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地理/丁亥金秋，嫦娥一号发射前夕，一条新华社电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传送到世界各地：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将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设新的航天发射中心。
或许是因为对“嫦娥”奔月有太久的期待，这个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并未引起社会过多的关注。然而，海南文昌早已万事俱备，蓄势待发。消息传来，迫不及待的人们即刻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发射场建设的大幕。
时值隆冬，寒流阵阵，频袭北方，海南却温暖如春。从海口到文昌的高速公路非常宽阔，我们一路风驰电掣，直奔文昌。当地的房价已经开始被炒高，从文昌前往发射场即将征地建设的龙楼镇和东郊镇，可以看到一些村子的公告栏里贴着一张张地图，上面把每个需要搬迁的地方都用红线圈了出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航天发射场的建设，和前几个发射基地总是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
从龙楼镇开车行驶十几分钟，我们来到了西地源村，在一片田地间竖立着一个标志，上面写着“第Ⅰ发射工位2K1”。陪同我们的小周不无自豪地说：“文昌虽然是中国第四个发射基地，但却是中国第一个在海边建设的发射场。”我后来见他总是这么向人宣传，就告诉他说，其实，50年前选点建设中国第一个发射场的时候，就已经在青海湖、上海和东北沿海地区做过勘察，当时就决定在东北建一个导弹试验的海上分场，这都是保守了几十年的机密，直到今天，很多人还都知之甚少。
酒泉 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
1958年年初，一场大雪过后，朝鲜新安州的上空依然阴沉沉的，不见一点天晴的迹象。和往常一样，车站人很少，一群灰麻雀扑拉拉地从头顶飞过去，又折回来，使得这一带更显出了几分冷清。
火车启动了，速度逐渐加快，急速旋转的车轮裹挟着一股股风雪，向鸭绿江对岸疾驶而来。在靠中间的一节车厢里，坐着志愿军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和他的几位随行人员。肥大的棉军装裹在身上，使他们都显得有些臃肿。
孙继先这次秘密回国是很突然的。头一天，志愿军杨勇司令员通知他立即从朝鲜回国，孙继先问回国干什么，杨勇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军委点的名，要他回国后去找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打了这么多年仗，孙继先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种首长在下达指示时竟说不清楚的事，他不禁暗自纳闷。根据形势判断，他觉得可能又是蒋介石想发动战争反攻大陆了。
到了北京，没顾上休息，孙继先便匆匆忙忙赶到总部，向肖华报到。
“又要打仗了？”孙继先急切地问道。“是啊，耐不住了吧。” 肖华笑着回答说,“不过这个仗可不好打啊！你这次回来，是彭老总亲自点的将，你们二十兵团很快也要调回来。”
孙继先习惯性地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下自己将要领受的新任务。“你先别往本本上记，”肖华见状，忙朝他摆手道，“苏联来了40多个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人员和他们对上口。有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的导弹专家，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就让你来搞。”
孙继先听肖华说着什么这对那、那对这的，心里可是一点数也没有。但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不管怎样，先接受再说。第二天，他即跑到炮兵司令部，很快对即将接手的任务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立足未稳，所处境遇还十分危险。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彭德怀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成立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五院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在研究和仿制苏式导弹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时五院提出了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问题，提议一边研制导弹，一边建设靶场，二者同步进行，否则等导弹研制出来后，没有一个可做试验的地方。1957年9月25日，按照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靶场筹备处”，并授予“0029部队”代号，张贻祥任靶场筹备处处长，吕琳为副处长。
在中国，搞导弹是前所未有的，军委老帅们自然是时时过问，极其重视。彭德怀亲自主抓，为靶场调兵遣将。他曾一度指定聂荣臻元帅为试验基地的总负责人，并要黄克诚协助聂荣臻做好这件事。
12月30日，根据中苏不久前签订的《新技术协定》，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专家组抵达北京，帮助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察定点工作。1958年元旦刚过，吕琳和苏联靶场设计专家乌斯留在北京，研究靶场的机构编制，张贻祥则率领勘察人员，和苏联专家组一起登上飞机，首先对东北海拉尔、索伦和华北赤峰、二连浩特一带进行空中勘察。
飞机高度很低，不时被气流冲击得上下起伏。飞行中，盖杜柯夫一边透过舷窗看着机翼下冰天雪地的隆冬景色，一边问张贻祥：“勘察靶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是搞什么类型的，不知道你们是搞综合的还是搞单一的？”
张贻祥心想，鬼才懂呢。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请你谈谈吧。”
“综合的就是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导弹试验的综合性靶场。根据中国的经济技术状况，我们建议你们建设综合性靶场。”盖杜柯夫连比带划，给张贻祥解释了一番。
“那么，像这样的综合性靶场，我们应该搞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
“在我们苏联，靶场的领导和部长起码是中将、少将，处长要大校、上校，下面的技术人员都必须是大学文化程度，起码需要一千人左右吧。”盖杜柯夫说着停了一下，摸了一把发红的鼻子，“噢，靶场还需建一个很大的机场，能容纳一百架飞机那么大的。”
张贻祥这时想到了勘察定点后的施工问题：“搞这么大的工程，施工力量一定很大吧？”
“是的。第一期工程大概需要两万人，后面的第二期工程也得三万人，少了不行。”
过了几天，东北、华北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张贻祥回到北京后，找到陈锡联，汇报了勘察情况，并把盖杜柯夫的话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他长出一口气说道：“陈司令，这么大的事，技术又那么复杂，我可是干不了。请你向军委反映一下，怎么干，请军委考虑。”
这天晚上，彭德怀元帅把陈锡联和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召到了他家里。落座后，陈锡联把张贻祥和专家组勘察的情况作了汇报，随后他讲道：“东北和华北这几个地方看来都不符合要求，下一步我们准备去西北地区看看。”
彭德怀放下手中的茶杯，问道：“东北、华北这么大的地方，都不符合？依据是什么？”
“我们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研究过了，如果以索伦或二连浩特作为靶场，导弹向西发射时，就要飞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并且索伦是山区，二连地区又严重缺水，还靠近包头矿区，条件不是太理想，只能看看西北的情况了。”
彭德怀思忖片刻，转头对陈锡联说，“你们先去勘察吧，事先可以向兰州军区打个招呼。”
陈锡联又将盖杜柯夫对张贻祥所说的意见向彭德怀作了陈述，最后，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说：“彭部长，张贻祥说他干不了，我看导弹这玩艺儿，我们炮兵也搞不了。”
彭德怀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可以让二十兵团回来，搞个兵团架子。靶场建起来后，可能在炮兵建制，也可能不在炮兵，这事随后再定。你现在主要负责勘察工作，要集中精力选好点，考虑周到一些。这可是件大事啊！”
那天在彭德怀家里接受任务后，陈锡联又被周恩来召到了中南海。周恩来叮嘱道：“西北地域辽阔，但是各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一个是乌兰夫，一个是赛福鼎，你一定要先和他们商量通。”
1958年1月18日，陈锡联、王尚荣、孙继先、张贻祥以及苏联盖杜柯夫专家组一行50余人，登上了一架苏制伊尔-14飞机，腾空而去。
越往西，天地便越显得深远而广大。中午时分，勘察组飞抵兰州，以兰州军区司令部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接下来，他们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勘察，飞机每天从兰州起飞，主要目标是银川地区、甘肃民勤地区和鼎新以北的额济纳地区。
从空中看下去，位于内蒙古西端的额济纳一带地形开阔、平坦，人烟稀少。勘察组经过分析比较，确定将勘察的重点就放在这里。额济纳历史悠久，是东西石器文化的连接点。先秦时将此地称为“流沙”或“弱水流沙”，秦汉以后称为“居延”。元朝统一中国后，在此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额济纳一名即由此演变而来。
勘察组乘飞机对酒泉周围的祁连山、中蒙边境、居延地区进行了反复空勘，在研究确定了将额济纳青山头一带作为选场重点后，又换乘汽车，沿弱水河长驱几百里，将近日落时分抵达青山头的绿园。
举目四眺，但见东南方向的狼心山拔地而起，野性十足。向西是连绵不绝的青山群峰，寸草无生，裸露着铁灰色的躯体。南北两面，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黑戈壁，天地间灰蒙蒙的，混沌一团。身旁的弱水河由西南而来，再折向东北，弯弯曲曲地铺展开来。河水已经结冰，宛若一条长长的白练，好像是谁不经意间信手丢在这里的。
“这一带地形倒是不错，可惜就是有些太偏僻了。”孙继先坐下来，脱下鞋倒着里边的沙子。“没有社会依托，将来靶场的困难不会小。”
盖杜柯夫这时也显得很兴奋，他抹了把脸，拍拍翻译夏铭智的肩膀说：“告诉他们，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也是建在这种地方的。我看这里就很好，也便于保密。”当晚，勘察组宿营在绿园。
绿园是他们后来给这个地方取的名字，当时只有几栋还没建好的平房和几间土坯房。
一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起来一看，勘察组人人身上都盖了一层厚厚的沙子，眼窝里、鼻翼间和耳朵里尽是风沙的杰作。
简单吃了点早饭后，勘察人员又骑着骆驼，一直到了中蒙边境，详细踏勘了这一带的交通条件、地形地质、气象气候、水源、电力供应、通信联络、资源资料及附近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初步做出了将鼎新以北地区定为场址的结论。随后，勘察组又返回绿园，确定了靶场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燃料库以及电厂和生活区的概略位置。
1997年，当年基地的副司令员林毅和我交谈时，向我讲述了一段故事：勘察中，盖杜柯夫同孙继先发生了一场争执，就是靶场的指挥中心究竟放在什么位置。盖杜柯夫认为，应该放在弱水河东南方向的开阔区域，而孙继先则认为，历来兵家安营扎寨都很有讲究，应该在靠近弱水河的地方建立。
“靠河不行，洪水一来，将造成灾害。此外弱水东南为硬戈壁，地形开阔，也便于建设。”盖杜柯夫对孙继先连连摇头，涨红了脸大声说。
“马谡失街亭，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水源。靶场建成后，这里就是中枢部位，也是主要生活区，没有水源怎么生存？”孙继先一挥手，对盖杜柯夫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双方争执不下，各自扭头走了。
后来，盖杜柯夫想了想，觉得孙继先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他在野外打了一只黄羊，亲自动手宰杀，请孙继先来喝酒。几杯酒下肚，两位将军又和好了。
此前，苏联专家和孙继先就已经有过一次关于靶场定点的分歧，孙继先不同意专家们在这青山头一带的选择，认为这里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将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再说这里也离边境太近，靶场地形开阔，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到达这里用不了两小时。如果选择在银川一带建立靶场，那里有山有滩，附近就是黄河，当地历来被称作西北粮仓，又有社会依托，建设成本也比较小。苏联专家反对在银川建场的主要理由是那一带地质条件不好，区域也不够宽阔等。这个分歧也曾及时反映到了上边，军委开会研究时反复作了比较，考虑到人家出人出物大力援助的因素，最后还是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
但是，孙继先开始担忧的许多问题后来果然接连出现了，基地的物资供应、家属就业、子女上学、青年婚嫁等等，都在很长时期内造成了不少困难，直至今天仍无法彻底解决。
导弹试验靶场的场址基本确定下来之后，陈锡联一行又飞往乌鲁木齐，准备到新疆的南疆一带选择弹着区。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向赛福鼎打过招呼。
为了选择一块既不是沙漠，又不是山区的开阔地作为弹着区，勘察组连续对南疆一些地区进行了勘察，并详细了解了所选弹着区的人口分布、与酒泉之间的距离、交通运输、通信联络等情况。
当时新疆地区还没有详细的地形图，飞行员仅凭一份小比例尺地图飞行。为了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盖杜柯夫常常指着地图上某一区域，指挥飞行员这样飞，那样飞。陈锡联他们以为盖杜柯夫懂得这些，所以也没在意。
有一次，盖杜柯夫在图上看着是一块平坦区域，就让飞行员飞到这个地区看看，结果飞机却钻进了一个山谷。两侧的山峰危崖耸立，峡谷又窄又长，看不到出口，机上的所有人员顿时全都紧张起来。这时稍有不慎，飞机就可能撞在山上，机毁人亡。好在飞行员十分老练，技术过硬，在山谷中转了很长时间后，终于钻出山谷，脱离了险境。这一下，盖杜柯夫可着实吓得不轻，从此以后，再也不指挥飞行了。
1月28日至2月7日，海军司令员罗舜初和孙继先会同苏联专家，又接连勘察了上海、葫芦岛、秦皇岛、旅顺和威海几个地方，经过反复比较，择定在东北地区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海上分场的场址，陈士榘、罗舜初和孙继先在专家组制定的靶场配置图上签了字。
几天后，陈锡联首先将勘察报告呈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一边翻看着报告，一边问道：“乌兰夫和赛福鼎是什么意见？”
“我已经跟他们两个都讲好了，他们都没意见。我们还开了个会，都研究过了。”陈锡联讲了一下会议中的一些情况，“苏联专家对这个地方也很满意。”
“好吧，你们都研究过了，我同意。”彭德怀说着，提起笔在报告上签了字。
1958年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选择导弹试验靶场的报告》上做了批示，3月3日，总书记邓小平在勘察报告上签署“同意”意见。随后，志愿军二十兵团秘密回国，千军万马悄然开进额济纳，美国中情局后来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情报，称“原驻朝鲜西海岸的志愿军二十兵团去向不明”。至此，对内称作“东风”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秘密建立。
1960年8月，陈士榘上将率领七一六九部队数万名官兵，经过两年零六个月艰苦施工，完成了东风导弹试验靶场数千座建筑设施。施工中，先后有303人伤亡，38人残废。
50年来，东风基地不仅自身功勋卓著，如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举世无双地在本土发射导弹核武器。建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之后，又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把中国自己的航天员送上太空等等，还相继派生出了太原、西昌等航天基地。如今，东风基地又一次进入到了新的发射任务准备阶段——神舟七号将在今年秋天升上太空，三名航天员将出舱行走，实现中国人真正的飞天梦想。
为了防止苏联入侵，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关于东风基地需另外勘建靶场的指示，1966年5月，张贻祥率领国防科委、七机部一院、工程兵设计院和东风基地组成的联合勘察组，根据“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对东北地区进行了空中勘察，最后确定了东北导弹试验场的场址。随后，勘察组又飞抵华北进行勘察，并着手建立华北导弹发射场。
控天下之肩背，带五原之都邑。新的发射场一带曾经是军事要塞，中原王朝与草原王国以此为界。崇山峻岭中，宋代长城紫塞连天，古县城墙高深异常，其瓮城数倍于平遥古城，为中国古城建筑一绝，而其亚高山荷叶坪草甸和大面积原始次森林就深藏于这里，堪称华北最大。勘察组在一处海拔1400余米、为群山包围的隐秘地点，确定下了新的发射场地址。
1967年3月初，正是春寒料峭之际，一支上千人的队伍从东风导弹基地出发，被一列军用闷罐车秘密运到了黄土高原的山沟里。
这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之际，这支在基地内部编为第一工区的部队在行车途中，曾遇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专列途经呼和浩特站时，竟然被一群“红卫兵”挡住了，硬说这支部队属于私自调兵，不予放行。后来不得不请出总参机关，才得以继续前行。
新的发射场周边地势东南高、西北低，部队暂时在芦芽山脚下安营扎寨，这里最高主峰荷叶坪为海拔2783米。时任基地工区政委的任瑞成后来回忆说：“我们几位工区领导乘小车到发射场，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黄土地，道路弯来绕去，坡度很大。走好半天都很难看见什么树木，河沟水道连座桥都没有，哪里不通了就绕着走，特别荒凉。这时候我就想，就这个条件，将来执行发射任务，导弹根本运不进来，看来当务之急就是修路。这一带条件差，我们的部队还没有营房，只能先分散居住在群众家里。部队安置好后，我们就在老乡的打谷场上召开了300多人的全体干部大会，做动员。”
任瑞成当时是站在碾莜麦的石磙上给大家讲话的，着重讲的是施工准备工作。因为要赶在 1968年提前完成导弹发射的一切地面设施，第一期工程任务特别紧张。当地十年九旱，又是风沙口子，老百姓饮用水只能靠老天爷下几滴雨解决问题，所以，拉水打井就成了首要大事。除此之外，移民也是一大问题。部队驻地附近有十几个村子被划在了军事禁区之内，大约有2000多人需要迁出。因为这里是老区，所以，当政府和部队派人宣传动员时，百姓们尽管留恋故土，还是很顺利地搬迁走了。按照政策规定，所有的迁出人口都被安置在县城周围交通条件较好、土地较多的地方，事先为他们盖好了房子，同时对搬迁户的财产都做了折价补偿。
1968年初秋，曾经发射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东风基地第一试验部一中队调入太原，12月18日，李福泽司令员亲自到现场督阵，在零下36摄氏度的低温下，中国第一代自行设计研制的液体中程运载火箭首发成功。
1976年1月，太原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成立，乔平任司令员，孙明远任政委。
太原卫星发射场是中国真正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火箭卫星发射中心。
失败与牺牲 不该忘却的纪念
1986年1月28日，载有七名宇航员的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在万众瞩目之下，带着人们的祝福与希望点火升空。然而仅仅过了几十秒钟，一声巨响，凌空出现的浓烟烈火犹如一个噩梦，把挑战者号的悲剧时刻长久地定格在了世人面前。
为有牺牲多壮志，巨大的成功总是伴着巨大的风险，在中国50余年的航天历程中，也同样隐藏着无数惨烈悲壮的失败与牺牲。
1962年，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从北京上了专列，每走几小时，随行人员便下来检查一番。中国发射的第一枚导弹只是一种近程导弹，顶多打几百公里，所以对于这枚导弹，大家百般呵护。梁思礼那时三十多岁，临去东风基地时，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夫妻俩商量，如果生男孩，就取名叫梁凯；生女孩，就叫梁旋。
发射时，按规定现场人员应全部撤往几公里之外的敖包山后面，梁思礼仗着年轻胆大，又是搞控制的，想仔细看看导弹在飞行中拐弯的情况，就没有随队伍后撤，而是约另一位同事留在附近观察。“我看到导弹刚升空就有些不正常，歪歪扭扭的，最后掉了下来，落在离发射台不远的地方。”梁思礼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导弹坠毁后，地面被炸出一个深4米、直径22米的大弹坑。“这是第一次发射失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老专家谢光选回忆道，“司令员李福泽看气氛太压抑，便叫我过去，大声吼道：谢光选，你赔我一个厕所！因为导弹爆炸把一个厕所也给毁了。我也喊，司令员，你赔我一枚导弹！这么一喊，周围的气氛才缓和了一些。” 后来经过改进，用这种导弹把原子弹打到了罗布泊。
1974年11月5日，东风基地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进行中国第一颗返回式科学探测卫星的首次发射。17时40分，火箭点火正常，但6秒钟后，即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俯仰摆动。飞行到20秒时，轰隆一声，运载火箭连同卫星凌空爆炸。
爆炸残骸纷纷扬扬，散落在发射台东南方向大约500米左右的范围内，一间平房被一块火箭碎片砸透了顶，发射阵地周围的烟火燃烧了好半天才被消防人员扑灭。目睹这一惨象，不少科技人员忍不住痛心地哭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火箭制造业异常繁忙。1993年2月1日，国家正式批准CZ-3B火箭立项研制，这种称为“长征三号”乙的火箭是当时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1996年2月15日凌晨，新研制的中国长征三号乙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首次飞行，火箭上装有一颗国际708通信卫星。
大屏幕上，电子钟不停地闪动。10分钟准备，5分钟准备……当指挥员刚刚报出1分钟准备的时候，大屏幕上的红色数字突然停止了跳动。
时间定在倒数59秒上头。一个突发故障，使得发射向后推迟了5分钟。事后想起来，如果这次推迟不是5分钟，而是5小时，甚至5天，也许会彻底查明故障，避免一场大难。但在当时，故障现象只是一闪而过，并无其他异常，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应该终止发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10秒倒计时结束，随着指挥员点火命令的发出，从大屏幕上看去，只见火光四泄，火箭开始缓缓上升，大厅里的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刚刚起飞的火箭还没升到一定高度就开始转向，几乎是横着飞了出去，大厅内所有鼓掌的手顿时僵在了半空中。胡世祥当时是西昌基地的司令员，只见他神情痛苦，两眼紧紧盯着大屏幕，身体前倾，似乎是想冲上天去把偏斜的火箭给正过来。
骤然间，一道强光闪过，火箭一头撞在离发射台1.85公里的山坡上，发生剧烈爆炸，周围的建筑瞬间变为废墟。
顿时，指挥大厅内一片漆黑，由于供电线路在爆炸中受到破坏，人们仿佛一下子跌入到了原始部落时期，只有那一台台计算机屏幕依然闪烁着。火箭爆炸的巨响在过了好几秒钟之后才传过来，接踵而至的是地动山摇，指挥大厅也随之猛烈颤动，并发出一阵令人恐怖的声响。
“长三乙”运载火箭高50多米，直径3米多，箭体内装有400多吨的液氢液氧燃料，其威力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在西昌发射场四面环山如此狭窄的地方发生爆炸，后果是灾难性的。
过了几分钟，指挥大厅里的照明得到了应急恢复，人们都还和点火之前那样，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人冲进大厅，给在场的人们分发湿毛巾，火箭爆炸后生成的有毒气体正向指挥大厅这边飘散过来，但没几个人去用毛巾捂住口鼻，人们仍然不愿意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根据命令，大厅内所有的人都严禁出去，以免发生更大的危险。外面天还未亮，到处是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基地副司令员匆匆走了进来，他是从事故现场赶来的，报告说火箭爆炸地点就在基地发射场大门右侧的那个小山坡上，冲击波将当地的一些民房冲倒，周围的建筑已经被全部夷为平地。清查结果发现砸死了几个人，其中一位是航天部试验队的技术人员，他没有按照规定撤离现场。
事后查明：由于一个电子元器件失效，使得惯性基准倾斜，火箭陀螺按错误的信号进行姿态矫正，导致火箭在飞行22秒种后，触地爆炸，星箭俱毁。这是中国航天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通过电视屏幕，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这惊心的一幕……
中国航天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挫折和痛苦中百折不挠，一路跋涉而来，走向远方。
西昌 1号发射工位的秘密
从西昌往北上108国道，在山谷中一路穿行60多公里，就来到一个名叫沙坝的地方。一进入山谷，即可看到高高矗立的两座发射塔。外面的人来这里，很容易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这个基地只有2号和3号发射塔？ 1号发射塔在哪里？去年嫦娥一号就是从3号发射塔送上天的。按说，西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对外开放了，难道这里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事情还得从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说起。
1961年4月12日清晨，在火箭巨大的轰鸣声中，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向人们道别说：“我去了！”然后，他一步登天，在330公里的高度飞行。
全世界都为此而震动。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超英赶美的热潮之中，苏联“东方号”发射成功自然对中国航天人触动不小。就在这一年，20多个空军飞行员被选拔出来，集中到十一航校。当时没明讲，众人还以为真是像领导说的那样，搞歼七新机种的改装，但领导又批评他们，说他们不开窍，弄得大家摸不着头脑。搞了几个月，最后让大家还回原单位，并交代说，你们都是搞飞行的，老这么中断是不行的。回去以后，要召之即来，随叫随到。有人问究竟要干什么，回答说是往上干呗，也可能要突破航空事业。那时还不敢说航天——保密，但往上是什么，飞行员们心里多少都有些数，只是得不到肯定罢了。
1965年，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的空间技术规划方案中，提出了在中国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十年后，发射两艘无人试验飞船（飞船最初被命名为“大跃进”号，后改为“曙光”号），为此还安排了近200项研究课题。这期间，中国科学家们先后发射了多枚生物火箭，取得了一定成果。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项目，1966年7月15日，又用狗进行了飞行试验。T-7A（S2）型生物火箭就是为小狗上天专门设计的，生物舱内载有1只小狗、4只大白鼠和12只生物样品试管，还设有条件反射实验装置，用以观察在失重条件下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反应。钱学森说，中国发射载狗火箭，就是为载人航天做准备的。
1966年1月9日至2月6日，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国防科委召集下，于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宇宙医学、宇宙生物学规划会议”， 提到了宇航问题，但争论不小，未作决定。
1968年4月1日，载人航天又被重新提起。由于正处于“文革”混乱时期，为了从组织体制上予以保证，便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并在研究院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里成立了飞船总体室，进行载人飞船总体方案研究。同时，还集中力量，组建了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即北京航天员训练中心），隶属由钱学森任院长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这个所负责研究在飞船内为宇航员提供一个安全且适宜人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并能在紧急状况下保证宇航员的安全。
此后，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经常举行一些学术活动，钱学森也差不多都到会参加讨论。当时，总体方案研究焦点是研制可载几名航天员的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为此，飞船总体组先后完成了可载一、二、三、五名航天员的四种方案进行论证比较，寻找共性的关键技术课题。
1969年底，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边境局部冲突不断，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临近中蒙边境的东风基地将首当其冲。为此，中央决定在三线地方再建一个新的卫星发射基地。新发射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既要考虑长远发展，又要便于保密和施工。 1969年12月，东风基地组成了一支40余人的选场勘察小分队，历时3个月，走遍了滇北、黔东、鄂西、川南、晋东、西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9省、25个地区的81个县，预选了16个方案，最后精选出3个预选点。
最初的选择并不是西昌，而是越西，上报之后还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越西位于四川凉山境内，四面环山，地形隐蔽，其优点是战略地位稳定，向东北发射大倾角卫星和飞船时，一、二级火箭落点比较安全。但随后复查时，却发现越西存在着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因此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争论之下，东风基地决定第三次对越西实地复察，并对西昌进行补充勘察。
1970年6月，东风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和副司令员乔平率领有关人员到达位于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实地复查在此建立宇航发射场的方案。在察看沙坝沟时，众人乘摆渡小船跨过安宁河，沿狭窄的小路及田间小道向沟内步行。下午，勘选人员到达波萝沟口，在小河旁的一棵桃树下打开地图，对准方位。李福泽边看地图，边对照实地，连声说：“好地方，好地方！”
波萝沟口在两河汇合处有一块较为平坦的坝子，从沟口向北有一块梯田台地，长着绿油油的水稻。这里四周群山环抱，山外有山，非常隐蔽，作为发射场十分理想。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阵地，按两个工位考虑，一开始可以先上一个。”李福泽像当年指挥打仗一样，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向西两公里的青杠坝，向东3公里的麻叶林，可作为下一步安排，再建两个阵地。这样共有三个阵地，或者五至六个工位。技术阵地可以放在杨家沟，一个技术阵地对应三个发射阵地。”
“赶羊沟那几座山头，可以考虑放光学测量设备。”乔平伸手指着远处，划了一个圈说。
返回西昌后，李福泽又听取了基建部工程科参谋陈德威关于西昌地震问题的调研情况。西昌地处安宁河断裂带，历史上曾发生过破坏性大地震。最近一次是1850年，西昌县城毁于一旦。作为新建的宇航场区，地震自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过，这一带发生大地震的周期时间长，一般是100年至200年左右。
大家争论了半天，李福泽把手一挥，果断地说：“就这样吧。地震问题今天还不能深刻认识它，现在关键是争取时间，应该下决心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昌的确称得上一座理想的天然发射场，其优越条件颇多：这里海拔高、纬度低，地形隐蔽，地质结构坚实。气候适宜，水源丰富稳定，交通和通讯条件比较理想，距发射场50公里处是西昌飞机场，跑道长3600米，可以允许C-130、安-124和波音747等大型飞机起降。发射场距离成昆铁路和川滇公路都不远，加之东面的金沙江航道还可以水路通达宜宾、重庆直至上海，这些条件极利于运输所需物资和卫星、火箭产品。另外，国家通信干线也紧邻发射场，可充分保证发射试验时的通讯，算是得天独厚，占尽了地利。
1970年10月14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宇航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的松林地区，其代号为“7201”工程，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任务。
当时的初步打算是，在西昌布点建立飞船发射工位，在北京精心挑选、培训第一批宇航员，这两项工作都在高度保密中实施，宇航员不知道发射工位建在哪里，西昌也不知道国家在秘密培训宇航员。但由于受综合国力、技术条件、交通运输等因素影响，航天发射工位论证后一直没建起来。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于1982 年交付使用，两年后发射了第一颗通信卫星。1985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从单一型号火箭发射到多种型号火箭发射，从发射国产卫星到承担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从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极轨卫星到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有着20多年发射历史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现在早已名满天下。
如今，在离2号发射架两公里远处，当初准备建飞船发射工位的地方，曾为飞船发射准备而修建了3条隧洞、5公里铁路线，虽然从修建起来就搁置未用，但1号位发射场坪依然像一个梦一样，被完完整整地保留在了那里。
酒泉 登天之路由此开始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圈阅了国防科委关于在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的报告之后，中国载人航天的事情又加速运转起来。
本来，最初的计划是，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工作，开始对选拔出来的20名宇航员进行训练，集中时间为1971年11月。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第一次上天将乘坐两名宇航员，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升空时间为1973年。
当时参与做空间规划与管理工作的杨照德说：“从1967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曙光飞船作了很大的贡献，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现在六七十岁的专家大都是那时期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经验，怎么训练宇航员，需要什么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曙光一号就像一台播种机。”
然而，就在飞船研制和宇航员训练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中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正在依照惯性运转的生活，被强行按下了停止键。
这一次发生的令上上下下大吃一惊的事件是“林彪叛逃”。因为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被指称为林彪死党，空军成了“重灾区”，“714”办公室被怀疑是“起义事”的代号，包括宇航员训练在内的许多工作全部中断。
模拟飞船的大厂空空荡荡，用纸盒、木板钉成的宇宙飞船模型，蒙上了一层帐篷布。没有粮食没有钱，这些高级飞行员的营养无法保证。分管宇航员的杨国宇急了，向上头反映困难，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叫停，说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就此搁置下来，待再度提起，已经是近20年以后的事了。
1992年9月21日上午， 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听取汇报并展开讨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杨尚昆、薄一波和万里也参加了会议。
讨论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大家都认为，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能进联合国吗？如果中国在空间没有一席之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能坐稳吗？李瑞环发言道：“如果钱不够，就是奥运会不申办也要办这个事。”刘华清也表示，钱不够，动用国库的黄金也要干。江泽民说，这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也完全同意。搞这个东西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意义重大，是综合国力的标志。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随即在原国防科工委设立了专项工程办公室，作为统一管理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机构，对工程实施专项管理。
载人航天工程一共有七大系统，发射场是其中之一。工程秘密拉开序幕之际，发射场系统论证和设计最开始的一个焦点，是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发射场，究竟建在什么地方？
最初以酒泉、西昌、太原和海南为候选点，前三者主要考虑的是它们已经具有的航天发射队伍、设施和经验，省钱省事。而海南则是航天部早就垂青的一个地方了，发射地理位置好，便于航天器飞行入轨。但是，综合考虑下来，东风基地是最符合选点条件的，这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形成独立于社会的一个军事城镇，拥有自己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保障机制和功能，便于保密，水文地质条件也都不错。
国际上建发射场的惯例，一般是远离生活区50公里开外，东风基地原先有几个发射场，都是建在四五十公里以外的戈壁上。新的发射场从技术条件上看，和以前的发射状况已大不一样，完全可以离生活区近一些，方便一些。论证人员还想到，将来航天员要在这里做许多人－船－箭的预演合练，如果生活区和发射场相隔太远，势必会使航天员经受无谓的消耗。
出于这样的考虑，选址人员便在基地生活区周围展开调查。生活区是东风基地首区，它的北面是北山，一直向西北方向连绵不断，西面是弱水河流过来的区域，皆不符合建场条件。而其东南有一片广阔平坦的区域条件最好——这里和生活区相隔只两道河，修两座桥即可相通。往东往南是航天器飞行的方向，这两个方向都一无遮拦，便于观测，附近也无人居住，不牵涉移民问题。
1994年7月3日，东风基地在新发射场的预定位置，举行了载人航天发射场奠基仪式。和陈士榘的工程兵部队相比，35年后的施工方式已是鸟枪换炮了，各种大型现代施工机械一字排开，彩旗猎猎，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东风基地的老司令员李福泽都挥动铁锹，扬土奠基。
仿佛是一种机缘巧合，在发射场西去几十公里的敦煌，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画师们将佛教世界的飞天意境，栩栩如生地留在了莫高窟的洞壁之上，那飞天女神飘逸的裙带，曾唤起多少人对飞天的美好憧憬。如今，就在这个戈壁砾漠，中国人将由此踏上登天的旅程。
这时候的新发射场还都是一望无垠的黑戈壁，两根木条地桩分别插在即将开工的测试厂房和发射塔的位置上。我在木条顶端郑重地标上“Ⅰ工位”和“Ⅱ工位”的字样。
文昌 一梦三十年，未来向深空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在西昌发射升空。
在发射现场的人群中，有几位身份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海南文昌的党政要员，受西昌基地之邀，专程前来参观。“嫦娥二号还会在西昌发射吗？有没有可能在文昌？”一位文昌官员问。“嫦娥二号是否继续在西昌发射，现在还不好说。”西昌基地一位部门负责人回答道，“不过，探月工程后续发射铁定会移师海南文昌。”这位负责人还透露，嫦娥一号发射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可能就要分流到海南去参与文昌发射场的建设。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在选择发射场地点的时候，海南就曾几次被专家们考虑过。海南在那个时候虽然经济落后，一片荒凉，但并不是放弃选择的主要理由，因为非常时期的国防工程正好就是要选择这样的地方，以便于保密和减少移民。海南几次不被看好，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十分恶劣，一切都以准备打仗为前提，海南的战备形势显然不利于建设耗资巨大的国防大工程。一直到载人航天选址的时候，海南虽又一次被纳入备选方案，但最终还是因为保密和投资的原因而落选。
说起来，在海南建航天发射场不仅让中国的专家反复考虑过，就连外国人也曾动过脑筋。
1987年，于北京召开的旨在促进太平洋地区国家在空间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国际空间会议上，代表们曾提出了一个倡议，希望在海南和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建设国际航天港。因为这两个地方纬度都比较低，临海凭风，是航天发射场非常适宜的地点，也是国际航天界进行和平合作的理想之地。
第二年，海南从广东脱离出来，独立建省，不久即接待了一个日本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六大财团组成，以日本科技厅宇宙研究所的名义而来，海南外办的何质彬作为航天技术人员全程陪同。交谈中，考察团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投资400亿美元，在海南建设一个太平洋航天港。这一建议与何质彬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他很快把这一情况向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领导做了反映，请国家有关部门对建设海南航天港这一设想进行认真考虑。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刚刚开始复苏，各方面力量还相当薄弱，海南基础设施不足，投资预算远大于在东风基地建设的概算，中央财政难以承受，所以，在海南建场的打算又一次胎死腹中了。
1994年8月，升任海南省科技厅副厅长的何质彬将在海南建立民营航天基地的设想写进了《海南省九五科技发展规划》，其设想的航天基地包括航天发射中心、航天科技产业中心和国际太空旅游中心三个部分。随后在北京参加科技会议时，他向国务委员宋健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自己的规划：建一个民营的航天基地，让海南崛起一座绿色航天城，不用花国家一分钱，建成后供国家使用。宋健听何质彬这么一讲，当即点头说，这么好的事，何乐而不为？
1995年4月，海南省从北京请来数十位航天专家，对在海南建设航天港进行了概念性论证、初步可行性论证和可行性研究论证。如果单从纬度考虑，三亚18.2°的纬度为全国最低，旅游业发达，经济状况和基础设施良好，专家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里情有独钟。但后来再加仔细考证，大家便都有些失望了。三亚一带多为山区，没有合适的地理位置用来建设发射场，除了天涯海角，再找不到一个三平方公里、一马平川建发射场的地方。并且，即使在这里建成发射场，将来火箭要从三亚城头顶飞过，万一出现意外，会殃及人口密集的城市，风险巨大。
1996年，由何质彬主持，完成了《海南新世纪国际商用航天港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建议书》，并向国家正式申报。在这个规划中，发射中心初步定在文昌铜鼓岭以北的昌洒镇一带，拟建中的发射场几百米之外就是大海，方便大型运载火箭运输。在一些政协委员不懈的努力下，2000年，“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终于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五”计划。
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此时在海南建发射场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军事方面而言，国际环境已今非昔比，并且在现代战争条件之下，正如美国资深航天专家詹姆斯·奥斯博格所说的，航天基地在局部战争中的作用极其有限，并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从政治上考虑，在海南建设新的航天发射场，可以加强与国际间的航天合作，扩大中国航天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说，也可以为中国航天赢得国际市场，带动海南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纬度越低的发射场，地球离心力越大，发射有效载荷的成本越低。目前，国际上公认理想的发射场是设在南美洲圭亚那库鲁的发射场，它位于北纬5°，由欧洲有关空间机构管理。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位于北纬28.5°，种子岛航天中心位于北纬30.4°，它们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领土里靠赤道较近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美国把“土星”火箭的元件从沿海制造厂运到发射场时，轮船运输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前苏联的发射场却避开人烟，选择了内陆沙漠腹地。冷战期间，当莫斯科为了登月竞赛和后来的航天飞机制造超级火箭时，不得不在发射场再建一系列工厂，附带工作人员和家属生活居住的一个城市，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仅从这一点而言，中国三大航天发射场都存在着不少缺陷，单单一个大型火箭运输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新的大型运载火箭发射场在海南建设，虽然也有雷暴、台风、降水等一些不利因素，但综合考虑，这里无疑是新型航天发射场的上上之选。
接下来的问题，还是发射场位置的最后选定。由于将来的发射方向会出现调整，或者向东，或者向南，以使不同轨道的航天器在最短的距离内到达预定轨道，延长卫星寿命。虽然文昌铜鼓岭东面就是大海，但如遇航天器需要向南发射，火箭将要穿过很长的一段居民区才会到达海面，一旦出现意外，航程底下的居民生命财产就会受到巨大威胁。这样一来，最初定在文昌建设航天城的规划理所当然就被否定了。
论证人员只得又在海南重新寻找新地点，琼海和三亚都是他们先后考虑过的地方。在那几年的东奔西走中，他们发现，就在文昌市最初选定的铜鼓岭旁边的龙楼镇，既可以通过海路把直径达5米多的大型火箭运输进来，同时不论航天器的射向如何，火箭一起飞就能很快到达海面，非常方便将来载人航天的救生和免除对地面居民安全的顾虑，完全符合新一代航天基地的建设要求。论证人员根据这一线索，又展开了一番仔细考察，最终认定了这一地点。
如今，新型运载火箭发射场的征地工作已经拉开序幕，按照规划，将于2012年建成。再过几年，当一座现代化的大型航天发射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中国发射自己的空间站、实施无人乃至载人登月的非凡时刻，都将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