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
扬“红”抑“黑”成为薄熙来坐镇山城后的执政主线
重庆，这座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从12年前开始，成为中国最年轻、人口最多的直辖市。
薄熙来是它的第五任主政者，也是第二位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入主”重庆的重量级高官。
主政山城的600多个日子里，薄熙来面对这盘大棋，短暂沉吟之后，一时落子如飞。
8月17日，璧山县巡警大队门外，30多辆警用摩托车一字排开，警容严整的巡警们正等待着薄熙来的检阅。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站在薄的身边。
薄熙来说，做警察，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坚决打击犯罪分子，而且要勇往直前，除恶务尽，让坏人望而生畏；二是诚意关爱百姓，而且亲如家人，体贴入微。
对于这场已持续两个多月的打黑除恶运动，薄鼎力支持的态度溢于言表。
他特意提及，60年前解放军进驻大上海，秋毫无犯，晚上就睡在屋檐下、便道上，感动了全市人民。
薄熙来坐镇山城后，掀起“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红色浪潮，随后，一场震动全渝、甚至全国的打黑除恶运动又风云激荡，给素有火炉之称的山城更添几分热气。
在“红”与“黑”的交织中，“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掀四大“红色浪潮”
在新中国60年大庆的背景下，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红色家庭后代的薄熙来，试图唤起人们对这段革命历史的关注，更致力于提升一下山城人民的“精气神”。
上世纪90年代，薄熙主政大连时，锐意进取,将一座曾经沉寂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为充满活力的港口城市，并着力提升了大连的国际知名度。借此，薄熙来也成为了国内外知名度甚高的“明星官员”之一。
任职辽宁省长、商务部长之后，薄熙来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2月，薄入渝，接替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
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夸赞薄俊帅的外表是“大陆的马英九”，薄熙来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直说吴伯雄“开玩笑”。
与当年在大连“市长经营城市”思路不同，在重庆，薄熙来选择从“提精气神”入手。
2008年5月30日，薄熙来前往巴蜀幼儿园、巴蜀小学看望小朋友时，发出了一个倡议：在全市形成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的热潮。
重庆市委宣传部肩负起了选择歌曲的责任。不久之后，《义勇军进行曲》、《红太阳》等27首革命历史歌曲和《我和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18首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经典歌曲入选，并以政府红头文件的方式向市民推荐、传唱。
由于以合唱为主的官方倡议，重庆各级党政机关很快纷纷成立合唱团，都将唱红歌作为重要纪念日的标志性活动，随后各个层次、级别的红歌演唱会密集举行。
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甚至专门开设了“红歌社区行”栏目，海选、PK、现场直播、明星参与等方式也被引入到红歌传唱中来。
除了红歌传唱，在重庆当地被称为“红色热潮”的还有“读经典”、“讲故事”和“传箴言”。
今年1月份开始，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联合编写了一套《读点经典》丛书，每月1辑。丛书收录有革命烈士方志敏散文《清贫》，以及叶挺写于1942年的《囚歌》等红色作品，并附部分红色语录。
薄熙来亲自为这套丛书作序，他写道：“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留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
“讲故事”活动也在今年3月起航。首场故事会由著名演员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拉开序幕。《杨公的故事》、《小萝卜头的故事》《江姐闯关》等一一登台。
8月底，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30名故事员亲自到重庆“讲故事”。故事员有董浩、田连元、鞠萍、刘兰芳等。据了解，“讲故事”还将有百场故事进军营、千场故事进校园、千场故事赶集、全市少儿故事大王比赛等一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
“传箴言”活动，更是早已为外界熟知。今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创作，并发出首条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
这条短信一公布，旋即引发社会热议。值得注意的是，至今，这条短信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
“祝福祖国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仅是内心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还是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8月16日，薄熙来摁下开关，全国“祝福祖国”文明公益短信传递活动正式启动，另一条短信又发送出去。
重庆决心借助此项传递活动，有意识地将自己打造成为全国“优秀短信”的“策源地”和“集散地”。
调“东北虎”震山城
在薄熙来提出的“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五个目标中，最受重庆市民关注的是“平安重庆”。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奉调入渝，薄熙来坐镇打黑的大戏就这样掀开帷幕。
2008年6月，时任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只身来到山城，担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替代前常务副局长文强的职务。文强调往重庆市司法局任局长。
现年50岁的王立军是个铁腕人物，尤以扫黑著称，曾被唤为“铁岭的镇市之宝”，也是仅有的几个还活着的“一级英模”之一。
从警20多年里，他的“人头”价格不断飙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开出几十万的价格，要求买王立军的“人头”；到2003年，这个价格涨到了500万元。
被老领导薄熙来亲自“点将”的王立军，到任重庆后，“第一把火”很快就放了。2008年7月10日到9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开展了历年来出拳最重的“夏季社会综合治安整治行动”，破获刑事案件3万多起，逮捕近万名涉案分子，以至于看守所、拘留所爆满。
之后的近一年时间内，重庆警方有些沉寂，没有采取大规模行动。不过现在真相大白：警方在王立军的统帅下，一直在摸黑帮的底，准备一网打尽。
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租车“罢运”、“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今年“3·19”枪案都让薄熙来觉察到了涉黑问题的严重性，更促使薄熙来把建设“平安重庆”演变为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在6月3日江北区爱丁堡枪杀案后，新一轮“扫黑除恶”风暴乘势刮起。
截至8月15日，重庆警方已成功抓捕涉黑涉恶团伙成员1544人。数十名警方人物涉案。不过令外界最震惊的还不是这些数据，而是揪出了大批隐匿在商界和政界的重量级人物。
这些重量级人物包括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等。
而8月7日，盘踞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6年之久的“文大爷”——文强被“双规”则是整个“扫黑除恶”运动的高潮。从这时候起，重庆人相信，“是动真格的了。”
文强被扳倒后，普通民众似乎恍然大悟：去年将其从盘踞16年的公安局调任司法局，原来是出于通盘考虑的一着棋。
几场“战役”下来，王立军的职务也由副转正，并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全面接管重庆警界。
7月31日，重庆市一次通报会上，王立军表示，重庆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
在黑恶势力的收买之下，政府官员甘心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薄熙来在8月7日主持召开的市委第三次打黑除恶工作指挥调度会上说，涉及党政干部、政法干警的管理要及时研究，将不良分子甄别出来，纯洁队伍。
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重庆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局长蒋勇、重庆国土房产局原副局长王斌、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等多达9名厅局级官员和10多名处级干部因身陷“地产窝案”纷纷落马，一时震惊重庆官场。
据重庆人事网显示，重庆市公安局正公开招募300名基层警员。这样的招聘规模甚是罕见，可能预示着，公安系统将面临部分“换血”，更是为了扩充警力，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危机处理“有智慧”
除了“红”与“黑”，对于薄熙来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重庆之外的政府官员都印象深刻。
“巴东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毕竟在县里，不是每个领导都受过到民主与法治的训练，不是每个人都是薄熙来，采取的方法有不妥的地方。”邓玉娇事件发生后，巴东有官员表示，就县一级的基层政府而言，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经历的不多，经验也不可能丰富，“肯定不可能像薄熙来他们那样处理得有能力、有那么多的智慧。”
巴东官员熟知的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的表现。
去年11月，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司机因为“份钱过高、加汽难、黑车屡禁不止”等原因，进行集体停运，通过信息的传播，一度导致重庆交通瘫痪，酿成一起公共事件。
事发后，薄熙来赶到了现场。40名出租车司机坐到薄熙来身边，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并全程通过电视、网络直播。薄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事件。
参会人员，除司机代表、市民代表外，政府方面还包括三位主管交通运输领域的副市长，以及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出租车司机平时难得一见的重量级官员。
“老百姓对这个事情很关心，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对这个事情也很关心。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坐在一块面对面听一听大家的意见。”薄熙来一开场就说，“有什么话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好好的交流。”
薄熙来表示，他看了很多网上的评论，对这次停运，他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
接下来，他把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时间大都交给了出租车司机代表。
司机们讲述了在行车中遭遇的黑车问题，加气难问题，罚款问题，份钱问题，甚至包括公路边公厕过少问题。薄熙来以诚恳的姿态倾听这些发言，偶尔打断询问一下详情。
在谈到加气难时，一名加气站的负责人辩解说了几句，薄打断了他，“你就讲到这儿可以了，今天我主要是听司机们讲。你不要讲了。”
薄后来解释说，“老百姓、出租车司机好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发表意见，你不能占他们的时间，你表达得又比较流畅，说得又比较多，他们就没工夫讲了。”
薄熙来以当地最高官员的身份，跟出租车停运事件各方主体进行对话，“座谈的气氛很平和，没有争吵，也没有火药味。”
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市民的热议。这是地方最高官员首次与低层利益诉求群体面对面座谈，而且这次座谈内容完全公开，新华社及重庆主要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现场直播这次座谈全过程。
此举为当地市民所赞赏，“处理方式很民主，非常完美。”
事件落幕后，薄称，“重庆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矛盾和争议，闻过则喜，听了就去改进，重庆发展起来了，我相信表扬的话就多起来了。”
“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处置，为转型社会，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如何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树立了一个典范。”有学者如此评价。
实际上，在重庆，官员应对群体性事件或突发事件的能力，已经成为考察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而越来越多的重庆官员感觉到，薄熙来对官员考核标准的提高，“金箍咒越念越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