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11)
东方早报 2009-7-19 1:36:05
在麦卡锡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简称HUAC，是在1934年成立的。它的所谓“非美”并不是后来人们想象的指非同美国的“思想异见”，而指的是暴力暴动和间谍等等这样的“非法政治活动”。
林 达
(1938年，美共总书记布洛德在纽约州共产党大会上讲话。)
国内局势在变化之中
在左翼大派合并成立美国共产党之后，“党内有党”的派别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工作。如1926年共产国际女工联盟的纽约组织，领导制造业大罢工，主要就是因内部斗争而失败。这些派别常常和共产国际或者苏联党内派别一一对号。比如某派只是因为偶然在加拿大接触了苏联托洛茨基派的宣传，就被说动从而成了美国托派，最后也随着“布哈林－托洛茨基阴谋集团”一起陨落。读完线索繁多的派系，想想不要在这里拿繁复的美国谱系折磨读者了，还是让专家们去伤脑筋吧。可是有一点不得不说，在第一次惧红时期之后不久，美国共产党大致上可以说开始分为“一道两股”。说“一道”，指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都要以苏联式社会主义取美国制度而代之，认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而“两股”，指的是具体分为两拨人。一拨开始脱离“地下”状态，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合法反对党”，扎根工人运动而不打算寻求立即推翻美国政权的革命，关键是他们浮出地面，不再是地下状态。而另一股始终保持在地下状态，他们始终是苏联共产党事实上的美国支部。可是，不少人却具有地上地下两种身份。
在1938年的“二十一人审判”前，美国和世界在三十年代都已经经历一些大变故。给美国共产党也带来如何应对和判断的问题。
首先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当时的冲击相比，今天所谓金融风暴根本就是毛毛雨。美国很出名的大烟山国家公园，当时组织年轻人参加半兵营，劳动艰苦纪律森严，基本上只有一口饱饭吃，报名者趋之若鹜。小罗斯福选上总统，在1933年3月宣誓就职前去了一次迈阿密，一个人大叫着“大家都快饿死了！”对着未来总统就是几枪，要不是旁边一个女人眼明手快，一把朝天托起枪口，就没有小罗斯福总统这回事了。在这个当口，大工会反而衰落。资本家都在破产，罢工不是自杀吗？有历史学家说，工会力量突然倒退了二十五年。
1932年小罗斯福当选总统，对美国是件大事。他在竞选时就提出要实行“新政”，当时大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漫画家就给他画了幅漫画：一个“荷锄者”正迷茫地抬头仰望，一架写着“新政”的飞机正从他头顶飞过。大家都知道小罗斯福提出“免于匮乏的恐惧”，其实他还提出“每个人都有享受舒适生活的权利”。第二年美国就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由国家出钱投资的一系列价值三十亿美元的大工程刺激经济。在今天遇到经济危机，人人都知道有政府投资这一招，在当时还是创新。
人们不大注意到，当时美国左翼走议会道路也相当成功，例如在大萧条下，议会通过的决议还相当“左”，小罗斯福刚刚上任，参院就通过一项议案：凡是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的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准进入州际贸易。所谓左，有时其实是一种“时机提前”。主张或者理念本身特别美好。正因为美好，你无法与之争论。难道劳工不应享有更短的工作时间？可“不合时宜”又可能带来问题。也许未来我们一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时，可哪怕是今天，美国不能立法每天工作六小时。不管怎么说，小罗斯福当选，尤其是对组织工会权利、罢工权利、劳工谈判权利的立法，促使许多左翼政党，看到了和美国制度合作，或者说至少是局部合作的可能。而这些立法在当时也一样存在危险，就是它实际在刺激全国性工会振兴并且大大增加了引发大工潮的机会。
对希特勒态度的一波三折
1932年对于美国共产党，有两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一是当时党员都知道，刚刚因心脏病退下的总书记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出了一本书：《向苏维埃美国进发》（Toward Soviet America）。还有，就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艾尔·布洛德（Earl Browder），继任总书记。他的上任对我们的麦卡锡议题是个不小的事件。
上次提到美国左翼对苏联1938年“二十一人审判”有不同的看法和判断。独立文章却都把苏联“二十一人审判”和希特勒挂钩，只是挂的方式不同。赞同莫斯科审判的文章配用了很苏联的大幅政治宣传画。一张画上，代表着革命阶级的壮壮实实的工人，一手摁住一条正在挣扎中的、戴着布哈林眼镜的人头蟒蛇，另一只手高举锤子，正在往下砸，而蟒蛇身上画满了纳粹标志。象征着“二十一人审判”，是除去了希特勒打入苏联内部的敌人。而反对莫斯科审判的美国左翼在文章中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党内大清洗，令亲者痛仇者快。尤其是清洗了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大大折损了社会主义苏联战胜希特勒帝国主义的战斗力。
希特勒上台，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变故。美国从一开始就考虑应对。对主流社会来说，凡有暴力倾向、反民主制度、地下操作等等政治势力，都是一些危险的“非美国式”行为。所以，在麦卡锡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 American Activities），简称HUAC，就是在1934年成立的。它的所谓“非美”并不是后来人们想象的指非同美国的“思想异见”，而指的是暴力暴动和间谍等等这样的“非法政治活动”。所以，在HUAC成立之初，首先调查的是KKK组织，以及纳粹宣传、组织在美国的渗透和扩张。美国共产党以它的暴力革命宗旨，以及始终维持和苏联情报部门密切联系的特征，在后来进入HUAC的调查范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美国共产党对希特勒的态度，其实是有波折的，而它的波折就是苏联态度的波折。在1936年至1939的西班牙内战中，两个对抗极端的一方是追随苏联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各左翼极端，另一方是受到希特勒军事支持的右翼军人佛朗哥，共产国际立即号召各国共产党派出“国际纵队”进入西班牙打内战。苏联以预支军事援助为借口，顺手拿走了西班牙几乎全部的黄金储备。美国共产党把这一事件看作是自我发展的绝佳机会，“反法西斯”和美国主流的口号吻合。如此在美国动员起大量民众支持，也有不少人因此加入共产党。美国“林肯支队”在西班牙战场上是最出名的一支，人数超过三千。这是美国共产党在整个党史中最牛气的一段，党员人数突然上升到七万五千人。可是，苏联很快在大清洗中枪毙了那些从西班牙战场回来的将军们，并在1939年与德国签订所谓“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每个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真是应该看看波兰电影《卡廷森林》（Katyn），苏德条约以河为界，可怜的波兰人眼看着苏、德两国侵略军从两边压来，在桥上走投无路。问题是美国共产党也因此换了口气，开始在宣传品上倾向德国。直到德国胃口太大，还想侵吞苏联，苏联被逼无奈才掉转枪口。而美国共产党也随之又转回到“反法西斯”的路上。可是，这样一个波折，虽不影响党内中坚分子，却对前一阵进来的新党员是个很大打击，这些人呼呼地又退潮般离美国共产党而去。
双重身份的党总书记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布洛德或许在中国革命史中也是应该被记一笔的。1928年，他和女友海丽思（Kitty Harris）一起远渡重洋，身负共产国际重任，被派到上海工作了一年。1929年才双双回到美国。
1930年布洛德已是高层领导，他之前就一直是个双重角色。一方面他带领美国共产党公开支持了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同时，他第一个实质推动美共配合苏联利益，建立了苏联在美国的地下间谍网，直接为苏联内务部（NKVD），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招募情报人员。布洛德的妹妹就曾是苏联在欧洲的间谍。这套地下机构还时刻准备做一些违法操作，例如政治暗杀和绑架之类。对美国共产党来说，小罗斯福政府虽然在为改善工人状况努力，也只是恶性比较低的魔鬼。所以，1939年10月共产国际通过秘密短波命令布洛德不再支持小罗斯福，几天之后，他就领着美国共产党开始了对罗斯福的攻击。
布洛德象征了美国共产党地上地下两面并行的状态。他是公开合法政党的领导人，甚至在1936年代表美国共产党竞选美国总统，获得八万多张选票。他同时又是非法外国间谍机构的头目。在1938年莫斯科“二十一人审判”被指控的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墨西哥策划成立第四国际。一个被苏联内务部招募的间谍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和布洛德一起，面见苏联在美情报官员，一起讨论如何暗杀托洛茨基。布洛德后来持假护照去过苏联。
后面的事情出人意料，在1944年，布洛德在理论上成了修正主义先行者，他提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共存 ”（peacefully co-exist），按照他的理论，不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一定要被革命改变为共产主义国家。布洛德是总书记，他的原则一度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这个“和平共存说”也就被叫做“布洛德主义”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做法实际使得美国共产党一度拉开了和苏联的距离。布洛德因此受到各国共产党的猛烈批判。其实，布洛德可能只是一个理论思考，并不是要和共产主义离心离德的意思，他的基本信仰并没有改变，所以，他一边受着批判，一边还是继续为苏联情报部门组织在美间谍网。
在1945年11月6日向联邦调查局自首的女间谍领导人柏特丽，她手下的间谍网都是间接或直接来自布洛德。1943年她接替男友成为间谍头目，也是布洛德的决定。布洛德把自己掌握的美国政府最重要内线，都逐渐交给了她。当时的模式是，美国共产党为苏联招募情报网，由美国共产党掌控，苏联是间接指挥，并不掌握大多数间谍的名单。这始终是克格勃的心病，只要关键人物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可能断了线索而失去全部间谍。柏特丽是在苏联和布洛德的双重领导下。此后克格勃不断要求柏特丽交出间谍网，她后来供称，自己是在布洛德的支持下，才一再坚持不交。担心一旦交出去，手下的间谍们会更危险，也会失去他们自己在苏方的重要地位。1944年布洛德的修正主义化，使得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和间谍的控制，出现双重危机。他们最终迫使他同意向柏特丽下令，向克格勃交出部分美国间谍网。没有料到，柏特丽自首后愤愤地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只是一个傀儡，在背后扯线操纵的是莫斯科”。她说正是因为布洛德的这个命令，成为她理念转变的关键，好像她的美国国民意识突然醒来。而她的传记作者却暗示说，交出间谍网，她就“什么也不是了”，恐怕这才是她愤而自首的原因。
对莫斯科来说，好在那个一心要建立“苏维埃美国”的前任总书记威廉·福斯特还在，他在苏联指示下，领导了美国共产党内的反修斗争。布洛德先是被夺去了实际领导权，继而总书记的职位被人取代。就在柏特丽向联邦自首的几个月后，1946年，这位前总书记终于被开除出党。■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12)
东方早报 2009-7-26 3:29:04
1934年的某一天，有报告说，有美国财团在联合欧洲的法西斯力量，试图阴谋推翻小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国会受到的震动非同小可，决定要成立专门委员会展开调查，这个机构，就是麦卡锡时期著名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
林 达
HUAC来自一个混乱年代的危机
上次提到，在1934年成立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在麦卡锡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为它大叫冤枉，说这事根本不能这么算：和麦卡锡有关的调查，是参院调查委员会。而HUAC是众院的，和麦卡锡根本没关系。是不错，可是他们和“美国第二次惧红时期”有关系，而麦卡锡是这个时期的代名词。所以HUAC和“麦卡锡时代”的关联是跑也跑不掉的。
开端来自混乱年代的一场危机。说混乱，是突发经济大萧条。胡佛总统是变成历史笑料最狼狈的一个，因为他刚宣称大好形势，就崩盘了。混乱还在于很多处理社会大问题应有的具体制度还未建立。回看历史，美国一个危机连着一个危机，内忧外困重重。它充斥着“刚下船”的新移民，全世界的问题都在这里集中，危机都乘积放大。一般国家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维持中央政府财力的一套办法，这钱跟贵族要也好，跟百姓要也好，反正中央政府、国王不会是穷人。而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外。它是一个州的联合体，联邦政府在很长时期里根本没什么钱。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显然必须联邦出面。美国从立国开始，长期奉行所谓孤立主义，几乎没什么军费预算。独立战争开始，美国没有军队，就招募民众承诺发债券作为士兵军饷。独立战争除债券还有土地，每个士兵一百英亩什么的，反正当时土地又多又便宜。兵役债券是政府承诺一个面值，按计算复利，限期兑现。期间根据物价上涨指数，可以立法调整面值。
是否认真处理兵役债券是非常敏感危险的事情。美国立国之初，打完仗，独立的新政府根本没钱兑现债券，要不是华盛顿将军利用威信化解危机，一批军官就兵变推翻国会了。这个故事很有名，可是当时还是出事的，1783年有几百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兵“讨兵饷大游行”到国会，当时国会在费城。议员们还在大厅议事，外面老兵就把国会给包围了。议员们抓个机会溜走，都逃到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小镇去躲债，也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所在地。当时美国政府是个空架子，连总统都还没有，没有治安力量，也没有钱。只能找人数寥寥的军队把老兵们赶回家。那时的老兵也老实，也就回家了。还是在美国立宪后，由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坚持，一定要建立国家财政信用，才兑现了独立战争的兵役债券。
因为没有足够军费，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沿用了这个兵役债券老传统。1924年国会有个《调整服役债券法》（Adjusted Service Certificate Law），就是调整服役债券的金额、兑现日期等具体规定。按此立法，这批一战债券当在1945年兑现。但期间老兵可先借支债券面值的22.5%。一战1918年就结束了，到1932年，1924年立法也已经八年，大家都依法耐心等待。可是，不是经济大萧条了吗？很多老兵从大萧条开始就失去工作，撑不下去了。兵役债券危机突然爆发。
兵饷军和《地方武装法》
1932年春夏之交，有一万七千名一战退伍老兵，连带家属和各种支持者，差不多五万人，他们直接以“立即提现兵役债券”的诉求命名自己，自称“兵饷远征军”，后来简称“兵饷军”（Bonus Army）。在退休的布特勒将军（Smedley Butler）支持下，开始了他们徒步进军华盛顿的“兵饷大游行”。布特勒将军虽已经退休，可在军人中德高望重。他的鼓励是这次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截至1932年4月，政府已超额发掉了债券全额三分之一的借支，如今面对危机，国会出现分歧。当年6月15日，众院通过全部提前兑现议案，6月17日，参院却在外面五万人包围抗议之下，还是投票否决了兑现议案，原因是政府预算只有这点钱，这边发掉，大萧条的其他救济等计划就要断粮。但为了缓解危机，国会同意为回家的老兵支付火车票。有大约六千人拿了火车票就回去了。可是剩余的人拒绝离开。
这样几万兵饷军就在华盛顿中心地带的河两岸安营扎寨，一点没有要走的意思。7月28日，司法部长米切尔命令警察驱离。谁知发生冲突，在老兵抵抗中，不知什么情况下，警察开枪打死了两个人。胡佛总统一看，怕再下去更加恶化，就找来十年后在二战中著名的马歇尔将军，令他指挥军队用催泪瓦斯驱散兵饷军。当然，胡佛总统决不会希望看到流血冲突。
事实上，美国在1878年6月18日，已经通过《地方武装法》（Posse Comitatus Act）。该法严禁联邦政府行政分支动用所谓“有制服部队”执行针对各州民众的治安任务。它的理念是，联邦军队是对外打仗的，不是镇压老百姓的。该法充分限制联邦政府动用军队参与执法的权力，细则中还规定了联邦军队的各兵种，其中包括暂时应招、为联邦服务的州国民兵。该法的出台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南北战争第一次让各州看到，联邦召集一支强大军队的可能，虽然南北战争后，联邦的所谓“北军”，和被打败的“南军”一样，立即作鸟兽散，回家去了。可各州还是担心未来联邦是否会以军力侵犯州权。着眼点是落在“州权”上，所以该法限定决不容许联邦军队在美国国土之内的“非联邦产权”（non-federal property）上参与“民用执法”。美国是州联合体，原本根本没有联邦立足之地，没有什么“联邦房产地产”，它只是慢慢向各州购买到一些房产地产，一开始在大家印象中都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许立法者还想，联邦财产也就是一些联邦政府机构，联邦总不会用军队来对付自己吧。
《地方武装法》的漏洞
美国立法者一向是小心抠字眼的，做梦也没想到，偏偏这个立法有漏洞，一是根据宪法，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直属国会管理，也就是联邦财产，因此不在该法管辖范围。二是这里又偏偏是各州百姓最喜欢去抗议示威的联邦政府所在地。这么说吧，根据《地方武装法》，联邦军队确实无权去各州执法，可是各州的人跑来占领联邦土地，此法并不能禁止联邦军队作为执法力量来驱赶外人。所以，胡佛总统也就有这个合法权力。
当时美国对民间持枪还没有今天那么多限制，而兵饷军说起来又是战场上下来的，虽说只打算用催泪弹驱赶，可前面和警察冲突已有伤亡，谁也吃不准对方会不会有暴力应对。所以，麦克阿瑟的军队是坦克殿后、端着刺刀上去的，其中还包括二战中很有名的巴顿将军，虽然当时他只还是个少校。
这一幕真是太悲剧：是联邦军队去面对自己的退伍老兵，而且就在首都中心地带。军队就是从白宫前面最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列队过去，许多民众、包括政府工作人员，闻讯丢下工作跑去看，不断有人大叫“可耻”。有一种说法，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会执行驱赶任务，有他主观上对兵饷军的反感，他认为这只是个乌合之众，最多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老兵，其余都是些在一战中反战捣乱的人，乘机煽动利用了少数不明真相的老兵，来挑起事端。至今有很多人以为，战争是士兵冲在第一线，所以一提反战，应该首先是士兵会支持，例如今天很多人以为伊拉克战争的士兵必定会支持反战，我在军营住过之后，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士兵反应还是要看士兵对自己正在打的战争如何理解。
兵饷军有几个营地。军队先接近靠近中心地带的营地，营中人一见这个阵势，纷纷逃过河、进入对岸最大一个营地。一种说法是，胡佛总统认为过河就算了，立即下令军队中止行动。是麦克阿瑟将军决定不顾总统命令，继续过河行动，结果导致冲突，两名老兵死亡；另一种说法是传令有误，麦克阿瑟并不清楚后面的停止命令。当时可能确实无法搞清到底老兵、家属以及有反战等政治诉求的民众团体，各为多少比例。现在不同的书还是数字不同。不管怎么说，在这次冲突死亡的两人，有名有姓，确确实实是退伍老兵。
法西斯试图利用兵饷军事件，引出HUAC调查
美国的“制度内”运作是这样的：在宪法框架下，一个行为假如没有法律细则限定，是合法的。随着发展，遇到问题、甚至发生悲剧，发现有法律漏洞，就产生新立法弥补漏洞。一些立法在新时代被认为过时、不妥、与宪法实质精神有违背，就再通过法定程序撤销。但是，并不是说，在法律漏洞存在的时候，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去钻漏洞制造恶性事件。胡佛总统的决定有他的理由，而且驱散并不是一个动武镇压的命令，但有人认为，他应该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伤亡。整个事件始终都在各大媒体、全国民众的观察、批评之下。
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处理兵饷军事件中出现伤亡，是胡佛总统后来在选举中输给小罗斯福的原因之一。但是小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也认为不应该提前兑现兵役债券。结果，1933年，兵饷军再次进发华盛顿。小罗斯福于是派出夫人去和他们沟通，也说服他们参与政府工程提供的工作。他们很多人因此参与了修建美国最南端一号公路的工程，可是这些老兵真是命运多舛。就在1935年美国劳动节那天，一场特大暴风袭击，随之引发洪水，参与修路的二百五十八名一战老兵死于天灾。在噩耗刺激下，国会以压倒性多数越过小罗斯福总统的否决，通过了提前在1936年兑现应该1945年到期的战争债券。
这一事件最大的效应，就是美国军队走出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步骤，有了完善的服役退役兵员优待制度的概念，促成了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也被大家叫做《大兵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或《大兵法》（G.I Bill）。1944年是二战结束前一年，“大兵法”提前确保了对二战退伍兵的一系列优惠项目。不仅有经济优惠，还有提供教育、职业培训的一系列人道措施，使得退伍兵能够有个过渡，重新回到社会。这也是后话了。
就1932年兵饷军事件来说，直接效果是引发了大批一战退伍兵和政府的对立情绪。包括那个支持兵饷军的最重要人物，就是退役将军布特勒。此人几乎是个传奇。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驱人物，可以说没有什么战事他是不在场的。有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在中国的战事，当然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士兵他以勇敢著称，作为军官他身先士卒，凭着几十年军旅资历，他在军人中极有号召力。他有个外号，叫做“教友派战士”，这是个非常矛盾的称呼，因为教友派在美国是出名地信奉和平主义。退役后，这个十六岁就参军的将军突然又回归和平主义，成为美国的一个反战标志。在兵饷军事件的1932年，他刚刚退休，而且之前差点被任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官。可以想见他的支持所产生的影响。反过来，事件结果对他产生极大刺激。所以，也就有人认为，假如要推翻美国政府，他是最佳的参与者和新总统人选。
1934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后来震惊全美的事情，公信力极佳的布特勒将军步入美国国会，报告说，有美国财团在联合欧洲的法西斯力量，试图阴谋推翻小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并且选中他作为政变首领。国会受到的震动非同小可，决定要成立专门委员会展开调查，这个机构，就是麦卡锡时期著名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13)
东方早报 2009-8-2 1:16:42
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简化说，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三十年代就举行听证会，调查左翼艺术家的戏剧活动，这是典型的思想迫害和意识形态控制。但其实是很复杂、很绕弯、很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
林 达
(海莉·弗兰纳甘主管的“美国联邦剧院计划”资助排演艾略特的话剧《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布特勒将军的法西斯政变故事
根据布特勒将军作证，在1933年兵饷军事件中，就有一个华尔街的雇员迈可奎尔(Gerald MacGuire)来找他，希望他出来竞选全国退伍兵协会主席。此后又到旅馆单独会面，告诉他，一些大企业家、金融家在策划一场政变，要布特勒将军出来“领军”。期间迈可奎尔还去了一次欧洲，据说是考察各种形式的法西斯。
假如一个美国媒体发了一个错误消息，被起诉诽谤，法庭在判断媒体是否可原谅的各标准中，有一条就是它的消息来源是不是具有公信力。公信力真是一件万分重要的事情。媒体失去公信力，就断送了自己的活路，政府更是如此。当1934年布特勒将军走进美国国会，作证有一个非法的法西斯阴谋正在酝酿的时候，将军的良好声誉是一个背书。可是，对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来说，这是不够的。调查必须招大量证人作证，希望得出可信结论，至少结论要能维护国会公信力。可是，这并不容易。
事件的关键人物迈可奎尔，在誓言之下，坚决否认布特勒将军也是在誓言之下的指控。事件一开始，《纽约时报》就断言这是个“天大笑话”。也有大量媒体追踪报道细节。结果，证人队伍越来越长，证词记录越积越厚，整整调查了一年多。直到1935年2月，HUAC才宣布结果。调查显示，确有阴谋在策划之中，有迈可奎尔的欧洲报告在证实，也有其他证人的证词确认。只是，这个密谋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资金没有到位，说是打算政变组织的五十万“队伍”也还八字都没有一撇。但是，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疯狂念头和策划。所以，国会宣布结果后，对这个基本上属于纸上谈兵的密谋案，就算了结了。这其实很有美国特色，国会认为阴谋对国家还没有伤害，阴谋败露，估计也不会继续下去，有了结论，搞清楚，就可以了。同时，也不认为有必要再移交司法机关。一是在美国嚷嚷着要革命要推翻政府的组织很多，还在层出不穷。只要不具有“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也就由他们去了;二是司法定罪要求的证据不知要严格多少倍。众院并不惩罚，目的只是排除国家的危险。
但是，在民间，政府说法永远有人不买账，争论留存到今天，可也有历史学家指出，在经济大萧条冲击下，当时确有一些美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产生怀疑，一些人开始倾向共产主义，一些人认为，是不是希特勒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管理更为有效。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国家社会主义”等后来导致灾难的各色主义，会显露出怎样的面貌。也有很多人对法西斯，就是意大利的“工团主义”感兴趣：不管怎么说，除了墨索里尼，有谁能让意大利火车准点呢?
通过这个调查，HUAC听证会的方式被确立和承认，从此开始了它的一系列调查。
政府和艺术
大家知道，HUAC后来在麦卡锡时期饱受诟病，是因为盯上了好莱坞。他们和好莱坞怎么会过不去?事情的开端，是因为小罗斯福政府和文化艺术界开始有了牵连。
HUAC的前一个调查是针对要推翻小罗斯福政府的阴谋，后面的调查反而和小罗斯福政府本身有关了。前面讲起过，美国共产党一度是公开支持小罗斯福政府的。而当时所谓“新政”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政府拿出税金，投资大量政府工程，为大萧条失业者创造工作机会，主要是修桥铺路。美国直到今天，很多电线杆都是上百年历史、节节疤疤东倒西歪的细木杆，因为电力公司是私营的，能对付就对付了。现在也一样，金融危机下，奥巴马政府就决定投资铺设地下电缆。可是政府投资解决就业，有了一个问题，艺术家算不算救援对象?
艺术家有点不一样，他们更像是在为自己工作。他们的作品也卖给公司，可是并不固定卖给哪家。艺术和思想是自由的，艺术家是个体游荡的。可在大萧条时期，第一个断粮的就应该是他们，很多顾客不吃面包不行，花闲钱享受艺术的心思是断断没有了。
最后，小罗斯福政府还是决定在新政“工作项目委员会”(WPA)下面设一个支持艺术家的“一号计划” (Federal Project Number One)，是所谓“第二新政”中最大的计划，包括联邦作家、历史记录调查、联邦音乐、联邦艺术等计划，记得离我们家不算太远的大学艺术博物馆，就陈列过新政时期联邦艺术计划的画家作品。“一号计划”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联邦剧院计划” (Federal Theatre Project)，简称“FTP”。
可是，在美国政府资助艺术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艺术其实牵涉意识形态，可以是一种说不出道不白的政治表达，因为人是一种无法描绘的奇怪动物。摇滚音乐可以一句歌词都没有，凭节奏就可能强烈冲击社会观念以至动摇一个制度，否则现代艺术也不会在一些国家变得敏感甚至要禁止了。所以，政府要出钱投资文化艺术，美国人条件反射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引起警惕：政府是不是想利用金钱控制思想表达呢?所以，立项的时候，政府先想到的，也是要摆脱思想控制的干系。
在联邦剧院计划的主管人选上就很费脑筋，最后选中一位女士，海莉·弗兰纳甘(Hallie Flanagan)，她曾经留学欧洲，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一流大师学戏剧，自己教戏剧、写剧本，也活跃在实验剧场，她向参与FTP，也就是接受资助的戏剧家艺术家定下原则：他们的作品将可以是“自由的、成人的、政府不审查内容的”。也就是说，创作几乎没有任何政府限制。
美国大兴活报剧
如此一来，立即聚集了一大批左翼作家、剧作家、演员和失业记者，立即引入了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活报剧。后来活报剧也流传到中国，抗日战争很出名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活报剧在内战中的共产党占领区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一度作为宣传手段非常流行。苏联活报剧在1923年至1928年达到高潮，而负责FTP的弗兰纳甘也是个左翼，1926年去过苏联，她在那里深深被活报剧吸引。活报剧进入英语世界，1935年的美国FTP计划算是首创，其中“纽约活报剧组”是最活跃的一个剧组。德国和欧洲的工人剧院也有过活报剧演出。美国活报剧一度红红火火，确实是FTP起了作用。
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去看，也出过一点问题。其中有个1936年准备推出的活报剧，叫作《埃塞俄比亚》，被外交部通知不准上演，原因是直接出现了墨索里尼和一批外国政治家的漫画化形象。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张而吊诡，外交部坚持认为，美国人自己的政治家你要怎么丑化都可以，现在战云密布紧要关头，不见闪都要炸雷，冲突一触即发，舞台就暂时委屈一下，还是不要惹是生非。气得写剧本的艾尔默·赖斯(Elmer Rice)当下退出。接替他带领活报剧组的，是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大家都知道是共产党在支持的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
活报剧会吸收一批记者参加，因为在剧组理解中，这只是报纸的另类，是活人演示的时事政治批评。接下来，他们在主管弗兰纳甘“三原则”之下，包括罗西自己也参与执导，编写演出了一批活报剧。从批评政府，“点名道姓”批评某个立法，支持工人运动攻击资本家，讽刺大报业老板赫斯特，直到攻击美国最高法院，公开在剧中呼吁大家参加“产业工人组织议会”(CIO)，那是个出了名相当“好斗”的全国性左翼组织。这一来，必然引发了大量批评。也许是为了保住 FTP，他们于是掉转船头，又上演了一些为小罗斯福新政工程唱赞歌的活报剧，又有点“新政宣传队”的味道。
所以，从美国主流社会观念来看，这个新政援助计划，怎么说也有点“不对”了。因为以前美国没有政府和艺术的瓜葛，一开始担心援助变为管制，后来看上去好像出现了相反问题。FTP计划聚集大量左翼人士共产党人，演出内容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是不是共产党利用纳税人的钱来宣传推翻美国制度呢?因此 HUAC在1938年对这个计划作了听证调查，FTP主管弗兰纳甘也被传到国会听证，想搞清楚参与计划的到底有多少共产党，调查中一个有名的问题是：FTP是不是把诗神缪斯已经悄悄演化成阶级斗争的战神了。
HUAC调查艺术家
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简化说，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三十年代就举行听证会，调查左翼艺术家的戏剧活动，这是典型的思想迫害和意识形态控制。但其实是很复杂、很绕弯、很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
说到底，最根本原因，还是政府出钱惹的祸。这些左翼艺术家又不是刚刚冒出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公开活动，很多人多年来在致力于利用艺术为鼓吹阶级斗争服务。
这是美国制度内反对派的言论自由。可是，现在不一样，你们是用纳税人的钱作“政治表达”，当然要得到纳税人的同意。民众会说，我们就连利用税金来宣扬大多数人信奉的宗教都不可以的，怎么现在容许政府出钱宣传某个极端政治观点。说得再极端点，就是假如有个剧团只是在民间宣扬法西斯主义，美国政府是不来管的。可是，假如国会听说政府的行政分支，拿了老百姓税金，支持一帮剧作家和演员宣传法西斯主义，国会当然要调查，当然首先要怀疑，政府行政分支的官员是不是被什么人收买操纵了。很有意思的是，反过来也不可以，行政分支也不能操纵组织一群艺术家来宣传新政。
说它复杂、绕弯，因为FTP是一条奇怪路径：是大萧条失业救援，使得政府和艺术家发生独特联系;又因为艺术是“表达”，政府就规定不作审查限制;而由剧作家自由发挥，在那个年代，很自然就是左倾占绝对优势，甚至有极端左翼宣传。事实造成纳税人的血汗可能通过政府转手、支持了反对美国制度的宣传甚至外国操纵的政党。它的背景又是世界革命浪潮上升期。离开当时的历史氛围，人们在今天判断这些事情就很难把握。
今天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对HUAC这次调查的判断是“迫害艺术家”。可是从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当时情况的复杂，不要说FTP主管就是莫斯科仰慕者，就连HUAC的副主席迪克斯坦(Samuel Dickstein)，后来都被发现，他的名字赫然列在苏联内务部的间谍名单上。就和HUAC对布特勒将军牵涉法西斯政变案的调查一样，它只是一个调查。最后，国会在1939年决定撤销FTP项目，应该说还是个很正常的决定。在它存在的四年期间，它始终是 “一号计划”中，最庞大、花钱最多的一个项目。
问题是，小罗斯福政府和文化艺术界的牵连不止于此，它还指示好莱坞拍了个赞扬苏联的电影，这在美国绝对是犯忌的事情。于是，也就很自然把HUAC的调查进一步引向了好莱坞。■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14)
东方早报 2009-8-9 5:08:05
HUAC在1945年转为常设机构，它的工作就是调查对“宪法所规定的美国政府形式”的颠覆威胁，以及调查为颠覆作宣传(propaganda)的嫌疑。
林 达
(戈培尔执掌的宣传部是受希特勒控制的propaganda)
1945年“站住”的HUAC
众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是一个“有案招之即来，无案挥之即去”的临时调查机构。可是在1945年“站住”(standing)，就是变成了众院一个由九名委员组成的常设机构。1969年改过名字，到1975年取消，实际上是把它的功能转给了众院司法委员会，就是管弹劾总统的那个，到现在还在那里。
HUAC转为常设机构的立法，来自第七十九届国会，由民主党占多数主导地位。它通过了一个《公共法案(Public Law)601》，规定了 HUAC的工作就是调查对“宪法所规定的美国政府形式”的颠覆威胁，以及调查为颠覆作宣传(propaganda)的嫌疑。引号内的法律语言，说白了就是 “民主制度”四个字。不过，从前面对“法西斯颠覆计划”一案的调查，以及对“以税金援助戏剧”的调查，都可以看到，这种调查只不过是调查。前者虽确定有阴谋计划，但评估判断它没有“即时危险”，也就算了，好像查过了大家可以放心，并不引发司法行动。被调查者回家原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对政府资助有反美倾向戏剧的调查也一样。国会也就是在一年后中止了政府资助计划，并没有对左翼戏剧家进行政治迫害。
大家一定很奇怪，就是这个法案中的“宣传”的重要位置。话说宣传，真是不知如何说它是好。说到这里，文化差异可谓天差地别。在二次大战以后，由于有了戈培尔声名狼藉的纳粹宣传部在前，在西方社会有人若是再提宣传(propaganda)一词，人们会条件反射的很是奇怪：你不是在开自己玩笑吧?因为查百科全书，propaganda正儿八经的解释就是：“它是出于某种动机要去影响民众的一种传达信息方式。为了影响它的宣传对象，‘不公平地提供信息’是它的最基本概念和方法。它提供有选择性的信息，旨在导致情绪化的反应、而不是理性的分析，以此期待和引导民众转向政治宣传所指向的立场。”也就是故意误导民众。所以，有时我在美国听到哪个国家的英语节目，正儿八经发布消息，竟然宣称来源是“the Office of Propaganda”，真是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美国人对此极为敏感。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汹涌澎湃的反战浪潮面前，百般无奈，曾在1917年4月建立了政府行政分支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它的主持人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出来说，它的目标是为了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解释“美国为何要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CPI召唤了大量学者、记者、艺术家、广告制作商，制作出一批宣传品来。至今在美国被不断反省和饱受批评，认为CPI有 propaganda的性质。
戈培尔的宣传曾经是一个公平竞争
HUAC在1945年成为常设机构，会异乎寻常地把“宣传”列为和颠覆同等位置来对待，被今天的历史学家评论为惧怕红色的“歇斯底里”，看上去无可辩驳。可是回到那个时代，它显然来自二战的强烈刺激：大家第一次看着一个现代集权制度，有能力把一个国家甚至世界推到怎样的一个深渊;也是第一次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主张集权的政党，如何以“宣传”一步步改变了国民，逐渐把它转化为一个集权国家，这居然是可能的。再说这是歌德、巴赫和贝多芬的国家，并非蛮荒之地，国民受过良好教育，应该不是傻瓜，照美国人的想法，比我们的文明底子厚多了。而追根溯源，无法否认戈培尔的宣传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今天有很多人基于对集权制度的批判，反省批评第三帝国的宣传，指出它建立在一个控制信息、对异议遏制的政权能力之上，也就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由政府设立国民启蒙宣传部和全国作家协会，都是戈培尔当的头，以国家力量掌控媒体。可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更为震惊的还是1933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的纳粹，只是一个言论自由国家的在野党，戈培尔只是在野党宣传部长(1928年开始)，一开始他并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戈培尔从 1927年开始办一张普普通通的民间报纸——《攻击日报》(Der Angriff)，他手中没有任何权力去堵住其他报纸的嘴，他只是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攻击对手(你也可以说是辩论)、对读者煽情。他的煽情宣传显然大有成效，可是你不能说他不公平(你也可以“对煽”)。人们直到今天还是只能承认，他运用的只是“新闻工作者的高度技巧”。
今天人们提起戈培尔，总好像出世就是恶魔一般，其实他一开始也是个正常好学的德国小伙子，刻苦学着文学历史和古典文献学，读出博士学位来。在种族问题上也曾并不偏激，不仅师从犹太导师，还有过犹太血统的女友，似乎为人也厚道，对妻子与前夫生的孩子一直视如己出。他和千千万万受过良好教育的正常德国人一样，只是比他们早一步信仰了纳粹思想，并且向他的同胞们推广。我想说的是，把这样的思想看作是“坏人”才接受的，是小看了这些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了。
在经济大萧条的危难时刻，自尊心极强的戈培尔却和他的同胞们一样，饱受失业之苦，他因此寻求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党”(其实也可以译作“民族社会主义”)道路，有它极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他的话对处于同样困境的同胞们深具感染力。他很明白，他的思想和左翼其实不是敌人，和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敌人。
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柏林被称作“红色柏林”，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派占上风，戈培尔认为，要考量的只是：“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何者为后何者为先?” “毫无疑问，先是社会主义，再是国家(民族)的解放(liberation)。”他认为希特勒的立场是站在两者之间。1925年，戈培尔出版了著名的公开信，致“我的左翼朋友”，强烈呼吁社会主义政党和纳粹结盟，一起反对资本主义。“我们虽然看上去针锋相对，可是我们并不是敌人。”戈培尔认为，他们和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只是内部争斗。在1928年5月，戈培尔通过民主选举被选为国会议员，当时纳粹党才占十二个议席。就是那年，他当上政党的宣传部长，并且在他的努力下，两年后的1930年，纳粹党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一百零七席，成为德国第二大党。
今天人们对于纳粹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扩展觉得非常奇怪。实际上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当时现代工业暴长，社会问题还根本来不及消化，社会救济和福利都还没有好好发展出来，更不要说完善。又突然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大家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换一条道路试试。所谓民主选举，只是一人一票。在当时，现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还在发展初期，并没有表现出它自我调整和修正的能力，反倒是暴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深刻影响家家户户和每一个人的生存。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当时是画在天空彩虹般美好的理想。它只在苏联开始实践，一是它没有如资本主义在全球大面积实践和暴露出问题，二是苏联恰是远在1933 年的德国之前，第一个成功推行国家propaganda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最大限度地向世界掩盖了它的负面信息，而告诉世界，那里的人们生活幸福无比。
可以说，那个时代是左翼宣传发展的最佳时机。不论什么主义都还没有成熟地发展和展现自己。民众眼界还小，也就不成熟，在一个经济制度出问题的时候，当然掉转头去迎合另一种主义的宣传。在今天，左翼宣传的机会相对就少。因为两种制度都有过充分的表演，民众也就成熟了。现在遇到危机，美国政府向私人金融机构和企业大量注资的时候，反而是总统要声明政府无意拥有它们、在危机缓解的时候会随时撤出，以消除民众顾虑，奥巴马恨不能对疑虑重重的民众说，你们以为我比你们更笨吗?
回到1933年以前的戈培尔，虽然当时他还没有能力假借国家力量，可是他的做法符合propaganda的定义。国家民族顶在前面，他是煽情的，更重要的是，他所宣扬的、未来由希特勒实践的社会，这个前景的许多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是并不出现在他的propaganda之中的。
关键是，那是激进主义天时地利人和的年代，是戈培尔们的天堂。民众已经准备好，只需要加一点点propaganda。
HUAC从propaganda切入好莱坞
现在想来，纸上谈兵的主义辩论永远辩不出名堂，任何由学者研究出来的主义，从理论去看，往往都是逻辑自恰的，在一定的气候下，都有充分道理使得民众为之动心。反倒是顺其自然发展起来的老制度，一看就知道它是不完美的、无法和书斋里精心编织构想出来的理想化东西匹敌。老制度只能在实践中慢慢修正。最终，社会和民众的成熟都是来自眼见为实，来自血的教训。在二战以后，纳粹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美国不再有人担心民众会被纳粹宣传所鼓动，也就至今并不禁止。可是在德国，社会被纳粹宣传的力量所惊怵，反倒认为必须宣布纳粹为非法，禁止它的政党组织，也禁止它的宣传。可以想见，在我们统而论之、不论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时间、条件、地点)地谈论一些话题，例如思想的控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遭遇的难题远为复杂。
所以，今天有人嘲笑美国在1776年并没有立即给予全国一人一票，即全面而彻底的民主，这样的嘲笑，只是提醒大家去看到美国立国者的务实和谨慎，他们深知社会和民众的成熟需要时间。而在今天，一些国家，其民间社会的进步已经明显走在集权政府前面，而政府继续以民智未开，来抵御民主制度的逐步推进，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是另一个时间、条件和地点的故事。
国会《公共法案601》要求警惕“非美活动”，其实质就是把民主制度当作一端，而把集权制度归作威胁民主的另一端。时过境迁，纳粹、法西斯式的集权制度，不论是政变还是宣传，对于1945年的HUAC来说，已经完全不像1934年调查布特勒将军一案时那样，会去认真对待。其原因不仅是法西斯外部威胁消除，更在于美国民众已经有了免疫力。可是，美国国会认为，另一种集权，即苏式制度仍然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威胁。由于二战初期苏德短暂合作的破裂，苏联同样受到德国入侵，还因此被迫与英美法等结盟，而苏式集权的残酷，尚躲藏在国家宣传的铁幕之后，亮在前面的是“反法西斯”的英武形象。所以，二战造成了一个奇特效果，它使得两个非常相近的集权制度，一个堕入地狱，一个却如上升的明星在天空闪耀，而苏式propaganda可以说是宣传典范，很快鼓动了一大批国家的左翼民间武装组织，追随其后，有样学样，夺取政权裹胁着整个国家，投入了它的阵营。
因此，集权制度的“propaganda”在二战后被当作是一个对民主制度可能的威胁，实在不算奇怪。HUAC成为常设机构之后，并没有什么大动作。两年后，在非常紧张的冷战形势下，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管理人员提醒HUAC，他们认为好莱坞拍过一些电影，应该可以看作是亲苏的 “propaganda”。于是，在1947年，HUAC开始介入对苏联势力、也就是美国共产党渗透好莱坞状况的调查。 ■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15)
东方早报 2009-8-16 5:03:02
冷战当前，极权国家组织对美国政府到底有怎样的影响甚至渗透。这个问题才是把麦卡锡参议员推上历史舞台的原因。
林 达
好莱坞的亲苏电影
1947年，有好莱坞工作室管理人员，不满美国亲苏电影的propaganda倾向，向众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提出，这是属于他们工作范围，也就是调查宣传集权制度。
这些电影其实是二战中拍的所谓战争片。美国当时拍了好几个和反侵略主题有关的“外国故事”。例如赛珍珠写的中国题材小说《龙种》(Dragon Seed)就在1944年拍成电影，由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burn)主演，讲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小村庄反日军侵略的故事。同样，美国也拍了一些类似战争片，场景是在苏联。如好莱坞1943年艺术家联盟工作室拍的《三个俄国女孩》(Three Russian Girls)、哥伦比亚公司拍的《斯大林格勒来的男孩》(Boy from Stalingrad)等等。其中有些成为1947年HUAC调查的“亲苏电影”。
例如有个故事片叫《俄国之歌》，是米高梅(MGM)在1944年拍的。讲的是一个美国乐队指挥(由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 主演)，他和经理一起，在德国入侵前访问了斯大林苏联。他们穿越乡村，走访了几十个城市。沿途所见，到处莺歌燕舞。自由的苏联人民健康、满面笑容、幸福地生活在共产主义梦想中，德国入侵摧毁了他们的完美生活。电影一开头是放美国国歌，然后逐渐歌声消失在镜头推出的头顶飘扬镰刀铁锤红旗的苏联群众中。还有一个是1943年RKO拍的《北方的星》(The North Star)，也是战争片。故事发生在当时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小村庄，电影前面的部分描写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照英国外交部门一名历史学家的话说，它比苏联电影院放的集体农庄宣传电影还要虚假夸张。
《俄国之歌》的听证会上，HUAC请来一位名叫安·兰德(Ayn Rand)的美国畅销书作家和哲学家作证，她出生于俄国，二十一岁来美国探亲，再也没有回去。1935至1936年间，兰德也是好莱坞的一个剧作者。她的小说后来也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个人信誉相当好。她的作证，一是说明她见证的苏联和电影描画有天壤之别。二是作为一个剧作家，她认为类似片头的处理，已经超越技术，是一种propaganda。她特地提到电影里拍摄的德军入侵的边境区，不是苏联而是波兰。那里在德军入侵前，已经被苏联入侵奴役。她说自己接触很多俄国移民，了解到她离开苏联的1926年，相比后来还算是比较好的短暂时期，此后更糟，她列举了1933年集体农庄政策导致的大饥荒，历史学家确认至少造成苏联农村三百万人死亡。
《出使莫斯科》
当然，兰德的证词后来是大家都熟悉的历史事实。可是，在今天，美国人一定会说，那又怎么样?不就是一部对他国历史没认真考据就瞎编的故事片吗?好莱坞粗制滥造的故事太多了，值得那么认真吗?
HUAC的调查进行下去，事情似乎真的就变得认真起来。
追溯这些“亲苏片”的源头，是分量最重的一部：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拍的《出使莫斯科》(Mission to Moscow)。这部电影和其他那些很不相同，它是根据小罗斯福1936年至1938年派往苏联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E. Davies)的同名回忆录改编的。所以，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它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它产生的影响，不是那些容许胡编乱造的好莱坞商业片娱乐片所能够匹敌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作为唯一以共产主义为蓝图构造的新国家，所有美国人、甚至各国民众，都至少有强烈好奇心，渴望通过一个可信渠道，一个中性立场的人物，深入现场，看看那条新道路到底走得怎样。那么，还有什么能比一个美国大使更合适向大家做这样的介绍呢?所以这本书在美国卖了七十万册，还翻成十三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
电影改编认真、忠实原著，在作者和华纳兄弟公司签署的合同中，作者享有对内容的所有权力，一切修改都必须得到大使认可。影片是那种所谓仿纪录片风格。电影一开始，是大使真人坐在椅子上说一段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难岁月中，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它的一批领导人被如此误传和误解。”接着，转向电影正文，它是以两部分内容交替：画外音以大使身份介绍苏联政治和共产主义，同时穿插大使一家在苏联的生活，里面出现大量政治人物。影片也提到 1938年的“莫斯科二十一人审判”，戴维斯大使在给出他的权威结论，他确实比任何人都有这个资格。一是他在斯大林安排下，是为数极少的进入法庭现场的外国人，旁听见证了审判全程;二是戴维斯大使是律师出身。他说根据自己在美二十年的律师实践经验，可以得出结论：审判是公正的，布哈林等人，都是德国和日本安插在红色心脏内的“第五纵队”。大使一家在苏联的大量旅行画面，让大家“看到一个真苏联”。
政府对好莱坞的介入
在HUAC的1947年听证会上，华纳兄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杰克·华纳，才第一次提到，《出使莫斯科》是作者拿着小罗斯福总统的许可信，要求他们公司拍摄的。所以我前面曾经提到过，调查其实涉及小罗斯福的政府行政分支。
在调查中还逐渐显示，在电影拍摄期间，小罗斯福非常关心这部影片的拍摄，曾多次和戴维斯商讨电影进程。电影受到政府战争信息办公室的关注，直到他们认为很满意，这片子可以端出去了。他们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写道：这部电影“以最可信的方式使得美国人理解盟友俄国。每个细节都在展示美苏之间根本没什么差别。电影中俄国人居住之舒服、食物之丰盛的程度将令美国人深感吃惊。最佳镜头表现之一，是展示了一批俄国领导人……是一些有远见、诚挚、负责任的政治家”。甚至在政府官员的建议下，电影制作者在电影中粉饰和解释了瓜分波兰的苏德协议，以及苏联红军在入侵波兰之后，又在1939年11月对芬兰的入侵。
事实上，正是几乎和德国同时进行的这两场苏军非法侵略，导致苏联立即被联合国前身的国联开除。人们一直说，二战的开端是德国入侵波兰，准确地说，是苏德秘密协议的签订、苏德瓜分两国之间的中欧，才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作为行政分支来说，战争当然是这些propaganda影片制作的一个借口。罗斯福总统完全可以说，面对现实，你要我怎么办呢?两个有侵略野心的集权国家先是密谋、对外侵略。可谁知接着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待到美国参战，苏联早已经加入了对抗德国的欧洲同盟。这个时候，美国除了和苏联结盟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你又如何向你的国民和提着命上战场的士兵交待呢?说是我们联合作战的盟国是个比纳粹德国好不到哪里去的国家吗?也许，这是二次大战美国行政分支的“战时宣传必要论”。
然而，再进一步深究下去，好像这个借口又是有疑问的。首先是电影《出使莫斯科》的基础是一本畅销回忆录。戴维斯大使并不是为了给政府解决与苏联结盟作战的理由，才写的这本书。也就是说，为苏联作propaganda是这位重要外交官员的本人意愿。
引申出来的故事
无疑，苏联对外propaganda非常用心的首要对象，就是各国外交使节，当然是要求相关部门努力给他们留下最好印象，包括精心安排的旅行、对指定专门接待外宾的集体农庄和工厂的参观，这种特殊安排，也有个专门的英语词，叫作“清洁旅行”(sanitized tours)。在戴维斯之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是威廉·布立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Jr.)，他刚到莫斯科，也是无法幸免地就在苏式 propaganda面前中招。但是，他还是很快就发现真相并且表示了对斯大林的厌恶。
令戴维斯大使的使馆部下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继任的戴维斯大使似乎始终穿不破propaganda的金罩。所有的负面消息，包括成千成千的俄国人、甚至有外国人的失踪，他都没有什么感觉。美国大使有责任向自己国家汇报出使国的基本状况，他在发回美国的介绍中，只是简单抽象提到苏联的独裁主义，接下来是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衷心赞扬，对斯大林及其政治却没有具体批评。看上去戴维斯确实是看好斯大林的苏联，对它持乐观态度。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律师出身的大使对“莫斯科二十一人审判”的判断。当时，他手下有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外交官叫查尔斯·伯伦(Charles Bohlen)，是个苏联专家，也是个头脑清楚的家伙。1939年苏德瓜分两国之间中欧地区的秘密协议，就是他最早拿到的。他后来成为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家。记得2006年美国邮政部还为他出了纪念邮票。
总的来说，我觉得伯伦不仅脑子清楚，而且务实。比如说，在二战后，他和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是很好的朋友，却不赞同他在东欧围堵斯大林影响的主张，因为当时在事实上不可能有效，他认为，不管你是否乐见此事，你只能让斯大林苏联有这个东欧影响圈。在肯南大使被斯大林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掉之后，美国在斯大林后期就没有驻苏大使。斯大林死后，立即恢复正常美苏外交，伯伦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为驻苏大使，那是1953年，正是麦卡锡调查最热火朝天的时候，麦卡锡本人反对他的任命，最终参院还是以七十四票赞成、十三票反对的记录，通过了他的任命。这样，伯伦作为驻苏大使再次派往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已经换成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赫鲁晓夫等人，伯伦大使和他们的关系其实处得还不错。
伯伦曾经在回忆中评论过戴维斯大使在莫斯科的工作，他写道，“直到现在，想起那些拍回外交部的有关(莫斯科)审判的电报，我都还觉得脸红……我只能猜测他(戴维斯大使)写报告的动机，他热心渴望促成亲苏路线的成功，可能是反射了一些罗斯福的顾问们的看法，他们希望提高罗斯福在美国的政治声望。”
好了。深入下去，问题来了。它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极权propaganda是否可以任意在美国推动，这涉及民众层面。二是，冷战当前，极权国家组织对美国政府到底有怎样的影响甚至渗透。
第二个问题才是把麦卡锡参议员推上历史舞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