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忆起当年大包干的曰子，严俊昌总是充满了激情。那是个苦难和光荣的岁月。他和村民们一起扛过了艰难，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创造了小岗村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国农民的奇迹。他坚定地认为，当年，饿着肚子的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然而，与当年的清醒相比，小岗村解决了生存和温饱问题之后，严俊昌更多地感到了困惑。
土地承包几年后，村民手里渐渐有了点钱。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就开始了：种烟叶种棉花要交钱，种果树要交钱，养头猪要交钱。哪个村民交不上钱，就到他家扒粮食。
作为村干部，严俊昌那几年一年的津贴有1000多块，也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
他觉得太对不起大家。
严俊昌找来一位教师，给万里写了一封信，把小岗村的情况、他的烦恼和困惑一一写清楚，托人带到了北京。
不知道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来到了小岗村。
县里事先告诫严俊昌，要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严俊昌不同意，县里就不安排他发表意见了。
但是，快散会时，温家宝点名让严俊昌说话，严俊昌就说了当时乱罚款乱摊派的事。
温家宝当时就表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地种得这么辛苦呢？严俊昌说的如果是事实，就一定要改正。
结果，那一年，小岗村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收了。
上级还出钱，帮小岗村修了围墙，拓宽了道路，给村委会盖了20间办公用房，l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前，县里还给他们18个带头人每家装上了电话。
面对新的形势，严俊昌认为，小岗村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光指望着地里那点谷子、小麦，那是发不了财的。应该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工业、副业。他们成立了小岗村农工商总公司，准备把力量往农业之外再使一使。
这时候，县委下了文件，突然要调严俊昌去镇里当农委副主任。
这是l995年。从此之后，严俊昌再也没有在小岗村担任职务。农委副主任是个闲差，他也就是到其他的村蹲蹲点，收点税费。，当年的淮西好汉，渐渐地迎来了自己的迟暮之年。
暮年的严俊昌依然关注着小岗村的一切。抚今忆昔，严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认为，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67岁的严俊昌目前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个月有七八百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当讲解员，一天还能有20块钱的收入。
除了他安详的家庭生活之外。严俊昌时不时地要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继续关注着小岗村的事。2006年，他还鼓励儿子严德友带头参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用租来的地种葡萄。
（此文为《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的一部分》
摘自中共河南省委主管 《党的生活》 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