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前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昨日参加多伦多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系列活动。他在公开论坛上除坚持自己以往所提出的做一个温和、坚定的反对派的立场外，更宣称未来的重点是做一个有建设性的反对派，未来3到5年筹划发布第一份“社会公共政策反对党白皮书”。他亦旗帜鲜明地反对“北京共识”，指出对六四的镇压催生了中国社会目前的邪恶价值观。
王丹表示，今年纪念六四20周年，适逢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有4方面的主要变化都与六四有关，包括：腐败的体制化，令腐败成为了社会运转的机制，学生的失败是腐败的胜利；全民族的道德沦丧；知识分子的全面犬儒化；六四所激起的改革动力停顿了，一切转向经济中心论。
王丹认为，不忘六四是基本的使命，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在六四过去20年之后，反对运动应有转型。他个人认为，今后不应祇侧重于对中共的批判，未来的重点是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就各种社会公共政策，各种社会制度给人民提供更多的选择。他透露，近年也与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在内的人士，从制度的层次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并计划在3到5年内出台一份“社会公共政策反对党白皮书”。
实现民主要待89一代
王丹声称，对中国目前及之后习近平一代的领导人在位期间实现中国的民主，不抱希望，但他相信中国会在89一代(也就是参加学运的一代)成为领导人的时候实现民主。
王丹在论坛总结发言再次强调，在目前金融危机下，似乎全世界都在转向“北京模式”，也就是所谓“北京共识”的邪恶价值观在散播，即历史可以遗忘；为了稳定杀人是对的；为了经济发展可以不顾一切的价值。可悲的是这种价值目前正被国人和世界所接受。中国没有世界化，反而令世界中国化。
在昨天的论坛上，近千名听众还聆听了多位当年事件目击者共同的历史见证。包括《环球邮报》驻华前任记者黄明珍、本地民运人士及作家盛雪、前湖北学运领袖现驻巴黎的中国劳工通讯中文版编辑蔡崇国。其他讲者还有加拿大驻华前领事、布洛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伯顿、哈佛大学学者何晓清及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创办人陈世超等。
传达讯息望中国民众响应.吁六四当天穿白衣
星岛日报/前学运领袖王丹在昨天的纪念六四公共论坛之前还出席了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召开的记者会。王丹呼吁在六四当天，全球华人穿白衣以示纪念。他也宣布当年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和柴玲将复出，参加今年在美国的纪念活动。
王丹表示，本次20周年纪念主要想推动“白衣行动计划”，特别是希望国内的民众都能响应，希望海外华人能通过各种途径将此信息传到国内，令当日出现一个白色覆盖中国的壮观场面。另外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领袖包括吾尔开希、柴玲等人会“重出江湖”，参加纪念活动。
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席关卓中也公布了加拿大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6月3日在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到当时北京的著名传媒人黄明珍和Shirly Fines，公布从未曝光的珍贵录像带和照片；6月4日当天，主办机构会在市政厅前弥敦菲腊广场举行“广场的愤怒”活动，包括街头剧、音乐、诗歌及示威活动等；6月10日，加拿大支持中国民运会将在多伦多市政大楼的大堂举办“六四图片展览”。
另外，王丹对此次赴台未能与马英九见面表示“遗憾加理解”，但却强烈谴责香港特首曾荫权关于六四的言论，他认为曾荫权没有资格代表全香港人民发表媚共的言论，他也不配做特首。
先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外集会.300市民悼六四英灵
星岛日报/多伦多各支持民运团体与当年天安门民运学生领袖王丹，昨天黄昏6时30分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前集会，纪念六四民运20周年，约有300多名中外人士出席，各团体代表在演说及群众高呼平反六四之后。大队游行至多伦多大学的六四纪念碑进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
多伦多警队53分局派出大批警员到场戒备，并封锁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门前的地段，不让与会民众接近。
与会民众高举各种诉求标语，包括“平反六四，还政于民”、“释放胡佳，释放杨春，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
联合声明要求平反
多伦多支联会主席关卓中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前发表了一篇各团体的联合声明，在六四20周年时，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改变说法，并为这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的死难者和家属作出补偿。关卓中称，学生争取政治改革及透明度的诉求仍在。中国要在世界上定位，一定要尊重人民的民权。他借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一句名言，大家都希望中国有一个民治、民有及民享的政府。
大队于晚上7时离开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游行至多伦多大学的六四纪念碑进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晚会先由中国女学生丹丹唱“祈祷”一歌作为开场，再由Jaron Freeman小提琴独奏。其后全体参加者默哀一分钟，全场高潮是由盛雪和顾明朗读180名六四死难者的名字。在场不少人士都哭了。
在死难者名单读毕后，大家将黑白的氢气球放上天空，希望六四死难者在天之灵能够安息。各与会者在离开之前都在六四纪念碑前点上一份烛光及献上白花。大家都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
《足迹》出六四特刊
星岛日报/六四民运过了20年，很多人都担心大家下一代会忘记这段历史，但显然多伦多大学的香港学生并没有忘记。他们不但没有忘记，还要提醒安省各大学的学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两名多伦多大学的学生，昨日在多大六四死难者纪念碑前的烛光晚会派发“六四记念特刊”的《足迹》学生报。Herman罗表示，这件事是在20年前发生，他们这一代都是廿多岁的人，20年前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作出很多牺牲，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青春，有些人要流亡国外和要坐牢。他希望大家抚心自问在20年后的大学生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事。
因此，他们今期的《足迹》学报做了六四纪念特刊，但他们并非批评学生或政府谁对谁错，而是希望现时的学生能知道这件事，并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是对香港和中国人的影响。很多香港人因为六四而移民加拿大，但这样重要的事，有人却可以不闻不问，所以他们就想到出这份特刊。
他们除了在多大派发外，还会在安省多所大学派发，例如约克大学及滑铁卢大学等。《足迹》是加拿大第一份中文学生报章，于1982年创立，是一个学生发表意见的平台及华侨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今次特刊是着重平衡，有香港民主党司徒华及多伦多侨领伍卓生的访问，六四民运在北京和香港采访的记者，当年参名六四的北京学生。
Herman最后表示，并有学生对平反六四的看法的民意调查。统计结果是支持的占多数，但又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见的。
多市华人所见 所闻 所想“我的八九六四”
星岛日报/“我们决不倒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北岛
2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在人们心中淡忘。今天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不论当时身处大陆、香港、台湾还是海外，许多人内心深处长久以来一直珍藏着一份浓浓的六四情怀。在六四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本报访问了多位目前生活在多伦多的华人，请他们讲出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想，讲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我的八九六四”。
20年前普通北京人 毅然 市民们趴下，起来，再趴下，再起来
六四武力镇压之夜，内心最惨痛的除了学生之外，就是北京市民。他们目睹家园被毁，亲人被杀。毅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北京人，同千千万万市民一样，她目睹了当夜的惨况。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附近。1989年6月3日的夜晚，我再次返回到长安街西单路口。街上一片狼藉，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护栏和燃烧的公交车冒着浓烟。路上已没了行人，躲在胡同里的市民，看着满载全副武装军人的车队，源源不断的经由六部口驶向天安门广场，市民们不断地发出叫骂声。军车卷起街上的碎纸乱飞，使恐怖的夜空增添了几分凄凉。”
“当最后一辆军车驶过之后，躲藏在各处的北京市民，同时涌上长安街，宽阔的大道被挤得满满的，登高远望，视线里看不到队尾。我猜想至少有几万人。这庞大的人群，无畏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幼，包括外国人，一起跟着最末一辆军车向东朝天安门广场的方向行进，希望去保护广场上的学生。人群中有人唱起了国际歌，一瞬间变成了数万人的大合唱。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场景，我想当时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那震撼的场面，在全世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场面。”
希望成为最人道国家
“突然枪响了。不是一声，而是一片。顿时大家都趴在地上。我震惊了！这是我们的军队？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扫射？对着几万名唱着国际歌的市民扫射？真是疯了！我不敢相信，但抬眼看去，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些被打伤的人，浑身鲜血，被人抬着，背着，往后走。几分钟以后，人们站起来，一同高喊：“还我市民！”枪声又一次响起，人们又再一次趴下，这一次，我的前后左右都有被打伤的，在队伍前面被枪伤的市民一路流着血，被人架着走过来。因为我在队伍很前面，清楚地看到军车上一个军官拿着高音喇叭对人群喊：“你们不要跟着！”子弹又打过来了。市民们趴下，起来，再趴下，再起来。每次都有人被打伤，倒在街头。”
“军队这样连续的疯狂的行为让我感到完全绝望，激愤中生出一股求死的决心。我决定不再趴下去。哪怕他们下一枪打死我，也不想再看那么惨烈的场面。我不想和这些人活在同一个世界! 子弹飞过我的左右，没打中我。这时队伍已快到府右街，军队向示威的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强劲的化学武器摧垮了人们的斗志，最终驱散了示威群众。”
“我求死未死，但这场对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屠杀成了我永远的痛。我离开祖国多年，但我真心的希望我的国家不仅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最人道的国家。”
20年前外企派驻北京代表 冯玉兰 受托把看到真相告知天下
“6月5日那天，一位北京协和医院的救护人员开车送我和几位滞留的外国人由北京饭店到机场。听说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有两位送人去机场的司机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我们的出城行动冒着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司机，可以说在搏命。到达机场分手时，我们满怀感激地问那位年轻司机可以帮他做些什么。他回答说，请把你们看到的真相告知天下。这成了我对北京市民终生的承诺。”
20年前曾作为外企派驻代表长驻北京的冯玉兰，在离天安门广场咫尺之距的建国门一带经历了六四之夜，还加入设置路障、救护市民的行列。她至今保存着200多张亲手拍摄的六四纪实照片。“这些照片中有不少是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那一夜，不论是在街头还是在酒店的窗口，士兵们只要发现有照相机的闪灯，就会立即朝那一个方向开枪扫射。”
真诚期盼随枪声破灭
“6月5日那天，天安门广场已被戒严部队占据，但一些市民并不知道。他们还骑着自行车全家老幼一起赶到广场放风筝。我亲眼看到军人向这些人开枪。多么冷血的人才会向这些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孩子开枪?”
在六四之前已在北京居住五年的冯玉兰说，除了那些血腥的场面之外，最令她难忘的是北京市民和学生在整个运动中体现出的朴实和善良。“他们真的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会倾听他们的要求。他们真的期望自己的国家可以前进一大步。那是一种对自己国家未来的真诚的期盼和憧憬。这一切都随着枪声破灭了。”
20年前北京西长安街开店 董昕 当年屈辱至今没消除
20年前在北京西长安街开店的董昕，曾在几天内多次目睹军队开枪杀人的惨烈情景。
“那时我的店离长安街西单路口不足50米远。6月3日夜间，坦克一路辗过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走到西单的时候，军队已到了几近疯狂的状态。我在近距离看到拿着手枪的军官，一边朝路人开枪，一边发出奇怪的狞笑。你见过谁一边笑一边杀人吗? 那场面真恐惧。”
多年后董昕曾经特别回到当年现场寻找惨烈情景的印记。“我看到路边那棵大树上仍有被子弹擦出的痕迹。那天夜里，一颗流弹先擦过大树，然后击穿了路边一位19岁少女的头，再打碎了我所在商店的门。在破碎的玻璃门上，甚至粘上了人的头皮和头发。”
“路边一位小伙子看过这种情形，脱下衣服，赤裸着上身跳到一辆正在行驶的军车上，想要跟那些军人拼命。我亲眼看到军人由驾驶室窗子中伸出枪管，接连朝那位小伙子扫射。他的身体一下子飞到了半空。”
“6月7日白天，戒严部队开着坦克由六部口方向驶向复兴门换岗。军车已向西驶过西单路口。有一个市民正在过马路，一辆军车上的士兵突然回头朝他扫射。军车走远后我们去查看，那位市民躺倒在街中央，胸口有一排子弹孔，血汨汨地流出来。”
“一次次看到杀人，身为北京人，我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 屈辱。”董昕说，这种屈辱历经20年，至今都没有消除。
20年前香港中学生 岳雁 感觉自己是中国人
“当时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关注北京的变化。有一个电视镜头令我终生难忘。那是在宣布戒严之后，一个年纪很轻的北京学生，或许是中学生，正在劝说军人不要使用武力。他头上绑着黄色带子，一边痛哭一边向军人讲述北京城里的真实情况。他讲学生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令到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自己就算很想回家，但良心都让他留在天安门。我当时边看电视边跟那个学生一起流泪。讲真，香港是殖民地，长到14岁从来没有国家的概念。但在那刻，与北京的学生一同哭泣，我突然有一种与他们血脉相连的感觉。”
20年前在香港读中二的岳雁由此种下深深的六四情结。“那时对中国的了解实在不多，但知道中国号称每一样东西都是人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人民”日报。可是点解政府可以冷血到向人民开枪?”
岳雁回忆说，6月4日那天，一向亲中的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开了“天窗”，通篇只有四个大字: “痛心疾首!”“这四个字可说是当天香港人内心的写照。记得那天许多香港人捧着报纸在街上，边看边哭。”
“那时香港的电视台每天24小时播放北京的情况，广播更是每一分钟都更新消息，报纸也有大篇幅报道。得传媒便利，香港人自始至终目睹了八九整个事件的全过程，甚至比大陆人民更了解事态的进展。谁是谁非，香港人心中有自己的公道。也因此六四对香港人心灵的冲击非常之巨”。
年年参加悼念活动
“那时家住北角，离维园很近。香港挂八号风球那天，我的两位家姐仍到维园参加声援活动。发布戒严之后，香港百万人顶着三十多度高温由维园游行至中环。民主歌声献中华，香港人在大雨中一整天挥舞黄丝带，不离不弃。我亲身参加了这些活动。所以我知道，当看到那些血腥镇压的场面之后，香港人的感受应该同我没有太大分别。那时真是好心痛!”
20年来无论在香港还是后来移民加拿大，岳雁与两位家姐年年参加六四周年悼念活动。说起20年前的往事，岳雁至今仍会流泪。“发生这些事，令到我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以前以为香港人政治冷感，中国人好怕事，好懦弱。但六四让我看到，中国人原来好勇敢，为了坚持对的事不惜牺牲性命!”
20年前天津广播电台文艺台副台长 严明 不播李鹏讲话 播命运交响曲
“听众朋友，请记住这一天，世界不会忘记这一天，不会忘记这段情，不会忘记这段事。”89年6月4日那天清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的播音员一遍一遍地播出这一句话，和当时中国人几乎人人会唱的一支歌曲“一剪梅”。
电台“开天窗”绝无仅有
“那首歌中有一句词是‘此情常留心间’，播到这一句的时候，直播间里的同事们全都哭了。六四过后上级追究责任，我们把播出的录音拿给(广电)局长听，他也流泪了。”时任天津广播电台文艺台副台长的严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在八九六四期间，不仅军队出现抗命事件，一向被政府视为“喉舌”的媒体工作者也愤起反抗。在当局宣布戒严那天，严明所在的天津广播电台，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开天窗”事件。
宁可上山打游击
“5月19日夜间李鹏讲话宣布戒严之后，我在台里接到上级命令，在此之前同情学生的报道可以不予追究，此后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上级命令各台在5月20日早晨节目中必须转播李鹏的讲话。”
“5月20日早上共有6名编辑和记者当班，准傋当天早上9点首次直播。大家对戒严令气愤到极点，表示决不愿意在自己的节目中播出李鹏的讲话。有人建议自己草拟一份声明在节目中播出，说出作为新闻工作者看到的真相，表达绝不接受戒严令的立场。有新毕业的大学生激愤地表示，宁可上山打游击。”
当时身兼值班台长的严明有直播节目内容的最终决定权。“我对这班兄弟讲了两个原则。第一，只要有我们在，李鹏的讲话绝不播出。第二，不能公器私用，以手中的媒体来宣读个人宣言。当时离直播开始时间已经很近，在与大家商定之后，我最后决定采取折衷的方法，并承担完全责任。”
上午九点，当全中国的电视、广播及报纸都在转播、刊登李鹏戒严命令的时候，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发出了播音员不寻常的低沉声音。“听众朋友，今天是1989年5月20日。请您记住这个日子。今天本台无新闻。”紧接着是悲壮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
“大约45分钟，播音员重复了三遍，交响乐也播了三遍。当时整个广电大楼都震惊了。台长、局长都打电话质问，音乐播到第三遍的时候，连市委宣传部亦打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播出。”
严明因为这件事在六四之后受到当局处分。他于1992年离家背国来到加拿大，至今未能再回大陆。
六四20周年是否平反依然情绪
星岛日报/撰文：叶启光
1989年6月3日晚，我坐在斗室内的小凳，目不转晴地盯着面前的小电视机。那是夜里的北京，黑漆漆的画面，偶而闪出一条白光，跟着是一阵枪响，长安大街传来嘈杂的人声，民众用木头车，拉着一些已没有反应的人体。主播以悲呜的声音，报道人民解放军用枪炮清场，民众死伤枕藉。
我的眼泪涔涔而下，不受控制。
在六四之前，大陆同胞于我，就好像外国人一样，谈不上认识更别说感情。出于崇洋，对大陆同胞更有点瞧不起的心态。但眼看军队向民众开枪，虽是素未谋面的人，内心却悲愤莫名，这大概就是所谓血脉相连吧。那一晚，我甚么都没有做，面对着电视直至深夜，带着哀伤与愤怒的心情睡觉。
好像过了几天，全港发起臂缠黑纱的行动，向在六四死难的同胞致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臂缠黑纱，并且是向一些我不认识的人致哀。
由1989到2009，全球出现两次金融风暴。最近的一次，全球经济仍未走出谷底，打工仔人人自危；我们又经历了印尼海啸和四川大地震，两次天灾的灾后重建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无论是人为的金融灾祸，或自然的海啸地震，都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创伤。可幸在一场场的天灾人祸中，也凸显了人类互相扶持的可贵精神。
在过去20年，对中国人更是悲喜交集，感触良多。香港经百多年殖民统治，终于回归祖国怀抱；北京奥运完美举办，和神七太空船成功载人升空，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快得让人没有时间停留思考。当然，还有六四这场惨剧，一个人民共和国永远洗刷不掉的烙印。
短短二十年，世界经历了不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一件不变，就是有关六四的讨论永远是那么情绪！
辩论六四真相根本浪费唇舌
六四要求民主，反贪腐的性质，不管中共对它如何定性，是改变不了。六四最终以流血收场，无数的民众断送了性命，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对于那些现在仍怀疑六四没有死人，或将责任全推给学生民众的亲中盲毛，和他们辩论六四真相，根本就是浪费唇舌。
六四发生至今，中共已经历两代领导人，可以看得出中共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开明。胡锦涛不是常告诫官员要查找不足，这就说明胡锦涛并不认为中共完美无缺。而最近爆出赵紫阳对六四有秘密录音，中共也没有恶形恶相加以大骂。这些不都显示中共虽没有公开为六四平反，但亦流露对六四的立场，已有所软化？
亲中盲毛如果能揣摩到领导人默默转驮的心思，大概也不会说六四事件，万方无罪，罪在学生群众这样盲从的说话。
亲中盲毛为六四涂脂抹粉，固然是毋视客观事实的情绪表现，不过历史最终会为盲毛验明正身。令人扼腕的是民主人士，在六四过去二十年，仍如亲中盲毛一样，每当谈论六四仍然情绪高于一切。
香港支联会是六四之后诞生的组织，舵手司徒华二十年来，一直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华叔的坚持令人感佩。虽已到望八之龄，华叔仍经常仆仆风尘于海外，提醒海外华人毋忘六四。
六四是中共建政后，最新的一件惨案，距今虽已二十年，曾目睹的人绝不可能忘怀。华叔与民主人士提醒大众勿忘六四，毋宁是要人再拿出激情，以壮要中共为六四平反的声威。
六四发生时，全球华人自发地向中共政权发出怒吼。可是今日，不但当年曾热泪盈眶，对中共咬牙切齿的广大群众声沉影寂，连在广场当指挥的学运领袖，也随大潮低调返回大陆经商。谴责中共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弱，而认同中共的声音却愈来愈强。个中原因无非就是中国经济崛起！
人怎样气愤仍要生活
民主人士与中共在平反六四这场角力中，愈来愈处于弱势，并非群众善忘，而是人性现实所使然。古人说“衣食足则知荣辱”，无论一个人怎样气愤，之后仍要生活。这是为甚么当日曾被枪炮坦克摧残，身受其害的北京民众，现在可若无其事。当改善生活的机会出现，人们还有空去翻已过二十年的伤疤？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不是指学生在天安门静坐，只是要求中共改革，并无推翻中共政权的意图。那要求改革，目的又不是为了生活，中国经济起飞，民众衣食无缺，放下六四之痛，也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包括华叔在内的一班香港民主派，二十年来没有放弃要求中共平反六四，他们能够这样坚持，除了信念，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这班民主斗士，多是中产阶级，有一定经济基础，不然也不愁两餐。试想一个寅吃卯粮的打工仔，不管如何难忘六四，他有精神去抗争二十年吗？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平反六四”议案发言时大声疾呼，指经济发展并非国家追求的唯一目标，还要有民主人权。这是民主派要求平反六四的一贯论调，目的将平反六四与经济脱钩。但我们能与经济脱钩吗？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考虑经济因素。大陆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机会遍地，此所以不管民主人士怎样义正词严，也难再唤起为稻梁谋群众的激情。
在“平反六四”这场斗争中，民主人士的致命伤，是他们将时间永远冻结在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与现实严重脱节；而中共却与时并进，不断蜕变，现在的共产党除了“招牌”，与49年甚至89年的共产党，距离已愈来愈远。现实一点来看，今日的共产党早已变成赚钱党！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没有意识形态或崇高理想能与金钱匹敌。这也是民主人士老要人毋忘六四的悲哀。而我坚信推动中共走向民主的并非民主人士，而是金钱。
二十年过去，我对六四无论感性或理性，都大有转驮。但我没有忘记，永远也不会！
