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在中国，有一件事能让两个陌生人很快成为朋友，那就是喝酒。”听到英国著名音乐经纪人西蒙-纳贝尔发出这番感叹时，记者有一点意外 —— 一个 “老外”竟如此明白中国“人情世故”里的门道。纳贝尔曾将英国摇滚乐队“威猛”引入中国，他回忆起３０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时说，第一次到北京，他不知道该跟哪个部门讨论演出问题，于是就给每个部门打电话，约官员吃饭。最后他联系到了一位分管煤炭的部长助理，两人把酒寒暄后，这位“不对口”的官员把他介绍给相关部门负责人，终于促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支西方乐队来华演出。纳贝尔说：“在中国，酒是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从北到南，从商场到官场的“酒桌社交”，甚至明白了汉语语境下“关系”一词的含义。但他们除了依旧不能适应中国的酒桌文化外，还认为这背后隐藏着制度、体制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形容说，在中国，“关系”是一个迷宫般的网络，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维护这个迷宫需要昂贵的成本，而酒是其中一项。
中国人一年“喝掉”300亿公斤粮食
《环球时报》记者居住的日本小城伊丹是中国广东某市的友好城市，双方人员往来密切。市长藤原提起中国的酒桌文化是又赞叹，又苦恼，“中国真是文明古国，喝酒居然有那么多名堂。”第一次访华，藤原出发前特意把中国的祝酒辞研究了一遍，不料在酒桌上却一句话也没用上。中方没说任何祝酒辞，只是客气地端上一个大盘子，上面有几十个小酒盅，里面的酒五颜六色。主人解释说，这叫“航空母舰”，每个酒盅里都是当地一种名酒———“请随意”。这位日本市长盛情难却，结果没喝到一半就壮烈退场了。第二次访华，他又接到一大杯啤酒，里面扣着一个小酒盅。主人把小酒盅拿开，啤酒里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液体球———原来小酒盅里扣的是白酒，主人说，这叫“潜水艇”———“请随意”。藤原一饮而尽，然后便人事不知。藤原说，他一直无法适应中国人的劝酒方式，因此一到中国赴宴就两股战战。
擅长豪饮的俄罗斯人也不习惯中国人的敬酒方式。曾在中国工作的俄专家康斯坦丁对中国人行酒令时“罚酒”的做法很不理解，“酒应该奖励赢的人，怎么反倒让输的人喝呢？”他还说，俄罗斯人的祝酒辞言简意赅，如果是军人，只大吼三声“乌拉（万岁）”便一饮而尽，可中国人却喜欢长篇大论，喝酒时的讲究也多。康斯坦丁说，俄语中有一个习惯说法———“中国仪式”，就是用来形容日常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另一位莫斯科的新闻工作者玛利亚则对记者抱怨说，她本来滴酒不沾，但中国朋友一听说她来自俄罗斯，就会来劝酒，而且不相信她不喝酒，结果总是很尴尬。一位美国人近日在“企业社会责任”网站上撰文说，他几年前在青岛学习时搞懂了三件事：一是很难让中国人相信你不喝酒；二是更难做到让青岛人相信不喝青岛啤酒并非怠慢这座城市；三是啤酒不被看成酒精饮料。他说，每个外国人一到中国就学会了干杯，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做生意，喝酒是必需的。
上个月，中国两名官员在酒桌上倒下，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一人昏迷，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注意。《华尔街日报》称，在中国的公款酒席上，鱼翅、鲍鱼、海参等价格不菲的佳肴是菜单上的主角，人们拿着酒力强劲的中国白酒敬完一轮又一轮，晚上的活动可能会以去卡拉OK厅或按摩院告终。报道称，中国人每年要“喝掉”300亿公斤粮食，用在公款吃喝的费用每年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报》称，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现在中国官场派对上，白酒四处流动。
西方人学着用喝酒与中国人“搞关系”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中国官宴、私宴上“逢酒必醉”，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喝酒关系到礼节、面子和人际关系。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很多人只要办事，先想到有没有关系，而只要求人，几乎必以请客喝酒开场。以至于不少西方国家向将要前往中国公干的本国人提出忠告，要懂得用吃喝维持人际关系。
英国政论性杂志《TABLET》题为“建立‘关系’的秘诀”的文章说，如果你想与中国人做生意，低估“关系”将会带来风险，几乎所有中国商人都把“关系”视作重要资产。文章列举了10个建立“关系”的秘诀，其中有3项与喝酒有关。包括参加宴会敬酒时一定要学会说“干杯”；要努力寻求在酒桌上达成理解和共识；喝白酒时切记：中国人欣赏你的“开放性”。
在法国，工商经贸专业杂志常会出版一些商务指南，提醒商务人员注重礼貌礼节。经济杂志《扩展》编印的《商务行为指南》介绍说，在商务宴请中，敬酒应该在用餐正式结束时进行，喝酒时嘴里不能有食物，喝完后要抹嘴唇，酒杯里应当剩一口酒，不能见底，此外，不要强行向他人敬酒。但《指南》也特意说明：在中国例外，中国人喜欢敬酒，法国的商务人员应该了解这一点。
“中国有个词汇，叫关系。大到开办公司，谋取职位，小到孩子入托上学，都要有关系，”英国《金融时报》这样写道，“那是一个迷宫般的网络，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维护‘关系’这个迷宫，需要昂贵的成本，烟酒就是其中的一项。”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说，作为一位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如果想在中国获得成功必须有“关系”，“这种相互影响在中国很重要。”但对于一些西方人认定，“中国的关系等同于腐败”以及“酒桌下暗藏幕后交易”的说法，该报称，专家并不认为搞关系不道德，在中国，“关系”并不意味着在达成交易后就可以任意妄为，它只表示，商业伙伴需要发展比西方标准更深厚、密切的往来联系。
多国严控酒桌社交成本
一位美国商人曾在中国媒体撰文说，对于想在中国开拓业务的外国公司来说，美欧公司不如日韩企业具有优势，“因为韩国和日本的生意习俗跟中国的饮酒标准有相似性：他们也喜欢把自己喝得晕头转向，以向中国同行表明他们的真诚和勇气。”
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就把喝酒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职员，每周也至少有一两次酒局。而且在日本，拒绝饭局邀请的风险更大，可能有被排挤、甚至丢饭碗的危险。但日本人在酒桌上绝不劝酒，大家心照不宣，自我控制，而且原则上都是自掏腰包。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高级管理层的比例更高。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酒局虽多，却很少衍生出挥霍公款、腐败等问题。
在韩国，人们正试图抛弃喝酒陋习。韩国媒体去年说，该国一半以上的上班族，无论男女，“一喝酒就暴饮”，每年有20万亿韩元浪费在饮酒上。一位在韩国工作多年的中国人告诉记者，韩国人喝酒的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以前他们喜欢晚上请人吃饭，吃饭时一般都喝“炸弹酒”，喝到很晚后还要再换地方喝啤酒。但现在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在中午请人吃饭，尤其是正式的商务宴请，一般只喝一点红酒或一杯啤酒。现在韩国一些公交车内的显著位置上还贴有“拒绝喝酒并不失礼”的公益广告。在朝鲜，2005年初曾刊发居民教养材料《根除侵蚀社会主义的“酒风”》，批评人情往来以送酒为美的现象以及不分场合时间动辄大摆酒宴的现象。2007年，朝鲜还出现过针对军队士兵的演讲材料《军队沉迷酒风则社会主义就会灭亡》，里面提到，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饮酒成风，而军人泡在酒里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因此助长“酒风”是叛逆国家的行为。
西方国家对公务宴请中饮酒成本的控制非常严格。托比尔斯是英国在野党保守党的铁杆党员，常要参加英国政坛的各类酒会。他告诉记者，尽管英国人很爱喝，但想在公务场合“喝个够”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如果是政府部门或政党组织的酒会，每位登记参加活动的人只能分到一杯酒，因为主办方对财政开支严格把关。托比尔斯还经常往返中英两地，他说，多数英国朋友在听了他对中国酒桌文化的介绍后，都为这种铺张浪费感到可惜。一些朋友认为，如果是个人行为就是道德问题，但要是政府行为就涉及法律了。不过托比尔斯常告诉他的朋友们：“想让中国人把五千年的酒文化一下子来个大改变，就像英国人把女王赶下台一样，不那么容易。”
在“啤酒之国”德国，布伦瑞克市的官员丹尼尔向记者介绍说，德国政府部门和企业有非常繁杂、严格的报销程序，首先要在请客前填写一份“请客计划”，详细列出宴请地点、菜品、酒品标准以及请客目的，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吃完饭要在发票上标明每道菜和酒的价格，还要汇报请客效果如何。丹尼尔说，德国公务宴请中酒的标准一般是每人一杯，不超过2欧元。如果违反规定，除了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质疑，各联邦州的腐败案件处理中心还可协同联邦审计署专案小组对其进行调查。
中国该培养公私分明的酒文化
“酒桌社交在中国地位如此特殊，是因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公、私观念分得很清。”法国历史学教授伏维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人如果在办事过程中相互欣赏，也会相约吃饭，但吃饭只是办事后派生出的私人交往成果；而在中国，吃饭却是办事的工具，私交也可能成为办事的基础。另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则认为，中国的酒桌文化与中国人官本位及权威崇拜的思想有关，在劝酒、敬酒习俗的背后，可能是公权私有以及人身依附的问题。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说，从黄帝造酒的传说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因为酒而变得形象、生动，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都是历史美谈。事实上，古人饮酒时常辅之以做诗、猜谜的活动，民间饮酒则讲究敬神祭祀、长幼尊卑等法度习俗，相比之下，现代中国的一些酒桌习俗被异化了。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社交方式，西方是咖啡厅社交，而我们就习惯于酒桌。“但问题是，现在的饭店酒桌变成了办公室的延伸，成了规范之外的一种灰色地带，并在这里办了一些灰色的事。”周宁说：“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应该有将公私、国家集体个人分得很清楚的社交方式。而面对来自西方的批评，我们必须清醒，先辨是非，再分中西。从自身检讨，辨别哪些批评是故意的、是诋毁现存政治秩序的，哪些是对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廉政建设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