
现在我们谴责告密，通常看的是单向场景，就是设定告密者不义，被告密者是无辜受害，如此推演不义告密带来的个人伤害，格外惊心动魄。或者为大义卧底者，背叛的都是坏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个人遭遇的伤害来说，是一摸一样的，这种伤害在脱离“义和不义”的前提下孤立存在。这也是在人的世界里，文学永远有其一席之地的原因。
所以，卷入这些非常行为的人，他迫切需要倚仗“大义”来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所谓大义，当时可能只是一种判断或者说是政治信仰。提到信仰高度，对个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信就可以了。所以，美共中大多做了苏联间谍的人，感觉绝非做了什么坏事，相反自我感觉良好。这和现代间谍很不相同，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不把间谍和钱联系在一起，而是和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所以，一点不奇怪，历史上很多人理所当然都以“理想主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甚至罪行。
间谍、卧底、告密，由于它和常情相悖的特点，在正常社会中总是罕见的非常行为，假如一个社会制造“大义”借口，把非常行为广泛推广到社会，必然毒化人际关系，令整个社会处于非常状态，正常人不断异化，也给卑劣提供借口，陷入这种状况的社会必定要出大问题。
政府方大义的基础是法治
很多人认为，美国社会是绝对不鼓励检举告密的，其实不然。应该这么说，正常社会中，政府的“大义”依据就是法律。现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校园炸弹手西奥多·卡辛斯基（Theodore John Kaczynski）。他是个科学家，有他的大义在，就是反对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毁坏，他认为呼吁不起作用，只能以惊世骇俗的办法解决。他因此在1978年至1995年的十七年里，寄出了十六个炸弹邮包。寄给那些他认为必须为破坏自然承担罪责的人。炸弹共杀死三人，杀伤二十三人。联邦调查局重金悬赏要求民众举报，最后他兄弟认出卡辛斯基“宣言”的文字风格，和母亲商量之后，决定“大义灭亲”，向联邦调查局举报。卡辛斯基的兄弟没有要举报奖金，也努力为他争取免除死刑的交换条件。尽管如此，作为亲属他们当然还是很困扰。
政府的“大义”很容易变异。法治概念可以偷换为专政，“罪与非罪”的严格法律界定可能变异成非常含糊的“敌我”分野。然后，可无限扩大的“敌人”概念，与一些负面形容词同构，使得法律概念“文学化”，“民愤”可以是量刑依据，而民愤又可以用权力调动。“敌人”概念的宽泛，决定了“罪行”的宽泛，与权力正统有别的一切都可能被宣判为罪行，音乐舞蹈言论文学思想等等，可以无所不包，甚至把整个族群划为敌人，例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群体。不仅有大规模司法冤狱，还有社会惩罚。这是二战后美国人对极权国家的扩张感到恐惧，想竭力逃脱同样命运的原因。可是，实际上事情并不是“是、非”那样简单。民众希望维持自由的愿望，很可能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陷阱：自由受到威胁，你在焦虑下怎么做？
纪录片《盲点》（Blind Spot）是对希特勒女秘书Traudl Junge的晚年采访。Traudl Junge提到，希特勒面对疑问，一再对德国人解释，你们不知道，假如我们失败、苏俄得胜，我们国家会遭遇可怕灾难。Traudl Junge后来被苏军抓获，苏军请了一名美军士兵作翻译。翻译官同情Traudl Junge只是个年轻秘书，设法让她进入西德，她因此在美军审查后释放，得以生活在西德。她看着家乡在盟军协助下逐步建立民主体制，她在影片中说，这时她想起希特勒“假如失败”的话，觉得自己受了骗，很是生气。我看的时候就想，她这段话其实有逻辑错位：假如她没被领到西德呢？可是，看完电影《窃听风暴》展现的东德，希特勒就是对的吗？当然不是。极权国家通常在渲染一些或真或假的外在威胁，如希特勒，利用民众恐惧而使他们彻底放弃权利并听任摆布。使得国家变得比政府宣称要预防的糟糕情况更糟。希特勒说是要防止苏式专制，而他已在德国推行了专制的极端。而在另一端，后来苏联掌控下的东德，又在反帝口号下，把自己国家置于《窃听风暴》之中。
好莱坞黑名单
美国人很早意识到，他们也有同样的危险。应对安全威胁是国家大义，如果对间谍和颠覆组织的清查推过头，法治社会就可能变异，陷入“不义”之中。如何应对制度和国家面临的威胁，美国的左右翼两极之争，从第一次惧红时期，到麦卡锡时代，直到今天，争论不休。不认真对待外部威胁，可能有灭顶之灾；反应过度，自己就先毁了自己。这也是今天美国争论恐怖战争威胁，会一路追溯到几十年前麦卡锡之争的原因。
这一警觉始终存在。因此，在美国，政府鼓励举报杀人放火，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虽然卡辛斯基也是有“大义”的理想主义者，很像是一个人的革命党。可是他毕竟成了恐怖分子杀了人。类似的情况还有国会有过对KKK和黑手党的调查，要求交待同党，民众也容易接受。而国会调查美国共产党，在听证会上要求告发同党，民众的感觉很不同。国会调查不是司法审判，它有宽的一面：只要回答问题，它不涉及惩罚；但是有了好莱坞黑名单，就有了是否存在“社会惩罚”、“类罪行”等灰色地带的疑问。虽然民间“雇用黑名单”，只存在于因涉及宣传而被国会调查的好莱坞。
哪怕在麦卡锡时代，还是争辩、抗议的“两军对决”局面，而不是压倒一切的一边倒局势，法律仍然是被动方时时可以动用的武器。例如“好莱坞十好汉”被判藐视国会罪，好莱坞三大专业行会发表“华道夫声明”，宣称不雇用颠覆组织成员，十好汉马上提起司法诉讼，要求天文数字的赔偿。吓得行会马上宣称， “对判断谁是共产党、对现在和未来雇用的决定权，完全保留在行业各制片人和各公司手中。”并且坚决否认他们有拒雇名单。因为他们在声明中呼吁国会对“私营企业排斥颠覆组织成员”立法，是不可能的立法期待。既然没有立法，他们就必须非常小心对待，赶紧退下来。这也是所谓“黑名单”称呼的来源，因为不能公开拒聘。虽然各公司雇主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悄悄列出拒聘名单。总共有过三百二十个姓名被好莱坞拒之门外，包括优秀的剧作者、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说是“姓名”而不是“人”，是因为黑名单上的一些剧作家用假名继续在为好莱坞写作，作品照拿大奖甚至拿奥斯卡奖。当然他们也为欧洲工作，剧本写作在那个时候早已经全球化。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如此优秀、有高超生存技巧和好运气。有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好莱坞工作，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和人生轨迹，甚至有人离开美国。所以，提到麦卡锡时代，人们更多提到的不是麦卡锡本人参与的参院调查，而是好莱坞。
伦理冲突使得民众积累着不安
好莱坞黑名单是私营公司的民间雇用惩罚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严格标准，对有些人变成毫无道理的雇用迫害。也正因为是私人雇用，又是“黑” 名单，说起来雇主总有选择雇员的权力，上了黑名单的人完全是哑巴吃黄连，无处申诉。个别案例还有联邦调查局暗中插手，最著名的例子是卓别林。
卓别林的思维轨迹非常典型，从同情工业化兴起后处于弱势的工人开始，形成自己的左翼观点，他反对希特勒独裁，却赞扬和推崇苏联。卓别林本人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但他公开表示，二战以后共产主义将代表人类进步而席卷全球。正因为他太出名，这些演说产生很大影响。他二十五岁移民美国，在好莱坞成名，很多人以为卓别林是美国人，其实他始终保留英国国籍。1952年卓别林回英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乘机要求移民局取消他的回程许可，使得卓别林后期只能留在欧洲发展。这成为麦卡锡时代好莱坞的最大丑闻。直到1972年，好莱坞才向他道歉，邀请卓别林夫妇参加奥斯卡颁奖仪式，授予他奥斯卡荣誉奖。
美国共产党非常糟糕的境遇是，他们怀着政治信仰的“大义”投入“革命”组织，现在又面临国会的反颠覆、反间谍调查，合法地把他们卷入检举告发自己同志的困境中。更何况，他们大多数人以前并不知道组织里有外国间谍这一说，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和阴谋挂了钩。所以，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应该与国会调查配合的，这种思想反复甚至“好莱坞十好汉”也不例外。
例如十好汉之一的达顿·特鲁伯，他虽然在第一次众院听证会上拒绝回答问题，却在1951年的另一次听证会上作证，内容包括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名单。我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好莱坞给卡赞（Elia Kazan）颁发奥斯卡荣誉奖。一批好莱坞演员，包括年轻人，拒不起立鼓掌，以谴责卡赞曾在配合国会调查时，提供了八个同党姓名。五十年后人们仍然不肯原谅，他自己始终认为没有做错什么。可是不论有没有“大义”在，告发本身都是背叛信任，在道德上有困扰。
对民众来说，虽然这个组织有颠覆宗旨、其中有苏联间谍，可是很多党员尚未有任何颠覆行动。即便理解调查的必要，民众仍然会对其中每个人在道德冲突下的煎熬感到心理紧张和极其不安。
这是麦卡锡时代的另一种焦虑，紧张在不断的积累中。■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24)
东方早报 2009-10-25 3:34:27
在对立氛围中，麦卡锡的情绪不稳定成为他自己的致命伤，也成为他主导的那部分“麦卡锡推动”的致命弱点。我常常想，麦卡锡本人也是麦卡锡时代的一个牺牲者。
林 达
(麦卡锡（中坐者）在听证会上喜形于色)
麦卡锡安全隐患名单
需要强调的是，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和麦卡锡的参院调查，有着很大差别，前者从调查“宣传”切入，所以对民间企业好莱坞的调查，占了一大块；而参院调查基本是针对联邦政府最上层：所谓政府被渗透问题。1950年2月9日，麦卡锡的“维灵讲话”提到了他掌握一批外交部安全隐患名单，引起轰动。麦卡锡名单自然成为后来专家们研究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麦卡锡名单，一开始只是麦卡锡转述他人调查名单的一个“人数”，没有具体姓名。他的一个依据是“李名单”，是众院由罗伯特·李（Robert E. Lee）领导的一次委员会调查，李原来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调查结束后列出一个安全隐患名单。麦卡锡后来还提到一个二百零五人名单。这个名单来自二战后的国务卿詹姆斯·拜伦（James Byrnes）给一国会议员的信。信中称，安全调查发现二百八十四名雇员有安全隐患，当时建议不要作为长期雇员，可结果有二百零五人留用。顺便提一下，拜伦部长是个奇人，他在联邦政府三大分支都有经历，是美国历史上的极罕见的现象。除了行政分支内阁部长等等职位，他还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当过议员，更奇特的是，还当了一年半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还是自学成才，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当时他眼看美国马上要参与二战，觉得这种时候待在最高法院太乏味，居然辞了出来。他在七十二岁离开联邦政府之后，还回家竞选州长成功。拜伦个人声誉相当好，所以他的这封信也应该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可是，仔细查下来，拜伦的信写于1946年，在麦卡锡拿这封信作证的1950年，这二百零五人只剩六十多个还留在外交部。
麦卡锡在参院调查中，陆续提供了麦卡锡名单的具体姓名，主体是上述两个名单的结合。由于麦卡锡的争议性，多年来不同专家对“麦卡锡名单”作了详尽分析，有名有姓的一百九十五人中，后来被非常确凿的证据证实为苏联间谍的有九人。按照冷战时期的标准，可以说名单中大多数人可能有“安全隐患”，就是他们通过长期参加一些组织、活动等等，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信仰上曾长期认同倾向于冷战敌手苏联。而具体考量每一个人，又有很大差别。一些人后来或许已经改变信仰，例如斯蒂芬·布鲁纳（Stephen Brunauer），他在二十年代加入美国共青团，十几年后似乎抛弃了原来信仰，在1946年曾经回到母国匈牙利，是受美国政府派遣，为帮助那里的科学家离开红色匈牙利去美国。虽然这些人今天已经被人反复研究，可是在当时只是一个粗粗的“隐患”归类。
今天的专家结论认为，麦卡锡名单中，有少数人是没有安全隐患问题的，其中极少数在今天被大家确认是绝对没有问题，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过的国务卿艾奇逊，以及杜鲁门在1947年指定的国务卿马歇尔将军。而他们被麦卡锡指责为背叛国家的怀疑对象，都和中国有关。
“安全隐患”相比间谍是更模糊的概念
我一开始很纳闷，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他们和其他出现在麦卡锡名单上的人很不一样。那些人多半因为加入过共产党或者外围组织，或者多少有点什么蛛丝马迹，而这两位好像确实“清清白白”，而且身居高位，为什么会被麦卡锡公开谴责为“安全隐患”？看下来，关键就在于从警惕“间谍”，到警惕政府决策上层“安全隐患”概念的扩展。
“隐患”的意思是，哪怕并非间谍、没有在递送情报，可是，假如他有着忠诚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亲苏倾向，甚至内心同情共产主义，而他偏偏又在外交部等要害部门工作，他就可能在工作中、在参与决策时，出于信仰而有意无意中助对方一臂之力，使得自己阵营在冷战中由于一系列决策错误而失败。可是怎么判断谁是“隐患”？看上去这已经到了诛心的地步。所以“是否加入过组织”是一个大致的判断方式，另一个是反向判断，就是假如发现决策有明显问题，来反推决策者是不是居心叵测。当然，这都是我今天的总结，但是实际上，艾奇逊、马歇尔，甚至杜鲁门自己，就是这样被麦卡锡反推出来、发动攻击的。
艾奇逊、马歇尔都对中国二战后的局面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前者上任后组织专家研究，结论是中国当时趋势很难改变。而马歇尔将军更是在1945年曾被杜鲁门派往中国，试图对国共双方作和平调停，但是他很快发现所谓“国共和谈”只是双方缓兵之计，他说服不了任何一方。最后，马歇尔将军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起宣布“调停失败”，马歇尔将军留下一句名言：“我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等待中国。”然后婉辞蒋介石希望他担任的“最高顾问”一职，离华回国。确实，杜鲁门的两任国务卿对中国命运前景作出的判断都是：外力无可逆转。但是，美国也有一些政治家认为，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决，中国的选择会对美国有生死攸关的影响，在此关键时刻，应不惜再大幅增加军援甚至出兵协助中国国军，也要守住不让一个大国“翻红牌”。马歇尔确实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当时杜鲁门政府表现出对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前景都相当悲观。这里确有许多具体决策，例如，是否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具体援助多少等等。最后经过惨烈内战，1949年的中国投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这也是美国外交部首当其冲受到责难、被怀疑有严重安全隐患的主要原因。推出隐患概念，怀疑面就应声扩大。
政治决策的吊诡规律
政治决策其实常常有一个吊诡的规律，就是你总是只有一个选择。你选择这样做，那么其他没有选择的方式就没有试过，它的结果也就没有发生，你就无法用那个“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作了最好选择，决策者无法用没有发生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批评者倒是可以做到永远不错，用的也是那个“没发生的事实”。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如此。在杜鲁门受到质疑，称其外交政策错误导致中国变色的时候，他拿不出“事实”来证明，假如换一种政策，中国是否就会避免那个“前所未有时代”的宿命。这个决策规律使得美国两党的政治辩论、政治博弈永远可以热热闹闹地进行下去。在1949年以后，立即发生朝鲜战争，引发对民主党的杜鲁门外交政策的强烈质疑，这是1952年大选艾森豪威尔成为二十年来第一个共和党总统的原因之一，同时，参众两院也都是由共和党占多数。麦卡锡则更是一口咬定，假如换一种政策，冷战中的亚洲局势一定大不相同，虽然他也不可能拿出“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推断。麦卡锡不仅指责对华政策错误，同时还倒推：艾奇逊、马歇尔这样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可能就是暗中推出红色中国的“安全隐患”。
所有的人都说，麦卡锡最后的失败是在调查军方的时候“踢到铁板”。其实在此之前，麦卡锡和两届总统、和军队首领们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麦卡锡对马歇尔这样的前军队将领发动猛烈攻击，出言不逊，甚至语言无礼、粗鲁。从各种回忆录看，麦卡锡是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人。在1950年 “出名”之前，麦卡锡在朋友和助手眼中显得友好、容易亲近。但议员同事们也感觉他在工作中性急、脾气容易失控。人的优点和缺点其实就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全在分寸。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影响面很小，对政治家来说，特定机遇下，可能后果非同小可。麦卡锡是从战争勇士转为国会议员。国会代表民意，监督行政分支是它的职责。直到今天，议员对总统及其行政分支，还是十分严厉，批起来毫不留情。麦卡锡的轰炸机尾翼机枪手经历，需要的就是英勇无畏。转到国会这样一个鼓励批判、以批评督察为主要职责的位置，更是勇猛得口无遮拦。而从麦卡锡站出来的第一分钟开始，他本人也面对众多尖锐尖刻的批评，这也在刺激他“越战越勇”。
双方紧绷的弦
从当时围绕麦卡锡发生的一些冲突，可以感受在麦卡锡时代，卷入其中的人，都处在极为矛盾和紧张的状态，也同时可以看出其中的复杂。
例如，最早站出来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记者很少，其中就有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他是当时最知名的专栏作家之一，作过欧亚旅行报道，到过中国，是很早出来批评中国蒋介石政府的。他站出来反对麦卡锡主义，或许有点为自己的工作小团体自卫的意思。他的两个属下被国会调查。一个是戴维·卡尔（David Katz），卡尔很早参加共产党，在联邦政府的战争信息办公室（OWI）工作，1943年受到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卡尔在誓言之下编造了个反向的故事，宣称自己不是苏联间谍，其实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线民，居然大家也拿他没办法。国会调查断定他“不忠诚可靠”，可是认为这并不能作为解雇他的理由。卡尔后来从OWI辞职，皮尔森马上雇了他。麦卡锡提出卡尔有安全隐患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皮尔森手下工作了。同时，皮尔森的另一个雇员安德鲁·欧德（Andrew Older），他们夫妇二人都受到国会调查，欧德的姐姐朱莉亚·欧德（Julia Older）也受到国会调查。皮尔森再三为卡尔辩护。1950年皮尔森和麦卡锡在华盛顿俱乐部的衣帽间相遇，发生冲突，麦卡锡事后承认自己打了他一个耳光。皮尔森咽不下这口气，收集了一大堆虚假八卦，提供给他人写成文章，称麦卡锡是同性恋，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可以算是一个“丑闻”。他的这些“材料”都没有被以后麦卡锡的传记作家们采纳。多年后根据解密资料，卡尔和朱莉亚·欧德都被确认为苏联间谍。
另一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前面提到过的小拉弗拉特，1946年在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竞选中被麦卡锡击败之后，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援助顾问。 1953年2月8日，他在一家很有名的杂志《克里尔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以前在参院主持的民权委员会的经历，他认为那里被共产党渗透。两个星期之后，他在华盛顿开枪自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承受不了心理压力：文章发表之后，他一定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麦卡锡主持的委员会传去作证。确实可能：七个月后，就有人在麦卡锡的调查中作证说，他知道该委员会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工作。假如小拉弗拉特还活着，他很可能会接着收到作证传票。听上去这很过分，可是，多年后确认，当时在这个受调查的委员会中，就有四名苏联间谍。
在这样的对立氛围中，麦卡锡的情绪不稳定成为他自己的致命伤，也成为他主导的那部分“麦卡锡推动”的致命弱点。到一定年龄，人的自控能力本来就开始减弱。加上在整个事件中承受巨大压力，麦卡锡开始酗酒，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情绪，而来自底层、军人生涯、战争经历等等，这许多本来就说不清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负面大于正面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就是“很负面”。甚至在整个麦卡锡事件高潮的参院听证会上，他也屡屡言语失控。我常常想，麦卡锡本人也是麦卡锡时代的一个牺牲者。■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25)
东方早报 2009-11-1 4:01:29
当韦尔奇对麦卡锡说：“参议员，让我们不要再毁掉这个小伙子，你干得够了，你难道不懂什么是人之常情？你终于到了不剩一点常情常理的地步了吗？”而麦卡锡时代，就在这一刻结束了。
林 达
调查触及陆军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说，他支持麦卡锡参议员推动调查，但是他反对“麦卡锡方式”。究竟什么是麦卡锡方式？批评他的人认为，这就是麦卡锡主义，就是捕风捉影、煽动、追查隐私，麦卡锡在调查中出了名咄咄逼人的风格，也可算上一份。麦卡锡和他的支持者自然认为，这些做法都是调查所必需的，否则怎么查得出。1952年，麦卡锡因此还出了本书为自己辩护：《麦卡锡主义：为美国战斗》（McCarthyism：The Fight For America）。回看美国国会在上世纪调查黑手党和黑帮化工会等等的听证会，其实场面都很火爆，议员们都很有穷追猛打的劲头。为什么麦卡锡的劲头大家就特别难以承受？除了大家担心是否会走向“猎巫”感受紧张，更有一层原因是调查政治组织，对象不同感觉总是不同。而麦卡锡平日出言不逊地攻击行政官员，其中就有德高望重的前二战将军，更不要说后来直接调查军队了。
今天人们很难体会，二战后人们对军队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杜鲁门虽是行政分支总统，可是根据宪法，美国总统也是三军统帅。平时看不出来，可在世界大战中，这个三军统帅还是货真价实的，不说别的，两个原子弹就是杜鲁门拍板给扔出去的。战后，军队将领从战场退役转向行政，也比平时多得多，例如马歇尔将军先后任国务卿、国防部长，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等等。就连麦卡锡自己，一个来自底层只有短暂州司法经验的军人，能在竞选中战胜政治世家出身的前参议员，不能说和民众对二战英雄的敬重信任无关。
这本来就是非常矛盾的局面：追查不紧，等于不追查，过了分寸，大家心理上其实难以承受，但这只是一种感觉，民众其实并不清楚，难以承受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民众对麦卡锡的支持度一开始是观望为多，1951年8月的时候，民调显示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支持还是反对麦卡锡。此后大多数时间，麦卡锡的反对者都多于支持者。1954年初，有过短暂的支持率达到一半，但是，这时几乎所有观望的人都已经被卷了进来，也就是社会的矛盾对峙、心理张力，都已经到达了临界点。
虽然麦卡锡作为议员质疑行政分支是职责。可是，看到一个前低级军官，对前将军没有充足根据就肆无忌惮横加指责，言词粗鲁、失去起码的礼貌，二战后的美国民众会感觉特别不舒服，军官们就更难接受。更何况，不论中国变色还是朝鲜战争，麦卡锡指责的是“安全隐患”，就是指不是政策失误而是一个通敌可能了。当他质疑这些经历二战的将领们的忠诚，很多军人和民众都觉得非常过分。在参院听证会上，最可能反弹的就是和麦卡锡一样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尤其是将军了。所以，形势突然逆转。这个转变就出现在麦卡锡对军队的调查中，真是一点不奇怪。
“非常状态”
麦卡锡是在1953年底开始调查陆军的蒙莫思堡（Fort Monmouth），那里有机密研究机构，被指称有间谍。蒙莫思堡一案到底如何至今还在各执一词，一方宣称那里根本没有问题，而当时一个参议员后来著书说，蒙莫思堡安全防线被间谍突破，在内部早已不是秘密。里面的机密部门被迁出是个事实。总之当时调查并没有结果。麦卡锡又转到另一个军队案件，一个叫欧文·佩雷斯（Irving Peress）的军医参加过左翼政治组织，却拒绝填写例行相关表格，被陆军限令三个月内退伍，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传到参院作证，又拒绝回答问题。作为藐视国会罪他应该接受审判，可他又是个军人，就必须去军事法庭。麦卡锡通知陆军，欧文·佩雷斯立即按照原来的军队要求申请退伍。美军退伍有“荣誉退伍”和“不荣誉退伍”两种，一般有过错的会被要求不荣誉退伍。可是他的上司，维克准将（Ralph W. Zwicker）准许了他荣誉退伍。将军显然在自己权限内、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调查的不满。麦卡锡一怒之下又用传票传来这位二战英雄将军，维克将军在军队法律顾问建议下，也拒绝回答麦卡锡的提问。麦卡锡当场大发雷霆，辱骂这位将军处理佩雷斯事件的智力还不及一个五岁小孩、“根本不配这套军装”。此等无礼终于激怒了所有的人，从总统、国会两党议员到媒体，当然，还有军队和所有民间的二战退伍老兵。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下令，维克将军不得再去麦卡锡听证会。但是，事后陆军部长还是向麦卡锡妥协，答应军队尽量配合调查，这个妥协却在五角大楼官员中引起大哗。欧洲报纸也嘲笑说，这是美国陆军向麦卡锡参议员投降。实际上，这是制度限制：军队属于人民，军人没有权利违抗国会调查。
国会代表民众，负责立法和监督行政，它是民主制度中“人民是主人”的象征，本来在制度设计中就是偏强的。行政对它的制约十分有限，因为行政更是管家的意思。当然，国会议员不能违法、不能强行制定违宪的法律，司法分支是对它最有效的制约。但是，司法的制约只是把可能的偏差约束在“合法”的限度内。在它没有违法、在它的权限之内，它也非常可能出现合法偏差。所以，国会也隐含着某种危险，那就是多数意愿的偏差。现在，国会突然在某个点上显得突兀了。
冷战开始以后，有关间谍和安全隐患引发的国会调查，虽然只是断断续续有听证会，但也持续了很长时间。麦卡锡本人卷入已经四年，过去国会对黑帮等组织的听证会，都非常短暂，从来没有一个主题，相对密集的调查，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虽然拿到传票进入听证会的只是少数人，可是对“供出同党”的“非常”要求，尤其严词逼迫的都是些谦谦君子，又不是杀人越货的黑手党。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心理感觉是一种“非常状态”，已经接近极限。再要攻击二战英雄，实在忍无可忍，而对于刚刚走出战争的军队来说，出生入死都过来了，哪里肯受这种鸟气？军队有军队的特殊荣誉感、等级尊重传统和逻辑，提起麦卡锡，可以料想他们会说，不就是个中尉吗？怎么都指着将军鼻子骂了，我们还要低声下气！
陆军反击
很快，显然是被调查的陆军组织了一场反击。他们找了个听上去很不相干的事情，要求参院调查麦卡锡和他的首席法律顾问罗伊·柯恩（Roy Cohn）。他们投诉这两人行为不端、越过自己职权向军队施压，要求给一个叫作薛恩（G. David Schine）的大兵予以额外照顾。
柯恩的形象后来进入许多电影，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传记片《公民柯恩》（Citizen Cohn）。好莱坞对麦卡锡的怨气几乎都倾泻在这部电影里，电影从柯恩得艾滋病濒临死亡倒叙，表现一个个曾在法庭上由他参与起诉被定罪者的幻影，来到他的床头找他算账。可见柯恩是多么招人怨恨。在听证会上，他和麦卡锡一搭一挡，是出了名有逼迫感的提问人。虽然作为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助理和检方律师，成功参与了一系列大案起诉，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案、西斯间谍案、卢森堡夫妇间谍案，之后又转到参院麦卡锡委员会担任了几年首席法律顾问。可是在被军队投诉遭到调查时，柯恩其实还只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人。
柯恩进麦卡锡委员会工作的时候不过二十五岁，虽然雄心勃勃其实还是玩心很重的年龄。他结识了和自己同岁的旅馆业富家子弟薛恩，两人政治倾向一致，在各方面都很合得来，很快成为好朋友玩在一起。他把薛恩也拉进他的顾问团队，薛恩就有了个不支薪的主顾问头衔。他们经常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至痛恨柯恩的人，在薛恩结婚生了六个孩子，还坚持说他们两人是同性恋伴侣。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基本确认，虽然柯恩是同性恋，但是他和薛恩只是朋友而非恋人关系。不久，薛恩因当时的兵役制被征兵入伍。一帆风顺的柯恩年轻气盛，得意洋洋不知天高地厚，就想利用自己在政界位置，向部队打招呼给朋友一些照顾，例如不要吃那么多苦、额外的假期、不要派驻海外等等。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假如被揭露出来，这是非常严重的官员违规。对美国人来说，兵就是兵，穿上军装一律平等，否则还叫什么军队。现在还了得，居然连当兵都想利用职权享受特权，那军队还有什么信誉？
从此案调查，可以看到美国国会委员会听证的厉害：就这样一件事情，听证会从1954年4月22日开始，持续了整整三十六天，共三十二个证人出庭作证，广播和电视现场转播。这么看，当初国会为间谍案查得翻天覆地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应该说，结论相当公正。被投诉调查的是两个人，查下来最后结论是：柯恩有错，麦卡锡被洗清，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过错。
这显然是陆军受到调查后的反击，可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你避免反击的唯一办法是自己不犯错误，而柯恩确实授人以柄。在听证会上，他们当然也全力抗辩，指称陆军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要阻挡国会调查。当然，他们也必须提供证据。最后听证会的结论是，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和一名法律顾问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确实做过努力，试图阻挠麦卡锡委员会对蒙莫思堡的调查。
逻辑之中 意料之外
可是，调查结果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三十六天中民众的直观感受。这次麦卡锡和柯恩是被调查对象，他们就再也不是坐在讯问者的位置，而是转到了证人席上。再不是那个逼问者，而是要接受别人提问。军队的律师同时挑战他们的诚信。结果，麦卡锡所有个人弱点暴露无遗。他过去站在主动攻击的位置上，一些夸张说法难以当场被质疑，此刻不同，他如同站在法庭证人席上，任何一点不实之词都会被律师穷追猛打，当作撒谎、没有诚信、个人品质恶劣的证据。这样的挑战必然涉及麦卡锡调查中的许多问题。三十六天的听证会，在通过电视观看听证的两千万美国人面前，恼怒的麦卡锡情绪完全失控。媒体对他的报道常常是负面的，反过来一定也在给他更多刺激。在第三十天的时候，局势终于崩盘。
1954年6月9日，陆军法律代表韦尔奇（Joseph Nve Welch）对柯恩挑战：麦卡锡曾说过国防工厂有一百三十个共产党和同情者，那么，“太阳下山前”，你们向联邦司法部长交出名单。麦卡锡被激怒，突然插进来指责韦尔奇：你还是先把手下的共产党费雪（Fred Fisher）给解雇了再说。
律师并非军人，只是陆军聘用了波士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费雪也是其中一个。他1942年毕业后就上了二战战场，战争结束后读了哈佛法学院，然后加入了这个律师事务所。他在校时曾经加入了一个以左翼出名的律师组织“国家律师协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这个组织因其强烈政治倾向，不断受到质疑。费雪后来离开了这个组织。他本来要参加此案律师团，却因为这个经历被质疑，临时换了人。麦卡锡在这个时候再次以夸大其词的方式提到费雪，韦尔奇几乎出于本能作出回应，而这段回应在美国成为历史经典。
他指责麦卡锡“无所顾忌地冷酷无情”，他说：“参议员，让我们不要再毁掉这个小伙子，你干得够了，你难道不懂什么是人之常情？你终于到了不剩一点常情常理的地步了吗？”他打断麦卡锡辩解的企图，指示说：传下一个证人。
突然，会场爆发一阵欢呼。所有人在瞬间心灵点触，只希望结束一切“非常”，让我们回到常情之中。
麦卡锡时代，就在这一刻结束了。■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26)
东方早报 2009-11-8 0:50:05
这些个人伤害的发生，导致麦卡锡在美国永远会是一个负面概念，大家会说，我们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更decency的社会吗？不过，走出美国，看看其他地区的大清洗、白色恐怖、红色恐怖，麦卡锡时代还是远不能与其比肩而立。
林 达
(1952年，Eagle Sgnal公司的女员工聚会抗议FBI滥用《史密斯法》)
维诺那计划
每一次美国社会在危机面前，焦虑都是对立双向的。除却对危机的焦虑，有应对危机引发“非常态”带来的反向焦虑。每一次，后者会渐渐压倒一切，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人们便不顾一切，要求回归正常。据说军队律师代表韦尔奇后来奇怪：我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啊。在英语中，他击中大家那个词是“decency”，简单却含义丰富。Decency是正派，是庄重得体，是待人有礼举止得当，是行为符合道德感受、适度有分寸。在这一事件中我把它译为“人之常情”、“常理常情”。一个时代的负面声名全压到麦卡锡头上，就是人们感觉他是悖常情之道，走得最远的那个。这是美国现实：危机压力下，整个社会正常观念从未改变，没有被一个非常思潮洗脑而认“非常”为“正常”，只是在危机压力下，暂时在极小范围让步，容忍却极其有限、很容易反弹。
军队投诉的国会听证结束，麦卡锡大势已去。不久，参院通过对麦卡锡的一个行为不当谴责议案，主要指他对维克准将态度“过分”。1954年共和党失去在参院多数席位，麦卡锡退出历史舞台。三年后，年仅四十八岁的麦卡锡患急病去世。时过境迁，麦卡锡在历史书里成为一个迫害狂。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共产党、外围相关组织、激进左翼、温和好心左翼等等，当年没头没脑都被麦卡锡扫作一堆，一起质疑进去。这一支在美国变化，最后，激进部分变得很小，温和左翼则很大，在今天被称为自由派。他们是批判麦卡锡的主力，不仅为前辈抱屈，也会想，假如我们在那个时代，不是也……可是，简单痛批、归罪一人并不等同于吸取历史教训，麦卡锡穷追猛打追查的威胁，并非子虚乌有。只是以麦卡锡方式查不出也无法确认，“麦卡锡”只是美国突遇现代间谍战的手足无措，现在就知道，交给FBI、CIA就好。当时麦卡锡就像在街上总是凶巴巴揪住几个人说有贼，可揪半天总是找不出被偷钱包，不是自己找骂吗？
事情的开端是自首间谍的揭露，而苏联对美国政府渗透的真正谜底，对公众揭晓很晚。1995年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文本解密，都已经是克林顿时代。计划从二战的1943年开始，当时美军情报部门主管官员卡特·克拉克（Carter W. Clarke），担心斯大林再次和德国密约、单方媾和，那会对盟军很不利，就决定截取苏联外交密电破译，意外发现苏联在美布下间谍网。这个截获破译计划，就是“维诺那”。
计划和英国情报部门合作，美国只有极少人知道，既然罗斯福特別助理柯里（Lauchlin Currie）也赫然在破译的间谍名单上，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决定对总统也守口如瓶。实际上，计划有效期只是1945年前短短两年。计划失效的原因，也在印证危机的可怕：一个叫危斯邦（Bill Weisband）的美国人参与破译工作，他立即向苏联通报，待美国发现他的间谍身份，已是1950年。
《史密斯法》的反颠覆条款
1945年后的间谍发展，当时就断了线。直到苏联解体，公布大量文件，才有进一步了解。可是，仅此两年截获的文件，已经非常惊人。维诺那文件给出了三百四十九个间谍，他们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涵盖美国政府高层，其中还有1994年在中国去世的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所罗门·阿德勒（Solomon Adler）。文件公布使得一系列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案件有了定论。
1995年由两党共组“政府机密议题委员会”，主席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他写道，平衡叙述这段历史的机会开始展开：“维诺那信息无疑是提供事实的巨大密库”，他解释原先叙述不平衡，是因为：“保密需要曾制度性地否决了美国历史学家接触文件的可能。”他写道：“最近，根据莫斯科的苏联档案，回答了下面疑问：本世纪中叶在华盛顿究竟发生了什么……维诺那破译含有苏联间谍网在美国活动无可辩驳的证据，包括姓名、日期、地点和行动。”中央情报局负责历史情报收集的负责人匹克（Hayden Peake）则指出，“还没有过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我看了心想，这家伙一定没有用功读读中国国民政府史。
大家长期盯着麦卡锡，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司法审判，就是依据《史密斯法》（Smith Act）的系列审判。它是美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有反颠覆条款的立法之一。这些法律通常是应对危机或战争的应急立法。如1861年《煽动暴乱法》，源于南方准备脱离美国，内战就在眼前，立法是试图阻挡南方分离，立法后没有起诉任何案件。直到八十年后首次起诉也没有成功。另有一战中应对煽动拒服兵役的《1917年间谍法》。二战也一样，移民国家参加世界大战总是紧张的，怕间谍、怕后院起火，1940年的《史密斯法》也是危机法律，由小罗斯福总统签署，正式名称是《外国人登记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它要求外国人四个月内向政府登记，当时登记的超过四百七十四万人。
最有名的是它的反煽动颠覆条款：“明知而有意鼓吹、煽动、劝导或者教唆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和州政府的必要性、可取性和正当性；或建立组织教唆、劝导、鼓励颠覆，加入或附属上述组织”，都属刑事罪的颠覆罪。这和《1917年间谍法》很像。但两次战争差别很大。一战遇到国内宣传拒服兵役，起诉就多。美国参加二战，国内并无强大反战力量。《史密斯法》在二战期间也就很少动用。可二战后涉及间谍的冷战立即开始。此法成为麦卡锡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眼看法庭无力给绝大部分间谍定罪，行政分支的司法部想到以《史密斯法》起诉共产党领袖，作为一个应急措施。
特殊的“有法不依”
回看这段历史和《史密斯法》，你会发现麦卡锡时代是多么“荒唐”。原来他们没有必要这样麻烦，弄得自己灰头土脸，弄得举国上下痛苦不堪，他们只需要认真执行《史密斯法》就可以了。既然间谍和安全隐患都和美国共产党有关，而《史密斯法》有成员条款：“加入或附属颠覆组织的成员”，都在违法之列，为什么不名正言顺依法一网打尽所有危险组织成员、立即解除危机呢？这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部分，因为要论“罪与非罪”，本来大规模扫荡颠覆组织成员、起诉定罪的条件是现成的。可所有的人，包括国会和麦卡锡本人，包括负责起诉的司法部，自始至终非常明白，决不可能轻易动用战时应急备用的立法，虽然这是现成的法律惩治工具。
来到美国，都会对这里有法必依、执法严格，留下深刻印象。可是，深入阅读历史，发现美国有些法律条款是非常谨慎对待、能不用就不用的、一旦动用最高法院必定出来进一步规范，如《史密斯法》涉及煽动颠覆国家，就和政治反对紧密关联。这些是美国人认为非常“危险”的法律。假如真正有人“使用暴力”，可以非常简单归到刑事罪。而“煽动暴力”则非常不同，它涉及言论自由的冲突，涉及对政治反对的容忍，涉及政治表达的自由，涉及对民主制度、自由国家的根本理解。假若轻率动用，可能引发广泛迫害政治反对的恶果、可能滥用司法、动摇法治根基带来更深刻的社会颠覆。这种认识，源于美国立国理念。历史上类似法案的产生、使用、最高法院判例限制等等，从托马斯·杰弗逊开始，就引发社会警惕。条款门槛越低，越没人敢轻率动用。
似乎心照不宣，都知道这苛严的条文是为战时最危急情况准备的，如大战中，国内真有组织准备助敌暴动、危及国家安全，政府可能紧急动用该法起诉其全部成员，解燃眉之急。而即使冷战面临外部威胁，甚至有局部热战，但要把颠覆罪大规模“推广落实”到危险组织所有成员，绝不可能被社会接受，这是美国法律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有法不依”现象。在危机下，司法部决定走一小步，有限动用这条法律，起诉一些组织头目，打击间谍网扩展。因此，1948年7月，以《史密斯法》起诉了十一名美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后判处三至五年监禁），至1957年，全美陆续起诉了一百四十多个共产党领导人。
共产党领导人案在1951年进入最高法院，没有被否决。直到1957年另有十四个共产党领导人被定罪，案子再次进入最高法院，大法官裁定：对共产党暴力推翻政府信条和鼓吹暴动，到底是理念，还是真要教唆党员实施武装暴动，《史密斯法》若对此不加区分，是违宪的。最高法院认定《史密斯法》不能禁止“把暴力推翻政府作为抽象概念来宣传鼓吹”。因此推翻了十四人的定罪。至此，行政分支借助《史密斯法》的司法起诉，全部停止。即使定罪的共产党领袖，出狱后照样从事原来政治活动，例如第一批被定罪十一名共产党领袖中的嘎斯·霍尔（Gus Hall），他出狱后继续公开组织领导美国共产党，支持苏联政府，并且四次竞选美国总统。根据《华盛顿邮报》引用的秘密文件，他接受苏联经费超过两百万美元。
尾声
长期坚持为麦卡锡鸣不平的，是保守派中的一部分人。维诺那文件如同给了他们一剂强心针。他们宣称麦卡锡积极寻求危害国家的真相，本没有什么过错。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在潜意识中，为历史辩护也是为自己正名，因为每当他们观点和自由派相左，常常直接被对方指责为邪恶麦卡锡的继承者，令他们十分郁闷。事实上，维诺那文件公布后，期待中的“平衡的历史叙述”并没有出现。不论美国内外，知道麦卡锡和知道维诺那计划的人，一定远远不成比例。美国民众已经不能体会当年的危机，而同情当年受到伤害的无辜，却是人之常情。那么，麦卡锡时代究竟伤害面有多大？
绝大部分间谍都因缺乏证据没有起诉，其中不少人公开引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拒答法庭问题，避开惩罚。参众两院听证会调查，确使被传来的证人非常难堪，也使他们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可是调查只是调查，除极少数人拒答问题以藐视国会罪入狱（一年以下），不论是否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都没有被起诉。真正有后果的是：联邦政府通过内部安全隐患调查，解雇了三百七十八名雇员，在州的层面，各州政府机构含公立学校也有类似解雇。民间反应比较集中是好莱坞，各电影公司老板私自决定不雇共产党，前后有三百多雇员失去续聘合约，一些人专业前程被毁。也有一些雇员因为在国会作证被老板解雇。零散事件难以统计。一般估计，美国有一万人左右在这一时期失去原来的工作。当然，还有《史密斯法》起诉的约一百四十名美共领导人，他们大多坐了牢。虽然也有争执说，一个听命于外国政府、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为信条的政党、为外国政府建立了反对自己国家的庞大间谍网、送出情报涉及核机密，在核战阴影下，动用《史密斯法》对该组织领导人定罪，还是在正常危机反应之内。动用《史密斯法》有过“扩大化”，有一个非领袖普通党员被定罪，大家为他鸣不平，最后由总统大赦出狱。这些个人伤害的发生，导致麦卡锡在美国永远会是一个负面概念，大家会说，我们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更decency的社会吗？
不过，走出美国，看看其他地区的大清洗、白色恐怖、红色恐怖，麦卡锡时代还是远不能与其比肩而立。（全文完）■
1.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1680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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