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淡水暖/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界享誉最高的高等学府，在教育市场化取向改革渐趋“审美疲劳”，学者贤达们又在奋力捡起“体制机制”这个大筐往里头装“问题”之际，北京大学开风气之先，准备率先打破“一考定终生”的陈旧僵局，来一个“中学校长直接推荐制”，于是，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
新浪网搞了一个投票，问题是这样设计的“你如何看待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有三个答案供选择，关于“反对，实名推荐制对多数人不公平”选项，投票率为74.7%，“支持，可以弥补高考选拔人才机制不足，发现高素质学生。”选项，投票率为19.1%，绝大多数网民表示了强烈反对。
教育部出面说话，为北大的“新招”提供支持，媒体说“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的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齐鲁晚报》），央视也采访了教育部的相关官员、学者，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一考定终身”固然“僵化、落后”，但“推荐”二字也不算新鲜，当年“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已经被认为是对神圣的高等教育的严重摧残，最可笑的是电影《决裂》，郭振清扮演的“共大”校长，居然凭一个农民孩子手上的老茧激烈地反问“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就是资格”，岂有此理，引来了知识分子30年的痛斥。而高考制度的恢复，就是对72年至76年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的清算。
“萧瑟秋风今又是”，此“推荐”非彼“推荐”，此番推荐的目的，一是更有利于出“杰出人才”，钱学森老爷子临终还惦记着此事儿，二是更有利于“公平”，向3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一考定终身”，摧残孩子，摧残教育的高考制度发出挑战。
北大表态“在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的整体框架下，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使中学和学生能够把精力从被动地应付考试逐步转化为主动地培养素质，从而逐步影响乃至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齐鲁晚报》）
那什么是“素质”呢？总不能以一个概念含糊过去罢？大体上看来，从文化科学知识方面，有英语总目，下辖托福、雅思、剑桥英语等级考试等亚目；有数理化总目，下辖物理、数学、化学亚奥林匹克比赛，计算机信息技术比赛亚目；有语文总目，有萌芽杯作文大赛，诗歌、朗诵比赛等亚目。在文艺素养方面，有琴棋书画比赛，有唱歌跳舞比赛，比如钢琴N级之类。零零总总，眼花缭乱。
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些个“素质”元素的获得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说，买一架普通钢琴的花销，大约在万元左右；参加一个20天左右的托福、雅思之类的暑期班的花销，起码也在千元左右，跳芭蕾舞要花钱，请钢琴老师要花钱，请美术老师要花钱，还是按小时算的。这里的逻辑是，机会是“公平”的，花钱就有“素质”，但事实是不公平的，没钱就没有“素质”。
而且，这种“素质选拔”的程序，到了大学选拔的阶段，已经算是末班车了，在省会级大都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都市，集中了北大眼中的“素质”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农村恐怕找不到。而进入这些“素质”中学的孩子们，起码已经被层层淘汰选拔过两次了，小升初一次，中考一次，初中到小学掐尖，高中到初中掐尖，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北大又在两次掐尖的基础上第三次掐尖，掐尖的砍刀还是“素质”。但是，前面说过，“素质”是有价码的，要花钱买的，花得起钱就有“素质”，花不起钱基本没戏。
如果以客观的视野去看一看，什么群体具备获得这些“素质”的能力呢，当然要看支付能力，如果光是靠死抠教科书，靠“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苦读苦熬，而在“一考定终身”的战场杀开一条“血路”的模式，穷孩子们、普通家庭、弱势群体的孩子们还有成功地通过独木桥的一丝希望的话，要高价买“素质”换取的“推荐”，与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就无缘了。
据《中国青年报》“大学毕业生聚居被称蚁族绝大多数来自弱势阶层”报道描述：“‘蚁族’中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整体中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这个群体是以中下等阶层家庭为主，他们的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分化路径沿着本／专科、热门／冷门专业、国民教育／非国民教育系列三个维度进行。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在更高学历中(如本科和研究生)的辈出率更高；而个体、失业退休者以及工人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较低学历(如专科)中的辈出率更高；此外，商业服务业、农民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各个学历中的辈出率都很低。”
就是说，即便是在已经得到“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以权势、金钱论短长而造就的平台，已经把能够挤进“高等教育”门槛的弱势群体的子女，打发到“高等教育弱势群体”的范围，这些大学生的“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这是“一考定终身”之下的场景，在以“素质”论短长的“直接推荐”中，无疑也是“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就从各种各样的“素质”元素所需要的资源和价码来看，普通工人、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农民的孩子基本无缘，有幸能够进入游戏圈子的，恐怕只能是父辈有钱、本人有才的少爷小姐了。
之所以说“少爷小姐”，因为有一个更加赤裸裸的范例， 2008年9月18日《中国新闻网》以“牛津大学因家庭经济能力停招贫困学生”说：“（牛津大学招生主管）尼克尔森说：我们在接收12000名成绩全为A 的学生申请时，我们却只能接受其中3000名，因为我们要挑选最优秀的学生，但同时，学生家庭经济能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可惜的是，‘工人家庭’学生在此方面‘并不占优’。”
就是说，在牛津大学的眼里，在成绩全部为A的前提下，相等条件下的淘汰门槛，就剩下考生的家庭了，而“可惜的是，‘工人家庭’学生在此方面‘并不占优’。”，而家境优裕的少爷小姐们显然就“占优”了。
就此而言，北大的“推荐”制度的前提连“成绩全为A”都不要，更加宽松，而只要“素质”，换言之，只要必须支付大量金钱才能够换来的“素质”。还应该注意，所谓“社会活动能力”、“怪才”看上去好像与钢琴、英语之类有差别，但是其基础是能够挤入那些个“素质中学”，而挤入“素质中学”的前提，还是占有优势的家庭背景。
不讲成绩，看老茧上大学只是《决裂》的艺术冲突描写手法，当年张铁生因为当生产队长没时间复习，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考试中交“白卷”，最后搞成了政治事件，工农兵上大学也成为学者贤达们的眼中的笑柄。现在又回过头来搞推荐，不同的是，不光看成绩，要看“综合素质”了，而“综合素质”的背后，是家庭背景，少爷小姐的家庭背景。
“蚁族”：80后中国贫穷大学毕业生残酷人生
中国青年报/“蚁族”绝大多数正处于生理旺盛期，渴望同异性交往，在恋人或夫妻方面得到感情上或生理上的支持和安慰，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无法在婚姻和恋爱的问题上考虑更多，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单身或同居的方式来生活。
“性—爱情—婚姻”的现状影响了“蚁族”对生活的满意度，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影响身心健康。即使有性生活的人，其性生活的质量也要受到性生活的地点和环境的影响。
随着《蚁族》一书渐为人知，“蚁族”这个新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人惊叹：“原来我们就是‘蚁族’！”也有人开始思考：原来还有这么一群“蚁族”。
学者廉思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蚁族”这一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他们是否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廉思。
绝大多数是“80后”
中国青年报：“蚁族”是个比喻，你能否给这一边缘青年群体画一个像？
廉思：“蚁族”这个名字是在今年3月团队的一次讨论时提出来的。我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使用的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个群体具有三个特点：高校毕业、低收入和聚居。这三个特点使该群体区别于“校漂族”。后者虽同样也是高校毕业生，但主要以考研为目的，多半散住在学校内或校园周边。“校漂族”仍会使用自习教室、食堂等高校的部分资源，但我们的调研发现，“蚁族”多半是全职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不再使用高校的资源，住的地方一般远离高校，且居住方式呈“聚居”状态。
如果让我来给这一群体画像，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具体来说，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生活条件非常差，缺乏社会保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
中国青年报：你的团队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过问卷调查，是否有一些数量上的精确表述？
廉思：根据我们对54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蚁族”群体的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税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2500元。同时，“蚁族”的基本生活消费相对较低，每月的房租平均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676元。多数被调查者都处于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的状态。
就工作单位来讲，“蚁族”大部分成员（89％）任职于私、民营企业；其中有16.5％的群体成员的工作单位性质为个体经营。有32.3％的调查对象并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36.4％没有“三险”的保障。
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县城“弱势阶层”
中国青年报：他们大都来自哪里？
廉思：被访者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最多，大部分系外地高校毕业后到北京找工作。从户籍来看，绝大多数人来自农村或者县城，但多数通过升学取得了城镇户口，又以外地城镇户口为主。
中国青年报：他们的家庭背景又是怎样的？
廉思：从群体整体情况分析，“蚁族”中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整体中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其中管理人员的比例低于全国的该阶层比例；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只占到8．2％。可见，这个群体是以中下等阶层家庭为主，他们的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
从群体内部情况分析，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分化路径沿着本／专科、热门／冷门专业、国民教育／非国民教育系列三个维度进行。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在更高学历中（如本科和研究生）的辈出率更高；而个体、失业退休者以及工人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较低学历（如专科）中的辈出率更高；此外，商业服务业、农民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各个学历中的辈出率都很低。
“帘子里隔着的性”
中国青年报：我们在走访小月河“聚居村”时发现，许多公寓对外出租的床位“男女有别”。女性居住的楼层入口贴着“男士止步”的告示，但走进一些男性居住的房间，有时会不经意看见床边的高筒皮靴。
廉思：课题组在调研中也曾遇到在男性宿舍留宿女性的情况，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虽然居住空间隔着帘子，但是性生活的质量以及对他人的影响不容忽视。
调查显示，“蚁族”中未婚人数占调查对象的93％，在未婚者中有49％没有恋人。与异性同居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33％。从这些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蚁族”结婚的比例小于与异性同居的比例，与异性同居的比例小于最近一个月有性生活的比例，最近一个月有性生活的比例小于有恋人的比例。
中国青年报：“蚁族”是否存在“婚恋困境”？
廉思：“蚁族”经历过大学阶段，有恋人的比例应该明显高于大学生群体，但与大学生群体对比分析后发现，该群体与大学生群体在此方面差距很小。“蚁族”的收入水平较低，社交圈子小，恋爱对象的选择范围小，整日忙于找工作或工作，谈恋爱的机会也少。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该群体的结婚比例应该比较高，但目前只有7％。可见，“蚁族”绝大多数正处于生理旺盛期，渴望同异性交往，在恋人或夫妻方面得到感情上或生理上的支持和安慰，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无法在婚姻和恋爱的问题上考虑更多，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单身或同居的方式来生活。
“性—爱情—婚姻”的现状影响了“蚁族”对生活的满意度，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影响身心健康。即使有性生活的人，其性生活的质量也要受到性生活的地点和环境的影响。如果长期压抑，可能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青春为何停靠“聚居村”
中国青年报：“蚁族”到底有多少人？
廉思：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课题组研究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唐家岭、小月河等地聚居的“蚁族”是怎样形成的？
廉思：原因可能有很多。从宏观原因来看，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大。另一方面，“蚁族”的形成也受到就业形势变化和就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我国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自2003年起,每年都有较前一年更多的毕业生涌向社会。但近年来，社会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赶上毕业生数量增加的速度，同时，毕业生就业的市场需求情况并没有及时成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使得许多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却没有一技之长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尴尬的局面。
中国青年报：他们为什么要聚居呢？
廉思：现有的“聚居村”所在地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同学、老乡相对集中，群体间容易形成认同感等。此外，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相对较多，加之这些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
中国青年报：说白了也就是房价的问题？目前北京市对外地来京大学毕业生的住宿方面有无相应的规定，如是否将这个群体纳入廉租房的受惠范围？
廉思：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因为户口限制，廉租房制度惠及不到该群体。北京市已经意识到相关问题，正在积极地通过立法解决。
他们不应被社会忽略
中国青年报：我们知道，蚂蚁的群居是有组织的，工蚁采集食物，兵蚁保卫家园，它们各司其职，都听蚁后的调遣。但在“蚁族”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蚁后”式的人物，而是各行其是。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别？
廉思：这种差别确实存在，但我们采用“蚁族”一词来命名该群体，主要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共性，而共性是主要的。我们调查的情况是，“蚁族”目前并没有类似蚁群中蚁后地位的“带头大哥”存在，而这也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聚居村中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松散的，而且是流动的。
廉思：“蚁族”存在“转折年”现象。“聚居村”是一个流动者的聚居地，主要以毕业三四年内的“蚁族”为主体，第四年后的毕业生人数会大幅度减少，毕业五年以上仍然住在聚居村中的“蚁族”只占了6．8％。因此，毕业后第三年或第四年是“聚居村”中“蚁族”的“转折年”。所以，我们应高度关注毕业三四年内高校毕业生的心态和动态，这对于消除社会隐患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青年报：“蚁族”成员平时怎样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廉思：“蚁族”作为“80”后社会群体，对网络的熟练程度是整个社会中较高的一个群体。“蚁族”在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大多会选择采取行动来进行自身利益诉求，而不会选择沉默。而且，这一群体大多倾向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但同时，这一群体对于罢工、游行示威等较为激烈的集体行动方式的赞同程度都较低。
虽然这一群体目前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不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也并不意味着如果任由这一问题扩大，他们未来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依然很低。
在相对剥夺感强烈，生活满意度低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改善中国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活状况，任由其不满情绪累积，那么，未来各种怨恨高度积累、叠加达到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时，一旦出现某一特定事件，在特定情境下，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可能就会发生。
中国青年报：他们希望政府或社会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
廉思：29.27％的受访者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和“平等的户口政策”，其他方面有“医疗政策的倾斜”、“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充分的就业信息”。
“蚁族”的奋斗
正在蓄能的光子
曾在唐家岭租住的狄群，本科就读于北京一所高校，学的是经济，他在找工作时很快发现，所学的知识根本用不上。狄群只能从电话销售做起。这份工作底薪每月1000多元,做得特别辛苦才能赚到两三千元。工作内容就是周而复始地拿着客户资料打电话，这让狄群逐渐感觉枯燥。他干了9个月后辞去了这份工作，花了1万多元参加培训班学习了手机系统编程。2008年11月结束培训后，狄群在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
郑章军（化名）三年前本科毕业时，和5名同学来到了这里。每人半年1350元,住进了布局如同大学宿舍的亿展公寓。一周前他刚搬到位于五道口的新住处。五道口的房租比小月河的高，郑章军得做更多的私活儿。他的弟弟成为他们村里的第四个大学生，今年考上了天津师大。家里虽然经济条件尚可，但郑章军还是主动揽下了给弟弟交学费的责任。“我告诉他，在学校主要学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课不挂科就行。”作为过来人，他当然希望弟弟少走弯路。
像狄群、郑章军一样的“蚁族”主要是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刚接触社会，处于为梦想奋斗的初期。他们中多数被调查者认为，高等教育对其一生起到重要甚至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您所经历的高等教育在以下哪些方面有所缺失”一项的回答中，接近六成（59.2％）的被调查者提到了“专业技能的培养”，另有46.6％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交能力的培养”也是高等教育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应的，许多被调查者表达了希望考取职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意愿，课题组将其总结为“对实用化教育的强烈需求”。
据调查，四成左右的受访者有“充电”计划。当被问及是否准备攻读更高的学位，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出了相关意向，而对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则有更大比例（4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准备考取。
在张冉等深访员看来，狄群他们的生活都很不容易。“蚁族”把青春停靠在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聚居村”的阶段，像是正在蓄能的光子，一旦蓄足能量，他们就会向高一层的社会轨道跃迁。
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2009年7月，23岁的叶尚海（化名）离开求学4年的长沙来到北京。这个来自河北邢台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在天通苑的同学处蹭住几天后，在上地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并开始找房。有同事住在唐家岭，说那儿的房便宜，叶尚海拜访同事时来到了邓庄子的一处大院：15平方米的单间，每月房租450元，水费10元，网费40元，取暖费另交。他就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子里住了下来。
叶尚海第一份工作月薪2000元，转正后可以拿到2500元，但他在转正前一天辞职了，并在上地找到一家公司，待遇相仿，但平时有活儿做，可以学些东西。
他对未来的规划很清晰，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发展，就多学点技术，以后自己开个软件公司。虽然才来北京3个多月，但他对未来很有信心。
2008年秋，兰州某校新闻系女生马林林只身来到北京，在挤进无数场招聘会，网投100多份简历之后，一家广告公司接纳了她，不过每月只有1800元的薪水。
第一份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做表格、打电话、写软文。”不久，马林林换了一份工作，月薪2500元，在一家项目服务的网站做网络编辑。但半年多来网站没有任何效益，老板心急如焚，不停地变换运营模式——“今天是项目融资、明天改成大众消费网，最近他又要让我们这些编辑挨家挨户做市场调研。我简直要精神分裂啦。”上司指挥棒的频频摇摆，让马林林无所适从。
但马林林还是希望扎根北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兰州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她也不想回东北家乡的县城，“回去什么也干不了，找工作还要托关系。”
“我感觉他们的天空是灰蓝色的，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还是有向上的力量。希望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探访员杜韵竹说。
在《蚁族》一书中不乏“再多的困难我也不会回头”、“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之类的自我鼓励。
《蚁族》主编廉思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住在‘聚居村’里的‘蚁族’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奋斗’的真正含义。刚毕业的他们面对生活显得捉襟见肘，但是这些能直面现实、接受现实的年轻人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而且正在积蓄力量为实现这些理想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