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失掉自己儿子的痛切，追寻死难者的足迹，探求那个很多人听都不忍听完的撕心裂胆的真相，这一切在1989年以后的中国，从越来越多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庭中延伸出来，织成了当今中国社会集体回忆的重要核心内容。来自北京航天部的工程师张先玲-一位在六四中失去爱子的母亲-讲述着那段永远不会忘却的往事：
时间让我将悲痛放在心里了。每年当局都会说四五六是敏感月。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悲痛，对孩子的怀念。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很难受。但是跟二十年前比较起来，坚强还是盖过了悲痛。他那次离开我们这里回他自己房间之前，曾经问过我一句话，他说，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开枪。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我当时心里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当时四五运动的时候，人家用棒子打，打到头上也要打死人的。我估计他偷偷地把头盔带走了，是想戴在头上就不会被打死的。那天晚上还有几个客人在我家里聊天。其中一个客人说，共产党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然后我那个孩子还说，那个叔叔说共产党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那会不会开枪。我说，你别听他的。他总是危言耸听。他那天回来很晚，他说他出去游行了，5·17大游行很多人。然后他就把这东西交给了我，说，妈妈你帮我保留。这是一个历史的纪念。后来我就把他那个东西洗了一下，然后就摆起来了。我还跟他说，你以后不要去了。他回答说，好的，我不去了。
开枪那会儿我都不认为是开枪。当我听到第一串枪声的时候，我还问我先生，放炮仗吗？他说，你傻吧？现在放什么炮仗，打枪哪。我说，那打枪，儿子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开枪了。他看到枪口冒火了。我说，枪口冒火了是真子弹吗？橡皮子弹也会冒火的吧？子弹头是橡皮的，那后边要用火药推进，要不子弹怎么射出去呢？后来枪声越来越大。他住另外一栋楼的11楼。从我的窗户可以看到他的窗户。我看见他的窗户亮着灯，我也就放心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妈，你明天早上帮我把衣服收回来。我说你放心，你千万不要出去啊。他说我不会出去的，你放心吧。
六月四号早上，看见他给我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妈我去找同学。六月三号。我想遭了，他肯定出去了。但是我也没法找他了。我就等着。到了下午四点他还没有回来，这个时候我就着急了，肯定是出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有些人真的开枪打死人等等这些事。但是他们也劝我说好多人也被抓了。也许他被抓起来了。我说如果他被抓起来，他会给我打电话的。抓他的人也会打电话的。人家说不会的，抓的人太多了，不可能那么快。”
等了很多天都没有等到。找了二十多个医院。但是都没有他。那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我想他可能还在，可能被关起来了。我的先生先知道他的死讯，也没告诉我。但是他中间犯过一次心脏病。是因为他们学校有个校医，是我所里面所医的妻子。他的妻子回家跟她丈夫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叫王楠，六月四号早晨有人打电话来说，他被打死在南昌街南口，就是天安门附近。几点中弹几点死亡，说得很清楚。他被埋在了学校的门口。三个人埋在一个坑里。埋得很浅。风吹雨打时那个衣服都露出来了，气味也很难闻。学校就报告了公安局。然后公安局和卫生局就到那里把尸体给挖出来了。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无名尸了。但是因为他年轻，只有十几岁，身上穿的是军服，就以为他是戒严部队，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说这是上天有眼，如果不是他穿着军服，不是被送到医院，没有人会相信在天安门埋人。我接了电话说好像是王楠的遗体在医院，让我去认。然后我跟那个学生去了。学生是一定不让我去看他。因为从土里挖起来已经很不好了。他看了以后说是王楠。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晕过去了，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虽然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他去世了，但是埋起来挖出来这些事情我是没有准备的。当时就把他的衣服和头盔拿回来了。他外边穿的衣服背后有很大一滩血。”
我找到孩子尸体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疑问：头上包着绷带，说明有人救过他。当时看不出他伤在什么地方。就看见他头上包着的绷带。血是在后背上，有很多。后来我才明白了，血从后脑流到衣服上了。谁给他包的绷带呢？他在什么情况下受的伤并被打死的呢？再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先生告诉我说，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说他几点在哪儿中弹，几点在哪里死亡，他的学号是多少。我当时就想，这人既然那么长的学号都能背下来，那肯定有他的学生证。这人肯定很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就想找到这个人。我就想把他的死因搞清楚。后来半年以后我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开始出去人多的场合，真像那个祥林嫂一样，到处跟人说。第一次坐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就忍不住哭了。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就跟他们说这事儿。
然后我到什么场合我就说我的孩子是怎么死的。我就想找到知情的人。后来果然有个出租司机告诉我他知道，他看见过我的孩子当时什么样，戴着个头盔。他在照相，然后部队从西边打过来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了，然后军队就把他打倒了。他被打倒的时候还用手比了一个V字，右腿先跪下。我还以为他是腿部受伤了。”很多老百姓涌上去救他，戒严部队还不让救。部队说：”他是暴徒。谁过来我们就打死你。”结果老百姓也不敢过去。这个时候前后来了两辆救护车开到南长安街里头，要开出去救人，戒严部队不许它开出南长安街的街口。医生下来了，说：”那我们去抬他。”那也不许。这就说明他们有命令，长安街上受伤或打死的人一律不许救。就连打仗都不可以这样子。
后来说有个卫星要在7点钟启动，能够照到地面，所以他们把当时长安街或天安门的死人都埋起来。我有个朋友说，他有个亲戚在北大医院工作。他听他亲戚说，他们医院新分来的大学生说还救过一个学生叫王楠。这不就找到人了吗？我就给北大医院写了封信，不久那边就回信了。他们说确实是他们给王楠包扎的。王楠的学生证、车钥匙、书，还有书包里的东西都在他们那儿。他们说当时看他还有一点体温，一看他的学生证知道他是学生，就要求把他抬出去抢救。可是戒严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中校或上校级别吧，一看这种情况就说，不能抬出去，你们要救那就就地抢救。他们就只能给他包扎了。就地抢救当然不行了，失血过多。他们两点多钟发现他的，三点多钟他才真正死亡。死亡之后，他们几个人就给他写了封死亡证明书放在他口袋里，把他的学生证什么的拿走。然后他们就被戒严部队赶走了。
在找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给我提供线索。我说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别人说不知道啊，但他们也安慰我说老太太你别伤心，说他们那儿有个邻居也怎样了，他们有个朋友又怎样了。这样我就知道很多人死了。后来我就认识丁子霖了。当时报纸上登过丁子霖的孩子，说北京市死了一个中学生，这就是丁子霖的孩子。我跟丁子霖说，那可不止，起码我的孩子也是中学生。我知道我一个朋友单位同事的孩子也是中学生，还是个女孩儿。后来我就去找过这个人，他（她）也来找过我，提供了我他（她）女儿的一些情况。后来我就慢慢开始寻访了。
第一个采取寻访行动的是一个叫尤维洁的人。她是个遗孀，她丈夫被打死了，骨灰寄放在万安公墓。我孩子的骨灰也寄放在万安公墓。在90年的清明还是”6.4″,我忘了，她给我孩子骨灰盒上放了一封信。我在骨灰盒上写上孩子是几月几号在哪儿怎么死的，她说她的丈夫也是被打死的，希望我们能够联系。我给她打电话，不巧她出差了。我把这信给了丁子霖。丁子霖给她写了封信，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这是第一次。后来丁子霖说，我们要找就都找吧，互相有个安慰。她认为我们两个认识后，心情好多了。我是因为在找我儿子过程中心情平复一些的。这样大家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交流，谈谈各自的苦恼。后来在找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人生活很困难，我们就想起募捐，有很多人捐钱。
后来有个香港记者要来采访。他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说可以，他就来采访了。这样外边就知道我的孩子死了。第二次一个美国电视台也要采访，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申请出国，我怕影响我出国，就没有去。她（丁子霖）去了，去了之后广播出去，影响就更大了。她的学校就对她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很厉害地制裁她。她不服，就同政府进行抗争。她也经常跟我说，怎样坑害她，她打算怎样跟学校打官司，怎样去上告，怎样去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这是我初次接触到这种政治上的合法斗争，以前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事情。
95年的时候，我们找到的人比较多了，有几十个。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丁子霖和蒋培昆两口子曾被软禁在无锡。我们在京的十六个人就发出了呼吁，说扣押他们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表达自己的声音，不能老是私下里谈谈、交流。我们应当站出来跟政府说出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不可能有其它途径。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邓小平还活着，我们应该把它说出来。如果以后邓小平死了，那就说不清楚了。……
这种悲伤我也形容不出来。我从心到手都在颤抖，想到的是为他（王楠）寻求正义，为这些死难的小孩子、为国家的前途尽到我自己最大的力量。我常跟人说，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不替孩子讨回正义的话，你还算个母亲吗？一个小狗，如果你把他的狗崽子弄死了，或者你把一个猪仔当着母猪的面偷走了，它们都会叫的。难道我们还猪狗不如吗？对于他们个人，我并不想怎么惩罚他们，你们打死我儿子，我也把你们打死。如果你们能认识到你们的错、你们的罪，这样的人是可以原谅的。政府如果能够认错，能够赔偿，能够惩办元凶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心里想，20年过得真快，如果他还在都是30多岁的人了。89年生的孩子现在都20岁成人了。这么长时间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还不敢解决这个问题，实在太让我们感到失望了。
记者：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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